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抉择

2009-09-03 　光明日报
站长统计 演讲人：刘润为　演讲地点：安徽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09年4月27日

在苏格拉底对话中，有这样两个饶有兴味的哲学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问题存在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不知道从哪里来，也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同样，不了解中国近代史，不明白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仅仅百年，中国就与列强签订了1100多项条约和章程。中国18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侵占，这相当于当时国土面积的7%，分别等于3个法国、5个德国、7个英国的面积。

　　大家都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昔日的强大与骄傲便逐渐褪去，而被无情地代之以羸弱和屈辱。通常，我们称这一段历史中的社会形态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呢？这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既不是完整的殖民地，也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这两种货色掺和在一起的畸形社会结构。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是指尽管中国已基本丧失主权，但还不是彻底丧失，在某些方面还有一点点主权，至少还保留着独立国家的名义，而不是像印度那样被彻底殖民化了；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支配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占据明显优势，但中国经济已被卷入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被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

　　我国古代有一个叫“为虎作伥”的成语故事，讲的是一个人被老虎吃掉以后变成伥鬼，这个鬼非但不记前世之仇，反而变得轻贱起来，干起了专门为老虎找人吃的营生。用这个故事来形容近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大概是十分贴切的。

　　老虎是谁呢？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即西方列强。它张开血盆大口，要吞掉中国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伥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它们自从被国际资本主义征服以后，便扮演起帮助主子坑害中国人民的角色。用慈禧太后的话说，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个被吞噬的对象就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在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中，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可言，中国人民没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可言。仅仅百年，中国就与列强签订了1100多项条约和章程。这些条约和章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平等性质的。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华军的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所说的那样，这个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割去了中国的香港、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抢走了我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同时又以“永远租借”为借口，占据了澳门。据统计，中国18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侵占，这相当于当时国土面积的7%，分别等于3个法国、5个德国、7个英国的面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掠夺了中国的大批财富。1901年9月7日，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之下，清政府与俄、英、美、日、德、法、意、奥8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须付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10亿两白银，这至少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骄横得意地说：“这是最够本儿的战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将中国的兵权、利权、制造权、用人权、行政权一一授之以敌，可谓藩篱尽撤，一网俱尽”。（谭嗣同语）比如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竟达45年之久。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和疯狂的屠杀。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焚烧圆明园，演出了世界近代史上破坏文明的最为惨不忍睹的一幕。事后，强盗戈登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公开供认，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史载，仅在庄王府一个地方，八国联军就火烧、枪杀义和团员和平民百姓1700多人。

　　从未有过的灾变，从未有过的伤痛！在西方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蹂躏下，锦绣中华一时间变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万户萧疏、百业凋敝，骨肉流离、饿殍遍野。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鸦片战争前的珠江要塞

前赴后继地走资本主义道路

　　太平天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洋务派学习资本主义“长技”的尝试；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对于资本主义的追求。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谭嗣同在他的著名诗篇《有感一章》中悲愤地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危厄的现实要求中国人民去回答这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严峻历史课题。于是,我们的先辈们踏上了这条异常艰难、坎坷、漫长的道路。

　　太平天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太平天国早期提出的纲领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纲领集中反映了受压迫、受剥夺的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与资本主义完全不搭界,是一种小农平均主义的空想,但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事情却有了变化。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他推崇美国的选举制度,称赞英国的法治。在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期间,洪仁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发展方案,并由洪秀全下令刊刻颁布,这就是著名的《资政新篇》。新在哪里呢？在政治建设上,主张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创立银行,发行纸币,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准许富者请人雇工"；在文化建设上,主张崇信上帝教,设立新闻官、新闻馆,兴办学校。尽管这个方案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实施,但是它毋庸置疑地表明:在太平天国后期,其领导集团有过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打算。然而,扼杀太平天国、剥夺其发展资本主义权利的,除了国内封建主义,恰恰还有国际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太平军的拜上帝会实际上就是经过改造的基督教组织。西方列强起初以为,信仰的同一性会使太平军成为它们那一伙儿的人。于是,它们支持太平军造清政府的反。《北华捷报》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论中曾经充满热情地说:"我们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进中国真正开放的动力,他能促进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相信在他的更开明的统治下,我们的商人将能迅速摆脱目前的困难,赢得自由、互惠、清白无瑕的贸易的一切好处。"但是为时不久,它们便发觉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对。太平军不但反对清政府,也反对它们入侵中国。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使它们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可是在太平军的根据地内,这些特权都不算数。太平军非但不与它们进行鸦片这个"清白无瑕的贸易",而且焚烧鸦片。于是它们便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曾经夸奖太平军的《北华捷报》,翻脸就破口大骂太平军是"打家劫舍"的"盗匪",并且扬言道:"为了尽快结束这场长期不止的动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几乎都无人计较,因为叛乱正在使贸易受到损害。"英国全权公使约翰·包令向伦敦报告说:"现存的帝国政府,尽管它可能是很恶劣、腐败、愚昧的",但是总要比太平军好；美国专员列卫廉也以同样的腔调向华盛顿报告:"一度认为有巨大影响的叛乱,现在却被视作应予结束的有害的灾变。对帝国政府应予支持。"从此,他们不但为清政府提供洋枪、洋炮和洋钱,而且还直接组织雇佣兵去杀太平军。美国流氓华尔、英国兵痞戈登,就是在这一极不光彩的勾当中出尽风头的。

