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历史观问题和考察视野

作者：老田

中国最近160年来的密集社会变迁带来的强烈反差，社会问题空前突出需要回答，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今天的现实，已经走到理论前面很远了。旧有的、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不管是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都是非常苍白的，要是把争论限制在既有的理论框架里，肯定是无法提交满意答案的。

中国社会的内部分化空前突出，引发了思想上的激烈争论。西方舶来的左右两种“制度决定论”的解释模式，不仅得不到争论对方认同，而且在左派右派内部都难以完成思想整合，应该如实地承认这是理论范式遭遇中国现实的困境，不是去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西方理论的问题。这一场争论被命名为“新左派对自由主义”，实际上被指为新左派的人许多不同意对方戴的“帽子”，新右派则自称自由主义，双方都有许多人都抨击争论的对方学风不好，我看其实体现着的是现实中间政策主张和利益分配立场的不兼容态度。新左派的命名内涵，确有被对方指为“反对改革开放”的内容，自由主义者看来希望援引强势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统一战线”，这就脱离了学术争论的常规，而是变成了“搞政治”从而要争取多数和强势群体支持。事实在于争论确实太过于局限于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没有超脱对立的政策主张和利益分配主张。

如果需要展开争论的话，也许需要抛开政治立场与政策主张方面的执着，因为那些东西都涉及到现实社会的利益分配，不可能不受到利益分配上“此消彼涨”关系的制约，基本上很难有什么讨论余地。从现实政策和立场上后退，才能真正展开有价值的争论，首先把视野调整到位，把问题提出来，最后再去结合中国的现实寻求答案，这样也许在争论上有价值得多。这也许预示着一个真正的“文化革命”或者范式革命条件。在理论研究方面，在创新的起始阶段总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希望真诚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不管左中右派，都来参与这一创新过程。为此有必要把考察问题的视野进行全面的疏理，把争论的层面延伸到追问理论前提上去。

下面是我看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遗漏问题和被屏蔽的视野，没有进入争论双方的视线。我对问题的推演，完全可以看作展开问题的辅助线索，不作为定论而是作为争论的靶子，使得争论的针对性更强，希望大家都来参加争论，共同来把中国的重大问题和观察视野理清。

一、 需要综合考察人地关系、人与人关系

人需要的物质和资源都来自自然界，人均资源数量本身不仅对人与人关系紧张与否具有硬性制约，而且人均资源数量有限本身会抵消发展经济的努力成果，边际报酬递减就是这样一种作用方式。对人地关系和人均资源的考察，部分的衰减了制度的决定作用，假如制度本来就是起决定作用的话。

1、 人地关系

人不能自主生存，需要借助外在的资源来支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些资源来自自然界，或者是自然资源的生产成果。人地关系有紧张与缓和的分别，这不可能不影响搭配制度选择方面。

资源大量是消极的，直接采集的部分在人们生活中间的比重急剧下降，多数是通过生产过程才为人们取用，技术因素与知识积累的价值。

在人地关系方面，有一种所谓的环境绝对不容变动的立场值得提出来讨论。实际上人类自从开始在地球上活动以来，这个破坏环境的过程就开始了，无非是程度不同而已。在游牧渔猎时代，人们与自然界的竞争过程就开始了，无非是由于人们掌握的技术手段有限，对自然界的影响尚小而已。到农业发明并成为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人们“修理地球”就成为一个日常工作了。至于修理地球的深度与广度，就要看人们的需要与技术手段的可能了，这个时代人们对自然界的影响，相对于游牧渔猎时代要大得多。到了工业化时代，人们掌握的技术手段空前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急剧攀升，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和破坏也达到了一个空前惊人的程度。

所以破坏生态与自然景观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在游牧渔猎时代对生态和景观的破坏是最小的，但是在农业时代就已经开始系统地破坏生态和景观了，工业时代人们对自然和景观的破坏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破坏过程，在表面上是一个个单独的项目建设问题，但是在背后其实是一个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问题，个人欲望的膨胀使得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急剧增加，最后是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之下才成为可能的。所以如果真要行使批评的权利，首先要批评这样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或者去抨击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如果承认人们的生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理性的批评应该建立在一个这样的基础之上：要对无限制膨胀的消费欲望寻求一个合理的限制，在满足人们合理需要的基础上要寻求一种对自然破坏最小的开发利用方式。

