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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曹荻秋曾参与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在文革过去之后，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同意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愿意把姚文
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文革运动的起点。但是在叙述这篇文章出台过程
的时候，许多研究者都说是毛泽东指派江青去上海组织人写的，写作过程是秘密
进行的，除了毛泽东、江青、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数人之外，根本就没有
人知道，许多人还似乎特别乐意渲染这个写作过程的“秘密性”。
最典型的叙述模式是叶永烈先生提供的，这种模式为多数文革研究文章所袭用，
在此摘引叶永烈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中间的相关叙述，以与当事人的
回忆作一对照，方便人们进行比较鉴别。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
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
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
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
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
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
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见叶永烈《张春桥传》）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
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
’的活，非同小可。”“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
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
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见叶永烈《
姚文元传》）
根据朱永嘉先生的回忆，在1965年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期间，华东局和上
海市委诸多要人是亲自参与讨论的，文章写作过程并没有叶永烈先生渲染的那么
秘密。姚文元文章写完之后，不仅陈丕显和曹荻秋诸公曾经亲自参与讨论，他们
看过并对这个文章没有什么异议，这才公开发表的。后来北京来电问询文章背景
，官员们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转而推说“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
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讨论中间，发言最积极的要算是杨西光先生了，他还亲
自问过姚文元，要不要在文章中间给吴晗戴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
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姚文元回答说，我手里没有什么帽子好戴，你们看
我写的那些是不是事实。这个杨西光先生似乎特别有缘参与重大问题的争论，在
1978年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他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参与讨论
的态度也是蛮积极的。根据复旦大学造反派学生曹为平先生的回忆，杨西光先生
还特别精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复旦第二号人物陈传纲在文革初期被保守
派整死，复旦大学文革初期保守派搞“斗鬼风”（指殴打教授等），都与他有相
当密切的关系，复旦的保守派就是他通过复旦的代理人操纵并组织起来的。
叶永烈先生还说“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
罗思鼎’负责人。”根据叶永烈先生的这个说法，“罗思鼎”写作组是上海市委
组织起来的。而朱永嘉先生自己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
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
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
上海市委成立写作组并调用复旦的原班人马，时间要相对延后许多，而且市委成
立写作组之后的首任组长是金冲及（后任职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金随石西民
进京之后才由朱永嘉继任组长。
朱永嘉在1966年9月曾经受方扬（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丕显也当面指示过）指派，
到上海市委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了3个月，为上海市委打探北京方面的消息，搜集中
央首长的讲话。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此间曾经见过他，让他回到群众中间去，实际
上是要他去造反派中间，朱永嘉自己因为是接受市委指派，不敢轻易离开岗位，
曾经把这个消息告知徐景贤。后来是因为复旦大学的保守派学生要批斗朱永嘉这
个“走资派”，因此市委才指示他回到上海，回复旦大学之后，造反派方面按兵
不动，保守派方面批判了几次，先说他是修正主义黑苗子“只专不红”，进而质
疑到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问题，说他破坏《海罢》的写作，这样就直接
涉及到中央文革诸人，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张春桥都为此亲自出来讲话，质
疑复旦的保守派想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地方，这样保守派就瓦解掉了。造反派
在接管朱永嘉之后，看管了一阵，就说这样不妥，你总要表个态才好，这样朱永
嘉就写了他在文革期间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造反派就解脱他了。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批判刘少奇都已经不需要了，写作组早期的批判任
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由于《红旗》杂志原来的人多被打
倒，姚文元主管工作后，在1968年秋经过毛泽东批准，调朱永嘉、肖木（后任王
洪文秘书）等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为《红旗》杂志组织稿件，他们为此曾经主持
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组织过从工人
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
经验，武汉有些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
在这个组织稿件小组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写作组，今天的闻人余秋雨先生当时
刚刚从戏剧学院毕业，曾经在这个新的写作组工作过。朱永嘉先生记得余秋雨当
时不算是写得最好的人，大概可以列入前七八位的样子，余的长处是善于把历史
和现实背景融入写作，《文化苦旅》的写作特色也仍然是如此，此书的成功得益
于旅游业的兴起；巴金在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之后，也曾经挂在写作组里面
。巴金先生究竟是如他自己所说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即所谓“反革命”）还
是“人民内部矛盾”，解脱巴金的时间到底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是在前，相信
是不难查证的。这里也许有必要让人们对照一下巴金先生在自传中间的说法：“
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
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
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
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见《巴金自传
》第九辑《十年一梦》）。”在文革过后，是不是一定还要以说假话来撇清自己
，说自己“一直挨整”才能装点成为“高大全”，才具备更多的资格去控诉文革
，这作为一个常见的政治现象，似乎值得文革研究者们去认真研究。
根据朱永嘉先生的回忆，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没有设置宣传部门，写作组实际上兼
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由于写作组的性质，也决定了写作组并非一个单纯的管理
机构，而是大量地直接介入“文化生产”活动，同时编辑并出版七个刊物，其中
著名的有《学习与批判》，还有文艺刊物《朝霞》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发表
阵地，许多后来的奢遮人物其处女作、成名作就是发表在《朝霞》上的。此外他
们还组织编写了大量的历史读物和文科教材，甚至还出版了知识青年复习资料丛
书等。根据朱永嘉先生自己的说法，因为当时与上头的沟通比较顺畅，也受到相
当信任，相当于是后台比较“硬”，所以写作组不怕被人“揪小辫子”，敢于做
一些别人担心风险而不敢做的事情。
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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