　　洋务派学习资本主义"长技"的尝试。早在1842年,即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人就看到了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内忧外患中,清政府中的一些大员,如奕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将魏源的主张付诸行动，近代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一运动的宗旨是引进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王朝提供全新的物质技术支撑。为此，他们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时间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来自内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在“中学”这个“体”下，很难应用“西学”。另一个来自外部，即国际资本主义。尽管洋务派异常小心地奉行“外敦和好”的妥协路线，但是西方列强并不允许他们去“稍分洋商之利”。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太古、怡和与美国的旗昌三家轮船公司企图联手挤垮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就是明证。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资本主义留给洋务派的“取利”空间，实在可怜得很。在这一小得可怜的空间翻转腾挪，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甲午一战，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洋务派比较，维新派要显得高明一些。他们不再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而尝试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改良。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历代帝王，断言“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严复在他的译作《天演论》中，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唤醒国人。新思想的传播，使维新运动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恰如梁启超所说：一时间，“旧藩顿决，泉涌涛奔”。然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遭到了封建保守势力的血腥镇压。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正是英美日与沙俄矛盾尖锐之秋。为了各自的利益，沙俄支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英美日则试图利用维新派扩大在华的势力。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新政策》意见书，要求成立由8人组成的“新政部”，其中“半用华官，半用西人”，而西人又必须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这就再也明显不过地暴露了它们把中国变成英美独占的殖民地的险恶居心。不错，英美日确实对维新派表示过同情，维新失败后也确实为康梁等人的出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但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它们根本不可能给维新派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试图通过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乞求英美日的支持，结果无一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对于维新派的批评，还为那些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提供了“炮弹”。

　　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打掉了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儿骨气。此时，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催生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重创了在中国为非作歹的中外反动势力，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开辟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推动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所以列宁称赞它“具有世界意义”。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曾真诚地认为，美国“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英国“主持公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并未立即直接回国，而是特意取道欧洲，去寻求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结果是一无所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政权以后，多次致电欧美各国恳请外交承认，为此甚至作出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巨大妥协，不料均遭拒绝。相反，帝国主义却看中了一个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袁世凯。1912年，袁世凯刚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国公使便立即登门道贺。正是在屡屡受挫之后，孙中山才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最强大的反革命势力，进而明确提出了反帝主张。“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遗嘱是对他领导的革命的经验总结，其间包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感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对于资本主义的追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也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共同理想。陈独秀在题为《抵抗力》的文章中说：“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俄历1917年2月，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息传来，李大钊立即著文给予热情称颂，并兴奋地表示：“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

　　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在备受国际资本主义蹂躏的背景下，一直虔诚地前赴后继地从资本主义那里探索挽救危亡、实现复兴的道路。可以说，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付出了一切可能付出的努力，真可谓“既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这是青年学子周恩来在1916年与朋友唱和的一首诗，它充分表现了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伤时忧国的情怀。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回报这份虔诚的，是“先生”抽出的一记记无情的耳光；反馈这种探索的，是一口口美丽的陷阱。皇帝倒了，封建专制没有变，又涌现出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等一个个无冕或硬要加冕的皇帝；朝代改了，西方列强没有走，“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豺狼入室、瓜分豆剖，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封建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联姻，又孳生出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依旧挣扎在苦难的深渊。

