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一个史实的争议及革命领袖评价问题——兼答《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的作者

（摘自2013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刘书林

（内容提要）笔者在一本专著中引用的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5卷（莫斯科俄罗斯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32页上的一句话引起了争议，被说成“谎言”，并大加讨伐。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以斯大林原著的白纸黑字为根据，逐字逐句回答了非议者的责难，进行了反批评。文中还列举了当今众多俄罗斯学者对所涉及的苏联历史上肃反问题的分析和评论。同时，指出了对方并没有运用真正的档案来论证问题。文章还指出，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事实、不挟带个人恩怨、不苛求前人，做到不丑化党的历史、不埋没前人的功勋。

由笔者带领两个博士写的一本书《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自2009年出版以来，引发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议论。如刊载于《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3期上的署名文章《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以下简称《谎言》－－作者注）就是一个典型。《谎言》的作者认为，我们书中引用的一段来自《斯大林全集》第15卷的话，是假造的，要“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这引起了众多网站转载的兴趣，炎黄论坛网、中国改革论坛网、维普资讯网、凤凰网、共识网、同舟共进网、中华论坛纷纷转载此文，还有的网站鉴于《谎言》的作者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的退休人员，便提炼出更刺激性的题目：“社科院研究员戳穿伪史：斯大林肃反只枪毙89人”，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本文在斟酌和拖延了许久之后，觉得还是有必要公开进行反批评。

一、到底有没有《斯大林全集》第15卷的关于肃反问题的这个讲话

《谎言》的作者是从我们所著的《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发现抨击目标的。我们在《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的第二章专门设立了一节：“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探讨了斯大林在领导肃反的过程中出现的扩大化责任。我们在书中明确指出：“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相差极大的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无限夸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曾经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我们在书中还说：“‘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
斯大林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人口是1.6亿，说当时斯大林主政时杀了1.1亿，难道只剩下0.5亿？这就太离谱了。说得越离谱就越没有任何可信度。这反映了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的信口雌黄和忘乎所以。我们在书中还列举了其他敌对势力的种种说法，比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被杀害；索尔仁尼琴曾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作被镇压的人数，他在《古拉格群岛》里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4500万－5000万人；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谎言捡了起来，声称有“五千万冤魂”。头脑正常的人都能够判断，这显然是敌对势力在伪造历史。
由于20世纪30年代肃反扩大化究竟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们在书中列举了几种还算不太离谱的说法，供认真的研究者比较研究参考：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21年－1954年，这23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是642980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1917年－1990年70多年中因反革命罪而判处死刑的是827995人；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曾经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这些数字的计算都是出自那些反斯大林的官员之手，可以想见，他们是不会往少的方面说的。即使根据这些反斯大林的官方人物的说法，几十年跨度中处死刑的人数也没有达到100万人。那些疯狂的敌对分子把这个数字说成是5000万甚至1.1亿，捏造得太离奇了。
为了全面地提供和研究各种说法，我们引用了俄罗斯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工人大学”主编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的斯大林的一段话：“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我们在书中注明的出处是：《斯大林全集》第15卷，莫斯科俄文版，第32页。
《谎言》的作者首先认为斯大林根本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质问道：“刘书林先生引用的话真是斯大林说的吗？斯大林在何时何地说的？果真是他说的，就会载入历史档案（当然，即使是他说的，也说明他说的是谎话）……”。《谎言》的作者指名道姓地质问，有什么根据呢？他一点儿根据也没有拿出来。他认为，斯大林这句话在一本历史档案选编中都没有记载，肯定是假的；刘书林先生不可能找出斯大林讲这句话的时间地点；最后，即使斯大林真的有这么一段话，那也是谎话。我不想评说这种辩论方式令人多么吃惊，我想先明确回答上述《谎言》的作者提出的几个问题。
《谎言》的作者问：“刘书林先生引用的话真是斯大林说的吗？”笔者答：《谎言》作者怀疑存在的这段话确实存在，即斯大林确实讲过这样的话。谓予不信，请自己去读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5卷。这本书是1997年由俄罗斯学者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牵头、工人大学主编的。在《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白纸黑字，记载着我们引用的斯大林说的那几句话。这证明，这话确实是斯大林说的。一点儿疑问也没有。
《谎言》的作者又问：“斯大林在何时何地说的？”笔者答：这段话是斯大林1941年3月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个发言。这个时间和地点也是在《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可以查到的。查到了这个话的出处，《谎言》的作者就不会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
《谎言》的作者断定：“果真是斯大林说的就会载入历史档案”。为什么那本历史档案里没有？笔者答：如果真是斯大林说的话就会载入那本历史档案选编吗？那可不一定，世界上可没有这样的规矩。何况《谎言》的作者所说的那本历史档案选编，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还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斯大林的话没有被这样一本所谓的历史档案选编载入，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那是一本档案选编，“选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不全面。这种“选编”中没有出现的资料，在其他地方大量存在，这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谎言》的作者在上面那番议论后面的括弧里加了一句话：“即使是他说的，也说明他说的是谎话”。《谎言》的作者说斯大林这句话是“谎话”。请问证据是什么？你怎么证明斯大林这句话是谎话呢？做出一个判断要有证据。但是，《谎言》的作者没有拿出丝毫的证据。这说明《谎言》的作者自身心里没底，不敢认定这句话的真伪，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已。
《谎言》的作者还对我们引用这句话进行了一番恐吓式的大批判：“谁胆敢利用《斯大林全集》第15卷来伪造历史，难道这能蒙混过去吗？！假的就是假的，历史终究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伪造历史者绝不会逃脱历史的审判！”这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气势咄咄逼人。我觉得，这些词儿有些耳熟，但21世纪好像不时兴这些词儿了。
其实，在《斯大林全集》第15卷，就在斯大林的这同一篇讲话里，还有很多话值得《谎言》的作者好好学习，而不是见到不符合自己胃口的话语就大加挞伐。比如，斯大林还回答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苏联肃反的诽谤，很有说服力。斯大林说：“境外敌人以挑拨离间为目的，散布苏联发生大规模枪杀的谣言。他们流着鳄鱼的眼泪揭发我们杀死了他们的代理人，即所有像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雅基尔这样的人。并断言，国外情报机构揭发，在苏联镇压的数字差不多超过了100万人，苏联军队已经降低了战斗力。这是挑拨和诽谤。”斯大林的这些话简直就像是对着《谎言》的作者及其类似的人们说的。斯大林真有预见性！斯大林接着还揭示了这次肃反的伟大意义。他说：“我们粉碎了多次挑起反苏行动的外国间谍组织，肃清了来自阴谋家和叛徒的武装力量，从外国间谍手里解救了国家，这是共产党对苏联人民的巨大功绩。如果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出色的国防准备。”这些话都是斯大林说的。这些话真是有水平！
看来，《谎言》的作者有一种执拗的倾向，这就是凡是那些污蔑斯大林的歪理邪说和伪造、捏造，夸大其词的宣扬，无论怎样荒唐离奇，他都能视为正常，或者置若罔闻；凡是那些与敌对势力污蔑不实之词对立的说法，他就大发雷霆，不可容忍。这显得太极端了。
《红旗文稿》2011年第7期发表了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的报告。关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有一段精彩的富于哲理的文字。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茹科夫院士说道：“人口学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学科，有关人口方面时常出现造假数据。例如，有关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就存在人数造假的情况。最新研究表明，在大清洗历史上有很多不可信的数据。如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全国被镇压的人数超过700万人，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认为被镇压人数达到1300万人。其他一些人由于算法不同，有2000万、3000万甚至7000万人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在比赛谁算得多。但是有关镇压的规模、幅度和人数还是应该有客观真相的。”“斯大林领导苏联总共33年，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死刑的总共是78.6万人，即年平均判处大约2.6万人死刑。从政治镇压角度看这一数据相当巨大，但这不是一些历史造假者论著上提到的数据。与现在相比，今天的俄罗斯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到4万人，每年死于各种犯罪的人数是5万人，每年自杀的人数大概是6万人，俄罗斯每年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达到34万人。因此说，斯大林时期的镇压一方面的确是残酷的，同时它是可以解释的。”
茹科夫院士既揭露了敌对分子妖魔化肃反的手法和伎俩，又分析了接近实际的死刑数字，又做出了历史的宏观的比较研究。他说的数字大体上不超出我们提供的数字范围。这也和《谎言》的作者希望的那种夸大其词的预期有极大的差距。

