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发生的干扰奥运火炬传递事件，给中国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其中令人感触最深的，可能是一些西方民众既不知道西藏在哪，也不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一些人的宣传、号召，就跑出来游行，抗议中国政府。显然，这些西方人并不真正关心西藏人的处境，他们甚至懒得去了解事情的原委与现状。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熟悉的理念和几个简单的政治词藻的表达，以及他们自己进行这种表达的权利。人权、民主、自由和自治之类口号，在西方就代表着“政治正确”。西方民众可能只是想一如既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正确，至于这些东西在不同国情下受到了何等具体约束，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应该如何呈现，一般西方民众是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进行简单对比。由于中西方具体条件的巨大差异，这种对比所得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如果是在一个普遍民众对国家政策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国度，民众认知上的这种谬误本来也没什么，不可能要求大多数国民都成为国际政治或区域政治的专家。但是，在那些民意对媒体倾向和国家政策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某个其外交政策可以影响世界局势的西方国家，问题就严重了。浅薄、浮躁、仅仅是意在表达的民意，却可以左右国家政策，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在国内问题上，这一弊端的负面性有限。国内问题上民意再怎么出错，也会受到切身利害得失的限制，通过接受各种现实的反聩来作出调整。但在万里之外的国际事务上，民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无法通过切身感受到政策的反聩来进行调整。因此，民意在国际问题上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几种简单的理想化概念所左右，形成舆论，进而支配国家政策。几年前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此次一些西方舆论对西藏事件的普遍反应，都引申出同一个问题：当一个由民意引领政策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时，将给全人类带来什么？这是冷战终结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全新问题：强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可能成为重要的破坏性因素，甚至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知识界一直有种含糊其词的说法，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一个国家只有实行民主制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证诸史实，这显然是一种谬论。西方民主国家是由民意主导政策的国家，而历史上由民意支持发动的战争数不胜数。现代社会，民意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会支持发动战争。一是当自觉蒙受了屈辱，在民意中积压了大量的反对现行世界格局的心理能量之时，其例可见一次大战后的德国；二是当实力悬殊，预计发动战争不会造成自己国民的大量伤亡，战争对发动国而言只相当于一场游戏时，其例可见美国“先发制人”发起的伊拉克战争。事实上，冷战终结后的20多年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由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发动的。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现象，也只是一种历史的误解或巧合：在二战以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彼此间且有利益关连，结为同盟，于是避免了相互开战；二战后，当民主国家之间相互开战时，双方总会指责对方不是民主国家，将对手排挤出“正义阵营”之外，例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看，民主制度确实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形式。它在权力的更替与制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等方面，都有针对性的程序设计。但是，对于民主制度在不同国情的适应性问题，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以至民主制度的治理绩效在不同国家间表现有天壤之别。除西方发达国家外，民主制度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通过定期选举，西方民主制度确实具有一种自动调整、改善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在针对国内问题时比较灵敏，具体体现是执政党的多党轮替；但在国际问题上，这种功能却表现迟钝。因此，大力推动伊拉克战争的美英领导人在2004年都获得了连任。时至今日，对战争的反思才在美英两国成为主流。而在世界安全的多极均衡格局形成之前，就是这种时间差，即可能致使国际社会陷入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