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则，在改善人们生活的资源来源方面，由可再生资源利用引起的环境负面作用，要远远小于对不可再生资源，因此不但要优先开发利用水能资源，而且也要重点发展农业，通过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去获取更多的可再生资源，借以支持人们生活的改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就目前的技术发展而言，大力发展农业和进行水电开发，是最现实的替代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同时又能够满足人们生活要求的途径。水电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少于火电，烧煤又比烧石油的环境负面影响大。有水电可以利用，就应该充分减少煤的开采和利用。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城市固体垃圾和相对严重的大气污染、酸雨等，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煤在中国能源结构中间的比重太高的缘故，煤在中国总能源消耗中间曾经高达75％以上，至今仍然超过60％，而全球平均数是石油和天然气要占据60％以上。

笔者以为，一些批评者实际上摈弃了真正的理性思考，简单和粗俗地寻求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绝对不容许变动”的道义立场，然后把全部视野局限在这个“假命题”里面，这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利用这样的东西来煽情，并以此去屏蔽对特定问题做理性的分析，这更是愚不可及。

2、 人与人关系

人与人关系，有合作与竞争两种选择。目标是解决人地关系以及追求适当的人与人关系。竞争代价主要是弱势群体承担，合作成本要求强势群体分摊，分摊方式主要就是不利用优势地位走极端，接受监督和约束。

竞争通常是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良好合作的群体往往能够赢得竞争，争取到更为有利的资源分配地位。个人层面的竞争通常不占重要地位，主要群体竞争的结果，决定资源分配的重大份额转换关系，群体竞争的两种常见方式是阶级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共同的特定是竞争的组织工作要依托国家机器完成。

两种真正具有全面对照意义的社会模式：
欧美日的竞争－均衡社会，是人地关系缓和的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合作高成本阶段，合作模式并无法根本缓和可分配资源有限与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天中国也仍然无法缓和这一紧张关系，好像也看不到理想的解决路径。

以阶级斗争（竞争）关系来书写历史，并且以此去标定文明的发生与发展进程，至少在逻辑上排斥了合作的视野，排斥了人地关系方面的技术要素，特别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群体竞争关系是否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似乎值得商榷。

3、 人均可分配资源数量和与制度无关的社会关系紧张

一个群体内部的分配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也许与制度有关系，但是无法超脱可供分配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制约。拿一家子吃饭作为比喻，如果每月人均伙食费只有100元，好不容易吃一顿荤菜，哪一个人吃多了，其他家庭成员就难免在心里嘀咕：这人未免太也不自觉。如果人均月伙食费1000元，估计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报菜谱了，在饭桌上彼此肯定不会在心存芥蒂了。

可分配资源作为分子，分母是人口，商数的大小就是人际关系紧张与否的标志。作为分子减数存在的项目，是安全支出、长远利益投入的技术教育费用；作为分母减数的是分配集中程度高低，基尼系数高意味着少数人得到更大份额的资源，相当于分母的缩小。

分子和分母的减数项目的存在和利用，会导致资源分配上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当前和局部可分配资源增加，可以减少其他方面的资源分配为代价得到。抛弃长远利益突出当前利益称为时间效应，抛弃整体利益利益突出局部利益是为空间效应。由于资源分配上的紧张关系存在，当前福利改进与长远利益投资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突出，往往是人为的政策选择来决定资源分配，毛泽东时代是生产领域的资源分配优先政策，最终体现为高积累政策和重工业优先，现代化模式是一种生产条件现代化领导消费进步的现代化模式，表述都是生产条件直接定位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邓小平时代是消费主义现代化过程，也是高积累搭配资源分配倾斜政策，体现的是精英阶层的消费意愿和口味，表述为“三个有利于”，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着重把当前福利及其统计指标突出出来。