二、应该怎样考证史实

《谎言》的作者考证史实的方法也值得商榷。
《谎言》的作者在指出我们引用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的这种“新说法”之后，提出质问：“这是斯大林关于1938年对被镇压的人数的‘正式统计’吗？这是真的吗？”为了证明1938年镇压的真相，《谎言》的作者要“让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戳穿谎言”。他到底运用的是什么“历史档案”来“戳穿谎言”的呢？读下来发现，《谎言》的作者没有拿出任何历史档案的证据。
因为，他接着引用了《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的一大段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年－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可能比提到的更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这么一本实际上是论文集性质的书算是档案吗？而且这本书引用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这本书的东西，也根本没有注明是转引的档案。这怎么能说运用档案来“戳穿谎言”呢？还说是“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这句话也没有什么意义。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20大采取造谣煽动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大反斯大林，如果还有证明斯大林多杀人的证据的文件，难道赫鲁晓夫能够放过或者让它“失踪”吗？这是不合逻辑的推理。即使根据上述这个材料，斯大林在1937年－1938年间处理的党政干部也不超过4万人，虽然数字巨大，但距离《谎言》的作者渲染的数字差别就更大了。
这个材料作为对我们提出问题的回答，既没有算出镇压人数的确切数字，也没有明确斯大林的责任。这个材料只是有一句话还比较明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这让人们怎么理解？难道应该按照这句话去推论，斯大林进而莫洛托夫似乎平均每天都要杀3167人，这样就能够把斯大林杀人的数字算得符合自己愿望了吗？其实也不然，即使你说斯大林每天都要杀3000多人，两年一直这么杀下去也只不过有228万人，仍然达不到《谎言》的作者预想的指标，更达不到任意污蔑斯大林的预期指标。何况，有谁会按照这种荒唐的暗示去推理呢？
《谎言》的作者引用的这段话里还有一段，说叶若夫1937年－1938年向党中央报的383份材料中，涉及39000人遭到枪决。请注意：第一，这里并没有说明是斯大林批准的。第二，说在所有申报的名单里，斯大林签署批准了362份。既然作者举出的总共383份名单被枪决39000人的“事实”，那么其中斯大林签署的362份名单，肯定不会超过39000人这个总数。第三，其他人报的这种名单，斯大林是怎么处理的，《谎言》的作者没有说。看来，那些名单肯定是更不能满足污蔑斯大林的愿望，否则，《谎言》的作者是不会含糊其辞的。可见，拿出这么一番话来当证据，既没有驳倒我们书中的分析和资料，也没拿出有说服力的任何档案资料。
接着，《谎言》的作者为了说明《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说的斯大林1938年杀人的数字不对，自己终于一条一条地列出了上述《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的五则材料。可惜这五则材料，其中有四则是关于1937年的资料，属于文不对题。只有一条是1938年的资料。
“1938年7月，叶若夫呈交斯大林一份列有138人的名单，并附上一张小纸条，条上用铅笔写满了字：‘绝密。呈斯大林同志。送上应由军事审判庭按第一类审判的被捕者名单。叶若夫1938年7月26日。’名单上写有批示：‘同意将138人全部枪决。斯大林、莫洛托夫。’”根据《谎言》的作者举出的档案资料的出处，无法查证真伪。即使按照这个材料，只能证明斯大林在1938年杀了138人。这倒是与《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说的1938年镇压的人数89人相差不多。我们引用的资料证明1938年杀人数是89人，就被《谎言》的作者说成是“伪造历史”，要“受历史的审判”；你《谎言》的作者引用的资料证明1938年杀人数是138人，就是戳穿了“谎言”？多么可笑的逻辑！
然而，《谎言》的作者举出上面的这则资料之后说：“这里举的例子如同‘沧海一粟’。但对戳穿上述谎言则是足够的。”《谎言》的作者未免对自己的举证太乐观了！如果把138人算成“沧海一粟”，这样算下去，那么《谎言》的作者证明斯大林杀人的数量确实可以达到自己预期的指标了。但是，《谎言》的作者怎么证明这138人是“沧海一粟”呢？《谎言》的作者的这种“海口”倒是与俄罗斯“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捏造的“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的弥天大谎如出一辙。不过，这么说话，《谎言》的作者就不可能戳穿任何“谎言”，因为只有这种说法才是真正的“谎言”。

三、应该怎样评价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当代国内知识界对同一个问题的评价常常出现截然相反的议论。这是不奇怪的。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不同角度和见解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促进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但是，这种争论不能动辄就扣帽子，更不能在自称“戳穿谎言”的时候拿不出证据，甚至制造谎言。
为了证明普京这个人不配当俄罗斯的元首，《谎言》的作者甚至指责普京为斯大林大唱赞歌，为此，他不惜屈身引用我们写的《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的内容为证据：“2000年5月7日普京就宣称，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克里姆林官建立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斯大林位列英雄榜第一。2004年7月23日，普京签署命令将莫斯科无名烈士墓镌刻的城市名字‘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在普京的倡导下俄罗斯许多城市的政府作出决定，重新建立斯大林的雕像。”谢谢《谎言》的作者，对我们这本书也有信任的地方。
《谎言》的作者也有单纯的一面。他过去在一篇《漫谈普京》的文章中说过普京的好话，后来看到普京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继续发展，就宁可自己先做一番检讨，否定自己的过去，以取得骂普京的资格。他在文中检讨说：“在《漫谈普京》一文中，当时我的评论是：‘普京比较客观地评价苏联历史是深得人心的。’这个评语是错误的。我现在认为，普京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真是希望《谎言》作者的这种肯于认错的态度坚持下去。关键是：要么你以前那样说是谎言，要么你现在说的是谎言。二者必居其一。要摆脱自己出尔反尔的困境，只能老老实实说出，你这样大的变化是怎么认识到的？你以前为什么那样认识普京？今天为什么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完全以反对者的态度来指责普京呢？只有说清转变的原因，才能光明磊落。
看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有时是一个牵动人们政治神经的问题。当今活着的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争论，暗示着自己对现实和未来政治方向的选择。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有其功劳和错误的一面。斯大林的功劳和错误引起全世界的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也是自然的。时至今日，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因为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化身。虽然他在苏联的具体做法与我们今天大不相同，但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至今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有人一定要抓住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全盘否定，继续以当年赫鲁晓夫的架势向他泼污水，继续抱着妖魔化斯大林的逻辑不放，实际上就是通过彻底否定斯大林为突破口，进而彻底否定列宁，继续为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行为辩护。如果这种逻辑得逞，那么苏联垮台的这篇大文章将很快引入中国，到那时候，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危在旦夕了。
社会主义事业当今最突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懂得爱护无产阶级领袖。无产阶级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人物，没有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无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无从出现。爱护和爱戴无产阶级的领袖，历史地科学地看待他们当年的实践的伟大意义和经验教训，捍卫无产阶级领袖的尊严，这不是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神化，而是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的体现。
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的行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早就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他指出：“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他还指出：“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列宁的这些教导对今天的现实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斯大林对敌对势力的攻击诽谤更是认识深刻。他指出：“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斯大林在分析托洛茨基对自己的辱骂时说道：“你们在这里都听到反对派分子多么不惜气力地使劲谩骂斯大林。同志们，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他们的主要攻击所以针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就首先打击斯大林了。……对于伟大的列宁尚且如此放肆地蔑视，现在对于列宁的许多学生之一的斯大林同志破口大骂，那又有什么奇怪呢？不仅如此，反对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斯大林的态度是客观的，他揭穿了这些谩骂和攻讦的本质。
毛泽东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著名论断中，也提出了这样的分析。他指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同时鲜明地提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鲜明的立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面对国内外咒骂和污蔑斯大林的逆流，学习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有助于我们认识这股逆流的本质，认识那些污蔑者的真实的用心。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伟大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呢？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做到：第一，要尊重历史事实，从事实出发。对于历史事实，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不能回避事实，也不能捏造事实，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这是客观评价的基础。第二，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前人的实践，要把领袖和历史人物的实践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分析。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在遥远的未来发生的一切曲折，更不能要求他们对今天的实践提出现成的具体答案。这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要求。第三，不能将今人的逻辑和推理强加在历史人物或者领袖身上，不能用今天的习惯说法企图重新塑造或描绘历史人物，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而前人事实上还没有的思想和认识硬挂到前人的名下。例如，不能把“改革”、“与时俱进”这些词挂在古人身上，搞这种变相的影射史学。第四，评价历史人物和伟大领袖的功过是非，不能挟带个人的恩怨。不能因为自己在某一阶段受过委屈，就竭力抨击和丑化那一段历史；也不能因为自己某一阶段比较得意就美化那一段历史。片面地以个人恩怨为标准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只能被历史定位为小人，或者胸怀狭小的人。
除了上述几条原则之外，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分析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要看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到底是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还是拉历史倒退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看待历史人物才能具有高屋建瓴的科学性。对待开创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领袖也应该这样。不是抓住他们是否完美无缺，不是抓住他们是否符合今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味道，而是看他们所做的事业为人类提供的新探索、新经验、新进展，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样，无产阶级领袖的崇高历史地位就看得比较清楚。这样，对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领袖的评价就不至于发生歪曲和贬低，许多是非也就清楚了。

