内容摘要：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着他的人性思想。其人性论的核心就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本性自私论”，且它是人类商品交换的最主要根源，并派生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客观经济规律，由此为逻辑起点构成亚当·斯密的全部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指出，“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夸大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换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论”，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人在商品交换中在互利的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相互的敌对和竞争关系，导致不同程度地侵犯和占有他人、社会利益的现象。不是私人利益决定社会利益，而是社会利益决定私人利益。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把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金钱和剥削关系，其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体制。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其危害性愈发突出。理论工作者需要对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全方位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和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
关键词：利益;看不见的手;经济体制改革;为人民服务;人的发展
目录
一、亚当·斯密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作用
1、人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主要方式就是物物交换
2、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问题
3、人的交换活动的主要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之心
4、人性中包含怜悯和同情
5、追求自身利益必然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的发展
6、资本家实现个人利益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资本
7、对富人的羡慕促使穷人勤奋好强、埋头苦干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性论的批判
1、“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抽象化为所有人的本性
2、商品交换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论”，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3、“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互利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敌对和竞争关系
4、私人利益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其内容和实现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5、“人本性自私”论把人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关系，实质是剥削关系、金钱关系
6、实现“人本性自私论”的基本的经济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7、“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所谓“人道主义”是伪善和不道德的
8、以“人本性自私”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实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三、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危害性的影响
1、思想理论家直接宣传把亚当·斯密及其新老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2、亚当·斯密及其自由主义理论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国家决策者经济改革和各种改革的指导思想及各种改革措施。
3、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已经演变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思潮，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四、几点理性思考
1、经济学理论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还是包括人学的经济学理论?
2、所谓“看不见的手”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吗?
3、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是利己与利他思想的统一吗?
4、究竟是鼓励依靠劳动致富，还是鼓励依靠财产致富?
5、究竟怎样科学地评价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还是倒退?
6、“为人民服务”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还是否起作用?
7、还要不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和批判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现代表现—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
8、究竟怎样认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关系?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要不要把人的发展和人的改造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认识和具体落实?
亚当·斯密创立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当前国内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及其继承者即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否认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特别是竭力夸大亚当·斯密的抽象人性论思想，个别领导者甚至把亚当·斯密的抽象人性论思想不加批判地照搬过来。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用科学的态度评价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性论思想，以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思想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笔者认为，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作为对人性的完整的回答是错误的。正是他的这种对人性的错误理解，其以后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其概括为“经济人”，并构成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中国的有些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也简单照搬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已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危害性做一全面的解剖、分析、批判。
一、亚当·斯密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作用
亚当·斯密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也研究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他的全部学说中特别是经济学中也包含着他的一些哲学回答，特别是他的人性理论。其两本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就阐述了他的人性理论，以及人性理论在他的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地位、作用。
1、人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主要方式就是物物交换
亚当·斯密认为，文明社会中人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他人的合作和帮助。而人合作和帮助的方式主要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页)“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页)动物之间有天资上的差异，但是不能互相利用，不能把不同的资质、才能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原因就在于作为个体的动物之间没有交换倾向，而“人类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他们彼此间，哪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页)
2、 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问题。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像斯多葛学派的学者常说的那样，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每个人当然比他人更适宜和更能关心自己。”(《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页) “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 (《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1-102页)他还说：“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毫厘之得失会显得比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会激起某种更为激昂的高兴或悲伤，引出某种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嫌恶。” (《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4页)斯密在这本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论证人的利己心。他认为，失去一条腿同失去一个情人相比，是一种更为真实的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被地震所吞没，一个人的仁慈之心可能会受到点干扰，然而他又会马上继续他的工作或快乐的生活，可是如果他在早晨失去了他的一个小手指，那么他这一整天绝不会平安、快乐地度过。斯密把他的这种自利之心或利己主义也称之为“自爱”。
3、人的交换活动的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之心
亚当·斯密正是认为，人最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同时，人与人之间又需要相互帮助，需要物物交换。而物物交换的根源恰恰就是人的利己之心。亚当·斯密说，人类既然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的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14页)亚当·斯密正是以人的利己心为逻辑起点，构建起他的以商品交换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理论。他谈到资本家行为动机时说：“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投在农业上呢，投在工业上呢，投在批发商业上呢，或投在零售商业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45页) “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以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总之，亚当·斯密始终认为人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都是自私的，人的一切行为受自利心支配，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自己打算，而不是为别人着想。他是否投资或支持国内或国外产业，他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安全和投资的风险，而不是出于什么爱国心、民族情的考虑;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即便他甘冒风险去投资于国外产业时，他也只是受到其高额利润的诱惑而决不会是出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考虑。
4、人性中包含怜悯和同情
亚当·斯密在承认人有利己心的同时，也有对他人的怜悯和同情之心。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当我们深刻联想他人的不幸时，我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我们时常因为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以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反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 “具有最完美德行因而我们自然极为热爱和最为尊重的人，是这样的人，他既能最充分地控制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又能最敏锐地感受他人富于同情心的原始感情。” (《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4页)。“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 (《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页)在这里，斯密把同情心也看作是人人都具有的普遍本性。
5、追求自身利益必然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的发展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到其他人也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从而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的共同的利益。因此，他认为个人利益不仅不同社会利益、他人相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他写到：“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3页)“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页)“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12页)个人的利益怎样促进共同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呢?亚当·斯密提出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作用。他在《国富论》中说，投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装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也重申“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他说，一个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看着自己的大片土地，只想独自消费从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获物，而完全不考虑其他人的需要。但事实是不可能的。这个地主不可能把收获物全部消费掉。他的胃容量再大，也决不会超过一个最普通的农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那些更多的有这种需要的人。因此，“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上所占有的份额。在构成人类生活的真正幸福之中，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似乎大大超过他们的那些人逊色。在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都处于同一水平，一个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享有国王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9-230页)
6、资本家实现个人利益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资本