配套改革时代的资源分配重点的调整，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特别着重论证减少国家安全投入的必要性（与此配套的和平与国际竞争双赢理论）、长远利益投入减少的必要性（抨击重工业优先和鼓吹比较优势理论）、减少资源分配给多数人的份额（效率优先和控制权搭配剩余索取权理论），都是在论证充分利用分配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把个人当前福利作为单一的政绩评价目标，把其他目标摈弃在视野之外，显然就是服务这样一种分配方式调整。突出当前的福利指标价值，突出高端人群的消费水准作为政绩指标，主要是把资源分配调整作为单一政策手段来“造舆论”，摈弃了完整的问题视野。改革的成绩到底是制度优化，还是资源分配方式调整的结果，或者何种为主何种为次？

二、 在“人与人关系”上的两个历史转折点

大同崩溃是人类社会进入竞争社会的开始，现代化过程是竞争深化的过程。人们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是跟着这个现代化过程而降低的，当然也是和权力与资本力量的扩张相对应的，对权力和资本的批判都是有道理的。话语权的作用跟着现代化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而兴起，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本就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竞争。

1、 大同崩溃

大同崩溃实际上是人们由全面合作与自然界竞争的状态，转为人类之间的竞争状态，是人们之间以合作为主的时代结束，转向以竞争为主的时代。人际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性蜕变。
大同时代全面合作的条件是：个人因为安全和生产方面的原因，无法脱离群体而生存，因此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高度一致。

大同崩溃的条件是大片森林已经砍伐完毕，个人的生存较少受到自然界因素的威胁，安全不再依赖于群体活动的保护；技术因素是铁器和役畜的广泛使用，生产劳动可以在家庭内完成，不依赖群体合作，耦耕制被超越。

大同崩溃意味着再也没有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了，“自然时代”和“自然秩序”永远地丧失了，剩下的社会秩序建设，都要经由强制管理手段的运用来达到。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过程要么是资本主导完成，要么是政治权力起作用。马克思和他竭力批判的对手一样，把资本的作用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位，把权力作为资本的附庸，把国家和政府看作是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历史地看，政治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而且受资本主导，仅仅是欧洲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那个时候欧洲中央集权国家建设过程还没有完成），与中国的长久历史经验不同，也无法解释后发国家内部的权力与资本关系。

2、 现代化过程与话语权作用的上升

农业时代资源的生产与分配局限在相对狭小的区域之内，物质财富的流动过程相对清晰，利益关系相对简单，人们彼此之间对对付利益的肯定与认同程度较高，重大利益受自然界线划分不呈现竞争性。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存状态里，没有“田埂”去划分人们的重大利益，由契约和法律划定；利益没有自然界线，呈现非常强大的此消彼涨关系，和陌生人的利害关系也空前增加起来（脱域），彼此不认同程度上升，在利益分配方面的竞争更形激烈。

利益生产与分配的范围急剧扩大，人们不仅难于控制与自己命运紧密相关的重大事项，甚至连了解都发生了困难，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上升。

现代化过程中间的生产和分配的强大社会化运动，客观上要求控制权的强大，去弥合人们彼此的不认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也要求按照特定要求去控制资源的分配规则。全能国家或者翻译为极权国家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进入人们的视野。

为了降低控制的成本，增进人们的认同和减少反抗，人的社会化过程变得特别突出，话语权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上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蓬勃发展，话语权的兴起就是适应社会控制需要而诞生的，今天人们要在教育体系里面停留很长的时间，表明自然人改造为社会人过程的漫长、艰难。社会科学的两面性与其产生的时代要求是一致的，社会科学首先要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处境，这是科学性所在；制造认同和消弭反抗，强化或者瓦解竞争意志，这是政治性的一面。

3、 主体性丧失过程及其批判理论

从乡村到城市的感受，在乡村那样的利益竞争不发达的场合中间，说话的忌讳要少的多，舆论的监督作用不考虑隐私权保护问题，没有许多应当与不应当的忌讳；到城市里以后，发现自己讲话常常不讲场合，不注意对象。在城市这样的竞争性比较发达的场合，熟人和同事之间，也常常具有竞争性的利益消长关系，需要经常注意利益与影响的变动，语言交流本身可能就是意味着利益诉求表述，谈话内容转向完全中性化的话题，例如今天天气哈哈哈，酒桌上主要与人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黄段子。

