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毫无疑义，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巨大功绩及其深邃的思想理论，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并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大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相联结的历史课题，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
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东方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深化了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一、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二、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因而能够在中国革命胜利并具备了基本条件之后，不失时机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
二大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尔后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政治制度上，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保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经济建设上，在毛泽东时期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培养成长起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类建设人才，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
应当首先指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不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麽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特别在建国初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其三，我们还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出现曲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初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结束了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以铁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人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正在逐步消灭，人民政府还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一切，创造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执行并有望提前完成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有过失误，付出过很大代价，但这仍然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10年中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中有了巨大的增长，1966年同1956年相比，钢铁、煤炭、石油、发电量、机床分别增长了245%、129．9%、1154%、397%和112%。二是，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兴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水浇地面积增加2600多万亩，拖拉机拥有量和化肥施用量增长六倍以上，机耕面积由1957年的2．4%提高到1965年的15%。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到1956年，专门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各个产业部门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装备、条件较好的科学研究中心。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科技队伍从1957年的120多万增加到1963年的230多万人。在资源勘探、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技术以及基础科学理论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新的突破。高新科技得到一定发展。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到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的第一枚运载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先后两次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1965年着手制定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空间计划和相应的各方面研究工作。这些都有力地显示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四是，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这10年间，各条战线都培养了一大批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学有专长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党和国家经历了重大挫折，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损失。但应该看到，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艰苦努力，使经济建设在总体上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文革开始的第一年，由于有上半年增长的基础，1966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增长20．9%，农业总产值增长8．6%。1967-1968年是局面最为混乱的两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7%，工业总产值下降13．8%，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6%。196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下降4．1%，工业总产值下降5%，农业总产值下降2．5%，这一年社会生产的规模只相当于1966年的86%。从1969年开始的七年，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3%。而1976年则因受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冲击和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6%，其中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4%，农业总产值下降0．4%。 总之，从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是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在外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美国不仅拒不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止其他国家承认，并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其目的是要通过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从而使新中国政权无法立足。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企图封锁中国的链条。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1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为巩固我国革命胜利成果，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十七大指出：“我们要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
三大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再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现在要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是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对我们当前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艰苦而曲折的探索和实践的一个主题。准确地把握和践行这个主题，仍然是我们今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课题。
毛泽东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开辟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所以在探索中，毛泽东是紧紧地围绕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决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他说: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些思想和方法，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其次，毛泽东指出,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共同的，但具体道路有别。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既有共性即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有个性即体现本国的特点；因此评价一种模式的得失，就要善于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既要肯定其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对体现其本国特色部分作具体分析。我们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把体现这种共性和个性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应当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改革潮流，是同苏共20大这个国际背景紧密相关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被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被颠覆，社会主义改革也将走向反面。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经验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包括错误经验）加以区分,前者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性,有普遍意义；后者则属于体现苏联一国特点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正确学习外国经验，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多次指明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样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并且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深刻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内涵作了深刻阐述，这就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国在当代的运用中得到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科学定位，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这个重要思想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一以贯之地加以贯彻的。
再者，毛泽东热烈企盼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既强大,又可亲。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既形象又具体的说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内在魅力。
毛泽东在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时，也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论述的几个关系，都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而且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他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曾尖锐地指出：如果生产还上不去，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毛泽东把“进入”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他一再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强调：“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里时间的估计虽还过短，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有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要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还需要指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在相对巩固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随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认为这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里所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规划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受到严重干扰，造成历史的不幸，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
毛泽东曾说过,他不喜欢落后的中国,而喜欢进步的中国。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描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景：“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他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热切期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生活富裕，民主完善，文化教育极大发展。
毛泽东所说的“可亲”，首先表现在党和国家同人民的关系上，他一向倡导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了人民手中，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掌握的权力还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单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的神圣内涵。
同时，也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表现形式的深刻分析，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一经济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历史，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虽然还存在利益之间的矛盾，但这不属于根本利益的冲突，是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这表明，我们所说的可亲、和谐，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这种矛盾的性质并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所期望的既强大又可亲的国家状态，同样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想目标，特别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