亚当·斯密认为，早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之前，商品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因此实现个人利益的主要方式就是个人的劳动。这也是亚当·斯密的最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但随着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之后，有些人购买商品就不再是个人消费，而是用来交换他物。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再用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就“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这样的商品越多，也就是财富越多，购买力越强，对他人的劳动的支配权也就越大。“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市场上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成正比例。换言之，财产的大小，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数量的大小成比例。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恰等于这物品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商品和积存的货币再投入到新的商品交换中，由此增加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就不仅取决于商品的直接生产者的活劳动，也取决于资本家投入的商品或者货币的物化劳动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力。而正是这种物化劳动或者说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力，也就是资本家所说的资本给资本家带来了利润。生产者的直接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家已经通过工资付给了生产者，那么商品新增加的价值就是资本这种物化劳动创造的。资本家就是依靠投入的财富、资本获取利润实现个人利益的。亚当·斯密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3页)在这种生产状况下，“商品价值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同上)“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它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7页)这样，亚当·斯密就从他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倒退到生产要素价值论、资本价值论上，就为资本家剥削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7、对富人的羡慕促使穷人勤奋好强、埋头苦干
亚当·斯密认为，穷人当看到富人的财富时，联系自己父亲简陋的小屋，于是幻想自己能够更舒适地住在一座宫殿里;看到富人们都坐在马车里，也幻想自己也能坐在马车里舒适地旅行。“在他的幻想中浮现出某些更高阶层的人的生活情景，为了挤进这些阶层，他投身于对财富和显贵地位的追逐之中。为了获得这一切所带来的便利。他在头一年里受尽委屈。而且在潜心向上的第一个月内含辛茹苦，费尽心机，较之他在没有财富和地位时的全部生涯中所能遭受的痛苦更有甚之。他学习在某些吃力的职位上干得出色。他勤奋好强，夜日继日地埋头苦干，以获得胜过其它竞争者的才能。然后，他努力在公众面前显示出这种才能，以同样的勤奋乞求每一个就业的机会。”他接着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向所有的人献殷勤;他为自己所痛恨的那些人效劳，并向那些他所轻视的人献殷勤。他用自己的整个人生，来实行享受他也许永远不能享受的某种不自然的、讲究的宁静生活的计划，为此他牺牲了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的真正安逸”。(《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5-226页)
亚当·斯密认为，尽管人们竭尽一生追求财富和地位，但在垂暮之年后，发现未必都能够得到，即使能够得到，身体已被疾苦和疾病拖垮，心灵也千百次地受到伤害、挫折，充满羞辱和恼怒，显赫地位带来的那些空洞和无聊的快乐也会消失。“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但斯密认为“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土地因为人类的这些劳动而加倍地肥沃，维持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页)这实际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延续。
亚当·斯密正是以他的这种人性理论构筑了他的全部经济学。自利和利己本性是他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也是贯穿于各章节内容的一条基本线索和指导思想。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指出：“《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性论的批判
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不是孤立的，它实际是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反对封建文化、神学思想中禁欲主义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鸣锣开道的思想武器，是整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内容。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许多思想家，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如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宣扬人的本性总是趋乐避苦，保持和延续个体的生命，总是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认为道德产生于调整冲突的利己心，利己心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荷兰思想家曼德威尔(《资本论》中译为孟德维尔)鼓吹私恶即公利。认为一切善行都出于个人的利己冲动而不是什么利他的仁慈，“是经过深思的行为，其源盖于人类自私的本性。”(《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整个社会充满着自私自利的败行与恶习，结果却造成了全社会的福利与繁荣。18世纪英国思想家边沁把人本性自私论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两个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是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否增进个人的幸福，二是自利原则在追求个人幸福中占支配地位，不考虑个人的追求对他人和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欲望，利己主义是美德之第一立法者和原因，并引伸出道德的两条基本准则：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出现的德国唯我主义哲学家施蒂纳进一步把以往思想家的利己主义思想推向极端，认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唯一的我”才是历史的动力。这种利己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针对宗教神学弘扬神性，贬低人的欲望、利益特别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人们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积极的社会作用，是有极其重要的合理思想及其重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人道主义既批判又继承，包括对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人学理论，但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道主义的全盘抛弃，而是扬弃，是对以往人道主义学说中的唯心主义成分的彻底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以往几乎所有鼓吹利己主义抽象人性论的观点都进行过批判，同样也对贯穿于亚当·斯密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思想—人本性自私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1、“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抽象化为所有人的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他们的理论生涯，就非常关注人、研究人。他们曾经接受过多种人学理论，如宗教中的人学思想、黑格尔中的人学思想、费尔巴哈中的人学思想。但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思想是一个转变过程，伴随着他们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人学问题上也从宗教神学中的人向自我意识的人、自然意义上的人、现实的人的转化。1845年春天，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不仅提出和深入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而且从实践观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以往的哲学家或者从宗教、意识方面，或者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说明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特性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但人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人在劳动实践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家庭、伦理、道德、政治、宗教等多种关系。人在劳动中结成关系，又在关系中进行劳动，人的劳动是发展变化的，人的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多种社会关系也是变化的。马克思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60页)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人”这个对包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的整体概括时，人的本质、本性就是人的劳动本性、人的社会性。但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可变性和社会关系的可变性，因而人的具体本质、具体本性是可变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中，人的本质、本性主要就表现为人的阶级性。恩格斯1843年到1844年上半年，一直生活在英国工人群众中，他通过大量对英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考察中，开始认识到，英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其道德观念等都不同，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马克思认为，以往的人学理论由于没有认识到人的劳动本质和人的社会性，往往把人的自然属性或者某一历史阶段、某个阶级的属性夸大为人的本质、人性的内容。例如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批判的费尔巴哈就主要是把人的吃、喝、性行为当作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不懂得人的劳动和社会本质，把人看作孤零零的单个人，把人的自然属性抽象出来当作人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这种科学的人的本质观、人性理论分析批判了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把利己主义作为人的本质、人的本性实际上是从人的经济利益角度说明人的本质、人性理论。人在各项活动都要追求利益。但问题是利益决定人的一切活动，还是人的活动决定利益?人是否只追求物质经济利益?是否只追求个人利益?亚当·斯密的错误一是不懂得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物质因素不是利益而是人们的物质劳动及其物质生产方式，利益也是受物质劳动和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二是不懂得人们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他只把利益单纯归结为个人的物质利益。三是不懂得人与人之间不仅有经济利益关系，也有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西方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的利益观概括为“经济人”，本身就说明亚当·斯密人的本质、人性理论的片面性。如果说，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爱论”、“自私论”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的话，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的社会关系，但它不是主要关系、本质关系、全部关系。人的最主要关系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人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受物质劳动所制约，因而是变化的，人的伦理道德关系也是发展变化的，根本不存在适合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阶级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关系。而且亚当·斯密的这种“自爱论”、“自私论”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人类刚刚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在已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占绝大多数年代的原始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还处在原始的公有制度下，人类生存必须紧密依赖集体，也必须从集体的观念出发，才能有个人的生存。当时不可能存在人首先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本性观。即使是在阶级社会中，那些为民族不受侵略、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人物比比皆是。他们都是“自爱”和“自私”吗?那么为什么亚当·斯密把人的利己主义、自私论当作人的本质、人性的核心内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否定了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观点，但并不否定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同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组织逐步形成，于是，人们开始把个人的、家庭的利益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区别、对立开来。随着私有制度的最终确立，首先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私有观念逐步取代原始社会的公有观念。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生产关系并不完全相同，但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没有改变，在私有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私有观念本质上也没有改变。封建社会中的宗教神学竭力掩盖这种统治阶级的私有观念，鼓吹禁欲主义思想，实质也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私利服务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赤裸裸地鼓吹个人的物质欲望，但是他们又不敢把自私的本质说成是本阶级的本质，而把自私宣称为整个人类的本质、是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479页)恩格斯1876年在《反杜林论》中谈到亚当·斯密的这种人性论观点是说：“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493-494页)
2、商品交换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论”，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亚当·斯密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观察中，发现了人类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而相互依赖的主要表现就是物与物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在劳动实践中结成一定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多种关系，人在关系中进行劳动。人的相互依赖性恰恰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但人的相互依赖性并不都表现在物与物的商品交换中。原始社会中，人类在部落、氏族等集体内部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帮助。私有制产生之后出现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也是人与人相互依赖的重要表现。虽然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商品交换现象，但不是主要方式，一直到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封建社会末期，商品交换现象才逐渐成为人类相互依赖的主要表现。由此可知，人类的商品交换现象本身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永恒现象，它是历史现象。人类的私有观念也不是永恒现象，也是历史现象。固然人类的商品交换与私有观念有联系，但私有观念绝不是人类商品交换的最终根源。归根结底，商品交换是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主要进行商品生产，“只有在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1979年版，第37页)
