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裂，缘由何在？
双石
背景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小金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会议确立了两军合 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 并于次日拟定了旨在打开北上通路的〈松潘战役计划〉。然而， 在其后整整一个月里，因张国焘等“解决组织问题”的延宕以及 其它主客观原因，致使原拟的松潘战役计划流产。7月下旬至8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在芦花〈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 县血洛村）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并修订或重 拟战役计划。8月5日，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 改取旨在“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 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 区域发展之局势” [1]的〈夏洮战役计划〉，一、四方面军分左、
右两路，经阿坝、毛尔盖分途北上。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今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上八寨乡索花村寺庙内）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 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 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当前的行动方针： “迅速占取以氓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 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 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2]
从8月18日起，右路军部队开始分两路北上，进入水草地。 至8月下旬，相继进至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此同时，发 现了红军有穿越草地迹象的国民党军也开始行动，26日，第49 师伍诚仁部奉胡宗南令，由漳腊（今川主寺东北）出发，翻越弓 杠岭雪山，沿松甘驿道进入包座河谷，增援在班佑、巴西、阿西 茸、求吉寺地区的补充旅康庄圑及游击支队。
这路进入林区的敌军实际上与正在水草地行军的红军右路军 形成了平行北进之势。
此间，左路军先头部队已从卓克基、大藏寺地区北上，击溃 了阿坝土司杨俊扎西的藏骑武装，进至查理寺、阿坝地区，一部 进至嗄曲河西岸的安曲（哈拉玛）附近筹粮。
8月底，进入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的红军右路军主力向盘 踞该地区的敌补充旅康庄圑和“游击支队”盘踞的班佑寺、卓藏 寺〈当时译作“脚仗寺”或“觉大寺”〉、求吉寺〈当时译作“救 济寺”），以及进至上包座地区的第49师伍诚仁部发起攻击。至
9月1日，将敌军大部歼灭，占领了除求吉寺、卓藏寺外的敌军据
点。
此后，中央政治局和右路军徐、陈首长屡屡电催朱、张首长 率左路军前来与右路军会合，迅速北出甘南。9月初，左路军先头 部队陆续经甲本塘〈当时译作“箭步塘”〉向嘎曲河开进，朱、 张所率红军总部也进至甲本塘。但已另有所图的张国焘始终借故 拖延，最终决定要挟党中央率右路军“南下”，并令已到达嘎曲 河西岸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9月8日，张国焘电令驻马塘 一线的红31军政治委员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3] 9月9日，“密电 事件”发作，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驻地召开政治局紧急会 议，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圑北上……
数十年后，这个原本已有定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因那封著名 的“密电”迄今没有找到原件文稿，引起一些历史当事人和学者 的置疑，产生出了 “草地分裂责任谁负”的问题，甚至还衍生出 了 “毛泽东、叶剑英合谋栽赃张国焘”的奇谈怪论来。如此，我 们就不得不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再一次进行认真严谨的考虑和清 理，以正视听。
“北上”与“南下”，争的龛竞是什么？
这个问题近30年来不断有人提起，无非是“北上”与“南 下”不过是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谈不 上谁对谁错。甚至还有人搬出了张国焘回忆录中“如果在一年前 我军果眞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4]
的话作为依据，来否定“北上”和“南下”的政治原则和路线之 争的实质！
其实，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历史当事人的徐向前说得极其透 彻和明白：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 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 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 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 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 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 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 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 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眞正成为全 民族抗曰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 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 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 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 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 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 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 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 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 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 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 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 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 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 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 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 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 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 离全国抗曰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 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 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 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 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眞正认识到的。[5]
