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梁 柱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在随后不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毫无疑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的巨大功绩及其深邃的思想理论，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并将继续指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一
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东方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成立之初通过的文件中，就提出党的纲领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作为奋斗目标来说，表明一个初生的党就作出了符合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的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但作为党的现实的基本任务，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反映幼年的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党的二大虽然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但对社会主义革命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间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在这之后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由于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已追随大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毛泽东也曾有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的看法，同意“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苏维埃”的主张。但他在深入实际调查中敏锐地觉察到，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1]因而在根据地建设中注意抵制冒险主义错误，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深化了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2]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3]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4]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形态”。[5]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一、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二、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6]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
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变革，从此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深远意义，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科学的说明。
应当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7]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样一种历史的要求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这就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具备了实现它的基本条件。
第一，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34．2%，1952年则上升到56%。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设备较先进；不但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这首先和主要的是依靠和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另一方面要建设新的工业，这也要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国营工业，包括对原有国营工业的改造扩建。因为在中国，私营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矿企业的。因而，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首先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厂中只占0.1 %，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属于工场手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诚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不利的消极作用。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正确的政策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 ，而这时资本主义工业对于生产的发展和新工业的建设也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国营经济乃至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工商业调整之后，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这种矛盾，这导致了由党和国家机关的反腐蚀斗争而引发的“五反”运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一很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8]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之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土改后的农业经济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个体农户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资金十分短缺。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和收获，实行分工制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难以做到。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的发展。拿工业发展急需解决增加粮食产量为例，陈云曾说当时解决的途径有三：开荒，修水利，合作化。前两项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要有配套工程，周期长，见效慢。他说：“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之后，各种增产措施才容易见效”。[9]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四，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决定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外因。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麽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水到渠成的历史合力，把我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部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10] 这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我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历史新时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里要特别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们知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取得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根本原则的。新时期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是克服那种脱离国情的，以公有制包揽国民经济全部的“左”的做法，而决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此，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基础上，使之更适合初级阶段的国情，它们之间是继承、完善和发展的关系，而决不是否定和被否定的关系。
三
如何继续健康而有效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党面临的新任务，明确提出了现在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为党胜利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性任务，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而这一年召开的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则是其始作俑者。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11]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现在，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毛泽东敏锐地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毫无疑义，这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究竟应如何实事求是地反映毛泽东倡导的这第二次结合的内涵呢？应当说，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所以，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的探索有着明确的主题，这就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相联系的。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照搬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2]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3] 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14]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这时，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我们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像毛泽东在这时探索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现实出发，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当说，这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对于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意义。
上述表明，毛泽东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经验。他在这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5]他以学习苏联为例，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16]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同时他还强调，向外国学习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心。毛泽东指出，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正因为这样，“有些人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这就容易产生崇洋媚外、迷信外国的思想。毛泽东号召大家“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7]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又要重视和发展民族的东西。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总之，“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上述这些重要观点，对我们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外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道路的同时，还努力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这是毛泽东毕生致力于争取人民主权和维护人民主权的一大战略思考。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的时候，他就提出以民主新路来跳出“其兴也渤，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在为建国作思想上和政策上准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并警示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这就实际上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1958年，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的时候，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从这时起，他就把七届二中确定的防止腐蚀方针同防止“和平演变” 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毛泽东一再指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如何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的清醒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诸如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防微杜渐、拒腐防变、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等等重要思想，仍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在执政的环境中，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对此，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及时地通过“三反”、整党等斗争，制止住了这种腐败现象，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党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在这次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严肃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18]他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以身作则，站在运动前列，做好发动群众工作，主动公开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为了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薄一波回顾这一斗争时曾提到，当时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有同志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一波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19]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由于当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使后人变得更加聪明。毛泽东在两大探索中所积累的正面经验及其在曲折发展中所提供的反面经验，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我们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学习和比较，才获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今天，我们正面临由于苏东演变引发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正进行的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认识毛泽东两大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继续完成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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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薄一波：《若干重大问题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2-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