3、 “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互利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敌对和竞争关系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在商品交换活动中，都出自于利己心。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考虑他人、社会和公共利益，但其结果却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亚当·斯密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首先，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亚当·斯密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一个产品不具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成为商品。但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对商品生产者来说，而是对使用者、消费者来说。如果商品生产者根本不考虑商品本身对他人的使用价值即具体的有用性，他怎么能够与他人交换呢?而考虑这一点本身就是在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商品生产者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同时包括把他人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生产者绝不单纯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商品生产的出发点是双方的利益，是利益兼顾原则。只有主观上既从个人利益也从他人的利益出发，客观上才能既实现个人的利益，也实现他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产者都是这样考虑，商品交换遵循的就是等价交换原则，是公平原则，是共赢原则。亚当·斯密那种认为商品生产者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是利益兼顾原则，必定有一些商品生产者总希望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占有和损害他人的利益。买卖双方永远是一对矛盾，二者不可能完全一样。恩格斯在谈到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时说，“每个人必然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所以在任何一次冲突中，两个人在利害关系中总是绝对彼此对立的;这种冲突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因为各个人都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每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该商品的价格的东西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在商业中是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样允许给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来没有的特点。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601页)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但马克思也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 ：“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2页)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品生产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客观效果上，一是有可能实现和促进他人、社会的利益。二是也有可能损害、侵犯、占有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前者会导致互利行为，对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后者就会导致商品交换双方从开始的较小的对立、矛盾发展为敌对的利益的根本对立。我们每一个参与社会商品交换的正常人都能感受到商品交换中导致的这两种结果。特别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大量出现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最有力批判。亚当·斯密的错误就是只看到商品交换中互利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相互对立、一方损害、侵犯或占有他人利益的方面。
4、私人利益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其内容和实现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亚当·斯密鼓吹“人本性自私论”，并无限夸大个人利益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人的利益问题。从人的利益角度说明和解释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确实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82页)但人们的利益仅仅是个人利益吗?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利益是相同的吗?有没有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及其实现利益的手段是头脑中自生的，还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回答。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既是个体，也是群体。因此人们的利益也既有个人利益，也有群体利益。阶级、民族、国家是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因此也就存在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能把人们的利益简单归结为只是个人的利益。同时，人们的利益不是头脑中自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变化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时说，关键不在于私人利益是否真正达到和实现普通利益，“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2-103页)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家和工人所追求的个人利益的内容及其手段、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资本家是利用手中的货币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最大限度地追求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一无所有的工人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依靠劳动的手段追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从表面看来，二者都在追求私人利益，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不仅内容不同，实现的手段也不同。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家和工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生产中的作用不同，劳动产品的分配必然也不同，由此追求的利益内容、手段及结果怎么能够相同呢?亚当·斯密的错误是把人们的利益单纯归结为只是私人利益，而把私人利益又看作是头脑中自生的，而不是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他又把不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不同的私人利益混为一谈，特别是混淆资本家和工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个人利益。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边沁的平等理论时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但马克思紧接着说，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200页)
5、“人本性自私”论把人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关系，实质是剥削关系、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伦理道德关系等。亚当·斯密由于他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部关系的解释是从人的本质自私论出的，所以在亚当·斯密眼里，人与人的全部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只剩下一种关系，即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中又简单化为个人功利关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没有直接批判亚当·斯密，但他们对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的批判实际也是对亚当·斯密的批判。施蒂纳在他的书中宣扬商品交换中人都是从利己主义出发，相互之间都是把对方当作“食品”，是相互“吞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施蒂纳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令人讨厌地大肆渲染的相互剥削的理论”。这种功利主义理论 “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的功利关系。……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479页)“在这种情况下，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关系，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剥削人])。其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某种关系中取得的利益总是和这种关系相异的，正像我们在上面谈到能力时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对每种能力所要求的是与它相异的产物，这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关系，而它恰恰就是功利关系。所有这一切的确就是资产阶级那里的情况。对资产阶级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惟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系时，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479-480页)
6、实现“人本性自私论”的基本的经济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人本性自私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本性的表现，其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反过来，这种经济体制也是实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本性的最基本的经济条件。亚当·斯密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土地私有和资本投入生产之后，商品的价值就由单纯的劳动创造发展为劳动创造与市场要素、资本创造。资本家利用资本占有比劳动者更多的社会财富就完全合理合法。这也就是资本家实现个人利益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4卷评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谈到资本问题的一段话后评论说：“在继续往下读以前，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首先，既无生存资料，又无劳动资料的‘勤劳者’—失去了立足之地的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把斯密说法中的天真形式去掉，它的含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是在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支配劳动能力的时刻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这种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5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以“人本性自私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基于劳动和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就是劳动资料完全为少数人占有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大前提和基本条件。所以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就写到：“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89页)
7、“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所谓“人道主义”是伪善和不道德的
亚当·斯密及其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把依据“人本性自私论”建立起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标榜为具有“同情心”的、“爱”的“人道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这种所谓“人道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对于以往的封建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经济学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商品交换中交换双方的对立和矛盾。因此这种经济学“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带上了博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转而垂青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学说的血腥恐怖表示衷心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所有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这些前提马上又显身手了，它们创造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对抗这种伪善的博爱，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它玷污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词;这些前提创造了并发展了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597-598页)恩格斯还说：“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该商品的价格的东西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在商业中是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样允许给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来没有的特点。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601页)“亚当·斯密颂扬商业，说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对道德和人性也表示过应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样表示的呵!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变成了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人道些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变为重商主义学说时，商业也变得人道些了。现在连这种学说本身也变得人道些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现在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商业的人道就在于此，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去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了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是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动机出发的呢?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对立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1—602页)