附文1：潘培新：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

发布时间:2011-03-03作者:潘培新

　　刘书林先生在《关于苏联解体与中苏关系的评价问题》(乌有之乡电子杂志2009年八月上，总第93期)一文中谈到：“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央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15卷，莫斯科俄文版，2005年)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斯大林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这是斯大林关于1938年对被镇压的人数的“正式统计”吗？这是真的吗？

　　《斯大林全集》第15卷是苏联最高领袖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汇集，理应是最具权威性的。然而，刊载于其中的这种“新说法”却与历史事实不符。本文旨在弄清史实，还原历史真相，让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戳穿谎言。

　　与“斯大林完全不知情”的上述谎言相反，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斯大林是亲自坐镇指挥镇压行动的。1937年~1938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内务部领导人278次，时间长达834小时。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可能比提到的更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沈志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下面请看几例斯大林等人批示的文件：

　　一、1937年10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上报了逮捕“全俄军人联合会”399人的报告。斯大林在上面批示：“一律枪毙。”其中载明逮捕399人的身份是：1.公爵2人，2.海军少将1人，3.将军8人，4.上校42人，5.上尉和炮兵上尉43人，6.中尉、少尉和准尉102人，7.沙皇官吏61人，8.警察和宪兵69人，9.贵族27人，10.工厂主和地主35人，11.神甫9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二、1937年12月13日，叶若夫向斯大林转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新西北利亚分局局长戈尔巴奇的报告，其中提到增捕387名“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成员。斯大林在上批示：“戈尔巴奇报告中所有军官和将军一律枪毙。”叶若夫执行这一指示后，也写了一行话：“已执行。电报已发出。1937年12月16日 叶若夫。”(《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

　　三、斯大林每天都亲自过问“军事阴谋”案件侦查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他不断收到审讯被捕者的笔录，几乎每天都接见叶若夫。1937年5月21日和28日，还接见了直接参加捏造罪名的副人民委员М. П. 弗里诺夫斯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

　　四、1937年11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呈交斯大林一份名为“莫斯科—总部”的列有292人的名单，建议将他们枪毙。名单上都是为党和国家立下卓著功勋的红军著名活动家。(《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

　　五、1938年7月，叶若夫呈交斯大林一份列有138人的名单，并附上一张小纸条，条上用铅笔写满了字：“绝密。呈斯大林同志。送上应由军事审判厅按第一类审判的被捕者名单。叶若夫 1938年7月26日。”名单上写有批示：“同意将138人全部枪决。斯大林 莫洛托夫。”(《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

　　这里举的例子如同“沧海一粟”。但对戳穿上述谎言则是足够的。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刘书林先生引用的话真是斯大林说的吗？斯大林在何时何地说的？果真是他说的，就会载入历史档案(当然，即使是他说的，也说明他说的是谎话)，就应当公之于众，对世人有个交代。否则，就只能说明有人在造假，谁胆敢利用《斯大林全集》第15卷来伪造历史，难道这能蒙混过去吗？！假的就是假的，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伪造历史者绝不会逃脱历史的审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

来源: 《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

附文2：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

作者：刘书林
《政治学研究》 2006年4期

内容提要：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和苏共内部那些不肖子孙们曾经制造了不胜枚举的谎言，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煽动，力图玷污和全盘否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如今，在苏联解体、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本文总结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澄清的问题有：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的问题；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所谓“宗教裁判所”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关于所谓“偏执狂症”的谎言等。作者依据新公布的诸多材料，对这些问题均做出了澄清事实真相的新分析。事实证明：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议，实际上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表现。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检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作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复杂情况，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中一直沸沸扬扬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今天，对于在历史上对于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就应该根据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深刻反思，深刻认识斯大林评价的真相，这就是具有劳动人民良心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一、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应该客观评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中攻击斯大林在肃反过程中的问题。其他问题依次为斯大林的性格问题，卫国战争的责任问题，疏散少数民族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总之，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在批判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方面的错误时，许多批判者抛开了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归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性格，甚至把整个30年代概括成“黑暗的时代”，完全抹杀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面，这样的批判就太极端了。应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背景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现在，由于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在史实面前，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和谎言不攻自破。从这些解密的新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曾经作过纠偏的巨大努力。

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1937年至1938年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1938年的甄别、纠正又不够得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次肃反过程中主要是审查了中央委员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几个重大案件。此外，还审查了“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和“平行的军事中心”等案件。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许多混入中央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搞乱了局面，伤及了许多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

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领导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自从赫鲁晓夫故意夸大渲染之后，被严重夸大化和妖魔化了。今天，科学的研究应该根据新发现和公布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

第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严重夸大了。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受杀害。他说：“3500万无辜受害的人们！1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1言者制造这么耸人听闻的数字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做被镇压的人数，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连以反共为己任、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最高智囊人物的雅可夫列夫，在担任审核历史各种案件的审核小组组长期间，经过审核也觉得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说法太离谱了。

“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的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取决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根本不是事实。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年——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2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都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3

按照疯狂的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临危险的时期。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现在的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4

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时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国。至多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5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希特勒所说的他的“第五纵队”的警觉，并非杞人忧天。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污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300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6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采取“鸵鸟政策”了。

第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

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毕竟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

30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的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7

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账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8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鲁莽的行为。

第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已经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5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9这就是所谓的“消灭4万指挥员”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第四，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斯大林时期迁徙部分民族——鞑靼、车臣、印古什人，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在迁徙日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美国更加仁慈。

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是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第五，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1995年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10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11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能对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真正看清楚。

二、关于斯大林评价中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需要正本清源，依据新的可靠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一，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在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的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捏造。

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
“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

“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12

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上，他有时显得不够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比批评和指责他的那些人要民主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坚决保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是有分析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的威信的。这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不能担任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人应该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对修改《斯大林传略》的那篇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容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内民主监督的气氛受损害，使得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工程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13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的。

第二，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

过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1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15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6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能暴露自己的卑鄙。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央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17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8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解。

第三，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19

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发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假话和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科学评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蜀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

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榜样。

正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6年4月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20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指赫鲁晓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
1956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21

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

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时，《再论》的文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的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2
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

四、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代检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02年12月，俄罗斯学者符·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23在观察各种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

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

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对斯大林的诽谤越是极端，随着他们自身的原形毕露，就越是使人们看清了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

大致从199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和谣言制造者们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这些叛卖者制造的灾难降临到人民的头上并引起人民的觉悟，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在事实面前，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允许被歪曲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上贬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到他应该占有的高度。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4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

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北京市，100080)

1、瓦·别洛策尔科夫：《自由、权力和所有权》，第1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3、《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莫斯科俄文版。
4、《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5、《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7月3日。
6、《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
7、《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第24—25页，1997年莫斯科版。
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0、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1、《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
1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3、《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4、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5、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6、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217—2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17、《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1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转引自：《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23、符·苏霍捷耶夫：《斯大林的誓言与遗嘱》（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
24、张捷：《“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

附文3：关于苏联解体与中苏关系的评价问题

——兼与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商榷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