乡村生活的地域相对稳定，都是一种熟人关系，个人形象确立需要比较长的时段检验，单个谈话内容、单次接触对确立个人形象的意义较少。乡下人注重长远形象，彼此利益关系划分相对明确，个人行为以自律为主；城里人的行为主要接受契约和法律的调节，以他律为主。乡村舆论调节的低成本，与契约法律的高成本秩序之间的重大区别，这与农村剩余有限的适应性，高成本秩序不可能在农村落实。

今天靓妞就业中间的自我保护成为一个困难，在权力和资本发展起来的巨大控制权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意愿要困难得多。是制度决定？还是现代化过程中间的主体性丧失。

人的主体性丧失过程，除了表现为个人在权力与资本代理人面前的弱势和易受侵犯之外，更广泛地表现为个人的主动适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身体资本化和人际关系货币化。在网易交友频道上，女孩自己上贴的照片多半是艺术照，韩德强说“美丽是天赋资本，美容是追加投资”，人的身体资本化已经内化为自觉意识；先生们的身体资本化更加直接一些，最近深圳被端掉的黑社会团伙200多人，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作为资本投入，去追求分配地位的改善。

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价值，哈耶克对权力的批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在公有制替代了私有制之后，继续对权力和话语权私有化的批判。哈耶克对权力的批判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是批评方式要拿出来另外处理。用小农的独立去批判社会化过程，不是一种在逻辑很好的说理方式，例如哈耶克批判决策集中作出，其实这是现代化的结果，实际上是除了小农之外没有什么人是自己做决策的，资本控制的企业尤其不是，如果把民主和自由的依据建立在这个批判上面，在根本上既否定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基础，也否定了现代化，但是现代化是客观社会进程。

4、 国家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关系

随着运输技术的进步，进入全球范围的资源分配数量急剧上升，换言之，资源越过国界的流动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多。决定资源分配和资源流动的因素在历史上的变化过程，开始时代是需要强制力量去增加控制，帮助实现资源提取和集中；技术进步使得这个过程中间的强制性逐步减弱，原来的反抗也逐步削减，第三世界内部合作者的产生，内部分化加深对于实现低成本资源外流的关系。帮助实现资源流动过程的精英阶层，历史上有德国的容克地主，美国南方经营种植园的奴隶主，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学界和政界人士）和买办群体，第三世界的分化适应了第一世界的需要。全球化过程伴随着后发国家的内部分化，美国的国内分化最后引发南北战争而在战场上通过胜负决定的，德国是伴随着统一过程最后也是政权压服的，中国今天的内部分化将何去何从？

三、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依据

政治权力、资本和话语权在一个社会中间是最强有力的力量，从宏观看下去，任何一个社会得阶层分化都是这三者共同决定得；从微观看过来，每一个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是由个人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来决定的。舍此之外，社会上再没有特别强有力的杠杆了，均一社会在这三大杠杆作用下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阶层，反过来这些强有力的因素又是管理实施的凭借，社会整合也是依靠权力、资本和话语权去控制人而实现的。摩根索说权力就是支配别人意志和行动的力量，韦伯说权力消除混乱带来秩序。

要把政治还原到“国际和社会管理”的现实层面去看，要把资本和话语权的社会功能突出出来，避免用所谓的信仰词汇去界说。政治权力的运用方式是直接管理模式，资本的运用方式是间接管理模式，具体到特定个人的选择上确实体现了差别，但是对群体和历史而言，这不是什么自由和专制的区别，在促使人丧失其主体性方面，权力和资本是其同样作用的，要问就一般情形而言，资本还是权力更能瓦解人们的意志？科层化的管理和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都是资本和权力的逻辑在共同作用，人的主体性被消解是在这样的机构里就业实现的，是这样被淹没在市场的汪洋大海里的。