一句话，北上与南下，是革命事业生存还是消亡、发展还是 削弱的大是大非问题！
徐向前的这番话，是有鐡的事实为依据的一中央红军北上 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挫折，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不 能成为有力的左证？至于张国焘用以自辩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 果眞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那只 是个贻人笑柄的梦呓！一即或从“无过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 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 也实在是太健忘了 一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 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 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 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 “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 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 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 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 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圑已 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 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 “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间的几度徘 徊，“早就饿死了”多少人？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二百五“砖家” “学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分析，却在“张主 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找来这句话要为“张主席”洗 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 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硬要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己见与 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 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一这些人中好 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叹啊可叹！
数十年后，还有人这样为张国焘辩解，张国焘南下是逃跑， 党中央北上也是逃跑，都是逃命，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可问题是， 党中央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突破重重封锁，向抗曰救 亡的中心地带“逃跑”呀！这是要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 “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同时也为党的生存和发展 寻找机会呀！党中央这是认定了：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 尖上去，才有建立、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多更好的 机会，才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认识和接受党的方针政 策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党也才有求得生存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 会！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与 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无论从行为效果还是从生 存机会上来考虑，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
而对于“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寻找生存发展机 会”，张国焘从来就是没有决心与信心的，他的逃跑，是逃避民 族革命斗争的大环境大方向，逃向偏安托庇之所！对此，原红四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的一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 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 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 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像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 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鎭压 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弼时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斤他的 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 变动；给他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 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本 来没有一点理论，更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立刻抢白说：“机械 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他不可救药到这种地步。
本来，朱总司令是主张四方面军不要在甘南停留而径直跨过 西兰公路去会合一方面军的。后来陈昌浩也提过，四方面军向陇 东北前进。张国焘则相反，总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耻地说：“打 曰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 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曰红 军的后备军。”朱总司令嘲笑他胆子太小了，说：“四川军阀打 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 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 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 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 [6]
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派性我胜了橐性， 是橐中央故进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
“北上”与“南下”既然是路线之争、原则之争，党中央当 然要坚持。更何况，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多次形成了党内决 议的，每一个党员都有义务维护之贯彻之，而不是相反！更遑论 凭着手中枪杆子的多少，去推翻党的决议一那就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
然而张国焘偏偏就真冒了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1935年8月初的芦花、沙窝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 军分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之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又
