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路、邪路与自己的路

江涌

《国有资产管理》2009年第2期

有道是，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好坏。因此，“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成败。90年前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革命的政治独立道路；60年前的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现代化的探索道路；3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之际，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成熟与自信的中国人，正挺直脊梁，走自己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几千年，中国一路领先走过

在人类近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一直不落人后，而且绝大多数为“天下先”，也因此总是“敢为天下先”。依照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的研究，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分析，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0.2%。“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此，中国人一直自信着，也有理由自信着，昂首挺胸走自己的路。

然而，鸦片战争，拥有几十万军队的中国竟然被区区几千人的英国军队击败，中国人的自信被颠覆了。尤其是甲午战争，拥有亚洲最强大海军的中国，竟然被一直仰慕、学习甚至一度依附自己的日本击败，近乎彻底击毁了中国人的自信。如此，一些先觉先悟的中国知识与官僚精英，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迅速倒向西方。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一次次尝试的失败，一次次强权的肆意欺侮，一次次压迫着中华民族的信心底线。本人在读大学本科时，一个哲学教授告诉我，据他研究考证，近代著名政治家康有为夫子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陷入了绝望，认为中华民族的希望在脱胎换骨，更换人种。一个数千年自信尊大的民族，在百年间即走向无比自卑，以洋为尊、以洋为师、挟洋自重、拉洋旗做虎皮比比皆是，且如今愈演愈烈。

是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回忆，当中国人在朝鲜半岛板门店与美国签署停战协定后，尚在英国留学的他，激动得泪流满面，中国人竟然有勇气、有能力让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协定上签字。但是，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崛起，中国人依然没有底气，因为中国人要走的是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基本实行“一边倒”，经济上大体采取“苏联模式”。这不仅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也是国际大环境的使然，在当时国际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老路与邪路都走不得

“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基本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制为主体安排整个社会经济，以计划为手段实行资源配置、企业生产经营、行业布局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以少消费高积累的方式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以按劳分配与全民福利来分配消费物资。“苏联模式”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东中欧等国家实践表明，该模式有其明显优点，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原始积累效率高、速度快而且道德高尚，避免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缓慢、肮脏与血腥等种种弊端。中国采取“苏联模式”，依靠人民政权的力量，强行压低消费，勒紧裤腰带，把积累率提高到30%以上，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源泉，在28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200年的道路。这不仅比欧美侵略型积累道路道德水平高，也远比拉美依附型积累道路速度快。“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巩固政权、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无疑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完整与独立的工业体系、巨大的资本积累、普天公有的土地、持续增长且教育程度与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的人口、尤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国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资金、技术、人力、思想基础，而朝气蓬勃的强大军队为国家“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国防安全保障。“苏联模式”功不可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苏联模式”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实行单一公有制，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搞计划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经济社会管理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基础薄弱，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分配方式单一，平均主义严重，影响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城乡二元对立日趋严重，城市剥削农村长期存在；重积累，轻消费，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供求紧张的“短缺经济”状态。198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对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做了扼要解释：“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苏联模式”长于积累，短于经营，转向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国开放？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那里，思路清晰、简单——“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通过不断推进改革与开放，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事实证明，“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邓小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形象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后来一些食洋不化的人士狗尾续貂为“彼岸理论”，即费尽千辛万苦“过河”就是要抵达美国资本主义彼岸。为此，“打左灯往右转”，几乎全盘抄袭美国模式——股东资本主义，片面强调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股东利益，忽视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高薪但缺乏道德与法律约束的职业经理，低社会保障与福利等等。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在大学讲坛上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并美其名曰这是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后发优势”。

如今，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规模干预市场，作为“更加纯粹资本主义象征”的独立投资银行现已从美国消失，危机的发生与美国政府的行动清晰表明，走进“死胡同”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美国自己所抛弃。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强调：“那种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想法，是一种疯狂的想法。”“放任主义已经完蛋了，那个永远正确的万能市场也完蛋了。”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透视此次金融海啸，不难发觉：凡是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如冰岛），与美国关系越紧的国家（如英国），对美国经济依赖越大的国家（如阿根廷），受伤就越重。多年来，在“经济共生”的导向下，中美两国经济关系似乎日益密切，但是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单向依赖前所未有，这就是美国城门失火，中国难免池鱼之殃的缘由所在。

市场经济不可避免会带来两个重要副产品——贫富两极分化与经济周期波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市场化与国际化日益深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日益明显，世界经济的消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渐渐趋于一致。如今，国际金融危机应和着中国的经济周期，正使中国经济遭遇严厉的寒冬。有人不免要问，美国的“今天”出了严重问题，中国还有“明天”吗？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要描绘与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就必须告别所谓的“后发优势”，与走火入魔的新自由主义决裂，坚定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集约式增长与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在政治上基本实行“一边倒”，经济上基本采取“苏联模式”时，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1956年4月，在谈到应从苏共二十大得到什么教益时，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当时的国际客观环境与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识决定了中国的探索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958年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的明确指导思想，以及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一系列现代化建设实践，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开启了具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探索。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宣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系列“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后来被总结为邓小平理论，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南。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看不到，在国际历史与现实中也难觅踪迹。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开始了“中国特色”的道路探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一脉相承与发展。“中国特色”就是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坚持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发展的根本基点，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走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的道路。这是中国民主革命90年来、新中国建立60年来、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实践的成功使中国人越来越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

如今，在“苏联模式”、莱茵式资本主义模式（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典型代表就是新美式资本主义）或走入历史或日渐式微的时候，“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多得到世界的肯定与赞誉。设在华盛顿的思想库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认为，危机明显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但是，从经济思想史的长河来看，自由市场主义的溃败未必就是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右翼思想光芒的暗淡未必就是左翼力量的自然崛起。即便历史的钟摆正明显向左，国际社会普遍左转，但是理论的交锋、价值观的碰撞与利益的博弈仍在继续。中国当然不会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会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中国已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