1、政治权力的作用方式

与政治权力的形成紧密相关的是国家机器、政府组织和当权派，权力永远有这三大问题：如何掌握？谁来掌握？为谁掌握？

权力的性质是私有还是公有？民主的哲学起点是承认权力私有；中华文化不承认权力私有。共同的问题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由于信息和力量不对称的存在，没有低成本的监督方式存在。民主政治承认利益集团的合法政治表述，实际上是承认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派可以把自己和国家政府进行捆绑处理，“朕即国家”“老子代表党”就是这样一种逻辑，以援引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作为自己的靠山。权力公有与合法监督的要点，是把当权派与国家政府分隔开来，看作不是一回事，文革期间关于“怀疑一切”争论的意义。

不承认权力私有不见得就能够迫使当权派不为自己的利益去使用权力，这是由于对于权力监督受到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的限制，有力量不对称与信息不对称在中间作梗。美国布坎南研究民主与财政赤字，说在增加开支中间受益的少数派，最积极组织和行动起来去推动财政支出方向，多数反对派如纳税人联盟，通常无法解决组织起来、采取行动的成本问题，会相对消极、成效也很差。

2、资本的权力

与资本权力相对应的是积累顺利实现与产权保护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地提取社会剩余、国家政权又如何低成本实现为资本服务，保护要好同时保护费要低，诺思说交易费用就是产权界定实施和保护的费用。守夜人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市民社会都是突出资本的社会角色。资本要求人工具化，成为合格的生产者和合格的消费者，比较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典型“资本提取社会剩余”的方式：鸦片烟瘾就是把自给自足的农民托进市场交换过程的方式；广告文化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名牌然后是强行把个人社会地位与消费品购买结合起来；政权帮助实现提取――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今天的权钱结合。在资本无法顺利提取社会剩余的情况下，强制性手段必须在提取剩余过程中间起作用。竞争的逻辑在资本形态上体现的最彻底。

3、话语权的行使

话语权的行使，为了的把自然个体进入社会角色，对于社会管理的对抗意志下降和瓦解，把个人利益结合到整个分配体系中间去。作用于个人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信息不对称在现代化进程中间极度膨胀，利益没有大家公认的界线，使得社会科学应时而生，帮助了解是科学，制造认同和不认同是政治。普及大学教育使得人们对社会科学能够形成敏感的反应，这是个体社会化的时间链条拉长，长时间的教育使得对人的改造更加彻底。

话语权对资本和权势的倾斜，是一个铁的规律和一种社会常态，老子和庄子的说法。信息成本问题导致话语权行使寻找简化实现方式，坏人不干好事，好人不干坏事，道德铁律的频繁使用，归谬法还是一种最常见的论证和言说方式。毛泽东时代的文人为了追求低投入，就方便地把地主说成是坏人，然后再列举他们干过的坏事；今天抨击劳动大众及其依托的社会体制，也是把一些关键人物说成是坏人。

4、老子和管理悖论

老子最彻底的管理悖论，他看到除非在“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情况下，否则就有“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空间和条件，技术进步过程和话语权存在本身就会发展“信息不对称”，管理依据的国家机器建设会强化少数人压制多数人的力量，物质刺激会鼓励人们通过歪门邪道去占有财富，话语权设立本身成为一个分配依据带来竞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与文人相轻的竞争。老子发现竞争的两个层次：竞争从简单的物质财富争夺，发展到控制权的争夺，竞争发展到掌握竞争力的竞争，这样竞争就成为相对优势的争取，没有了最后界线。设立管理并用来管理社会的手段，每一样都要最后走向反面，原因就是经济人控制的竞争社会中间，每一种力量都作用在强化优势阶层加剧社会分化的方向上。

老子是真不为权力辩护，也不为资本辩护，更不为话语权存在辩护，是真正的唯一的价值中立者。孔夫子就有问题，拿职业利益去吸引人，“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耕也绥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是招生广告，耕者学者的收益差距是收取学费的依据，毕业又不安排分配工作。这样一个孔夫子，还是有话语权的人里面最有觉悟的人，无人能出其右，儒家学说和他的主要承载者，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没有在大款面前彻底低头”的学说（不包括儒生）。