　　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在青岛的德国人向日本投降。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仅这个条约是丧权辱国的，就连谈判的形式也是丧权辱国的。据谈判代表、北京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回忆：“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脚涂石膏，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床前外交”，世界外交史上的丑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提供了在华扩张的机会。1919年，国际资本主义对华投资额（包括中外合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强，日资（包括中日合资）就占了35.5%。日资比重不仅显著增加，而且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甚至偏远地区和不少中小企业。例如四川泸县和湖南洪江的电厂，都受到日资的控制。美国后起，但后起直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在华产业已达5929.9万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加紧对华进行经济侵略，1918年5、6月间，36家（后来又有7家加入）银行在政府授意下对华投资。同年7月，美国政府又向日、英、法提议合组对华的国际银行，以打破日本独占的格局。英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年深日久，尽管日、美咄咄逼人，除东北之外，中国大部分通商口岸的商行仍然掌握在英国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合并成福中总公司，控制焦作煤矿。1915年—1920年，英国还霸占了门头沟煤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了帝国主义中的最大霸主。于是，独吞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就成了它的既定战略。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政府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说：“美国商人必须将中国视为美国之工业边界，

　　其重要纵不比20世纪美国西部之边界更大，至少亦与之相同”。这也就是说，要把中国变成为发展美国工业服务的几个不发达的州。

　　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诩为孙中山“忠实追随者”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则是专制、独裁得可怕。他的职务，从上级兼到下级，从军事兼到党政，从前方兼到后方，从官方兼到民间团体。到1935年底，他的官衔竟然达21个之多，你说累也不累？由于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所以在有关教育文化方面的公文中，就有了“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这类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咄咄怪事。

　　以蒋家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集团。他们与美国大财团勾结，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进而贪婪盗窃国家财产，中饱私囊。早在1939年，四大家族及其他政府要员一共18人，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达到6918万美元，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外汇储备的28%。1949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财政部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财产达20亿美元以上。看了这份报告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议会上气得大骂：“贼！他们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买办。这从他们炮制的“新公司法”中就可以见出端倪。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近政府公布的‘新公司法’中第1条和第192条中没有规定外国公司在他们本国的总公司必须‘营业’……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照‘新公司法’的规定，外国在华设立的分公司既不必呈报资本额，那么他们可以随便增加资本额而逃避中国政府的所得税，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本国向自己的政府说，总公司既未营业，当然也不必纳股东所得税。这样他们可以逃避一切的征税。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工商界如何能够和这种‘外国公司’竞争。这是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可怕的手段。”

　　让我们看一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个煤矿的经营情况。一个是山西阳曲保晋公司，系民族资本；一个是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系官僚资本；另一个是河北唐山开滦公司，系国际垄断资本。每生产1吨煤，阳曲保晋的成本为202.1元，税捐为173.1元，占成本的86%；枣庄中兴的成本为202.5元，税捐为20元，占成本的10%；唐山开滦的成本为150元，税捐为26.75元，占成本的18%。悬殊的税捐，正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种极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民族资本还有什么生路可走么？采煤业如此，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如此，蒋家王朝统治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本为肉，国际垄断资本、官僚资本食之，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逻辑。

　　南通的张謇是中国惟一一位由状元“下海”的实业家，从1896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梦想，含辛茹苦奋斗近30年，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毕生心血付之东流。1925年，大生各厂纷纷破产。暮年晚景，回首往事，他不禁对天长叹：“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

　　穆藕初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史上第一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实业家、留美硕士。他最早翻译了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法》，是一位懂技术、懂管理并富有进取精神的新型企业家。即使个人才质如此优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他曾大声疾呼：“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你看，这位当过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明确主张反共的民族资本家，最终得出的认识竟然与中国共产党如此接近！

　　几代人筚路蓝缕，多少人心血耗尽，然而一直到1949年，中国却仅仅积累了占经济总量17%的近代工业。

　　安格斯·麦迪森是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说：“早在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世界经济从1820年以后的13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世界生产提高了8倍以上，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美国人均收入提高了将近9倍，欧洲提高了4倍，日本提高了3倍以上。”但是，由于“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这是青年学子周恩来在1916年与朋友唱和的一首诗,它充分表现了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伤时忧国的情怀。

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终抉择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