《香港传真》2009年2月23日以两期连载的篇幅发表了一位“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元的文章《苏联解体的挽歌》。这篇文章针对前此该刊发表的张全景同志的文章《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进行重新审视”，要“澄清人们过去的某些看法”。看过黄文，令人大失所望。黄文根本上抛开了对苏联解体这个中心问题的论辩，大讲他自己对苏联一些历史问题的评价。与张全景同志的文章相比，这显然不是一篇平等探讨的学术文章。更加令人失望的是，这种“重新审视”，毫无新意，其思想竟然还停留在50多年前赫鲁晓夫的水平上，甚至对俄罗斯最近18年发生的对历史重大事件和对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毫无所知；至于作者要澄清人们过去的什么看法，那只是一厢情愿，人们越来越看透了那些歪曲苏联历史、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领袖的人的真正用心，正在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正在清扫西方西化和分化的舆论垃圾。黄元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水平的东西出来阻挡历史的潮流，恐怕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为了防止黄文在社会舆论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笔者还是准备与其辩驳一番，讲讲一些起码的事实和道理。

序、辩论问题是学术交流，不能扣帽子，

也不宜文不对题

黄元文章《苏联解体的挽歌》，意图是与张全景同志的文章《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商榷的文章。但是，探讨学术问题，包括和政治问题关系很密切的学术问题，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讲道理，抓住问题的核心内容，提出自己的根据。但是黄元“总经理”的文风则完全违背了这一点。不但给人一种“指此而言他”的困惑，而且有武断和以势压人的风格。

黄文一开始，就给辩论的对方扣上了一个大帽子：“该文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1] 似乎有了这顶帽子，就把人给压住了，不敢再说话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判断。如今的人们，不是黄元想象的那样，一个帽子就把人给吓住了。现在，人们还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话的。特别是对于黄元这种文章，我想敢于站出来讲话和批驳的不会是少数。

其实，黄元议论的出发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以“继承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作为帽子，封人之口，毫无效力。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难道都是错的吗？继承其中经得起考验的内容有什么不对呢？“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是一个包容很广泛的概念。邓小平倡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难道不是从“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来的吗？胡锦涛倡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难道不是包括“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吗？“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哪一个人的个别的想法。所以，60年代初期的观点不一定不对，后来流行的观点不一定就是对的。盲目地全盘否定我们党60年代初期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站不住脚的。黄元以为张全景同志是60年代初期过来的人，就可以用这顶帽子封人之口，这真是太可笑了；这样说话好像自己俨然就是后来50年新发展的代表，就可以信口开河了。其实，走过60年代的人，思想未必停留在那个时候，完全可以在更大的历史跨度上进行比较和反思；新时期长大的孩子，未必不能继承党的意识形态传统，未必像黄元这样，思想停留在50多年前赫鲁晓夫的历史定位上。

至于辩论的内容，黄元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文不对题。你要和人家辩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要老老实实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辩驳，不要丢开主要的问题不谈而去扯别的。

张全景同志的论文抓住苏联解体这一核心问题，分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五条教训。（1）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苏共领导权，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党和人民，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2）苏共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战线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3）苏共没有把党的组织建设好，丧失了党的先进性。（4）党内腐败，严重脱离群众。（5）苏共在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上，严重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五条教训概括得很准确，总结了苏共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主要表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学者的共识。张全景同志的文章体现了洞察全局的政治眼光，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概括为以上五条，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但是，黄元是怎样辩论问题的呢？人们只需看看它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扯到哪里去了。他的这篇超长的文章开列了这样的一些标题：（1）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2）对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3）对中苏关系，特别是中苏论争的认识；（4）戈尔巴乔夫的改革；（5）结束语 — 苏共亡党之后苏联解体是否是必然。这样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与辩论的主题根本就没有关系。第四部分也与辩论的主题没有直接逻辑关系。只有第五条算是与张全景同志辩论，但具体内容的大部分也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这也算是与人辩论吗？

既然黄元提出了与苏联历史和中苏关系方面相关的许多问题，笔者就顺着他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地辩驳。

一、关于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停留在

50多年前的赫鲁晓夫的水平

依据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旧调，借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这就是黄文重新提出斯大林评价的主要思路。黄元几次重复强调赫鲁晓夫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黄文一口咬定：“赫鲁晓夫至死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未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2]

我们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斯大林主义，如果说有斯大林主义，那么斯大林主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黄文的说法，只有彻底从根本上取消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才不算斯大林主义者，那么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50多年的历史中，苏共及其人民大众就都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大反斯大林的报告，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报告；是斯大林主义者把斯大林全盘否定，是斯大林主义者把斯大林焚尸扬灰，是斯大林主义者大骂斯大林是“强盗”、“杀人犯”，是斯大林主义者背叛了斯大林、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怪论。请问世界上有多少人认同这种臆造的逻辑和除了自己谁也不能理解的语言？

黄文把布哈林说成列宁的继承人，毫无根据。为了贬低斯大林，黄文竟然歪曲和阉割列宁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评价，并下断语说，列宁“从未将斯大林视为自己的继承人或学生。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在当时尚存于世的主要领导人中，无疑布哈林的思想和列宁是最为接近的。”[3] 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列宁没有指定任何人为继承人，也不存在把任何人视为继承人或不把谁视为继承人。列宁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行事，相信党的组织在他逝世之后会按照组织程序产生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因此，黄文根据自己世袭制的眼光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列宁会钦定一位继承人的想法，本身就是很落后的。黄文的民主意识，甚至赶不上他批评的斯大林同志。因此，无论说列宁“从未将斯大林视为自己的继承人”或者说“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都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通常人们说的列宁的继承人，是事后一个客观事实判断的概念，不是列宁事前指定或看中的结果。

黄文为了说明“布哈林的思想和列宁是最为接近的”，“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这一点，不惜阉割列宁的意见。他引用了列宁对布哈林说的几句肯定的意见，却不敢提及列宁对布哈林本质评价的另外一些话。例如，黄文引用了列宁提到的“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被认为是全党最喜欢的人物”等语，却对列宁紧接着批评布哈林的话视而不见。事实是：列宁在说了上述那些话语之后，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 — 我想 — 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4] 根据列宁对布哈林的这些评价，难道可以得出黄文的结论，认为“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布哈林”吗？黄文是没有读到列宁上述这些重要的结论呢，还是读到而不敢正视这些结论呢？为了诬蔑斯大林，就这样隐匿列宁的主要评价，单单拿出一些赞誉之词掩人耳目。这种不老实的文风就没有任何科学性了。

在借口列宁的遗嘱对斯大林进行攻击之后，黄文不惜重复早已过时的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腔调，同样学着赫鲁晓夫无中生有的手法，对斯大林进行诽谤。黄文称张全景同志的评论是“继承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观点”，那么我们完全也可以说，黄文的观点完全停留在50多年前赫鲁晓夫的个人观点的水平。

尽管这样，笔者还是觉得有必要把黄文提出的关于斯大林评价的问题逐一加以辩驳和清理，以正视听。

第一，关于列宁遗嘱在十三次党代会上“没有正式宣读”的问题。

黄文认为，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继续当选为总书记，很奇怪，列宁遗嘱竟然没有引起党的领导集体的丝毫重视，[5] 影射斯大林利用权力隐瞒了列宁遗嘱。现在的事实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个人的过错。

列宁的遗嘱，即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连同其他13份列宁的信件，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全会，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档案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并向全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没有人向全会隐瞒这些遗嘱。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他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6] 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作出必要的结论。[7]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6月2日，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8] 在这次全会仍然把斯大林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斯大林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9] 斯大林对列宁遗嘱是坦然的。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0] 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在列宁就医期间严格履行中央委托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1]

至于日后托洛茨基分子把这个遗嘱拿到国外发表，不断利用“遗嘱”大做文章，当政的斯大林揭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完全是正常的。那些做法不能说明斯大林对列宁的遗嘱态度不端正。

第二，关于肃反镇压的人数被夸张得太离谱了。

黄文在没有拿出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学着西方敌对势力的手法，煞有介事地说：“一般估计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被关押和枪决的总数约在1200~1300万之间。”[12] 这是十分荒唐的。

在夸大斯大林肃反期间镇压人数的问题上，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都竞相施展无限夸大、轮番夸大的伎俩。最离谱的是1997年俄罗斯“民主派”的报纸，说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难道苏联总人口的1.8亿人，其中0.7亿人能够把1.1亿消灭掉？按照最疯狂的夸大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能和无耻。