8、以“人本性自私”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实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亚当·斯密把自私看作人的永恒本性，根据人的这种永恒本性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也是永恒的，超阶级、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本性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本性是具体历史的，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的自私本性，因而也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阶级、超时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理论。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经济制度必然要为另一种经济制度所取代。任何经济学理论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亚当·斯密按照他的人本性理论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产物。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科学。所以恩格斯多次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产生，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596页)“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好贪婪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额角上就打着自私自利的烙印。”(同上)“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页))如果说恩格斯1844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古代经济学的阶级实质的揭露主要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出的结论。那么马克思50年代以后全力以赴地研究经济学，而这种研究的最主要成果就是1867年正式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这一卷中通过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的创立，揭示和说明了资产阶级怎样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又在所谓“公平”、“正义”、“同情心”下，通过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其唯利是图、发家致富的最终目的。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参与经济活动的，二者没有本质区别。资本家为什么能够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原因在于其勤奋、努力，工人为什么受穷，因为其懒惰、懈怠。资本家发家致富的财产不可能都挥霍消费掉。他们把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给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提供了许多就业的机会。同时，资本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他们个人消费量尽管比较大，但在整个所创造的财富中还是占少数，大多数物质财富都是劳动者、穷人消费掉。这些不是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同情心”吗?不是说明了资本家养活工人，而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吗?不是完全体现了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和“同情心”的道德原则吗?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完全揭示了社会财富增加的物质原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秘密。那就是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现象，用货币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因而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本身就有欺诈和占有他人劳动价值的现象，而资本主义又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而是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由此达到少数人即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最终目的。
三、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危害性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及其古典经济学理论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鼻祖。其之后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都把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经济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逻辑起点。他们鼓吹，利己主义、个人选择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私有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私有财产是自由主义的经济保障，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最能体现人的利己本性和发挥个人积极性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中自发地协调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完全的市场经济竞争行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适度的分配和天然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从而达到社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和分配的最大公平性。反对国家进行权力干预，攻击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政府是“最坏的政府”，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反对国家福利制度，认为国家福利制度“违背人的本性”，会助长人的懒惰而不利于竞争等。
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形成的经济学理论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所继承和发展并不奇怪。因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对这种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及阶级属性做了全方位和深刻的揭露批判。其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继承和发挥亚当·斯密的思想恰恰进一步说明了这些经济学家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本性。不可否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其合理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毕竟是两种内容上本质不同的思想体系。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尤其还要不要把亚当·斯密为代表人物之一的西方抽象人道主义理论中的“人本性自私论”作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呢?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形成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极其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积极的影响，而是消极的影响，是危害性的影响。其重要表现是：
1、思想理论家直接宣传把亚当·斯密及其新老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大家所熟悉的曾获美国博士学位的香港大学专门研究理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张五常教授就竭力鼓吹 “人性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惟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惟一的选择”。
再如原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2011年7月15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市场制度最道德》一文中说：“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为。”人的本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 “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张还说，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产生了宗教和各种善恶学说，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根本上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
2004年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一本解思忠先生著的《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一书。书中对作者的介绍中说，作者是“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国务院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书中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揭示和分析了了中国人的素质状况，应该说很多方面对人还是很有启发的。但是在谈到公与私关系问题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那段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重要论述。紧接着，他就开始批判“大公无私”的观点，说:“几十年的实践，已宣告了‘大公无私’神话的破产。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私有公’—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其所能，才会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积累，反过来又惠及每个社会成员;反之，大家都一味地依赖集体和国家，只能是永远捧着个讨饭的碗。” (《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30—131页)解思忠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清楚，意思是说，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真实揭示了公与私的关系，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大公无私”思想、“公而忘私”思想、集体主义思想都是歪曲了公与私的关系，对社会发展有消极、破坏作用。应当把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作为塑造中国现代人基本素质的内容和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2008年1月8日在《广州日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计划经济下，国家总是不停地寻找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人以利益—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个人利益实现的手段就是“交换原则”。“通过交换。工人用工业品换粮食，农民用粮食换工业品;多余的，换成人民币揣在手里。”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禁止个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鼓励人们去追求合法利益。”王长江甚至还谈到，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私利。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最突出的两个不同点，就是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要推行亚当·斯密及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这两大最重要成果。因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在某些所谓主流经济学那里，以所谓纯学术讨论名义直接、间接攻击、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或在所谓“创新”、“发展”名义歪曲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论的文章比比皆是。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列举。
2、亚当·斯密及其自由主义理论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国家决策者经济改革和各种改革的指导思想及各种改革措施。
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所谓“土地承包”。当初带头搞土地承包以及某些大人物坚定支持这种改革的人头脑中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人的本质自私的，只有土地回到个人手中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原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曾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1978年“手印”英雄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2008年10月10日应邀到人民网作嘉宾访谈。访谈中竟然脱口而出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而且说是他的“父亲经常教导”的。当时把小岗村的承包经验推广到全国农村甚至到城市，到处鼓吹“一包就灵”，其背后的思想依据就是人的本质自私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永远的忠诚》电视剧活灵活现地反映了小岗村农民自私自利的本性特征。
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对这些问题是在原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去改革，还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曾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指导思想，但没有过几年，却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和绝对作用，也就是强调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要的及时调节。其背后的经济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自由性和盲目性，就是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和最大化。虽然也一再强调是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的近20年的实践，基本上没有起到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物价翻番增长，特别是房价持续上涨，各种假冒伪劣商品肆意横行，社会资源和能源的最大浪费，建筑和工程质量低劣、各种事故层出不穷。而中央领导一再强调抑制房价和物价上涨、强调建筑质量，却效果甚微。其根本原因就是任其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和最大化。
上世纪80年代确定的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中也突出强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在改革进程中，却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自我完善逐渐变为社会主义改制，以西方经济学的科斯的产权理论作为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且把其简化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写进了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以混合所有制为名，实质是把公有制企业改制为私有制企业。他们认为，国家所有，产权就不清晰，管理者、劳动者就没有明确责任，就没有劳动的积极主动性，就实现不了个人利益。只有私有化，才有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有管理者的责任意识，才有生产的发展。由此，贱卖国有企业、甚至卖学校、卖医院就成为各个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直接践踏国家宪法，把属于国家所有的煤炭等矿产资源低价转给私营企业，导致近些年来涌现大批依靠国家所有的煤炭而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以及矿难事故的层出不断。另外，把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实质也是变相地改公有制为私有制，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步改为按资分配原则。甚至党的政治报告和个别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间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竭力扩大按生产要素分配比例，鼓励人们依靠非劳动性的财产性收入致富。不仅经济上实现市场原则，而且把市场经济原则无限扩大，推广到文化宣传、教育、体育和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前些年，全国大多数地区甚至把“公共厕所”和“公园”也推向市场，这还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吗?