再度萌发过“西进青、新”之念。为此，党中央于8月20日在毛 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了中央政治 局《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反对“主力西向” 或“分兵出西宁”。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也曾多 次致电张国焘，解释中央北上方针，对张国焘进行规劝：“政治 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 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絶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 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7]“……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 不应以主力前往”，[8] “……不宜分兵出西宁”，[9] “……目前主力 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100
于是，张国焘在一番左扭右捏之后，又选择了“南下”。 应该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是赞同中央北上方 针的，此间也曾不断去电解释中央意图，劝说张国焘执行党中央 北上决议，这当然是值得历史记取和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无法 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张国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硬要求下，徐、 陈首长在“党性”与“派性”的最后抉择上，还是没能守住“党 性”的底线，最终屈从于“派性”，改变了原来赞同“北上”的 态度，转而要求党中央服从张国焘的意旨，放弃北上方针而转道 南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圑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会师后任弼 时曾向傅钟暸解年前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圑单独北上的缘由。当 时情景，傅钟留下了回忆文字：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 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 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 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 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 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10]
任弼时当年在中央苏区时，曾积极参加过批判毛泽东。从长 征这个历史时期来看，他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有多么深刻的认识。 但任弼时身上却有着一个共产党人最为重要的质量：坚强的党 性！正是这种坚强的党性，使他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作出一个忠 诚的共产党人的当然选择！
两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扼腕嗟叹一不能不承认，人与人之 间，还是有差距的！
对此，徐向前在多年后的回忆文字中，有过这样的捡点：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 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 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 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 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 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 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 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 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眞正认识到的。[11]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道出的。 据徐向前自己回忆，1935年9月9日，在张国焘明确而坚决 表示反对北上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 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 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而当日晚上，毛泽 东到徐向前的住处单独向其征询意见时，徐的回答是：“两军既 然巳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12]无论话说得多么委婉，作为晚生后辈的笔者都不得不冷峻而 直白的道出一
这是宗派的立场，而不是党性的立场！ 这当然也与当时的徐向前、陈昌浩对党的北上方针缺乏深刻的 认识有关，毛泽东在俄界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经指出：
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 局七个同志（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
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 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 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13]
也就是说，当时徐、陈支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只是不愿意回 头再过草地，但对北上可能会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的王均、毛炳文 部，他们也缺乏战而胜之的信心。两相权衡的结果，还是选择了 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王均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毛炳文为国民党第37军军长， 该两军各辖两师〈两旅四圑制师〉，为中央军旁系（半嫡系部队〉。 两军加起来不到五万人，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的全部力 量有近十万人。
十万红军竟然要躲着五万敌军，这还不算是“逃避^争”的 “逃跑主义”么？
后来的事实是，党中央率领不过七千多人的一、三军圑，照 样北上了！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是，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北上”与 “南下”之争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党性向派性投了降， 才是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圑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那个因 找不到原电文稿而让后人们纷争不已的“密电事件”只是一个诱 因！有了这个“主因”，即或没有这个“诱因”，党中央恐怕也 不得不考虑“单独北上”，只不过不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急迫而 已！后人放过主因而纠缠于诱因，那是大有“搅浑水”以回避关 键问题之嫌的！
何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