四、回到现实主义

大同社会已经崩溃，最糟糕的状况是没有秩序，竞争的代价非常之大完全不能承受，这是先秦时期国家统一的最强大动力，老百姓对此认识也非常深刻“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就是对安全成本太高的认识。社会既然是竞争的，既然是自然秩序已经没有了，管理就是到达秩序的唯一路径，剩下的选择就是管理和整合方式选择。要么是资本主导着管理，要么是权力在主导管理。

资本是间接管理模式，通过市场选择去进行人力物力调度，整合方式相对宽松，不做硬性安排，但是实施最彻底的竞争逻辑；权力是直接管理，对人力物力进行直接调度，但是终究无法避免朕即国家的小团体作用；话语权要实现公有也很困难，儒家从“王道”到“礼教”的发展，就是逐步走向“傍大款”的过程。强有力的因素为职业利益群体所垄断，很难不发展起来小群体利益脱离公意。相比较而言，中华文化是最不傍大款的。

在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国家－市民社会这样的一系列的二元叙述中间，在背后起作用的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权力。现实社会基本上很少见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各种组织和机构如果不是资本整合的，就一定是权力整合的，我们都讨厌这两者，但是读书毕业找工作，完全就是冲着资本和权力过去的，尽力争取好的谈判地位和条件。10多年来谈判地位急剧恶化，特别是扩招之后，大学生们的谈判地位下降得很厉害，咱们去和资本与权力的代理人谈判，变得好像是要高攀，以后的发展前景，比开始的谈判地位受损更严重，最开始本来是农民工再城市里没有住房，今天的白领的多数也将买不起住房。当白领与农民工同等待遇，教授们还抨击农民工素质低，过年非回家不可吗？没有力量地位对比的相对均衡，到哪里去找个人自由和程序正义。

1、话语权的作用方式

人们认知和接受的三种常见途径，社会化问题或者人的改造问题，如何在潜移默化中间实现。

1）技术性知识的学习，规范和纪律的掌握，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干这个的。

2）潜意识中间学习，在思想感情上发生变化，寓教于乐，中华文化注重在礼乐教化，通过集体活动中间的激励与感受，强化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体认，例如祭祖就是到特定场景中间去与祖先对话，舞龙玩狮子的民间活动体现的集体精神激励作用。宗教表面上不讲道理的背后，上帝在那里代表什么？涂尔干说宗教就是崇拜集体的力量，对个人无法解决自身安身立命的问题，需要集体帮助把握与实现。人格化的力量寄托者，领袖与宗教。毛泽东的符号价值，中国革命时期无出路者的集体力量化身、智慧与信心所在；第二重象征是他规定中国特定工业化时期高成本管理的成本支付者地位――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分摊合作成本，精英承担合作成本与传统时代（如蒋介石时代）和海外（如欧美日）对比是非常清晰的。毛泽东之历史地位不能说是仅仅因为“总是正确”的技术性优越性造就的，毛泽东遭遇“泼脏水”也不能说是技术性失误或者个人原因带来的，他具有的人格化象征作用不能抹杀。

3）拨去欲望的遮蔽，溺爱者不明，过分强烈的意愿总是要妨碍理智和逻辑的运用的。这是中国儒家道家最为推重的认识方式。注意意志力量的成长，对欲望的超越作用。理学心学都是这个观点，陆象山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朱熹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这是中国儒家、禅宗特别推重的认识模式，注重顿悟，反身而诚。

2、管理如何操作：德治、法治还是人治

西方的学术在学科方面具有严重的对立，管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教育学都承认要改造人，政治学推销民主自由拒绝思想改造，经济学说“看不见的手”可以搞定一切，政治学不承认经济人因为这可以直接推导出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理论。管理上再三强调企业内部要搞什么企业文化，心理学、社会学强调人的社会化问题。毛泽东时代说西方人老是搞骗人的意识形态，现在反过来被西方人和他们的代理人说成搞虚假骗人的意识形态。