由于突出强调亚当·斯密的个人利益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各个行业、部门、系统甚至包括学校，把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惟一手段都寄希望于物质奖励上，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物质奖励政策和措施，其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具体量化，都与个人的奖金紧密挂勾。包括高校甚至笔者所在的拥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没有一项领导认为该做的工作不量化的。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由此导致具体工作人员包括大学教师完全变成数字的奴隶，实则金钱的奴隶。
3、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已经演变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思潮，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亚当·斯密把“人本性自私论”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前文已经指出，这种“人本性自私论”实质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本性的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现象，由此导致“人本性自私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和典型表现就是疯狂地追求商品、追求金钱、追求剩余价值，导致拜金主义文化。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把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形形色色的自由化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因而也导致全民族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即拜金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经济领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实际是追求金钱最大化已经成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人的主要甚至惟一的目的。新兴的或把国有企业改制后的民营企业(实质是私有企业，用“民营企业”概括之是不准确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形形色色的各种公司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国有企业也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不否定追求经济利益包括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张的是依靠自身的劳动、依靠对社会的真正贡献，依靠合理合法的物质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相当多的上述企业和个人却依靠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行贿受贿权力者、制造环境污染、买空卖空等各种不道德和违法行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上世纪90年代初掀起的“全民经商”风潮中，形形色色的皮包公司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近些年来报刊媒体揭露出来的各种毒牛奶、毒食品、毒蔬菜、毒药品等一系列事件不正是其典型表现吗?
在政治生活领域以及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那里，也把追求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发展的衡量标准。甚至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公检法系统也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指标。本来国家公检法的社会职能是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在近些年来的国家公检法系统、甚至党的纪检部门一些人竟然直接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如原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不务检察正业，拿出相当多的时间与与企业家打交道，而且把“谁为我办事，我就不办谁;谁不为我办事，我就办谁”作为检察院办案的基本原则。检察各部门、各单位是否存在非法收入的小金库，本来就是检察院的职能之一，可就是作为国家直辖市的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竟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本单位的小金库就达1亿元之多。也正是掌握国家各种权力的权力者为了追求个人和部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才把手中权力作为资本，与行贿者进行权钱交易，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前赴后继的官员腐败现象。当然也有许多党政机关无法直接捞取经济上的黑色或灰色收入，但在国家工资方案的制定中，却利用手中权力有意识地把国家公务员工资档次远高于事业和企业部门。
在文化、教育、出版、医疗等各种行业，几乎都把经济创收作为部门、单位发展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内容。文化宣传部门以创收数量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价值，报社、电台、电视台为创收，大肆刊登各种虚假广告，欺骗群众;教育部门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更是比比皆是，学校各级领导都把本专业、本学院、本学校的经济创收摆到学校发展的重要地位甚至首要地位。出版部门几乎完全按市场原则即能否有经济收入作为出版的惟一或主要原则，许多刊物收取各种版面费已是公开的秘密。各类医疗部门、机构已经程度不同的放弃了救死扶伤这一基本职能，以创收多少衡量一个医院、一个诊室、一个医生的价值，由此导致各种虚假诊断、滥开药品、收受红包等歪风邪气的盛行。
如果说上述现象只是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外部的现象表现，其最重要也是危害最严重的就是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完全颠倒、扭曲了。相当多的人已经成为拜金主义的奴隶。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近些年来，又与亚当·斯密的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金钱至上观念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几乎到处都存在的权钱交易现象就是这两种文化结合的典型表现。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即塑造人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塑造的人格标准、具体内容不同。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相互结合起来塑造的人格标准就是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性意识，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的伪善和虚伪意识，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窝里斗的内耗性意识。任何一个有清醒头脑和判断意识的人都能感受到上述几种意识和人格标准的人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太多了。这种当代中国特色的腐朽文化直接腐蚀和危害了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三种类型的人：
一是官员。本来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官员手中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也讲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级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胡锦涛同志近些年也经常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可现实社会中的官员却完全背离上述宗旨，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为亲属、为利益集团谋取各种不正当和非法利益。所有被揭露出来包括还没有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其思想灵魂和人格标准已经完全剥削阶级化了，同时他们还要千方百计伪装自己和打压群众与弱势者，由此已经成为奴性、虚伪性、内耗性的典型人物。已被判刑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贪官徐其耀案发前给其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的一封信中嘱咐他儿子如果要选择走仕途这条路，就一定要把他的8条劝告铭记在心：一是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二是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三是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四是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五是要学会处关系。六是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七是要学会拍马屁。八是对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都是可以变通的。这既是徐其耀内心的真实思想，也是所有贪官做人模式的真实写照。不正体现出腐败官员的上述扭曲的人格特征吗?
二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社会职能、使命和追求的目标既不同于官员、商人和企业家，也不同于普通的工人、农民。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最重要的职能和使命就是引领社会意识、精神文明、道德风尚的进步和发展。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早已经把这种使命和社会职责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也疯狂地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名利、追求享受和社会地位。为此，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乌七八糟、丑陋卑鄙的手段和方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包括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大学都有其突出和典型的表现，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许多所谓的“教授”、“博导”、“大师”、“专家”已经撕去了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文明外衣，变成赤裸裸的商人、政客和小市民。许多群众讥讽一些教授、专家已经变为“叫兽”、“砖家”，就是对知识分子现状的真实写照。
三是青少年。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于青少年。青少年的理想、信仰、素质、能力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不能不正视的客观现状是，当前大多数的青少年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为大多数人奋斗终身的人生价值观，没有对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崇拜、信仰和学习。他们的头脑已经为个人的名利地位、为小家庭的安乐生活、为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所占据。他们崇拜和追求文艺、体育界等各种明星。远离工农、远离劳动、远离艰苦已经成为这一代青年人的重要特征。《中国大学生》杂志2001年第1期刊登一篇大学生《为大学生辩护》的文章，针对该刊上一期有篇文章批评当代大学生丢掉了上世纪大学生“位卑未敢忘忧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精神，说有那些精神是计划经济时代，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大学生都面临生存和竞争压力，因此“我们不指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也不想做什么英雄，我们只想默默无闻，只希望过小男人、小女人的平静生活。”这不正是当代相当多的青少年思想的真实写照吗?笔者在大学教育工作中，经常做问卷调查。其中一条就是为什么上大学。几乎每一次都是90%以上甚至有时100%回答从个人找工作、个人发展、个人赚钱、个人前途、远离贫穷和农村地区角度回答的，只有极个别学生能够从国家民族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和社会责任感角度回答。当我上课谈起后者答案时，遭到许多同学的嘲笑。他们认为，为国家为人民学习都是虚伪的，只有从个人角度出发才是真实的。笔者接触过许多中小学教师，谈起周恩来少年时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习观念时，他们认为，现在向学生灌输这种思想已经过时了，也没有学生真正相信。现在就只有实实在在地跟学生讲，不好好学习，就找不到好工作，就永远受穷，就永远处在社会最底层。这就是当代许多青少年的思想现状，也是教育的现状。由此我必然想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那段阐述穷人羡慕富人生活、地位而发愤学习努力，曲膝讨好权力者、有地位者、有金钱者而竭力向上爬，力求改变自身生活状况和地位，同时赞扬这种个人奋斗追求的精神是社会进步、财富增加的主要或惟一动力的一段论述。中国当代青少年的思想状况不正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理想楷模吗?