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13] 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14]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诬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三百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七百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15] 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充耳不闻、采取“鸵鸟政策”了。

第三，关于对所谓“列宁的老近卫军”、“列宁老战友”的两次审判不能说明斯大林的态度。

黄文为了妖魔化斯大林，又一次提到赫鲁晓夫时代编造和渲染的这样两次审判。其实这样的审判是必要的，它击溃了法西斯的“第五纵队”，为日后的战胜法西斯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且这个审判虽然发生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但也未必代表斯大林的主张，以此说事，没有说服力。

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指责是牵强附会的。

30年代的镇压，涉及到了一些老党员。原因是一些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 — 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16]

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17] 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仍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鲁莽的行为。

黄文至今还拿着赫鲁晓夫时期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编造的所谓“波斯佩罗夫委员会报告”招摇过市，实在是太滞后了。

第四，黄文诬蔑斯大林的理论修养。其实，斯大林的文化与理论修养是其所有继任者望尘莫及的。

黄文认为，“斯大林身上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几乎没有受到像样的、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想当然地认为斯大林没有“深研那些诘屈聱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理论素养应该是他的软肋”，甚至自负地认为，“笔者曾经阅读过大陆的马列原著，因而绝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18] 这样的结论不但显示了作者的浅薄无知，更说明黄文的极端的偏见。不要以为斯大林那身威武的军装和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看不清他那理论家、思想家的本质。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造诣之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和发展，都是他后来的几个继任者望尘莫及的。斯大林从来没有允许称自己的理论是什么“斯大林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最初是斯大林的敌人强加给他的。他一生都坚持客观地看待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系，始终做列宁主义的学生和继承者。这与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直接相关。

斯大林在中学生的时期就领导了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在工人中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参加革命实践，批判“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的著作，与列宁的主张一致，并得到列宁的赞扬。[19] 自从1903年与列宁联系并于1905年与列宁会见，斯大林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列宁亲密而忠诚的战友。事实向世人宣示，斯大林整个革命的历程同时也是进行理论工作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列宁高度赞扬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认为斯大林是“神奇的格鲁吉亚人”，这部著作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的理论基础。1917年10月，在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列宁的得力助手，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并当选为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和负责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在列宁的建议和提名下，斯大林于1922年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斯大林和列宁一起成为新型国家的缔造者。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十分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继续推进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成功地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结合到苏联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24年4月初，他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系列演讲，后在《真理报》发表，全面阐释列宁主义，进一步巩固了列宁主义在全党和全国的指导地位。

斯大林作为苏联的领导者，一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根据斯大林的意见，1924年苏联成立了列宁研究院，1931年成立了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再版多次。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和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基本读物。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曾经激烈反对过斯大林的学者亚·季诺维耶夫如今也改变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世纪的名字》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在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没有歪曲和篡改列宁主义，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创造。是在马克思和列宁没有制定过任何方案的情况下，建立起新型的由全国千百万人民大众参与的社会组织。”[20] 季诺维耶夫的这个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斯大林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斯大林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第二，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斯大林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思想，详细论证了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高速发展工业的紧迫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靠社会主义积累以求得发展的道路，同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不能通过削弱农业和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第三，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富有成果。第四，斯大林晚年的许多理论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直到今天对我们都有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2001年，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了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副博士瓦·萨哈罗夫的文章《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肯定了斯大林从整体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1] 2003年3月5日，《俄罗斯杂志》刊登《斯大林的生与死》一文，阐述在“世界革命”和建立国家形式问题上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指出他是十月革命具体操作的领导者。因此他对俄罗斯人民十分了解，较之其他领导人，更能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不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22]

第五，斯大林一生忠诚于列宁主义。在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上，斯大林也堪称道德模范。1998年1月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的评论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他说：“斯大林给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上了直观的道德教育课……他是‘第一把手’中惟一的一个没有贬低而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会说，那是因为列宁。可是像戈尔巴乔夫和亚·雅科夫列夫，沃尔科诺夫和拉特舍夫这样的‘民主派’，他们的言行却充分地证明，他们为了几个美元，连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23] 这个评价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啊！

当然，斯大林在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失误。但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这么多的贡献，已经足够伟大的了。一个取得了这样多的理论成果的人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和继承者了。

对斯大林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即使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也不能一手遮天。当时，在第比利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被看作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集会者还要求赫鲁晓夫下台。1956~1957年示威反对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集会和示威与武装力量对抗，出现了伤亡，并有3380人被捕。[24] 即使在苏联剧变15年后的2006年，在俄罗斯的舆论高度多元化之后，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测验表明，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起正面作用的人占47%，认为其负面作用的占29%，难以回答的占24%。[25]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这样评价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最为著名的一个评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丘吉尔所说的话。丘吉尔绝对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死后却留下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26] 2008年夏天，在由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科学院及社会观点基金会举办的评选“历史名人”的活动中，经过网民投票评选之后，斯大林以15.69万张选票位居榜首，而列宁以九万票位居第三位。这足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人心向背。

二、关于赫鲁晓夫及其“改革”的评价

在这一部分文字中，黄元一共引用了三条资料全是来自赫鲁晓夫本人的自我评价，两处来自《赫鲁晓夫回忆录》，另一处来自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这种评价的科学性是得不到支持的，它在本质上无异于一种自我封闭的信口开河。黄文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比较集中的问题也是值得辩驳的。

第一，赫鲁晓夫出自个人野心和私愤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言行已经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黄文却一口咬定“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特别是没有对他造就的制度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评判”。[27]

在苏共审议的二十大的总结报告里，本来写有“党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从我们队伍里夺走了列宁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贯彻实行了列宁的遗训”的话，但是这样一句话，赫鲁晓夫在宣读时却把它删掉了。[28] 如果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为什么把对斯大林作出基本肯定的话删掉呢？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使用这么恶毒和污秽的语言来对待斯大林，难道还不算全盘否定？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这还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吗？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赫鲁晓夫大肆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肃反斗争，夸大了运动扩大化的一面，掩盖了肃反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面。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使得苏联在1937~1938年间开展了肃反运动。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这场斗争是十分必要的。现今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29]

当然，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在肃反斗争中，许多混入中央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伤及了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根据新解密发表出来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所以，错捕错杀了一些人，也不能完全由斯大林来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剎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30] 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还表现在对于全世界人民称道的斯大林领导反击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也进行否定。赫鲁晓夫之流散布斯大林在二战中指挥失误的谣言，说斯大林主观主义，只是靠一个地球仪指挥战斗。这是十分可笑的。斯大林是一个冷静指挥的统帅。在法西斯的闪电战突发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像纸上谈兵的慷慨书生设想的那样进行，局部的撤退也是无可非议的。相比之下，欧洲的某些国家在希特勒军事进攻面前，当天或几天就投降，即使法国这样的大国，也只是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在1941年9月开始的延续了七个月的莫斯科会战中，苏军以少胜多，击溃了希特勒的“闪电战”计划。特别是当希特勒军队距离莫斯科不到一百公里的时候，十月革命节的阅兵继续进行，斯大林号召：“伟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们的肩上。你们要无愧于这个使命！……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31] 在斯大林的镇定而坚毅的领导下，无数红军战士呼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和战胜法西斯的口号开往前线。这种壮丽的革命战争场面牢牢留在世世代代进步人民的心中。在1942年7月开始的反击法西斯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全歼德军主力，大获全胜，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在斯大林的统帅下，苏军发起总反攻，对德军进行了十次打击，收复了全部领土，转入敌方领土作战。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冲溃了那些诬蔑斯大林在战争面前惊慌失措的谎言。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另一条战线就是通过打成“反党集团”的手段，消除领导集体中斯大林的支持者。赫鲁晓夫是个典型的阴谋家、两面派。他把反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不同意见的领导成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都打成“反党集团”。其实，马林科夫只是反对赫鲁晓夫狂热计划，莫洛托夫只是反对赫鲁晓夫开荒种玉米。赫鲁晓夫成于阴谋手段，败也阴谋手段。最后，物极必反，他也被自己培植的亲信的阴谋手段搞掉。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再一次出尔反尔，转而大反斯大林，并且把已被他打成“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名字与斯大林的名字并列。他还主持会议通过了他的建议：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的水晶棺搬出，焚尸扬灰，埋进一个小坟墓中。同时，在全国到处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塑像。这种否定斯大林的行为还不算全盘否定吗？

