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讲讲“知青的磨难和委屈”　　

贫道会知青点一趟写点感受，非共网友有点不太理解，说“运动式的上山下乡对知识青年本人太残酷了”，希望贫道“写点知青受磨难和委屈的帖子”，他好“受受教育”。贫道不知道“非共”网友的“非”是“非难”的非，还是“不是”的非。如果是前者，贫道给你说了你也不明白。如果是后者，贫道就讲讲。　　

贫道估计，非共网友看到很多诅咒文化大革命，控诉毛泽东时期对一些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文章，甚至亲耳听到对毛泽东时代诅咒的言语。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直接就说出“太残酷了”的评价。贫道也有这样的感受：在相当大的群体中，批判毛泽东时期几乎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一种“本能冲动”。这个群体包括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大部分国家干部和新兴阶层。这个群体数量之大，声音之强烈，情绪之激动，会让你以为这就代表了“民意”，代表了“历史”。很多左派如果认真观察一下周围，如果自己在知识分子或者管理者圈子里，自己一定处于少数。有些人可能对现实不满，但一定不会因此赞扬毛泽东时代。问题在于，虽然大家明明知道毛泽东时代并没那么可怕，毛泽东确实让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并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怎么还会出现整个知识界和管理阶层都不认同呢？毛泽东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得罪了“天下文人”和管理阶层呢？　　

原因就出在毛泽东这个人是一个真正洞察了历史的领导者。他知道在资本主义尚未表现出衰落势头的时期，会利用他们强大的势力，利用几千年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穷人的传统意识形态，寻找和创造一切机会，有力地执着地颠覆他所创立的工农政权，让这个新共和国回到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状态中。而他自己又是个“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不信邪的领导者，具备非常稳固的领导地位，自觉有能力与这个强大的势力对抗并一定能胜利。　　

于是，悲剧就出现了。假如毛泽东只有透彻的洞察力而没有领导权，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假如他没有这样的洞察力而有稳固的领导权，他会成为一个受所有中国人世代敬仰的民族复兴领袖。但他恰好是个既能看透历史，又不愿意被历史摆布的领袖。这样，他就必然不断损害和得罪一个必然走向官僚化的组织，不断损害和得罪必然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队伍。　　

今天诟病毛泽东是全面的，从他的政治路线到经济政策，从对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态度到对意识形态的干预。贫道就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给非共网友进行一下分析。　　

先说经济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体系，在城市进行工商业改造，在农村试行集体经济制度。这样一个经济政策必然危害了资本家和可能成为新地主群体的利益。同时，也让大量掌握知识和信息资源的知识分子感觉被阻断了通过市场经济成为新兴阶层的道路，丧失了“自由”。最重要的，这个政策同时使管理者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调配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有没有任何利用这个权利进行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换的机会——因为没有了“商人”。凡此种种，都让这些人感觉这个社会“没有了自由”，感到一种“压抑”。　　

但是毛泽东只能这样做。因为他的国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而且人口数量极大。同时外面还有一个强大的，随时可能重新让中国回到依附状态的强大势力（包括苏联）。因此，迅速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　　

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后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样的国家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比重巨大的农业创造的剩余财富很低，积累率就很低。过低的积累率一方面使农业发展缓慢，不能为轻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又无力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又造成积累率长期低迷。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减少消费率，为快速工业化提供条件。　　

那么减少谁的消费率呢？首先是原来横在农民和国家之间的“盈利性经纪”阶层。这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描绘的旧社会农村土豪恶霸以及脱离劳动的所谓管理者。在农村试行集体经济后，农村再也不可能产生这些地主、土豪和恶霸，同时让从生产大队到小队的管理者本身成为劳动者，也依赖工分生活。这就基本消除了截流农村财富流向国家积累的渠道。这当然会引起“有可能先富起来”群体的不满。所有学者都说这个时期国家是通过剪刀差“剥夺”了“农民”而积累了财富实现了工业化。这个说法自然有依据，就是在市场经济中自然抬升的农产品价格被管制，农民收入增加可能性空间被压缩。但如果说“剥夺”就该有受益者。受益者是城里人？显然不是，从合作化开始到文革结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合作化前一样，都是在100比40上下浮动（90年代以后一直大于这个差距，2007年达到100比30）。是干部阶层？也不对，以为当时工人与干部收入差别也没大到哪里，起码比现在要小得多，干部总体收入甚至没有当时“高级知识分子”收入水平高。如果说“剥夺”，就是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被“国家”剥夺了，用以搞快速工业化了。　　