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 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 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 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在二，四方面军达到甘南 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 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如果照国焘这样做去，还要 党做什么用处？党还有什么作用？以这样一个胡涂的政治委员 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 的关系，都是这样胡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 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中，要彻底对中央开展 斗争0 [14]
看见没有，“他下面的干部”已经叫出了 “武力解决中央” 的话来，中央还呆得住么？
当然，从治史角度而言，诱因的真伪也的确是需要探究明白！
“彻底哄展橐内斗争”的畲电是否存在？
这份“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因迄今找不到原件文稿， 也成了一些人否定其存在的理由。
找不到原件文稿这个最直接的物证，的确难以作出令所有人 都信服的定论来。但没有“直接物证”是不是连案都不能判了 哩？不是还有其它人证、旁证和其它间接证据么？更何况，这个 最直接的“物证”找不到，责任也不该由党中央来负呀？这份密 电，是从红军总部发给前敌总指挥部的，这个“物证”也只能留 存于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而这两个指挥机关当时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在党中央掌 控之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西渡黄河最后归于失败，失败的最 后关头连电台都砸了，译电员牺牲，电报也基本销毁，肯定是找 不着了。那仅存的物证就只能在红军总部的存留电报中寻找，如 果找不着，那至少需要考虑“为什么找不着”，而没有理由直接 判定这个电报“不存在” ！一同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存下 来的电报和文献还有很多，是不是仅仅因为“找不着”，就能断 言其不存在哩？比如，在目前公布的电报中，不也没有“密电事 件”发生的9月9日直至9月12日徐、陈向张国焘报告党中央出 走的电报么？在这份其存在应该是亳无疑义的电报上，究竟有些 什么内容哩？
在当年的右路军中，除了已经牺牲了的译电人员外，叶剑英、 毛泽东是最早看到这份密电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叶剑英自不必言，毛泽东此后也没把这份密电的内容藏着掖 着密而不宣一就在一年多以后的1937年3月30日的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就谈到过这份密电：
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
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 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15]
当时在场的张国焘对与会者们提出的诸多问题都有自辩，但 对毛泽东所言的这份密电，却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甚至以后在海 外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未置一词。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能说明张国 焘自己也认为这份“密电”的存在是无法否认且难以自辩的一 当时的他，肯定无法预料到一些后人还会因“找不着这份‘密 电’”而生出了一场要为他“伸冤”的官司来！
再者，如果这份“密电”不存在，那么最直接的逻辑导向就 是叶剑英个人或与毛泽东合谋伪造了这份“密电”，而这无论从 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就算他俩都属某些颠覆学问 者认定的“阴谋家”，他们有什么理由非得这么做？难道这段曰 子里中央上上下下对“张主席”制造的种种麻烦种种纠葛还没有 领教够？还不足以激励起“我们先走一步干起来再说”的气性儿 来？非得整出一个匆忙出走还被迫拉下了许多同志甚至亲人的 “狼狈逃跑”来？
实际上，在“密电事件”发作之日前22时，党中央在与右路 军徐、陈首长联署的致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已经婉转地表达了 “如果 四方面军不愿意北上，党中央拟率一、三军圑先行北上”的意图：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 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12)6军配合行动，吸引 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厂’。[16]其 时，红一军圑主力已进至拉界（那盖〉、俄界（高吉〉，先头红 一师已进至白龙江峡谷的旺藏寺，正拟向前探路前进，而右路军 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根据“张主席”定夺作取舍。如此，这个 “右路军抽出”之“一部”，最有可能的不就是右路军中的红一 方面军部队么？试想，如果不是情况万分急迫，已经向张国焘表 达了 “先行北上”意图的毛泽东等，还有什么理由非得整出一个 “假密电”来自己吓自己？
更何况，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当时部队的分 布情况和部署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知道党中央秘密而紧急地率 一、三军圑单独出走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红一军圑已经先行一步， 党中央身边只有红三军圑、干部圑和军委纵队。红四方面军四军 部队部署求吉寺监控守敌，实际上也挡在了党中央从达拉沟这条 栈道直接去俄界的路上。党中央率三军圑只能从阿西茸〜扎公果〜 卓藏寺〜那盖（拉界〉这条迂回路上去俄界，红四方面军四军部队 只要经达拉沟栈道这条快捷方式进至达拉附近，就完全有可能迎头堵 住党中央的去路，红30军在喇嘛岭上的警戒部队也可以直接取捷 径进至白龙江峡谷扼阻党中央北上。毛泽东、叶剑英怎么就那么 自信此番出走一定能成功？万一不成功，首先有可能死在“自己 人”枪下的人会是谁？
对于这种风险，党中央也是有预见的。彭德怀曾回忆，当时 他曾问毛泽东，紧急情况下可不可以扣人质。毛泽东说不可，真 要如此，那就只好跟他们南下，他们总会觉悟的。而这种情况一 旦发生，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性命或许还可暂时无忧，但叶剑英可 就难说了 一且不说“密电”，就凭他带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地 图这一条“罪状”而陈昌浩、李特又确曾派人来追杀的事实，就 足以让他性命难保了！
若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吕端大事不胡涂”的叶剑英，会刻 意去整出一出惊险传奇来？
还有，在党中央向张国焘表达了 “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 行出动”这个意图的同时，张国焘也直接电令右路军徐、陈首长：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17]
次日10时，他就已经在向倪志亮、周纯全部署南下具体事宜了。[18]而右路军徐、陈首长也因此改变了态度，当日13时他们也基于这 个“改变了的态度”电令林彪、聂荣臻：“ 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 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2(0还向党中央表示了 “一起南 下”的意见。但徐、陈却无法像命令林、聂那样向党中央下命令， 如此，“张主席”电示徐、陈裹胁党中央南下，以“彻底开展党内 斗争”的方式胁迫党中央服从自己的意旨，不是有着顺理成章的当 然逻辑指向么？
而凭着“人多势壮枪杆子硬”这一张底牌，“张主席”似乎 也有理由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裹胁党中央南下抱有信 心一 9月10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红旗》附刊第1期中， 〈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的文章就已赫然刊 出一该文声称：“南下战略方针已经定下来了”， “一切夸大 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 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 的斗争”，[19]然而却没有“毛周张博右倾逃跑”的具体“罪责”
指向，显然该文是拟就于张国焘等得悉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圑单 独北上的消息之前，这不是正好说明了张国焘对“彻底开展党内 斗争”的预有筹划和充分信心么？