　　从1840 年到1921 年，80 年长夜，80年求索，80年不屈不挠！在追求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中国人民领受了太多的失败，付出了太多的牺牲。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失败和牺牲呢？其根本的世界历史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体系。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美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斯塔夫里亚诺斯。他在《全球分裂》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它将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地区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边缘，形成了一个洲际性的资本主义秩序。但是在这个时候，非洲内陆和亚洲还处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资本主义还不能构成一个全球体系。19世纪上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开辟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这个时候，发生了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横跨非洲的故事。利文斯通本来想到中国行医并传教，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到了非洲。1849年，他穿过非洲西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到达恩加米湖；1851年，他发现赞西比河；1855年，他发现维多利亚瀑布；1866年，他找到了尼罗河的源头。利文斯通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不曾料到，随着他的探险结果不断公之于世，非洲内陆的图景便像200年前的美洲内陆那样在欧洲人的眼前展开，那些财欲熏心的商人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个堆满黄金和白银的世界。于是，欧洲列强的魔爪纷纷伸向非洲内陆。到19世纪末，他们便完成了对于非洲内陆的征服。在亚洲，英国首先占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然后将矛头指向中国。1840年6月,英国舰队入侵,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门户。正是这场鸦片战争，导致英国及其他列强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亚洲国家的征服。到了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基本控制全球，资本主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主义居于中心位置，而广大第三世界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阶段。

　　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也就是说，阻挠中国走上自主资本主义道路的，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其不知餍足的扩张。这种逻辑决定他们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与之争夺国际市场。你要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吗？可以，但是对不起，你只能站在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充当“中心”的商品市场与廉价资源的供应基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顾问享利·亚当姆斯曾经不加任何掩饰地说：“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追求资本主义屡屡失败的时候，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却在欧亚大陆之间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发出的隆隆炮声，是对一次壮丽日出的礼赞，是科学社会主义胜利的盛大庆典，是启发中国人民觉悟的暮鼓晨钟。

　　一边让我们屡屡碰壁而极度失望，一边则送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中国人民的思想天平开始向俄国倾斜。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而社会主义（尽管理解不同、种类不同）却成了热词。流风所及，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都大谈起社会主义。广东军阀陈炯明则著文宣称：“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的共同理想。”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开矿办厂，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同时也在中国造就了一支产业工人阶级队伍。到1919年，以外资企业为主，包括合资和民族企业中的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在偌大的中国，200万人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非常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大城市，都分别集中了十几万到几十万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又备受欺压，沦落在社会底层，所以特别能战斗。

　　中国工人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旦对接，势必迸发出排山倒海一般的铲除霸权、扫荡黑暗的力量。在这种对接中，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918年初，李大钊就向友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1918年7月—1919年1月，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或演说，热情称赞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大声呼吁中国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1919年2月,陈独秀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挺身而出，在《每周评论》第8号上发表《公理何在》一文，驳斥了帝国主义诬蔑十月革命的谰言。

　　除了知识界，关于俄国“穷人党”胜利的消息在劳苦大众中也不胫而走。传播这一消息的，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旅俄的中国工人是保卫十月革命的重要生力军。1920年12月1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说：“拿起武器保卫十月革命的号召一传出，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就志愿加入了先进战士的行列。他们在所有的战线上，经受了国内战争的艰苦考验，他们忠诚地捍卫了第三国际的口号和旗帜。”1918年12月15日，旅俄华工联合会通过《真理报》向祖国的工人兄弟发出呼吁：“中国工人应该记住：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激越昂扬的呐喊！

　　1919年冬，蔡和森全家和向警予一同乘船赴法国。在颠簸的海轮上，在漫长的旅途中，蔡和森和向警予这一对有志青年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们面对着初升的太阳描画新中国的蓝图，他们沐浴着夜晚的灯光探讨中国解放的道路。1920年6月，两人在法国蒙达尼由爱情而结合，结婚照为两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蔡向同盟”。很明显，维系这种“同盟”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信仰。

　　1920年初的一天，在故乡浙江义乌自家的茅草房里，陈望道焚膏继晷，奋力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心疼儿子，送进粽子和红糖。陈望道一边吃一边推敲词句。一会儿，母亲在门外喊：“红糖不够，给你再添些。”儿子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见儿子满嘴墨汁，红糖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竟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为了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我们的前辈们就是这样不辞辛劳、辗转万里，不舍昼夜、凝神忘我！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跳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和制度之外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融合到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一句话，就是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惟一出路，这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结论，也是国际资本主义逼迫中国人民作出的最后抉择。

　　领导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复兴彼岸的，则是由中国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先进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斯塔夫里亚诺斯在介绍中国革命时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的观察者。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因为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几乎毕生为之奋斗。这种深知民间疾苦的长期平民生活体验，使他终于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适合于中国向来被忽视的千百万民众的状况和需要。”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任何教条主义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都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转化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才能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变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巨大物质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也是不断深入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抚今追昔，经历太多屈辱又拥有今日骄傲的中国人民，不能不形成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共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孙中山、宋庆龄合影

蔡和森与向警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