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的反社会主义谬论

——驳林蕴晖《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一文

奚兆永

《炎黄春秋》是一个谬论制造工厂，有一批人专门制造谬论，一年四季谬论不断，层出不穷。最近，在其今年第6期上，又刊登了一篇该刊“核心作者”林蕴晖的大作——《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就是其反社会主义谬论的一个“新成果”。

一、《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的题目就是错的

我们先且不谈林文的论证，单单这个题目——“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里用以概括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句话。他们说，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的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用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林文说“从消灭私有制到……”，其实也就是丢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丢开《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背叛是什么？！这还不是一个错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吗？！

还需要指出的是，“消灭私有制”是从所有制这个社会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到以人为本”却是从道德观念这个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角度来说的。二者显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我国，现在人们讲得很多的“以人为本”，是2001年9月公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指导思想部分部分提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它属于道德范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而不属于经济基础的领域。而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以人为本”的使用情况看，人们往往将“以人为本”与那种“见物不见人”、“拜金主义”的不道德行为相对立，实际上也是将其当作是一种道德观念看待的。怎么可以用“以人为本”这个属于道德观念的问题来取代“消灭私有制”这个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问题呢？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二、中共“最早对社会主义怎样认识”“没有人作过回答”吗？

林文说，“首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认识的？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作过回答。”

读了林文的这句话，不禁令我大为诧异：曾是国防大学的中共党史教授，后来又曾是某党史研究机构特约研究员的林蕴晖，研究了几十年的中共党史，竟然说“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作过回答”！我检索了一下，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著述有一大串：《社会主义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这些书只要初步翻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几乎没有一本不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林文怎么可以信口开河说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作过回答”呢？林蕴晖也不想一想，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科学社会主义都没有认识，中国共产党还会在1921年诞生吗？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对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虽然早在1905年，朱执信就在《民报》第2期上介绍过《共产党宣言》；而在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还连载过施任荣翻译的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无产阶级人数还很少，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都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产阶级人数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因此，十月革命不仅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在这方面，毛泽东特别提到了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同上，第294页）“陈独秀起了大作用”也体现在他在上海主持出版的《星期评论》编辑部决定物色人选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参与《宣言》的校订、组织出版这件事上。据倪墨炎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介绍，当时担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是戴季陶。戴在日本留过学，并有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想自己译却苦于此一译事之艰难，《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把他难住了。后来，邵力子向编辑部推荐了思想进步、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学识、精通日文和英文的陈望道翻译《宣言》。陈望道的具体翻译工作也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陈独秀通过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借得一本《宣言》的英文本供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与此同时，戴季陶则向陈望道提供了他的《宣言》的日文本作为翻译的参照。陈望道于1920年4月回老家浙江义乌进行翻译，用了3个多月时间完成全书的翻译。后来陈独秀和李汉俊又对全书进行了校阅，提出了修改意见由陈望道进行订正。 8月中旬，陈独秀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交送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陈独秀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由维经斯基拿出一笔经费，帮助建立了“又新印刷所”，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后曾在进步知识分子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中广泛流传。鲁迅、毛泽东都是是最早读到此书的读者。毛泽东曾对《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求那是我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刻掌握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思想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从以上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接受《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作为一种信仰而为之奋斗。因此，当五四时期出现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时，他们曾坚决地与之展开了斗争。这里既有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陈独秀、李达、毛泽东与罗素、张东荪之间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后一场争论，意义十分重大。这场争论是由梁启超的研究系邀请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引起的。罗素从1920年9月到1921年7月作了五次演讲，大反十月革命，大讲世界主义；大反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宣扬中国发展实业，反对社会革命。罗素的观点受到研究系的张东荪的追捧。陈独秀先后给罗素、张东荪写信，对他们都观点进行了批驳。他在致罗素的信中说，“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而在复张东荪的信中还进一步说，“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及其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同上，第154页）这是中国早期共产共产主义者或科学社会主义者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所展开的一场大论战，展示了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态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有人想为这场论战翻案，他们认为，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脱离中国国情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很落后，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庸俗的生产力论”的观点。他们没有看到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局面的巨大变化，没有看到在十月革命后，中国的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即使就民主革命而言，也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而在1882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撰写序言时还曾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当然，这个条件并没有在俄国出现，俄国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民粹派不顾条件而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中国不同，由于有了十月革命，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里都有很精辟的论述。关键在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岂可以李锐的所谓“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作为依据？

林文还有一点令人感到惊诧的，是它为了“回答”“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认识的？”这个“过去没有人作过回答”的问题，居然引用了《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刊登的“一篇署名笑蜀访问李锐老先生的文章，标题是：《宪政主义与现代中国》副标题是：《李瑞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李锐既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也没有专门研究过社会主义思想史，他哪来什么“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出此狂言，真让人感到大言不惭，可笑之至！不过，我查了一下该期的《炎黄春秋》，那题目却大不相同，白纸黑字引的题目是：《“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看来，就连《炎黄春秋》杂志也感到那样的题目太过离谱，如果按照原题照登会贻笑大方，所以不得不对其做了修改。不知林文为何还要坚持用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原题？！

