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这个核心或这个核心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那么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伟大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领导一切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历史传承，是客观要求。
新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一切”的思想被进一步阐发。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指出，“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不过他也强调，“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包揽一切，仅仅是指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组织接受党的政治领导，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包揽一切。对于这一问题，周恩来同志也有精辟论述，“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所说的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
党的领导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高度重视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工作指导决定经济工作，但是不能替代经济工作，在革命时期尚且如此重要，在建设时期只能是更为重要。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并发表讲话：“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建国后，抓好经济工作更是提高到议事日程上，“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性质决定了该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具有充分的经济管理、国家治理职能。这与西方的政党与政府有着显著区别。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竞争、阶级与集团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竞争，谁能配置（实质是控制调动）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优势并最终取得胜利。因此，党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还要不断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经济领导力，也就是提高执政能力，提高相对于各类主体的竞争力。“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成为理性经济人，所谓经济理性，就是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主要流向收益最高的领域。共产党要治国理政，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择聚天下英才，要事业留人，也要待遇留人。相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党的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如果不能控制、调动更多的资源关键是优质资源，那么党的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就会流于形式，实质很有可能被架空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承担无限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场合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赢得民心关键在切实解决好民生，得国境之民而安之，使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民生涉及社会工作，但是更多属于经济工作，解决“七所”需要持续投入庞大资源。
有鉴于此，“党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党和政府要掌控国家的一切至少是主要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党和政府在诸多方面而且将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因为资源有限而捉襟见肘，从而出现所谓“英雄气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从原来的绝对优势、绝对垄断，到如今“三分天下”且不足其一，而且还在不断收缩、萎缩。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推出的“383方案”，当时一个很权威的说法是，要不断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到10%左右，与英国大致相当。实际情形和发展趋势是，随着市场调解机制在中国不断广泛和深入，国家更多的资源而且很多优质资源掌握在党外、体制外各类主体手中。依照市场法则，资源不是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是出价最高的地方，人们乐于给出钱多的一方办事。诸多跨国资本、私人资本富可敌国，而且还越来越富，它们在新自由主义意志和共同利益下联合起来，不仅以经济卡特尔引导乃至主导市场，而且正以“政治卡特尔”与执政党分庭抗礼，将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转换为对付乃至操纵“关键少数”的利器。它们可以给特定对象(代理人)以天价酬金，诸多人才(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配置到党领导不到的地方。地下基督教会、伊斯兰原教旨在特定地区、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拥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网络新媒体领域，党和政府的话语权还处于弱势；在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年轻一代(国家未来)方面，党和政府在物质的、精神的力量上并不总是占据优势，甚至一时一地还处于劣势。凡此种种，清晰地显示“党领导一切”的经济物质基础越来越薄弱，财力杠杆不足，没有足够的钱办事，这是政务不信，“塔西佗陷阱”日趋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党要领导一切，掌控国家全局，维护稳定大局，必须要下决心、下大气力掌握更多资源。在关键时期，于关键节点，资源以及资源配置问题，往往就是一个战略问题。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