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

“全球化”现在已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一个说词，也是一个令多少国人亢奋的口号。有人激动地呼唤“拥抱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像一股汹涌澎拜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人类进入了崭新的全球化时代”。（4）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时代潮流，汹涌澎拜，不可阻挡”。（5）这样的论点举不胜举，都把“全球化”当成一个“时代潮流”或“历史规律”。

然而，“全球化”现象大可作一番冷静的分析。“全球化”究竟是哪些东西全球化了？进而可以追问，“全球化”一说最近二十年在西方媒体和理论界、接着在中国突然火起来，并非空穴来风，究竟有什么背景？

一般说来，“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一体化，指全球范围内经济贸易交流日益紧密。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是专门郑重其事发明这个词用以描述这样一个经济现象，似乎有些空泛。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现象，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就已有描绘。还有人甚至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现象推得更久远。可以说，经贸交流全球化并非是最近二十年突然出现的现象。相反，在最近这些年，世界各地经济“区域化”现象倒多有显现，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欧洲国家经济交流的70％，是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的”，（见布迪厄《遏止野火》，本书   页）“欧洲联盟生产的全部商品中只有不到10％的商品出口到非欧盟地区”。（6）所以，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比较泛泛而论的说法。

事实上，真正可谓全球化的，首先是金融资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随着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提高，电脑互联网络的普及，货币虚拟化为一种“电子货币”（吉登斯语），呈现为电脑中的数字。由此，全球金融资本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钱，每天都有天文数字的巨额在流转：“每天全球货币市场的营业额远不止一万亿美元”。（7）这一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如果用100美元纸币摞起来，“将超过120英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20倍”（同上）。

这种全球范围的金融交易额，远远超过全球实物商品的贸易额。后者不过是前者的零头。“1997年全球平均每天外汇交易额估计为1.5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不足2％”（8）国际贸易的增长，远远不如国际金融交易总额的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同上，第292页），造成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急速膨胀。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新著 —《遏止野火》，专门指控像森林野火那样蔓延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神话。布迪厄认为，“全球化”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随着世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或“非调控化”（deregulation）和通讯费用的降低，形成了一个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见本书，第  页）

这个“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市场，大规模进行投机交易或投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本影响了全球经济环境。那些拥有巨额资金的退休基金、集体投资基金，如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和“互助基金”（Mutual funds）等基金，在全球金融投机和证卷交易中举足轻重，牟取暴利。如索罗斯一人，便可以动用100亿美元搞跨一个国家的货币（如英镑，一役赚近20亿美元！）或在世界一个地区造成金融和经济灾难（亚洲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多年发展经营的积累，可以被一两条金融大鳄轻易榨干、卷走。当今世界资本生钱（金融投机、证券交易）远超过劳动、实物生产创利，端赖“全球化”之利。

另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现实，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得益于上述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市场，所谓“资本的自由流动”，两者本是紧密相连。跨国公司的经营，不能不说是西方垄断资本的一项绝妙发明：将工厂企业设到最低成本的国家（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有关国家的优惠政策等），然后将产品直接在当地销售（避过关税），或通过其子公司内部网络销往别国，获取最大值利润。

当今世界的跨国公司为何物？它们首先在本国市场、常常依靠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积聚雄厚的实力，然后以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范围设立子公司或营业点，寻求最廉价的原料、初级产品和劳动力，向全球市场推销其产品。当今世界的贸易，三分之二是为五万余家跨国公司所控制，其中一半以上的业务是在同一跨国公司属下不同子公司之间完成。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的生产和70％的对外直接投资（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所以，今天的国际贸易，实际上并无多少“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可言，而是很大程度上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是一种反竞争、反市场的“垄断经济”。

法国历史学大家布罗代尔（F.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著中把经济生活分为三个区域：最下层是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中间是“市场经济”，是透明、竞争、低利润的区域；最上层是“资本主义”，这一层排斥竞争，以“垄断”为根本特征，是“高利润”、“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无关，相反是一种“反市场”的经济行为：“哪里的利润达到了高额，该处，而且仅仅在该处就存在资本主义”（9）。深受布氏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E. Wallerstein），也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的敌人”（10），赞同布氏观点：“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资本家就是垄断家”（同上，第75、87页）。