中国能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积累率长期维持在35%左右，正是大家收入扁平化的结果。如果在当时财富水平情况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要长期保持这么高的积累率，其余的人就根本没办法活！印度和大多数私有制为主的新独立国家长期积累率徘徊在10%以下，工业化始终徘徊不前，说透了就是“没有损害有机会先富起来群体的利益”。但正是中国选择的这个政策，才使最难实现基本工业化，最难形成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中国很快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并成为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再也没人敢轻易让中国回到半殖民地状态的国家。　　

因此，就毛泽东选择的经济政策来讲，必然使最有机会先富起来的，具备经营能力和资源的阶层（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对这个政权产生不满。因为他们确实失去了“自由”。　　

再说政治路线。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最让人诟病的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危险来自党内”。并且不断地用路线斗争折腾干部阶层。这些都被归结为毛泽东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个性上。真的是这样吗？　　

日本人三户公在《管理学与现代社会》中说：“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劳动手段本身的技术发展都会加速劳动手段与劳动者的分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经营体系也在不断地得到强化和完善。所谓经营体系的完善就是以规章、专业化、资格以及等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金字塔型组织——官僚制组织的发展和强化……组织本来是为人类服务，为增进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但它却逐步自立，把组织自身的维持和扩大作为目标……不断使自身得以膨胀。”国家组织官僚化，越来越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是一个规律。一旦官僚体系异化为首先考虑自身利益而放弃考虑工农群众利益，就非常容易被西方俘获而让中国回到半殖民地社会。这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改革后的情况看，实际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90年代初机关团体人数比78年增加50%，而且买办性质越来越突出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忧虑）。这是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高度的原因。　　

毛泽东不仅从解放后官员们的表现察觉到这一点，也从苏联国家组织异化为一个特殊阶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解放后始终在强调国家组织扁平化，强调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参加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但是，这个组织必然顽固地向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不断扩张规模，不断脱离劳动，不断远离革命时期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习惯，越来越摆脱群众的监督。这种情况迫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运动来针对干部群体，毫不顾忌干部群体对此的明显不快，1955年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过：“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毛泽东对组织系统异化压制的越厉害，反抗就越强烈，以至于最后选择了发动文化革命。这场运动最终使大部分干部阶层对毛泽东严重不满。这种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侵害了他们的利益，限制了他们“先富起来”的可能性空间而不是别的什么。这可以从改革后整个干部队伍迅速腐败得以证实。　　

第三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得罪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按理说毛泽东是熟读史书的，知道话语体系是文人在执行的，甚至是控制的。任何统治者得罪了他们，最后一定会被他们哪怕编造故事也让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他还是做了。　　

毛泽东很早就用“毛”和“皮”来形容知识分子的特性。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是毛，他们的利益实现在于选择哪个力量能让他们“先富起来”做为皮以便附上。毛泽东很清楚，一个把工农利益放在首位的政权，对知识分子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最优选择的皮。毛泽东认为“改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改造？一个是对现有知识分子进行不断的思想教育，一个是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知识化。前一个办法虽然确实让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尊重工农，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能力。但也让不少知识分子感觉被矮化，产生抵触情绪。后一个办法让很多本来知识分子子女最容易获取的教育机会被“歧视性”的招生标准给了工农子弟，使他们感到严重的生存威胁。　　