回到管理学来说话，人是管理的中心环节，对物的管理是通过对人的管理来实现的。在管理学里面承认管理只能是“人治”，整天琢磨的就是要培养好的管理者和好的被管理者。

就管理成本而言，全面监督一个人的活动投入十个人还不见得管用，真正意义上全面监督与管理，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将要超过他个人能够创造的价值。在成本方面不可行，因此管理将依赖多数人能够完成自我调节，真正的全面监督和强制管理仅仅需要针对少数人，那么法律的强制性的意义除了针对少数人的惩罚之外，更重要的价值将在于改变多数人的预期，增加出轨行为的预期成本和风险。

人们完成自我调节的关键在于稳定预期的形成，对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关键，儒家一句话说绝了“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硬的一手“刑”软的一手“教化”，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建立起稳定的预期，这是管理成功的关键，也是国家和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的奥秘所在。法律的作用在于改变人们的预期或者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预期，最终社会管理的实现还得依赖多数人能够根据稳定预期完成自我调节，儒家的主张是“德主刑辅”，“明德慎刑”，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德治”。

管理成本降低到可接受的地步，依赖多数人能够完成自我调节，法律仅仅帮助改变和调节人们的预期。管理通过对人的管理来实现，需要合格的个人社会化过程的配合（这是人治的要点），就管理者而言，由于力量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没有低成本的监督方法存在，多数人的谈判能力无法通过简单程序变换而增加，民主承认权力私有实际上放弃了监督精英阶层的逻辑依据，指望精英阶层自己通过增进修养把问题解决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剩下的周期性清算方式成本就太高。

3、支付管理成本涉及到当权派的工作投入问题

管理权威的建立，是否需要以牺牲个别人的利益来实现“杀鸡吓侯”，背后的换算关系是“没有秩序的社会”损失与“建立和维护管理权威”要支付的成本对比，不单单是君王维护自己的地位而不择手段，是整体层面的“政治”问题还是个人层面的“人权”问题，马基亚维里把个人标准和集体标准混合运用，但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分化的，无法自动协调的，从个人利益标准出发和从整体利益标准出发看问题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韩非不相信人们会自动服从管理的权威，与农业社会实现全民总动员的困难程度有关，他要全部管理要素都使用“法术势”的综合运用问题。

当权派总是倾向于减少工作投入，减少管理事务的繁杂程度，当权派的追求本身与“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吻合，拿了钱想要少干事，是否就是官僚精英群体意志的投射？管理成本支付上的区别，总是带来董事会与经理班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董事长要发展企业，经理班子强调困难，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有人说要给控制权搭配剩余索取权，称为“米尔利斯合同条件”。谢泳说如果女主人与保姆的月收益差距要有十倍以上，没有这样的落差会使得管理变得困难，平等不利于管理。

与管理成本支付不足相联系的舆论压制和政治压制，新中国是存在的，而且有几个明显的高峰。共产党进城之后（思想改造运动）、文革期间军队干部上台（个人崇拜）、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对文革控诉与不争论），就是大批换干部的时候，也就是管理权威处在建立期间，这是古今中外管理权威确立时期的共同特征。

话语权集中运用的案例，邓小平搞改革与毛泽东搞文革一样，都是控制两报一刊，先在主流舆论消灭不同声音，分田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省赞成。意识形态的压制或者搞话语霸权，是为了减少管理成本方面的支出，认识越一致降低管理成本的效果就越好，自由派尤其认识深刻，新望骂杨帆话太多，说他破坏好不容易形成的共识。不过邓小平控制能力远远不如毛泽东，人民日报控制住了，北京日报控制不住，长期发生北京日报反对人民日报，一个老同志说我们邓小平斗争了20多年。

认同感的建立仅仅在被动适应水平上，其效果是难以长久的，需要让人们看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所在，这是事实胜于雄辩的问题。整体利益被认识的条件之一是社会上没有大量瓜分剩余的集团力量存在，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就是针对干部腐化足以破坏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条件。如果社会进步与多数人生活改进无关，这个认同感是无法形成的，仅仅靠说教是不行的。稳定预期的产生和维护，需要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的切实进步。两种管理手段――精神鼓舞和物质刺激的运用条件与后果，物质刺激的运用增加当权派的分配权力，以建立分配金字塔去引导人们的意志和行动，减少当权派的管理事务；精神鼓舞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被认知为条件，要求高度认同作为社会基础，要求干部的管理事务繁杂起来，个人魅力最好参与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机理是整体利益不受强势群体侵蚀的认知基础。