据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回忆，“密电事件”的次年 红二、六军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任弼时曾特许他到总部 机要科去看电报，而且是“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在傅钟看 完所有电报后，任弼时曾经与他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关于 这次谈话，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 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 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 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9月18 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 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 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 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眞 眞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 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 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 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 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 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
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 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20]
任弼时“贵如金石”的这段话，其实已经回答了 “ ‘彻底开 展党内斗争’非‘武力解决’”之辩！
而且，还为“密电”之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左证。 “密电”还有一个间接的左证，那就是在“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的密电发出的前一天，张国焘还有一个致红31军政治委员詹 才芳的密电，这份密电的原文如下：
才芳：
甲、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 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8日[21]
这份电报引发的歧义很多，作出判读需要祥析相关地理要素。 当时詹才芳所率红31军驻马尔康、卓克基、梭磨、康猫寺地 区〈即今刷经寺附近），蔡树藩率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 序列的后尾，此刻实际上已经进到巴西、阿西茸地区，若要返回马 尔康、卓克基地区，需要7〜10天行程，除了重过草地外，还要翻 越打古、昌德、长阪三座雪山。所以电文中才有“如其听则将其扣 留” 一如果蔡树藩“不听”，詹才芳是无法将其“扣留”的！
因为军委纵队当时位于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的后尾，并 没有跟党中央在一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和徐向前、陈昌浩的 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的[22]〉。而党中央率一、
三军圑单独北上之前，一直是通过徐、陈前敌总指挥部的电台与 朱德、张国焘联系，军委纵队的电台并未开机工作。张国焘当时 有可能据此判断：军委纵队尚在草地行进途中，并未到达巴西、 阿西茸地区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合。所以，才发出了这份“追 回军委纵队予以扣留”的电报。
这份电报虽然仍然无法确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那份“密 电”的存在，但至少能够证明：张国焘的那个“彻底开展党内斗 争”，是包括了 “扣留”这类强硬措施的，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友 好商榷与商洽！自恃人多势壮的张国焘，那就是要把党中央当汉献 帝，这个狼子野心，那是怎么藏也藏不住的！怎么赖也赖不掉的！ 虽然只要找不到密电电文原稿这个直接的物证，总有人会否认其存 在。但这当间有关的旁证、左证形成的逻辑指向链条，却是实实在 在的存在着而且相衔紧密，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数十年后，还有人孜孜于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 军”的心结，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 四方面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党中央从来就没有说过草地分 裂的“责任全在四方面军”，这笔责任胀从来都是算在张国焘头 上的，既或对当时以宗派立场表态的一些历史当事人，中央也从 来没有清算过他们的责任胀。党中央从来都是把张国焘与红四方 面军的广大将士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对张国焘个 人，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党中央都做到了“仁至义尽”， 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如果硬要把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个人 混为一谈，那既是在开历史的玩笑，也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草地分裂”的责任，再怎么算，难道还能算到中央头上来了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叶剑英将密电送回陈昌浩后，没有证据 表明陈昌浩或徐向前对党中央作出了相应的临控部署，这或许是
陈昌浩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没有产生出张国焘所希冀党中央 所担忧的敏感来，也或许是他们对党中央宁肯单独出走也要贯彻 北上方针的决心和魄力估计不足，这也是党中央率一、三军圑顺 利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而“密电事件”发作时，红四方面军徐、 陈首长在是否派兵追回党中央的问题上守住了最后的底线：红军 不打红军！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性功绩和历史性贡 献：从当时党中央出走路线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分布位置来 看，徐、陈要想追回或拦截中央，也是完全有可能办到的！如此， 红军内部亲者痛仇者快的武装冲突，当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关于这一点，党中央乃至毛泽东本人，从来都是记得牢牢的！ 也是载入了诸多权威史籍典册的，即或是在文革时期，也多次提 及！而对于徐、陈在“密电事件”前前后后那些基于宗派立场的 错误表态和对一方面军指挥员的策反信函，反而是从不提起、从 不计较，更遑论见诸于史籍典册！
天日昭昭，耿耿此心，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哩？
橐中央为谋求和维缦橐内团结 释玫了最大斌意表现了最大耐心
在“草地分裂”前后，党中央为谋求和维护党和红军的圑结， 释放了最大诚意，表现了最大耐心。这样的历史事实，恐怕就是 如今那些热衷于做颠覆学问者也难以否认的！在两军会师之际， 张国焘、陈昌浩等可以煽乎蒙蔽一些四方面军干部点着官衔为 “张主席”要官位，可以拥兵自重，对自己已经同意了的作战计 划刻意延宕，可以擅自改变行动方向要求中央服从自己，而中央 却只能婉言相劝，耐心说服。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白热化 明朗化的时候，中央还一一征询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 在得到了基于宗派立场而不是党性立场的回答，从而使所有这些 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中央还派人送出信函发回电报，力劝右路军 领导人跟随北上。请问中央还要怎么做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哩？ 据郭化若回忆，当时他曾奉毛泽东命向红四方面军部队送出 了一封信函：
