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6月20日第21版

科技部报告警言“拉美化”：

2000学者重塑科技意志

本报记者  丘慧慧

 北京报道

“创新是一个大国的筋骨。”

当这句话被写进《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时，“创新能力缺失”的危机感正自上而下地压迫着从国家到地方主管科技官员的神经。

据了解，《报告》由科技部组织的“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组”撰写，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题报告之首，描述和论述了国家2006-2020年的科技总体战略。

“这是一场整体反思的开始。”科技部一位人士说，国务院、科技部相关官员正在为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科技大会以及同时颁布的“国家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计划及2020年中长期规划”(以下称“中长期规划”)而忙碌，而《报告》不过是中长期规划的部分，中国历年奉行的“引进型”经济模式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拉美化”的忧虑正在促使新的“国家意志”形成。

2000学者重塑“国家意志”

“世界工厂”的迷梦正让中国处在一个疾速形成的世界技术包围圈中。

流传在科技部及地方科技主管高官中的《报告》提出，“中国制造”全球化生存现状不容乐观：美国政府将科学技术与国家利益相联系，认为科学是国家利益中一种“关键性投资”，美国“把保持其在科学知识最前沿的领先地位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英国政府近期启动了未来10年科技发展规划，“英国政府主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确保科学基础是强大而且优异的”。

而中国的差距在于，尽管几乎所有的高技术公司都在中国布点，但是直至今天，全球99%的发明专利实际上掌握在世界前20位创新型的国家手中。这个比例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但中国不在此列----从今天的结果来看，中国早年以“市场换技术”的预期似乎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非唯一的担忧，《报告》指出，近邻韩国政府提出2005年韩国科技地位世界排名达到第12位，“超过其他所有亚洲国家”；而印度更是一个巨大的阴影，《报告》称：“印度在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与中国引进型的产业结构相比，印度本土信息产业保持40%以上的年增长率，软件业增长率更是接近50%。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R&D(研究开发)投入占GDP比重较低，与日本、美国的3%，以色列高达4.7%，欧盟各国2010年达到3%的现状相比，中国的R&D投入只有GDP的1.32%。“我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台湾和韩国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地方经济长期重“引进”，在整体的科技能力上“形成了较大程度的对外技术依存”。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6月11日由科技部主办的“自主创新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高层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向台下的各界代表发问，“在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上启蒙比中国晚了十年的韩国，为什么在若干年后在新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

王元认为，韩国的经验在于“民族精神”在“本土技术创新”这个核心环节上得到强烈释放，“韩国人把创新形成了国家的意志，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把扶持与发展本土高科技企业当成使命，以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的评价体系。”

“我们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弱，恰恰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技术引进、研究开发和制造、运行、使用、出口分割开来的结果。”王元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体系是一个断裂的链条。

“我们的经济政策往往看重短期利益，地方上甚至为了搞一些虚假的政绩，本身就不鼓励你长远的发展和自主创新。”科技部一位官员如此批判个别地方的“引资”经济模式，他认为过去的地方经济评价体系应当重新调整。

这样的状况显然已经引起高层的重视。王元透露，本次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组织了20个重大的研究专题，其中4个发展类专题，6个综合类专题，共有2000多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规划的起草及专题研究。

“技术依赖”忧虑

同样在“自主创新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高层论坛”上，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尚勇还表达了对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拉美化”的忧虑。“产业分工在全世界有两种出路。”尚勇说，一种是“拉美式”，没有自主产业研发，对自主创新的投入极少，代表国家为阿根廷，在外资产业转移后，经济被整体抽空；另一种是台韩模式，以制造业带动本土技术突围。

中国的产业方向在何方？

尚勇概括中国的现实处境为：我国改革开放27年了，创造了经济持续9%的增长速度，但是原来的产业发展更多是依靠资源的高消耗和廉价劳动力密集的经济模式发展起来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以自然资源消耗取代技术创新获得的增长，尽管每年出口增长迅猛，但是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结构正在制约未来的经济发展，“正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环境瓶颈的约束。”

“我们是要一袋大米填饱肚子还是要学会种粮食的技术？”尚勇说，中国的技术创新主体必须回归到本土企业身上，“这就需要我们从资源依赖到科技创新的转变，实现对国外的依赖性向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

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而言，战略转型并非易事。

王元指出，要达到过去提出的小康目标，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20年，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依然要保持一个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这将是世界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或者从未有过的现象。”此外，庞大的农村人口等也是中国战略转型的制约因素。

而且，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长方式与技术创新相悖。《报告》指出，2002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327.5亿元，而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仅为25.7亿元，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之比为12.7:1，“从实际来看，尽管我们不断让出市场，但却未能真正换来产业核心技术，甚至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越来越多的国际非关税壁垒及知识产权纠纷正在论证该结论。

而“市场换技术”模式的危机还在于，导致中国不仅在技术上，并且在资源上也产生过高的依存度。

王元指出，虽然2004年中国GDP实现9.2%的增长，但它的代价是消耗了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消耗、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原材料进口。”

王表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警惕，“我们从1995年大概有15种有色金属的原料对外依存度不足15%，到2003年普遍超过50%，我们的石油到2020年对外的依存度将超过60%。而发达国家皆把对外依存度控制在30%以下，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

“技术大国”有多远？

“中国经济结构，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持续物质动力，以及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显出脆弱性。”王元忧虑地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

“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讲科技革命。科技革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王元说，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以及转型的现实压力或许正是社会整体反思的机遇，“也就是说，越来越需要新技术、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发明来突破这种压力。”

“一个走向富裕和强大的中国，应该紧紧依靠科技创新，逐步减少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消耗和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逐步摆脱对外国投资以及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逐步缩小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发展差异。”《报告》总结说。

而中国距离想象中的“技术大国”究竟还有多远？

《报告》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创新力国家更多应该从国家的层面、从国家经济格局竞争的角度来把握。

王元透露，国家各部门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包括商业银行与企业的结合问题、政府资金投向问题、扩大中小企业基金组建方式问题、改变创业公司的财税政策等方面的实际操作问题。有深圳市官员指出，要将资源、政策从“对外”转向为“对内”，很重要的一点即为解决本土中小企业融资、信贷问题，包括国家科技经费从科研院所向企业主体的回归，包括土地、财税等政策从外资向本土企业的回归。

《报告》称，未来科技发展第一阶段的国家目标是，2006-2010年“要实现战略转型，不断完善创新体系”，R&D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2%，对外技术依存指标从目前的超过50%降低到35%以下。

“最终的结论将在10月国家科技大会上提出来。”科技部人士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78年被称为“科技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1990年代中期的“技术创新大会”后，第三次重大的科技战略调整。

而这种正在清晰的“国家意志”是否会如愿成为“全民意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