为了削除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投资的限制，为了保证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经合组织（OCDE）的“智囊”和“技术官僚”们，自西元1995年起，背着各国政府和公众，一直在谈判一个名叫“多边投资协定”（法语的缩写为：AMI）的东西。在法语里“ami”是“朋友”的意思。但这个“AMI”对于各国人民远不是“朋友”，而是被称作“吸血鬼”（Dracula）。因为这是一个限制民族国家主权、“单边”保护投资者即跨国公司权利的协定。这个协定的谈判是暗箱操作，连美国国会也没有通报。代表跨国资本利益的世界媒体“成功地把那些与协定利益相关的人一直蒙在鼓里”，“主流媒介从没有向大众报导过《多边投资协定》”（11）。至到西元1997年和1998年，有关国家媒体才开始披露，引起哗然（笔者当时刚好在法国，亲历其境）。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N. Chomsky）对其进行了揭露：这不仅仅是“投资者权利条约”，更确切地是“（跨国）公司的权利条约”，“投资者被授权可以自由地进行资金运作，包括生产资金和金融资金，而不受‘政府干预’”，“投资者可以起诉（一国）政府，只要赋予他们的权益在任何程度上受到侵犯。相反的规定却不存在：国民和政府不得起诉投资者”（同注11，第125－126页）。尽管这个协定最终不了了之，但其主要内容仍包涵在世贸组织有关协定之内。

法国学者德布里（Christian De Brie）批评欧美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谈判新形式的“AMI”：“旨在……将民族国家从属于、将各国人民隶从于跨国公司的无限制扩张”（12）。德布里直言，“跨国公司控制了大国际组织，尤其是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和世贸组织”，“看来，什么都不能阻挡跨国公司占有这个星球，将人类置于资本的专制之下”。这些跨国公司，正“加速进行巨型合并和集中化，并享有效忠其事业的（本国）政府和国际大机构的无条件支持以实现其目标，还控制了几乎所有信息和通讯手段”（同上）。

跨国公司拥有势力强大的游说压力集团（lobby），如“跨大西洋商贸对话”（TABD: Transatlantic Business Dialogue），“商贸投资网络”（Business Investment Network）等，故能操纵那些国际机构为其利益服务，迫使各民族国家就范。布迪厄指出：“那些跨国大公司及其国际管理委员会，那些大国际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看不见的世界政府”。（见本书，第  页）西方跨国公司一边是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不得“干预”，以便它们来“自由”金融投机、投资、转走资金和利润，最大值地攫取各国资源和财富，另一边是最大可能地依靠本国政治、军事力量出来“干预”，为其利益服务。历史上，英荷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美国许多大公司的兴起，都有赖于政治、军事与商业的三结合。一边是鼓吹“风险”社会，另一边是千方百计保证自己“无风险”地在世界各地获取高额利润：世贸组织正是其“保险”机制。世贸组织旨在规管各国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为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扫清障碍，可谓正是为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而构想成立。

因此，跨国公司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当人们轻松地在沙龙里高谈阔论“经济全球化”之时，其实真正全球化的是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可以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空说无凭，且看“全球化”的鼓吹者吉登斯也承认：全球化近二十年来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拉大，“从1989年之1998年间，全世界最穷的1/5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从2.3％下降到1.4％。另一方面，最富的1/5人口所占的比例却上升了”。（同注7，第11页）这些年，跨国公司一片兴旺，而同时，“发达”国家失业率连连攀升并居高不下，世界其他地区则是债务危机、人民贫困化、社会动荡（如最近阿根廷骚乱）。

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大多总部设在美国，而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以国家而论，美国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受惠者，也是最卖力的推动者。由于联合国越来越不听美国指挥，美国便转向世贸组织 —可谓“经济的联合国”。 相当程度上，世贸组织是美国在经济上控制世界的工具（参阅乔姆斯基）（13）。

有一个细节值得回味：西元1999年下半年，笔者在巴黎偶然听为西方主流媒体代言的法广中文播音，该台平常总与中国唱反调，突然大谈起“入世”对中国的好处。言语间，大有要拉中国入世之感，不由我想起“凡是敌人拥护的……”。实际上，美国原先的阻挠并非真的不让中国入世，而是想尽可能先压低中国的利益要求。后来见中国一时掉头不顾，就又急了，便让“主流媒体”放风来拉中国。事实上，最后是美国主动拉中国入世，进入沃勒斯坦所谓“中心—边缘”图式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让中国构成世界资本循环“边缘”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链节”。中国加入世贸，当令无数跨国公司的老板和金融寡头们弹冠相庆，兴奋得发颤。