其实，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疯狂诬蔑还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借诬蔑斯大林打击和排斥自己的政治的竞争者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

据最近发现的资料，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完全出于个人私愤，是公报私仇。俄罗斯克格勃前第二总局第一副局长、退役少将瓦季姆·乌季洛夫在他的回忆中所提供的情况更加具有说服力。他揭示道：赫鲁晓夫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因为混迹于土匪，被判死刑，决定枪毙，只因他有一个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父亲，逃脱了惩治。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他背叛祖国，驾机向德国人方向飞去，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成了敌人手里的一张牌。根据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列昂尼德死刑。赫鲁晓夫两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从宽处理。斯大林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在政治局会议上，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第一个发言，他强调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维持原判。最后表态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当然同意维持原判。这样他的儿子就被处决了。赫鲁晓夫对此怀恨在心，寻找一切机会进行报复。赫鲁晓夫上台后，果然对不满他的人采取了报复行动。他上台的第二天，莫斯科就取消了以谢尔巴科夫的名字命名的谢尔巴科夫区，关闭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百货商店，还捣毁了谢尔巴科夫纪念碑的基座。接着，贝利亚被逮捕了，不经过程序审理，就被判处死刑。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又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报复。从此，一场反斯大林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在1996年出版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队》一书中，前苏联克格勃警卫总局副局长多库恰耶夫中将引用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召开前对几个亲信说的话：“尽管斯大林已经是一具僵尸，我也要为儿子报仇，让他尝尝我的厉害”，一语道破他反斯大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32]

按照黄文的说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特别是没有对他造就的制度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赫鲁晓夫没有消灭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到底本质是什么呢？它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联根本的社会制度、组织制度是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只不过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继承者和维护者。中国共产党人历来认为，斯大林继承和发展的这个制度，其基本的方面、根本的方面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这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共性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不能否定的。另外，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属于只适合苏联情况的东西，也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只有即使在苏联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错误的东西，才是应该否定的东西。黄文主张赫鲁晓夫应该否定斯大林创立的制度，岂不是包括消灭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制度吗？如果连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被彻底消灭，那么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另外的样板吗？黄文的这种立场到底是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上呢？

第二，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错误理论能够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同吗？

黄文在为赫鲁晓夫散布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错误理论进行辩护的同时，竟然拉了我国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陪衬。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三个代表’的理论不也正是这一同样历史进程的产物吗。”[33] 这种风马牛不相干的大胆联系，没有任何意义。

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错误理论，是在错误地判断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情况下作出的荒谬结论。它是以不承认苏联当时的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前提，更不愿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政党和国家。这种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热昏的胡话，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中被无情地嘲笑。

赫鲁晓夫提出这些错误理论的“根据”，是从错误地判断形势，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立论出发的。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宣扬苏联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能战胜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34] 这种否定阶级斗争和复辟资本主义可能性的判断，必然要注定其改革的失败。相比之下，多年前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是多么伟大预见啊！回顾历史，反思苏东剧变，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分析和水平，远远高于赫鲁晓夫之类的人物。

在21世纪，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人们增加了许多参照。任何人的歪曲和断语都不能掩盖事情的真相，都不能替叛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开脱，任何说法都要经受新事实和新材料的验证。1991年由于叛徒嘴脸暴露而被开除出党的雅科夫列夫，是个混进党内的臭名昭著的阶级异己分子。正是这个叛徒，高度评价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他说：“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5]“他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36] 可见，黄文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与雅科夫列夫不谋而合。

第三，赫鲁晓夫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改革”是失败的，不单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反而激起了群众性的暴乱，接着是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

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突出的就是把党分裂为所谓“农业党”、“工业党”。这种狂热的折腾很快就遭到了惩罚。他一厢情愿地学美国、大种玉米，搞得民不聊生。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以“现在这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为口号、为号召的。赫鲁晓夫那种冒险的计划，狂热的口号，缺乏充分准备的鲁莽行为，频繁进行的行政改组，最后搞得出现食品危机，民不聊生。这种改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以至于酿成了1962年的新切尔卡斯克暴乱和武力镇压事件。1962年6月1日开始的食品涨价和降低工资，首先激起了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的万名工人大罢工，喊出了“打倒赫鲁晓夫”的口号。赫鲁晓夫为首的当局运用逮捕和开枪的手段仍然不能阻止示威的队伍，最后酿成大血案。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这场冲突直接打死群众22人，打伤39人，112人被判罪，九名被判死刑，两名妇女被判15年徒刑，现场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的人无一人回家。大量的受害者家属也受到了牵连。[37] 这就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生动批注。

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在50多年之后被俄罗斯人称作“自由化”。但是人们又无法理解他的自由化过程的前后不一致。这正如《俄罗斯现代史》所总结的：“实施自由化过程中前后不一致的行为表现在，尽管揭露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政治镇压，但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政治罪行，即表述了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是改革家本人，据他自己承认，曾经‘手臂沾满了鲜血’。”[38] 该书还特别刊载了一段实际情况的文字：“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时，直接号召镇压‘人民的敌人’：‘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39] 可以看出，被赫鲁晓夫指责的斯大林，也不可能讲出如此血腥味的话语。这样一个所谓改革家，不能把改革健康进行下去，也就不奇怪了。

赫鲁晓夫的言行不一、出尔反尔还表现在所谓反对“个人崇拜”方面。人们最不佩服的是，赫鲁晓夫声嘶力竭地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时又在厚颜无耻地大搞自己的个人崇拜。这种分裂的人格和行为也是很难成全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近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是这样总结这一现象的：“在赫鲁晓夫的垮台中，他的个人崇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获得讽刺性模拟形式的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离奇般地代替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处可以读到有关‘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和平战士’赫鲁晓夫的东西，识字课本和其他许多中小学教材的第一页都是他的肖像……国家领袖的照片和画像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银幕上出现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样的影片。”[40]

赫鲁晓夫华而不实、大而不当的空话和狂热是其改革在人民群众之中产生疲倦感的原因。《俄罗斯现代史》如今是这样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的：“全社会由于不能实现的声明、没有根据的诺言、蛊惑人心的论断而感到精神疲倦。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当中，赫鲁晓夫大概是最出色的空想家。只要回想起这件事就足够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提出了‘现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句口号，这决定了纲领要求在20年内，也就是到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41] 这种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大大地倒退到斯大林以前去了。这根本就不是科学的态度，更不是改革的思路。

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任何好处和利益，所以人民群众对他的被迫辞职也无动于衷。《俄罗斯现代史》评论说：“对赫鲁晓夫的辞职普遍表现出无动于衷，其原因在于，他虽然有着美好的意愿，却无意中引起了各类居民对其政策的不满。几乎人人都有这种不满的理由。”[42] 这种普遍的不满就是人民群众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最真实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讲，赫鲁晓夫的所谓改革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这个改革出发点不端正，做法鲁莽，加之领导者个人素质低下，总体上成为一种折腾，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所谓的改革完全是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公正的结论。至于那些处于各种特殊处境的人带着个人的偏见，怎么去吹捧和美化赫鲁晓夫的改革，那不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那么，赫鲁晓夫的改革就一点可取之处没有吗？恐怕不能这样说。但是真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做法也是很有限的。他大反斯大林的做法，具有两种作用：他首先是揭了盖子，说明苏共和斯大林并非一贯正确，在客观上说，起到了破除迷信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也捅了娄子，惹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十分有趣的是，据赫鲁晓夫自己的说法，他的改革的惟一进步意义就是他通过改革创造了一个使得自己 — 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和平撤职的条件。这倒是千真万确的。现代俄罗斯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了赫鲁晓夫的这个自白：“1964年十月全会上被免去一切职务后，回到家里，他对家人说：‘也许，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用一般表决的方式撤换我，如果是斯大林的话，就会下令把他们所有的人都逮捕’。”[43] 赫鲁晓夫说得完全准确，在这一点上算是有点自知之明。当然，这样的历史功绩是颇具有讽刺意味的。