四、几点理性思考
任何实践都有理论的指导，理论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实践的结果。中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说明作为改革指导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失误，一些基本理论有许多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地方。笔者从研究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感觉到我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内容等都有许多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地方。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与联系，进行全方位的理性思考。现提出几个问题，供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1、经济学理论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还是包括人学的经济学理论?
笔者在上学期间学习经济学理论以及毕业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一直以为，经济学理论就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关系的理论。但是笔者在研究唯物史观过程中感觉到，任何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既是某种现象的理论，同时自觉不自觉地都包含着学说创立者对人的本质、人性的回答。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说，同理完全可以说，任何社会科学都是关于人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就不是离开人的纯粹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的理论，而是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及其规律的学说。但是笔者看了一些经济学著作，往往只是讲纯粹的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经济关系。与部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接触，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研究人本身的问题是哲学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由此促使我开始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学说。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亚当·斯密的全部经济学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人学思想，都包含着亚当·斯密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回答。他的经济规律、经济关系的理论无不打上他的人学思想的烙印。他讲，人在生活中需要他人的帮助与合作，这不是讲人的社会关系吗?他讲，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问题，这不是讲人性理论吗?他认为人们物质交换的根源就是利己之心，这不是从人的所谓利己本性说明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吗?同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应该是包含人学思想的经济学理论。但是以往学习《资本论》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却只是从经济范畴，从商品的二重性、劳动价值论、货币、剩余价值、利润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及联系，而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对亚当·斯密的人学思想的批判继承角度理解掌握《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必须承认，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回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问题，也回答了人的本质、人性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人学思想。不理解掌握《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范畴，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思想，也不可能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自觉不自觉地照搬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做人标准，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格标准抽象化为适用于任何社会的永恒的人性内容和人格标准，并把按照这种人性内容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和范畴照搬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来。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都是个人的利益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姓社与姓资的对立。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和荒谬的，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格标准、人性内容看作完全相同的，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而所谓的相同的人性内容，实际是资本主义的人性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看作是一种人性、人学理论，同时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社会人性和人格标准的具体内容。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观、人性理论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所谓“看不见的手”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吗?
一些经济学家竭力把新老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照搬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强调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亚当·斯密所发现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笔者经常在一些经济学文章中看到引用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论证社计划经济的荒谬性和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他们以此说明计划经济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的经济发展。而承认和遵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是遵循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问题在于，“看不见的手”果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吗?
笔者前面已经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包括对“看不见的手”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平等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生产者确实都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交换而生产。生产的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才能交换，这个使用价值不是对生产者说的，而是对交换的对方而言。实际上是说，生产商品者也考虑对方的利益。如果对方感觉不到商品对自身的使用价值，就不可能与商品的生产者进行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既是从自己利益出发，也是从他人利益出发，是利益兼顾原则。客观上也是既利于他人，也利于自己。如果商品生产者单纯地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只是顾及自己的满足，那么在生产或交换过程中必然弄虚作假，或偷工减料有意减小商品的使用价值，或有意无限夸大商品的使用价值欺骗交换对方。所以恩格斯说，买卖双方都设法贱买贵卖。彼此利害关系中总是绝对对立的，甚至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由此导致的每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同时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马克思也讲过，当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其结果必然是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由此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呢?从上述意义上分析，亚当·斯密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根本不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真实表述。在商品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规律的表述应该是：商品生产者从自己利益出发，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考虑个人利益同时，也从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利益出发，才能客观上既实现他人利益促进社会发展，也实现个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产者单纯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必然不同程度地要侵犯和损害他人利益，危害社会发展。亚当·斯密的错误是混淆了商品生产者上述两种不同的个人利益观。人是社会的人，如果只是单纯考虑个人利益，自觉不自觉地必然要考虑如何牺牲、侵犯、占有他人、社会利益。亚当·斯密把正当的个人利益观与错误的个人利益观混为一谈，实际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看作正当的。把利益兼顾原则导致的客观结果夸大为所有个人利益导致的结果。亚当·斯密之所以歪曲经济发展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客观规律。从认识论根源讲，是把部分个人利益导致的有利于社会的结果夸大为所有个人利益导致的结果，而无视、掩盖甚至完全否认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对他人、社会危害作用的客观事实。从阶级根源讲，亚当·斯密实际是把剥削阶级的利己本性特别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夸大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本性，混淆资本家和工人参与经济活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个人利益观，掩盖资本家利用资本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本性，同时颂扬和美化资本家的社会价值，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存在提供理论依据。就是这样的一条错误的所谓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被我们相当多的理论家捧上了天，同时把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如此改革下去，怎么能够深化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呢?如此发展下去，自觉不自觉地不可避免地会把社会主义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改制。中国当前社会出现的大量经济及社会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源之一就是把根本不存在的经济发展的所谓“客观规律”当作改革指导思想导致的结果。
3、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是利己与利他思想的统一吗?
