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词语成为体系”

　　——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2)

　　西方把语言变成统治工具，为毁灭语言，也为实现、扩展和巩固其统治的过程开了头。

　　资产阶级社会花费在创造新语言并将其灌输到意识中的资金，比花费在警察、军队、武装上的资金要多得多。这种新创造的语言变成资本的语言、变成商品，而且是市场上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富有者以用它吸入难以计量的金额。这些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阿米巴语言，进入意识，接着进入日常生活，操控着社会。墨索里尼说，“词具有巨大的魔力”。他们的纲领有时候被称为“词义恐怖”。资产阶级学校的主要任务，正在于铲除各被压迫民族、本国各民族的基于实际生活的“本土”语言，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改用他们的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的语言。马赛克文化代替了人文科学文化。

　　天才的操纵家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黑暗的改革时代，“1985年在俄罗斯成了创造和采用‘新语’的真正极权运动的开端。”

　　上层转变方向，苏联共产党全部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飞转起来，竭尽全力推行这个运动。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国人明白改革的目的和改革未来的真实状况，最近的将来等待人民的是什么结果。报刊和广播电视完全转移了国人对行将临头的生活剧变的思考。操纵者描绘一幅美妙而迷离的前景，国家的资金和主要企业将转走，仅仅剩下将转到哪些具体人物手中尚未点名。在全社会布下谎言，下面出场的，就是盖达尔和丘拜斯。

　　俄罗斯反苏革命进程出现一种风气，就是民主派制订一整套文化方案，推行社会工程，强行窒息本土语言，使俄罗斯人的意识尤其是青年人的意识，塞满破坏语言涵义的阿米巴词语。他们打破俄语原有的稳固严谨体系，创造新语，展示了改革派的技巧。改革中的新词语，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操纵家避免使用群众交往中已经彼此通晓的、有明确理解的词语，代之以显得新颖委婉和貌似公正客观而是非不清的词语，有时候还要加上不相干又别有深意的画面。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就是，“主要不是真实，而是我们想看见的、所需要的东西”。

　　代替战争、侵略、屠杀的，是一些中性词，如冲突、战役、设备。在越南战场，把美军大规模轰炸叫“防护性反应”，把凝固汽油弹叫“软装药”，把使用二恶英的死亡地带叫“防疫线”，把监狱似的集中营叫“战略村”。如美国语言协会主席D·傅林杰尔所说：“美国是第一个做到了真正禁忌一切不愉快词汇的国家。”

　　1996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出现紧张局势。西方电视台的相关报道播放的是一段1992年的录像：中国处决毒贩，毒贩跪在地上，枪弹击中他的后脑勺。然后是美国航空母舰开进。观众看到的，是中国的残暴和美国的仁慈救援。美国教授奥·哈拉《伊万人的信息手段》，还特别表彰他们的播音员：“在不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情况下，他的报道看来是客观的，但是它那如歌的补充语言、音调的运用，那些意味深长的停顿以及脸上的表情，却常常产生编辑的观点需要赋予的效果。”

　　这是一种刻意创造、竭力掩饰事物本质的幽灵语言。如同跳大神的巫师口中念念有词，政客、播音主持人、欺世盗名的“专家”和所有的操纵家，都力求避免使用涵义业已巩固于公众意识的词语，而是炮制并向公众倾泻海涛巨流般的、涵义令人捉摸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词语。他们用反反复复、颠三倒四的废话，或者鹦鹉学舌式的、大家难以听懂的语言说话。开始的时候不说清楚，偷偷地做下去，有意使人们看不明白，如果遇到质疑，就用另外的说辞掩盖，等到真相大白，就生米煮成熟饭，无可挽回和不可逆转了。在改革派的意识形态纲领中，模模糊糊，不明不白，没有明确涵义，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词语，恰恰是最具战斗力的词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西方欢迎不足为奇。苏联人和后来的俄罗斯人，仿佛突然面临一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黑话辞典。

　　“全人类价值”，谁明白这种阿米巴词指什么东西呢?当说“回归文明社会”、“建设法制国家”、赞扬“民主”叶利钦和他的民主派、自由派的时候，等于宣布苏维埃社会是专制的、反民主的、反自由的和无法无天的野蛮社会，等于展览一个千篇一律的许诺：推翻苏维埃，就可以享有这一切，“随着共产主义垮台，就开始了民主”。民主的叶利钦政府炮轰议会大厦。盖达尔表示遗憾了：苏联内战时期的白卫军将领心慈手软，没有把列宁格勒浸淹在血泊中。民主派的大会号召取缔一切共产主义团体、建立皮诺切克式的强硬独裁统治。“人道主义”被圈定为欧洲文化的概念。人道主义的欧洲曾经大肆屠杀印第安人，把1900万黑人贩卖到美洲。在苏联贩卖这种人道主义，就是要苏联人成为印第安人和黑人。

　　从人道主义思想里，产生出另一个美轮美奂而同样面目模糊的幽灵词语“公民社会”。没有一位发誓信仰这具良善偶像的政治家阐述过这个概念的实质。据说公民社会是一个“借助于权力分配和法制优先的机制保障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公民的联合体”。这很诱人。但是权力分配的基础是财产。于是公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共和国，无产者不得入内而且成为讨伐的对象。它的轴心是私有制。

　　这里出现“市场经济”。苏联人知道商品经济，现在都在说市场经济;差别在于，本质上不应该成为商品的存在物——货币、劳动力、土地，且不说政治、教育、科学、学术、官职、学术头衔、道德、良心、肉体，都作为商品推上市场。什么都可以买卖，都是生意。您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可没有说资本主义，我们要建设的是“市场经济”，“市场就意味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关于改革的官方文件和宣传文献，从来不用建设“资本主义”，只有“市场经济”。在消灭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官方文件和宣传文献不说“全民所有制”甚至也不说“国有经济”，而说“非公有制”、“非国家化”。

　　满腹经纶的学者向你推荐美国：“只有生满了虱子的党的教科书才告诉我们，在海外是福特家族和杜邦家族占有一切。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持有通用电气公司股票的就有100万人。”但是请看1995年4月7日《纽约时报》提供的资料：美国各种财富的40%属于1%的人口。美国人口中，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收入所占份额1950年以来一直保持千分之几精确度的统计。国情普查局的公报写着：小时实际工资数额在1972年达到最高点以后一路下降，到1987年总共下降60%。说到股票，《当代美利坚合众国·1988》说：股票对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并不起重大作用，股票带给个人的平均收入，仅为其家庭收入的0.003。以此诱惑人们拥护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目的是葬送苏联和俄罗斯的全部工业。

　　西班牙共产党书记胡利奥·安吉塔九十年代初写道：“一位著名政治家说过，当一个社会阶级使用压迫它的那些人的语言时，这个阶级就永无翻身之日。语言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人们说话的时候，总是直接指出，我们是被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2013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