总的来讲，毛泽东的改造政策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后期让大部分大学生和中学生下乡时，并没有严重的抵触情绪。贫道是过来人，现在有些人说40年前那次大规模下乡运动遭到大部分知识青年从内心里抵制是假的。真实情况是贫道说的，无所谓自愿，也无所谓强制。当然，从本质上说，这种下乡对限制这批知识青年“先富起来”的严重性比别的运动厉害的多。但能让大多数知识青年感觉“麻木”，就是思想改造的“伟大成绩”。说透了，这些问题究竟怎么认识，究竟是对他们迫害、摧残、磨难，让他们“委屈”，还是把他们改造为一种能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没有工农隔阂，丧失了根深蒂固的依附富人阶层的习惯，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就像贫道说的，角度取决与眼睛的位置，而屁股决定了眼睛的位置。非共网友要贫道“揭发”一些当年受磨难感觉委屈的事情，恐怕说出来你会觉得有些不过瘾。但如果你那个“非”是非难的非，就把贫道已经说过的打农药中毒的事情作为受磨的例子也不是没可能。　　

对一个世代为农民的子弟，增加了他们上清华大学的机会，他们觉得很应该。但对于被歧视性政策减少了这个机会的群体，就感觉愤怒，委屈。而毛泽东觉得这很应该，就是要这样。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起码在贫道身上看是成功的。贫道爷爷是前清进士，父亲是留学生，家里是大地主。解放后父亲被划为右派，哥哥姐姐上大学都受到出身影响，贫道自己74年招工农兵学员时因为“可教子女”身份，虽然专业全省第一也没能上大学。但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对此咬牙切齿，都能很平淡地对待这些问题。怨言是有，但远没有达到疯僧那样像被刨了祖坟似的鬼哭狼嚎，不共戴天。　　

由于知识分子毕竟一直是毛，一旦放开，而且加以鼓励，大多数很快就找到当年的委屈了。同时，新的官僚机器如果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政策选项，知识分子马上山呼万岁，立刻就成了最坚决的拥护者和宣传员。当然，形成官僚、老板、知识分子铁三角的利益集团是必然出现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廉耻地获取灰色收入，拿红包、骗经费、收高价、造假帐、发明假产品等一点斯文没有的行为，又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是没错的。　　

最后说说意识形态限制。如果你能理解贫道前面讲的毛泽东实际在“逆潮流”而动的艰难性，就可以想通为什么他要舆论统一。掌握和执行舆论的机器本身就对这个政权不满，对他的政策取向不满，如果不强制舆论一致，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往前走半步！毛泽东并不是不允许说话，反而发明了大字报这种让群众随便说的方法。毛泽东是不允许反对他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只允许群众批判领导批判知识分子而不允许干部和知识分子批判群众而已。其实就舆论一致问题，现在还一样。现在你反对改革路线一样只能在网络上适当说说，说的不合适了版主照样不让你发（这里没有攻击版主的意思）。不同的是站在官员、老板、知识分子立场批判老百姓比较容易，声音响亮；老百姓批评官员、老板、文人们的话只能在论坛上说说，比较困难和低效。现在当然不怕老百姓说话了，因为掌握最有力舆论工具的是一群利益相关者，其他人还能翻了天去！　　

难度不同，控制方法不同。简单道理。　　

顺便回答那些以贫道没永远待在农村嘲笑贫道亢奋和虚伪的人。首先，贫道并没有过什么亢奋，贫道早就说过，下乡的时候是随大流，“麻木”，没说过要在那里待一辈子，因此贫道回城也不算是违背誓言。这就像提问题的网友小时候吃娘的奶，吃得很舒服。现在不吃了，改吃饭了。贫道一定不会因此嘲笑你不爱你娘了，更不会说当年你吃奶的时候津津有味，怎么现在不吃了呢？你吃上一辈子呀！贫道下乡的时候很高兴，起码能找到高兴的事情过得快快乐乐。回城以后也很高兴，做了很多事情。非要贫道说下乡的时候很痛苦，很委屈，那就没道理。也许你是这样的人，贫道就劝你要心胸开阔点，不要觉得是谁都在欺负你。这样时间长了会得抑郁症的。　　

不知道这样说非共网友满意不满意。贫道倒是建议你改一下马甲。因为有点“违宪”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