也有一些人认为，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不是纯粹的自私思想。他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强调对他人的同情心，强调利他思想。亚当·斯密是利己与利他思想的统一。确实有相当多的学者持有这种看法，他们近些年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也大肆宣扬和鼓吹亚当·斯密的“同情心”思想，甚至个别领导人在多次国内外讲话中，号召共产党人和企业家学习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
亚当·斯密确实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讲了许多有关“同情心”思想的论述。有人就把亚当·斯密的“同情心”概括为“利他”思想。但稍微认真阅读《道德情操论》一书后，就会发现，亚当·斯密首先是在肯定人本性自私的前提下讲的同情心。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同时亚当·斯密不仅谈到对他人的同情，也希望他人对自己利己主义的同情和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他愿意按公正的旁观者能够同情自己的行为—这是全部事情中他渴望做的—的原则行事，那么，在这种场合，同在其它一切场合一样，他一定会收敛起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同的程度。他们会迁就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以至允许他比关心别人的幸福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幸福，更加热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2页)其实，亚当·斯密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情心”并不是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说：“当爱国者为各种社会政治的改良而鞠躬尽瘁时，他的行动并不总是由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幸福所怀有的单纯的同情心引起的。一个热心公益的人赞助修公路，通常也不是出于对邮递员和车夫的同情。当立法机关设立奖金和其它奖励去促进麻或妮的生产时，它的行动很少出自对便宜或优质纺织物穿着者的单纯的同情，更少出自对制造商和商人的同情。” (《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在谈到富人的行为动机时说：“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230页)。亚当·斯密的这些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批判亚当·斯密的道德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道主义学说带有“伪善性”的特征一样，其所谓“同情心”也是其“伪善性”的重要表现。亚当·斯密自己就认为，人们为什么要追求财富，是因为富人“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页)也就是说，亚当·斯密鼓吹的社会是非美丑观念的标准就以是否经济上富有和政治上的社会地位。富人、有地位身份的人就受到尊敬、羡慕，穷人、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就感到羞耻，就得不到尊敬，甚至受到谴责。用浩然同志上世纪50年代写的小说《金光大道》中刻画的一个竭力个人发家致富的人物张金发说的一句话“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不就典型地表达了亚当·斯密的道德观吗?这种道德观有一丝一毫的对劳动者、对穷人、对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爱心吗?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有“同情心”和“爱心”，资本家就不会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也不会唯利是图。正如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鼓吹“对人以爱”，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的荒谬观点时说，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没有做到，而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所谓关心只不过是工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维持生活，能够继续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多一些。”(《费尔巴哈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39页)那么亚当·斯密为什么要宣扬所谓的“同情心”、“利他”思想呢?其目的不过是在掩盖资产阶级赤裸裸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本性，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辩护。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大量假冒伪劣商品、低劣建筑、工程的存在和坑蒙拐骗行为就是对亚当·斯密“同情心”思想的“伪善性”的最好的注解和诠释。
今天某些理论家也竭力宣扬亚当·斯密的“同情心”思想，也不过是掩盖私营企业家唯利是图、剥削劳动者行为的目的罢了。个别领导人、学者和企业家鼓吹“企业家也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也要有“同情心”，企图以此认识劝解那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放弃坑蒙拐骗的行为，完全是徒劳的。如果这些人有同情心和道德血液，也就不会对权力者行贿受贿，也就不会制造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和低劣建筑、工程，坑害人民群众，也就不会产生大量的社会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4、究竟是鼓励依靠劳动致富，还是鼓励依靠财产致富?
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任何价值和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但任何劳动都必须与劳动资料相结合，才能进行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但以往的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彻底分离，导致劳动者必须把自己当作特殊的商品出卖给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资本家在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之后，就可以任意支配劳动者的劳动活动本身。因此就造成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等少数人就主要依靠特殊的货币即资本实行按资分配的基本原则达到个人致富的目的。而这种个人致富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彻底分离现象，在分配原则上根本否定按资分配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固然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还存在着以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痕迹。因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实现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部分私营企业存在和一定范围的按资分配现象也是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在一定意义上也会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但是整个社会按劳分配毕竟是最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时，共产党人并不否定个人致富，但鼓励致富的主要方式最主要的还是劳动致富，也就是主要依靠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实现个人致富的目的。也确实改革开放以来，相当多的人正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劳动实现了致富的目的。但是不能不看到，近些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由于理论上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把被马克思所批判的亚当·斯密的“人本质自私论”思想、“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以及依靠非劳动性的资本致富思想作为改革指导思想，并依靠公开媒体和学者的大肆鼓吹，导致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形成了扭曲的致富理念。他们不主要依靠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劳动和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利用一切劳动手段之外的与致富相关联的其他因素如资本、股民、证劵、房屋等个人财产，以及各级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手中权力致个人之富。也有那么一些人利用暴力、欺骗、出卖肉体等方式实现个人致富。甚至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竟然鼓励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改革开放短短30年，中国出现数万数十万的亿万富翁有几个是依靠自身的劳动致富的呢?几乎他们的第一筒金都是依靠欺骗、行贿、买空卖空等不道德和非法手段实现的，然后又依靠已经获得的财富作为资本，投入到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以按资分配的方式继续占有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并已超过联合国规定的基尼系数，以及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状况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鼓励依靠财产致富，否定或贬低劳动致富的结果。而私有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则是推行依靠财产致富的物质的经济基础。
5、究竟怎样科学地评价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还是倒退?
马克思主义评价一种经济体制不是用抽象的孤立的方法，而是把这种经济体制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定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历史的进步，也确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重大作用，而且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任何经济体制也有其两重性，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对社会发展有消极和破坏作用。因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其经济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多次揭露批判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性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破坏性。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盲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可控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体制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新生事物。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对典型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否定基础上形成的，是完全消灭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首先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要把基本原理与各个国家的国情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条件相结合，因此不能够把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过来。这就存在一个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还要不要搞商品经济?斯大林曾经一度认为，原苏联可以消灭商品经济，但他的晚年认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国家建国后，也曾有一些人主张消灭商品经济。毛泽东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研究苏联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实践，提出中国不能消灭商品经济。他在1958年11月郑州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严厉批评了那种主张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生产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商品市场，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他说：“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435页)但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说的商品经济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经济，而不是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商品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也是无可非议的。既然搞市场经济，借鉴和吸收古典经济学和新老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但马克思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借鉴吸收绝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照搬过来，而是批判地吸收。但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实践中，几乎是全盘照搬西方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把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从最初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发展到二者相结合，一直到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所谓“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标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这里就存在几个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一是能否借我们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往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实践是否只是负面作用?笔者认为，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作用是积极的，成就是极其巨大的。绝对不能贬低其成绩而过分夸大其消极作用。某些人全盘否定成绩夸大问题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及其体制是错误的。二就是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主要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笔者已经分析，亚当·斯密的这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完全是一个对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的歪曲的错误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个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导致的是两种结果，而不是一种结果。我们今天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一方面是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社会产品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有待于提高，私有观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市场调节部分资源和产品分配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绝不应该是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单纯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应该是商品交换初期的利益兼顾原则，由此才能导致公平的交换和竞争。如果单纯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自觉不自觉地侵害、占有他人的利益。对这种行为社会必须予以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绝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势的规律。三是社会主义的资源调配和产品分配不能够完全由市场来调节，一些直接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和矿产等必须由国家或集体有计划地调配，劳动产品分配也绝不能按生产要素或主要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必须是按劳分配为主。因此这种市场经济必须是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其负面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这种体制依据于人的本质自私论，体制建立和形成后，会进一步刺激私有观念实际就是促进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笔者前面已经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揭露，这里不再赘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倒退行为。