管理成本最终决定了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难以程度，是在资源硬性制约出现之前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管采取何种产权或者经济制度，最终是一个需要社会现实来检验的问题。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其工业化进程是否能够依赖私人资本积累来顺利推动？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历史的事实来检验，旧社会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问题，就是资本积累缺乏适当的空间，不得不依附国外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来进行。改革后的资本积累过程，与广泛而普遍的权钱交易去动员权力参与并给予分红为条件，资本家个人从孙大午到周正毅的违法问题，实际上不过是资本积累条件无法具备的现实造就的，陆建华采访的31个东方之子抓了24个，改革家们纷纷进班房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个人原因，在人均资源有限的现实中间，资本积累要求的提取力度，不可能不超越既有的法律界线。人均剩余越少就越要求脱离正当界线的提取方式，没有鸦片烟瘾就无法把小农变成提取对象，没有黑社会和恶势力的人身安全威胁，过度提取农民又怎么可能，这些都是在人均剩余有限的情况下强制提取的越界操作模式。过度提取联系着分配上的落差，也许有助于管理者的事务，问题在于认同感的损失对管理成本和管理成效的破坏也同时上升，最终的管理成效将取决这两者的作用交叉。目前的问题仍然在于：破坏认同感建立分配金字塔去降低管理事务复杂程度的道路行进到今天，是实现了对潜在人力物力的整合，还是反过来实际上破坏了整合成就？未来的选择取决于这个问题答案。

中国今天能够仰仗资本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来解决发展问题吗？资本积累无法顺利实现的现实中间又要求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无法在私人积累的轨道上解决的结果，不得不借助权力的作用，资本首先不是去改变党纲而是改变党员，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政权完全失去左右两种话语体系的保护，无形的内部整合成本首先就急剧上升。资本与当权派个人结合的权力寻租方式，导致私人积累成本转嫁为公共权力成本，公共权力的执行成本急剧上升，把劳资冲突、供需冲突转换成为政治和阶级冲突。我们会不会陷入整体性的管理成本危机而先行破产？就是易纲所说的镇压成本，是否总是能够及时筹集到？迫切需要把两种不同模式的管理成本与认同建设问题，并列考察，毛泽东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需要在不预先设定立场的前提下去考察：私人积累方式与政权主导方式，社会的金字塔分配方式与相对平均的分配方式，何种方式能够得到适当的认同降低管理成本，使得人力物力资源动员顺利完成，与管理破产的前景相比，支付可控制的管理成本边界划在什么地方？

可分配资源的紧张程度与认同感维护方式有关。

管理成本上升


社会分化上升

认同感下降

管理者控制能力


4、管理的性质

大同崩溃之后的社会秩序仰赖管理达到，管理成本支付问题上面，会带来管理者追求低成本取向，导致管理权威建立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同时在管理成本低投入方向上见证了舆论压制和政治压制问题，个人自由和利益受到管理体系的侵害。权力本身的异化问题。

管理本身不仅是大同崩溃的产物，还是现代化过程得到充分强化的，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要求调节手段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全能国家（极权国家）理念是跟着现代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中华文化传统，反过来对中央集权制的认同本身是降低管理成本的手段，话语权作用和强大的历史经验被中国人所认知和接受），个人主体性丧失过程伴随着现代化过程。对管理的现实主义态度与适应社会，明了自己的位置和处境，政治自由和民主只适合在单位外面说，对着领导和同事最好不说。

无秩序是代价最大的社会模式，在这样的基础上去看待管理存在的必要性，粗放式的管理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复杂利益关系，家长制的低成本管理总是为高成本的科层制方式所替代，这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在管理上最后就剩下这样一个问题：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管理目标？在这个目标实现上有什么路径可以选择？低成本的管理方式是什么？

五、翻案风与历史的重新书写

部分看法已经在“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一文中间表述

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问题

部分看法在“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根基”一文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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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