三、关于中苏关系和中苏论战的认识和评价问题

人所共知，中苏关系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恶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彻底破裂的。黄文在关系到中苏关系和中苏论战的问题上，站在我国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反面，摆出一副为苏联外交政策辩护的架势，严重地颠倒了中苏关系的是非。可惜，历史并不是黄某手中的胶泥。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这一重要阶段，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一，黄文毫无根据地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发动的，旨在“找人卖命，花钱消灾”，“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推迟了20年”。[44] 对于朝鲜战争的这种看法完全陷入了当年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泥潭。

事实是，自从1948年斯大林就命令苏军从北朝鲜全部撤出了。虽然朝鲜军队之中还留有苏联的军事顾问，但斯大林从来没有命令他们鼓动或参与朝鲜战争。斯大林对待朝鲜即将发生的战争的基本态度，与其说是支持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不如说是金日成在斯大林面前争取到了进行战争的认同。斯大林对金日成打胜这场战争始终是怀疑的，他尤其担心在朝鲜的举动会卷入与美国人的一场大战。斯大林的这个基本态度，为后来公布的历史档案所证明。因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始终不愿意苏联直接介入。斯大林在考虑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举措的时候，之所以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甚至多次变卦，就是出于这种苏美关系的考虑。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当然希望朝鲜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当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不会有其他的态度和主张。但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却根本就不能得出苏联的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结论。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为了帮助朝鲜，同时也是为了保卫我国安全的必要措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句当时流行的口号，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出兵朝鲜的目的和意义。中国人民的行动绝不是替人卖命，被人利用。斯大林确实不敢直接出面介入朝鲜战争，但却希望中国人在这种时候助一臂之力。这种愿望和做法虽说并非无可挑剔，但起码也不能说是“找人卖命”、“花钱消灾”。黄文的说法是对斯大林的诬蔑。

朝鲜内战的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斯大林与中国领导人商讨出兵支持朝鲜的时间是10月初。但是，中国领导人早就看到这场战争可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早就开始准备应对这场战争的军事部署了。7月7日，中央军委就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准同意，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组建为“东北边防军”，共计20多万人的部队，限令月底前调往中朝边境一带集结，并进行保卫国防安全的政治动员，根据朝鲜战场的情况随时准备渡江作战。[45] 8月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主席明确讲了抗美援朝的必要。他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46] 8月5日，毛泽东电告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示他在8月中旬召集军、师级干部开会，指示作战意义和大略方向，并且“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47] 8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令他再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48] 中国领导人这些准备和认识，都是出于对当时国际和国家的安全处境而做出的决策，并没有斯大林的因素介入的。这是我们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科学预见的结果。这和黄文所说的斯大林是“找人卖命”、“花钱消灾”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9月份美国在朝鲜仁川登陆，战争形势发生逆转，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应金日成、斯大林的邀请和请求，毛泽东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意见，终于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10月2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在致斯大林的信里，毛泽东指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49]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于10月8日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10月13日，毛泽东又致信周恩来，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50] 显然，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国际斗争的现实，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帮助朝鲜免于被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举措。黄文的说法颇似现实流行的社会上一些时髦的演义和无稽之谈。利用这些来歪曲这段历史，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关于抗美援朝，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里做了这样的概括：“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也消除了苏共和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某些猜疑，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1] 关于抗美援朝，这个说法才是符合实际的中肯的说法。

至于黄文说的“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推迟了20年”，更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

中美关系的对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出于对全球范围共产主义潮流的恐惧，不存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就发表白皮书，断言新中国要失败，称新中国政府是“极权政府”。[52] 美帝国主义者觉得最“令人神往的”方案之一就是：“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53] 这哪里存在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呢？新中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不存在与美国建交的条件。当然，如果美国真的愿意承认新中国，中国政府当然欢迎；如果美国根本就不想承认新中国，又想留下一些各类人等在新中国搜集情报，我国肯定不接受这种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参议院说：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54] 另外，美国还阻止印度、英国等国承认新中国，向他们宣传承认新中国的“危害”，[55] 并在东南亚投入重金，“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56] 即使在朝鲜战争打响前后，美国这一基本政策也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推行所谓“台湾中立化”，阻止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达到长期占据和利用台湾的目的。美国推行这样的基本战略，根本就不存在建立外交关系的任何可能。怎么能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中美关系的建立呢？

从新中国方面来说，也不存在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外交上实施了“先打扫屋子，再请客人的方针”，不希望美国人来得太早。1949年10月沈阳人民法院判处殴打中国雇员的美国人华德等四名外籍人员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向新闻界宣称，“华德被捕取消了美国承认中国的任何可能”，并鼓动30多个国家对华抗议。[57]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宣布收回美国等国过去占有的兵营地产权。美国则以关闭在华所有机构为威胁。1月14日，中国警察进入兵营，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宣布撤离所有官方人员。中国政府立即敦促此事尽快成行。中国外交部2月5日声明指出：中国“不独不会阻止任何美官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中国，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美国前领事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尽快地离开中国”。[58] 美国官方人员于4月30日全部离境。后来，毛泽东谈到此事说，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就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打扫自己的屋子，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以免他们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59] 这充分说明，当时中美建交的条件取决于双方各个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取决于美国的一厢情愿。中美在50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建交的任何可能，所以即使后来中国抗美援朝，也没有改变中美关系最基本的状态。黄文说，朝鲜战争把中美关系推迟了20年，没有任何根据。

第二，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当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原因？黄文十分武断地提出，当年的苏联“在当时的对华关系中也并不存在后来人们附会的‘大国沙文主义’，更不存在对中国主权或民族感情的有意触犯。”[60] 这完全是无视事实。

关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里有一个简要的概括。他说：“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公开反对我们党提出的‘三面红旗’，反对我们‘炮击金门’的正义行动（毛主席曾经说过：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的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外国侵略和并吞 — 作者注）。”[61] 薄一波的这个分析，抓住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实质问题，即国家主权问题是中苏之间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都刻骨铭心的问题。不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深受其害，而且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也深受其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发生的曲折和内乱，也是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怎么能说，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根本不存在、是人们日后“附会”的呢？正是由于苏联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出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迹象，引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不能容忍的反抗，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现在事实已经大明天下，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黄文矢口否定，令人感到吃惊。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时代是良好的。虽然中苏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一些分歧，但是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可以协商的问题，不涉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态度问题，也不会导致国家之间的严重对立，因此解决起来也不费力。

自从赫鲁晓夫执政，中苏关系的情况就不断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以及后来丢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提出的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等荒谬的理论，中共就保留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现实的错误之中看出了丢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到：苏共二十大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掉了，帝国主义就捡起这把刀子杀人。“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了呢？我看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62] 虽然当时中共中央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党际交往和外交层面上来，但毕竟把这些基本观点作了正面表达，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论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形式公开发表。毛泽东还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63] 这足见我党对此类问题的严肃态度。这种原则问题正是日后激化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

其次，赫鲁晓夫虽然大反斯大林，但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斯大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中苏两党商定先由苏联发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宣言，然后中国也发表一个呼应性的宣言。1956年10月30日苏联的宣言发表，但是这个宣言根本不提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只是提出批评“侵害平等原则的错误”。而中国的呼应的宣言中却明确提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64]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发生争论，那是因为中共为了顾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事实上埋下了严重冲突的根子。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产生原则分歧，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然坚持顾全大局、团结友好的立场，希望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妥当的办法促进这些错误的改正。中共中央代表团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甚至维护了“苏联为首”的方针。赫鲁晓夫集团恶化中苏关系的关键之举是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这类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海岸建立中苏“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长波电台。这是赫鲁晓夫在答应帮助中国制造潜艇之后，妄图换取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电台的特权。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坚持这个电台可以建，但所有权只能归中国。赫鲁晓夫根本不尊重中国政府的意见，竟然决定立即派专家来华进行勘查设计、选址工作。6月5日，彭德怀将“苏方不会很快接受我们意见”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65] 6月12日彭德怀把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复函苏方之后，苏方仍不尊重中方的意见。直到赫鲁晓夫来华时才按照中方的意见得到解决。这个过程严重暴露了苏方强加于人的大国主义，同时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和国家主权，引起了中方在合作中的警惕。