6、“为人民服务”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还是否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人性是具体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性内容不同，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本质、本性内容也不同。也就是说同一社会的不同阶级的人性内容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揭示了资本家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而一无所有的经济地位及其与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决定了其阶级本性是大公无私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作为孤立的个人来说，也有个人的正当利益，但他们个人的正当利益即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所以必然产生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但普通个人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反抗斗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阶级斗争的实践教育了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才有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就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运动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的运动，我们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说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并以此塑造了大批真正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这样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共产党人，才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革命需要这种精神，现代化建设是否也需要这种精神?固然战争规律和建设规律不完全相同，但是否因为不完全相同就否认“为人民服务”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把“为人民服务”排除在物质利益原则之外?改革开放以来，某些理论家大肆攻击和否定“为人民服务”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如前面笔者指出的所谓“国民素质教育专家”的解思忠先生对 “大公无私”的根本否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歪曲“为人民服务”只是绝对排除个人物质利益的纯精神动力。他们主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惟一的或根本动力就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正是在这些所谓理论家的忽悠之下，大量国有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同时代表国家和人民管理国有企业的一些国企负责人也利用手中权力疯狂为自己捞取各种不正当利益。某些国企、银行老总年薪数百万、数千万。这种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实际已经程度不同地改变企业性质了。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人在革命中依靠“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同样需要这种精神。因为共产党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固然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不同时期党的历史任务不同，但党的根本宗旨和先锋队作用不能改变。共产党人在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参与经济建设，不是单纯地以普通个人名义，而是以党所代表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共产党人在这种组织中之所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绝不是因为企业是个人的，而是代表人民管理经济和组织人民进行物质生产。“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是物质利益原则。它是讲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原则，不是少数人的利益原则。也正是如此，江泽民同志提出阐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阐发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正是强调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包括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固然，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在强调“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同时，一定程度的在政策方面存在忽视个人正当利益的“左”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分配问题上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把个人贡献与个人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也是正确的。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却过分夸大个人物质利益的作用，竭力混淆正当与非正当个人利益的界限，根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即“为人民服务”思想在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导致中国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思想根源之一。
7、还要不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和批判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现代表现—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
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渗入到经济改革和各种社会改革的路线和政策中去，其现代表现形式即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也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愈发突出表现出来。党中央对此也已经有所不同程度地察觉。因此党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现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的是人民，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来享受。为了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10年来，又开展了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这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但客观地说，其效果甚微，科学发展观思想始终没有真正落实，包括教育界。究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及其现代表现—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没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深刻认识和深入批判。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贯穿于《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阶级斗争观点。所以毛泽东30年代末谈到他1919年读《共产党宣言》时主要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列宁也说，阶级斗争观点及其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革命时期需要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还需要不需要阶级分析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给予肯定的回答。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只要共产主义没有在全世界最终取得胜利，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过时。固然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不是惟一方法。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这一问题上也固然犯过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但绝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错误或过时的。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证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颠覆和和平演变政策。大量客观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始终“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当代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的实质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非常激烈。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就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及其思想意识还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思想意识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因此，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思想还是用亚当·斯密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本性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质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想领域里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但是由于我们首先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其后理论界又不同程度地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由此导致否认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唯心史观思想在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逐步占据上风，他们不仅对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社会现象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而且对人类历史、中国历史甚至中国革命史都不敢放在阶级斗争的大坐标下去认识和概括。其实，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根本利益的对立。发展的目的和依靠力量究竟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实际就是两个对立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利益观。从这个角度认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没有真正落实?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发展的目的、依靠力量和成果究竟由谁享受问题，不敢揭示发展是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斗争，不敢对为少数人依靠少数人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大量表现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任何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能从自己周围感受到部分人特别是部分权力者从纯粹的个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出发而占有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大量客观存在的事实。面临着这种错误思潮的严重影响，我们的思想教育、廉政教育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上，既不敢自我揭露批判，更不敢发动群众揭露批判。你讲科学发展观，我也讲科学发展观，大会上讲，报纸上也讲，领导带头讲，大家都讲，可谁也不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但在总结工作中，却都把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讲得震天响。自己高兴，上级也高兴，就是群众不高兴。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掩饰错误和腐败行为的遮羞布，成为自吹自擂、夸大政绩的吹号手，成为虚伪性、两面性人格的进一步的典型表演。
8、究竟怎样认识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关系?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要不要把人的发展和人的改造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认识和具体落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中央一再宣传和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都是社会发展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而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那么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谁更中心?谁更核心?这恰恰是我们这些年来思想较为混乱的一个问题。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由此推论，社会经济发展了，一切其它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然而这种观点理论上的最大失误就是把人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中剔除出去，离开人、离开上层建筑去讲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同时把经济发展又单纯归结为GDP的发展。前边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也是关于人及其发展的学说，任何经济学说也是人的学说，任何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单纯的外在的物质成果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析，任何物质成果都是人创造的、任何社会关系制度都是人建立起来的。不同素质、能力的人参与经济活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必然不同。固然，经济的发展影响人的发展，但经济发展不能代替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而人的素质、能力的真正发展，就一定会促进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实际是强调“人的发展”是核心、“人的发展”是本。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生活中起较大作用的权力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羞耻感、是非美丑辨别和批判能力提高了，必将进一步激发大多数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工作的积极性，才有物质成果的最大发展，也才能够做到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地由人民群众来享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把人变成扭曲的、异化的人，资本家也就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他“具有绝对的致富欲”，(同上)“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据统治地位”(《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1页)。今天现实生活中以往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还没有完全根除，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无助于其逐步消失，反而促进人本性自私的旧观念进一部强化和蔓延。西方哲学家马尔库塞揭示的西方社会造就的片面追求金钱的“单向度的人格”特征在中国当今社会中也到处存在。中国当代数、数十万暴富者的人格特征不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绝对致富欲和贪欲”的人格特征吗?不正是马尔库塞眼中的“单向度的人”吗?马克思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比其更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和发展具有社会主义人格特征的全面发展的现代人。社会主义社会人格特征的最重要之点就是是否有为社会、国家、人民、阶级而奋斗终身的社会责任感意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和金钱之上的人不可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笔者前面已经指出，受中国“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造成中国当代社会特别是官场和知识分子队伍中扭曲的奴性、虚伪性和内耗性为特征的人性特征。从上述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时期人的发展本身就包括人的自我改造，必须深入揭示和认识上述人格的危害性，并努力加以自我清除。必须把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的问题提高到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必须强化人的自我发展、自为改造意识。这就不仅要求各级领导也要求每个人都要努力加强自身世界改造，努力解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自觉清除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人本性自私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并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地位认识并具体贯彻落实。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以人为本”、“人的发展”这些概念，但稍微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经济建设理论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同时，特别重视培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人。如毛泽东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中强调经济发展中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民主管理，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思想，实际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时期的为人民服务、永葆劳动人民本色、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监督批评、与工人相结合的高度觉悟的新型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群众。而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人的全面发展，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强化了私有观念存在的物质基础，导致私有观念的进一步泛滥，商品交换观念从经济生活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宣传以及党内生活等各个领域。以此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改革，怎么能够不偏离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呢?
总之，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以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正在引发中国当代社会许许多多的事件和问题。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尝试着对此做出了一些回答，欢迎各位理论界的同仁及各位网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