林文引用了该文的如下一些对话：

“访者：你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哪一种？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访者：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访者：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其实，李锐是1940年才到延安的，他的看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认识的”。不过他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倒是说对了，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社会主义取得了像苏联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那样巨大的成就：它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它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表现了比资本主义经济无比巨大的优越性，使落后于欧洲许多国家的俄国走到了欧洲各国的前头。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坚持反而背叛了这一正确的认识。

上述对话也清楚地表明，李锐这个“老革命”在延安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不过他说“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中文出版：《共产党宣言》不仅有陈望道的译本，还出了华岗的译本，成仿吾和徐冰的译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的全译本也已在1938年出版，当时被运到重庆，其中有一部分也运到了延安，延安还成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资本论》学习小组；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也已在20年代末出版，1940年延安的解放社还出版了“订正版”。李锐当时是《解放日报》评论部的组长，如果他真的想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能找不到这些书？可惜的是，他只能和一般干部一样，仅仅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布尔什维克花十二条》。

李锐就是这么个水平，可是林文居然还要引用他的访谈作为回答“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的依据，而李锐居然还把这些说成是“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这样的相互吹捧和自我吹嘘真是世所罕见。

更有甚者，李锐还在那个访谈里吹嘘自己是“职业革命家”，是“大知识分子”。我们知道，“职业革命家”是列宁在上世纪初反对经济派的自发倾向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说，“运动的群众性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28页）在《怎么办》中，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职业革命家”绝不仅仅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他们应该是是运动的领导者或领袖人物。列宁认为，“在现代社会，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同上，第401页）他还说，“‘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同上，第402页）李锐这样的人居然自命是“职业革命家”实在让人感到恶心。

至于所谓“大知识分子”，无非是他在武大读了三年机械系，是个“大学生”。但是，难道“大学生”就是“大知识分子”？这也未免太抬高自己了。毛泽东说，“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它的知识还不完全。……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应用到生活和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页）对于李锐来说，学的机械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到实际生活中去应用，而所学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又少得得那么可怜，这样的人连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都不够，又何言什么“大知识分子”？当然，延安也不是没有大知识分子，问题在于，是不是大知识分子并不是以学历来衡量的。同样是学机械的沈鸿就是一个有重大贡献的大知识分子，但他的学历只有小学四年半。他通过自学中学的数理化和外语，通过自学刘仙洲的《机械学》、《热机学》，后来又通过自学尤佳章编的《汽车学》和英文版的《汽车修理大百科全书》，掌握了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有书本知识，而且边学边干，实际运用说学得的知识，做出了弹子锁，开办了利用五金厂，并且做出了汽车阀门，正准备“大展宏图”时，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到武汉，后经介绍到延安。他带去了中外文书籍和成套小机械厂设备，为八路军的军工生产及当地的民用生产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曾亲笔题词“无限忠诚”四字给以鼓励。建国后，他成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和院士，主持设计了12000吨水压机，并为我国填补不能生产火车车轮轮毂的空白做出了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李锐只是在武大读了三年机械系而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能与他比吗？当然，延安还有一批“大知识分子”，像成仿吾、范文澜、何干之、吴黎平、艾思奇、陈伯达等，还有著名科学家高士其、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著名美术家古元、著名诗人艾青等，他们都学有专长，在去延安之前就已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这些又哪里是李锐这样的“万金油”式的干部所能相比的？真亏他还自命是“大知识分子”！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是客观存在，靠自我吹嘘是不会成功的，而且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成为世人的笑柄。李锐今年已是一个九十三岁的老人，看来他的为人处世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成熟起来，似乎至今还不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四、驳林文对《联共党史》里所表述的的社会主义的“概括”

林文在引用了对李锐的访谈后接着说，“关于《联共党史》里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概括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舆论一律。”

但是，《联共党史》里并没有这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表述，更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公式”；这样的“表述”和“公式”完全是林文强加给《联共党史》的。

其实，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里早有明确的论述，也不需要等到1938年才由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里来加以“表述”，更无须林文来加以“概括”。

《共产党宣言》的概括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资本论》里为了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对照，曾经设想了一个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宾逊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宾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随着社会生产机体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是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讲到了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讲到了社会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还讲到了劳动是计量生产者个人消费部分在共同产品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大特征都已经十分明确地讲到了。

如果谁要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三大特征就直接批评《资本论》好了，何必说成是《联共（布）党史》的表述？