在搞清楚究竟什么全球化了、全球化真正对哪些人有利之后，人们就不会惊讶“全球化”的口号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人们可能以为“宣传”只属于原先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西方跨国资本控制的“宣传”之强大，是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美国新闻署”（USIA）是世界上头号鼓吹“自由”“市场”等美国价值的机构，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电台频道，还有专项“民主书籍计划”（Democratic books program），资助宣扬这些价值观的书籍出版。西方跨国资本完全控制了西方“主流媒体”，“（它们）对诸大通讯集团……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布迪厄语）。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专有很长一章，题为“媒体控制 — 宣传之壮观成就”，披露美国每年花约10亿美元制造“信息”，以“控制公众思想”，“使公众几乎完全听命于工商界的摆布”。（同11，第191页）前苏联的解体，极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宣传”攻势所致。吉登斯说：“电视在1989年（前苏联）革命中起着直接的作用”。（同注7，第10页）不战而胜，使一个超级大国溃然崩解，西方“宣传”机器何等有威力！

“全球化”的口号，不是一个自发产生的说法，而是代表跨国资本和金融寡头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媒体记者、形形色色的“智囊”和“技术官僚”等各路同谋，人为地、长期不懈地“宣传”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掌门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 Freedman），其“货币主义”的主旨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以便“资本自由流动”，其学说构成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促成了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全球化”。

布迪厄指出：“‘全球化’（被用来）意指一种旨在统一世界经济场的经济政策：通过一整套法律政治措施，取消所有对这种统一的限制，取消所有对这种扩张的障碍（大多与民族国家相连）。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定义，它与一场真正的宣传紧密相连”。（见本书，第  页）

布氏揭示了西方媒体是如何制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神话的：“（它）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这些力量受一些真正企业的集中和组织，去生产、传播和干预。例如，仅美国商会联合会（AMCHAM）一家，1998年就出版了十本著作和六十多篇报告”（见本书，第  页）。布氏还例举了法国《证据》（Preuve）杂志：“这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资的杂志，由一些法国大知识分子扶助，在二十至二十五年间，……不厌不懈地制造了一些观念，使其慢慢变成显然之理”。（见本书，第  页）人们不要忘了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一些“精英”出书鼓吹“自由主义”，不能忽视中国知识界鼓吹“全球化”受西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

“全球化”，这个被千万遍重复的词，“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终于习惯成自然：“这是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见本书，第  页）。

新自由主义的宣传非常具有迷惑性，语言技巧或语言陷阱不可谓不高妙，常使人在无意间跟着宣传人云亦云：“新自由主义修辞，……有这样的逻辑怪圈：‘因为经济在全球化，所以必须使我们的经济全球化’；‘因为事物变化很快，所以我们必须变化’”（见本书，第  页）。国中有多少人是否也在用这样的逻辑？

可见，“全球化”不是像中国政界、文化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精英”所浪漫想象的那样，是“时代潮流”“历史趋势”，而是为西方跨国公司统治世界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口号。

悲哀的是，许多“精英”对“全球化”口号背后严峻的现实懵然无知。他们几乎是拍着巴掌欢迎“狼来了”，竭诚欢迎西方跨国公司来中国占领中国市场。在“自由竞争”神话的迷醉下，他们对中国入世很乐观，以为势单力薄、羽翼尚未丰满的中国“单国”企业，可以在国内或国外市场上与这些占有资金、技术、品牌、规模优势、在世界各地形成垄断经营的跨国公司“自由”竞争而成长壮大！殊不知在缺少必要保护的情况下，小鱼们只有被大鱼通吃的命运。

所谓“双赢”，稳操“赢”券的，当是财大势强的垄断性跨国公司。而中国企业是否能“赢”，以中国今天这样对待“全球化”的天真心态，我表示忧虑。

我们倒是应该学习美国历来奉行的或明或暗的经济“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学家贝罗奇直称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历史上美国经济实力的坐大正靠了国家的高关税保护）（14），应坚持国家干预，限制跨国公司的垄断，以保护、扶助本国企业的成长壮大。

我以为，一篇朋友转过来的署名“邵人”的文章，显示了一种可贵的清醒：“七十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战略武器推行全球化，宣扬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人类的福音。但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却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利，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摘自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第一章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