……我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我过去，从袋子里拿出 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 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我知道这是张国焘 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时候， 毛泽东同志将这封信交给我转交，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说坚决完 成任务。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人家脸上表情很简 单，默默不语走着。约莫个把钟头过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 的队伍走过来，我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我把信 拿出来，他听说是毛主席叫我转交给他的，立正用双手捧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23]
这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 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490 (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 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 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 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
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 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 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 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 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 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惟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 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 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24]
在这个〈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党中央只是强调北 上方针，并没有刻意渲染党中央高层的分歧，更没有指名点姓的 批评与批判，其用心之良苦可窥一斑。而且在抵达俄界后召开的 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决议中， 中央虽然也很严肃地道出了 “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 容许的态度”，但也并未对张作出组织处理决定，而且这个决议 也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反观张国焘，从阿坝格尔登寺会议到 卓木碉会议，又是“开除”又是“通缉”，还打击留在四方面军 中工作而又坚持北上的同志，甚至还另立中央，坏话说尽、恶事 做絶，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推到了“自 絶于党”的历史对立面。
此后，即或是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党中央仍然以相忍为 国的态度对张国焘好言规劝，希望他尽快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直 到次年5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因估计张国焘有改变错误
之可能，为了圑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圑 北进甘南，政治局成员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对张国焘“组 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25]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张国焘又制造了一出“枪杆子 指挥党”，擅自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掉头西进准备西渡黄河的“甘 南风波”后，党中央仍然对张国焘改正错误并在圑结红四方面军 广大将士中发挥作用寄予希望。在1936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会 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是：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 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 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去做？第一， 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是 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 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 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 误；另一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 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 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 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 误，就是应与之作斗争的。[26]
这种对待党内分歧和斗争的态度，想不成为典范都难啊！ 如果这都还不算仁至义尽，你说中央还能怎么的？ 不知数十年后那些指责毛泽东等“过分施心计于红军指挥权
的控夺”的颠覆学问者，能不能敢不敢正视这些起码的事实，以 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公平心态来面对这些“起码”的事实。甭跟那 儿一惊一乍的扯浪头叫撞天屈！一当了叛徒的张国焘要是都冤 屈了，那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三过草地留下的那些英灵哩？那惨 死在“自己人”刀下的许继慎曾中生旷继勋们哩？黑白颠倒是非 混淆到了这种地步，请问这还有天理公道么？这些颠覆学问者真 的是在为红四方面军将士鼓与呼么？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真正 爱护红四方面军将士的，谁是真正关怀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是谁 在他们遭受失败遭受磨难之后敞开心扉拥抱他们的，是谁带领他 们绕过急流险滩走向革命胜利的，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人，难道 真的不知道么？难道真的是忘得一乾二净了么？就算他们中有不 少人在文革中吃了冤枉遭了磨难，可那波及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 民的运动呀，有委曲的并不只是某个山头某个方面军呀！作为共 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后人，总还是要讲一点党性吧？不讲党性总 还是要讲一点良心吧？如果连良心都不讲了，这人，还能是个啥？ 老百姓还能瞧得上你们个啥？数一数这些革命胜利者幸存者肩上 的星光胸前的勋章，再想一想那些不知多少倍于这些星光勋章总 和的那些牺牲者们失散者们，不妨扪心自问：这个党这个军队这 个国家，还有什么没有给够？
我就不相信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人们全都会被几个 小丑长期忽悠下去！ 我就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