问题还在于，林文把无产阶级专政和舆论一律也作为“社会主义”的表述，显然也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一种生产关系，显然不应该把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内容也放在里面。事实上，在《联共（布）党史》里讲到社会主义时也根本没有涉及这些内容。斯大林在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曾讲到“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已在愈益泯灭，旧时的阶级特殊性已在愈益消失。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间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矛盾日以降低和泯灭。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统一的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9年中文版，第421页）但是这和“舆论一律”显然不是一回事。对斯大林关于“道义上政治上统一”这个观点，毛泽东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它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至于“舆论一律”，按照林教授的年龄，他应该是很清楚的：“舆论一律”是胡风在1950年8月13日写给其团伙张中晓信中讲的话，胡风事件曝光后毛泽东曾在1955年5月24日写过一篇《驳“舆论一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在文章中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资源，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代，夺去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页）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法国大革命时对于被推翻的封建统治阶级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不过，尽管“舆论一律”有它的道理，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不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内容，道理很简单，这不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而是上层建筑的问题，两者显然不应混为一谈。

五、驳林文所谓的中共八大的“新设计”及其“夭折”问题

林文说，“中共八大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提出了新的设计，这就是有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具体内容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做补充。”“同年12月，毛泽东同工商界负责人谈话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八大在提出一系列新政策的同时，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则继续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办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因此，八大前后所产生的上述新思想的萌芽很快夭折，就不奇怪了。这说明，要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中突破出来，并非易事。”

从表面上看，林文在这里摆了事实，也讲了道理，但是这些事实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并不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因此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正确的结论，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不仅毛泽东对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包括陈云、邓小平在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云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这是史无前例的。应该说，我们回家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幸福生活的胜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0页）邓小平也说，“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应该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通过这个改造，我们不仅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改造了人，改变了人的世界观。中央党史研究室1991年为庆祝建党70周年而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总的来说，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保证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粮食产量来说，合作化过程中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在合作化过程中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十分显著。农业的改造要动摇农民对土地、耕畜的深厚的私有观念和各家各户自主经营的习惯，自然也会引起相当的抵触。但是，党用事实向农民群众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各种困难的贫下中农得到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者是随大流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在党的自愿互利政策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的情况下会吃一点亏，党注意这些偏差，并且向他们表明，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也会使他们得到利益，因此，大势所趋，他们也是可以拥护或者随大流的。私营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工人当然极力拥护。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为形势所迫，又于心不甘。但是党不采取斗争地主的办法对待民族资本家，还继续支付定息，给予工作，保留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因此他们也是可以接受或者随大流的。有一位被称为‘纺织大王’的资本家，当被问到作为资本家为什么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他历述作为一个中国资本家，他如何一直梦想兴办工业，救国图强，可是在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贷款、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才使企业摆脱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然后说：‘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私心的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哪能有今天？’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赋予、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从这一席话，可以生动地看到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根据和效果。”（《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24页）

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详第介绍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人妄图根本否定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社会主义改造。林教授也是其中之一。在林文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问题，而根本没有一点成就。这符合事实吗？这铁一般的事实否定得了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3月5日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情况时就曾针对手工业改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某些调整的意见。比如他说，“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又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能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的好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他还说，“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根据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幷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4、265页）

林文说的陈云在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设计”，应该说，这一思想在毛泽东3月 5日的指示里已经现其端倪。至于林文说，这一“新思想的萌芽很快夭折”显然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就在1956年12月，毛泽东又根据某些地方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情况，又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当然，这里说的“搞”并不是“大搞”，只是为公有制设立一个“对立面”，有利于竞争，促进公有制经济改善经营管理。1957年5、6月间，我们班在上海进行生产实习，主要是参观工厂，请华东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当时一些领导同志就毫不隐晦地谈到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问题，说他们“白天像条虫，夜里像条龙”。看来当时是准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他们由地下转为地上，由非法转为合法的。后来，可能是由于畏惧反右派运动强大的政治威力，这些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也大为收敛了，他们悄悄地自动地偃旗息鼓了。至于一些手工业个体经济，由于是按照政策的要求恢复保留下来的，因此长时间一直保存着。邓小平说，“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说的正是这一情况。既然有手工业个体经济存在，农村也有自留地的生产经营，自由市场（即农贸市场）当然也是一直存在而没有被取缔的。因此林文的所谓“夭折”说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林文说八大党章总纲没有体现“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而讲“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似乎很矛盾。其实，党章总纲是一个纲领，是一个奋斗目标，它是长期起作用的；它不同于当前政策，当前政策则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起作用的，二者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对于共产党来说，当前政策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却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如果改掉了这个大目标，那也就不是共产党了。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策的某些变化，有些人认为当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错了，他们不仅要否定这一段历史，而且还想改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什么“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丧失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背离社会主义信念，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的机会主义倾向，一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人们，应该行动起来，毫不留情地同这种丧失原则、背离信念、背叛信仰的机会主义倾向展开坚决的斗争。

林文还有不少谬论，都是些老调重弹，我在过去的一些文章里已做过批判，其他许多同志也曾进行过批判，相信已没有什么人对他的这类货色还感兴趣，我似乎也没有必要再为此多费笔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