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不是黄文说的尤金“会见毛泽东”），要求在中国的沿海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建议十分反感，当场就拒绝了这种“合办”海军的要求。尤金走后，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第二天约见尤金发表措辞严厉的长篇讲话。毛泽东指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66] 毛泽东的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苏方提出的联合舰队的问题，严重涉及到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这不是以其他人是否承认这一点为依据的。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一面承认苏方曾经向中方提出过上述两项要求，同时认为这样的要求“根本没有想到侵犯中国的主权……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67] 这种逻辑颇似黄文的说法，即苏方“不存在对中国主权或民族感情的有意触犯”。世界上谁会信服这样的奇怪逻辑呢？苏联在推行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时候，从来不承认侵犯别国主权和伤害过别国民族感情。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了军事入侵和军事占领，也不承认侵犯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据勃列日涅夫说，这是根据“国际专政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援助”，各国则应该根据其另一个理论“有限主权论”理解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合理性”。黄文至今还坚持说：“就算是建立‘长波电台’，也并无理由与主权问题连在一起。”[68] 这与勃列日涅夫的强盗逻辑何其相似！

第三，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主要因素是苏联撕毁中苏两国的合作协议、支持印度反华战争，直接破坏了两国关系。

随着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膨胀，其表现便日趋恶劣。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他变相地对中国的国内政治指手画脚，只不过“没有点中国的名”。[69] 赫鲁晓夫在提出干涉中国主权的主张被挫败之后，蓄意报复。1959年6月20日通知中国，突然中断了援助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项目，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八年的时间搞原子弹。[70]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之后，中国向苏方作了情况通报。但是苏方却草拟了9月9日的声明，以貌似“中立”的姿态对这一冲突表示“遗憾”。这引起中国的不满，当即告知苏方不要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苏方不顾中国的一再劝告，坚持在9月10日将这一声明发表，在全世界面前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国，与中国存在原则分歧。实际上苏联是偏袒印度的，企图利用印度要挟中国。这个所谓的“中立”的声明发表几天后，9月13日苏印两国就签订协议，苏联给与印度3.75亿美元的援助。不仅如此，苏联不久就卖给印度一批米格21战斗机，而且帮助印度制造这种飞机。[71] 苏联的报刊还攻击中国“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印度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72] 公开地批评中国的立场。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会谈中他更是信口雌黄，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中国为了人口稀少的高山上的一块地方打仗不值得，一会儿又说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对印度有威胁，[73] 还暗示中国可以让台湾独立。[74] 赫鲁晓夫对中美关系、中国的台湾问题都要评头论足，指手画脚。毛泽东当场指正了他：“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问题时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于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75] 这次中苏会谈七个小时，不欢而散。赫鲁晓夫日后也觉得自己在这次会谈之中言谈过分出格，回国之后竟然决定把这次北京会谈的会议记录烧毁。这正如后来历史学界评论的：“那次会谈给中苏关系造成的巨大创伤，并不是烧毁记录所能愈合的。”[76] 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国家关系上公开暴露，中苏之间的关系被挑起国家关系恶化的赫鲁晓夫等人彻底破坏了。

第四，中苏两党关系的最终破裂不在于大论战的笔墨官司，而在于苏联在国际会议上对中国的围攻和边境武装冲突的发生。

众所周知，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批判发表了系列文章，成为“九评”。苏联方面也大量地发表抨击中共中央的文章。这个争论的特点是，中共中央方面据理力争，步骤坚定，始终如一地掌握政策；苏方则显得冲动、霸气，态度反复无常，沉不住气，令人不能信服。

但是这些笔墨官司无论如何也不是带有决定性的东西。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七篇，还差1993篇。”[77] 毛泽东这种貌似十分潇洒的说法其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大论战其实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伤害，回旋的余地仍然是有的。真正的决定性的东西是武装冲突的发生和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攻击中国。特别是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两个党、国家就很难坐下来谈问题。

1966年3月，苏蒙两国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据此苏联在蒙古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同时在中蒙边境地区苏军陈兵百万。1969年3月，苏军陈列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队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十个师激增到40个师。不仅如此，苏军还在中苏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和冲突，甚至是流血的冲突。在珍宝岛地区，1967年1月23日至1969年3月2日，“两年多的封冻季节里，苏联边防军就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十六次，并在入侵中几次打伤我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抢劫我枪支弹药。”[78]

1969年3月中苏之间的对抗突然升级。两国的军队在珍宝岛公开以战争的形式进行对话。苏军竟然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大炮，连续发动军事进攻。8月苏军又在中国新疆境内伊犁地区劫走数万居民。这些严重的边境冲突伤害了两国关系，使得中苏关系基本中断了。

1974年1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抓捕了苏联特务李洪枢，并宣布在这次间谍案中活动的马尔琴科等五人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这标志着两党两国的关系真正破裂。

其实，60年代苏联的赫鲁晓夫公开走向分裂和背叛，是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的。在苏共二十二大开会前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接触之中，赫鲁晓夫公开地说出了他一反常态的原因，同时也是导致中苏关系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说：“我们过去是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79]

第五，黄文诬蔑毛泽东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斗争是“指桑骂槐的行为”，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由此得出结论说：“中苏分裂的原因主要在毛泽东，在于他在国内的政治目的。”[80] 这简直是超级编造、枉加罪名。

刘少奇等人虽然在文革高潮中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文革的受害者。但人所共知，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在当时称作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是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决策者。可以说，当时刘少奇不但不是被瞄准的潜在对象，而且是这个斗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组织了围攻之后，接着于7月16日宣布撤回所有的苏联专家，并中止按计划继续来华的九百名专家。只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作出了苏共领导人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判断。我国内部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就是从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在这个决策反对修正主义的会议上，彭真汇报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周恩来用三天的时间详细回顾了中苏关系的全部历史。在8月10日会议结束的讲话中，毛泽东讲的是强调此后必须要自力更生的问题。刘少奇的讲话则重点讲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发生不发生修正主义不由我们主观来决定，因为修正主义有客观的基础，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我们可以大大发展马列主义，可以组织马列主义的队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担当这么一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如果我们中国搞不好，也会产生修正主义。所以我们提倡干部参加劳动，每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要教育好后代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81] 可见，这个时期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刘少奇是直接的参与者。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在第一线发言，刘少奇作二线指挥。但是，邓小平的两次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主要观点的发言和是否在宣言上签字等重大事项，都是经过刘少奇认同和决定的。经过斗争，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声明，不仅没有写进赫鲁晓夫策划的攻击我党的内容，甚至写进了“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这样的观点。[82] 这次出访之中刘少奇会见波兰代表团时，直接批评哥穆尔卡追随赫鲁晓夫、在会上攻击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做法，批评波党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态度不公道。这次会议的全过程，邓小平批评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言攻势十分凌厉，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当时邓小平拄着手杖，赫鲁晓夫一语双关地说，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彭真说，小平的棍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说，你这根棍子出名了。[83] 从这种氛围来看，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决策是团结的，十分民主的，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是潜在的斗争目标。

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刘少奇讲到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时说道：“修正主义要改是不容易的，有些党已经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了。毛主席讲过，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是不对的，还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有修正主义。”[84] 如果按照黄文所说，中苏关系的破裂是毛泽东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目的，又怎么解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与毛泽东同心同德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呢？

事实证明：把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定性为修正主义，是中共中央集体的意见，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比如，1961年8月赫鲁晓夫抛出了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的《苏共纲领草案》，再次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草案时，陆定一发言指出：“《苏共纲领草案》反映了赫鲁晓夫这一帮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接着，刘少奇作了简要的概括说：“应该说这个《纲领草案》是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概括地讲，可以叫做‘三和两全’，‘三和’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85] 看来，人们日后批判修正主义时频频使用的“三和两全”等词汇，还是经过刘少奇概括出来的。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实际上是刘少奇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指示的。刘少奇还指出：赫鲁晓夫“实质上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应该相信苏联人民、苏共大多数人是不会完全跟赫鲁晓夫走的。”[86]

从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东欧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这些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从指名批评阿尔巴尼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局面，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举行的多次会议，都是刘少奇主持的。由于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外地视察，中央的日常工作也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标志着我们党公开迎战的论战文章，即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1963年第一期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写成的。毛泽东在外地审阅之后批示：“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87]

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的3月9日的复信（1963年），毛泽东主持了3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修改之后，交给刘少奇主持的3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最后审定。在这个会议上，刘少奇讲到了论战的策略问题。他说：“在论战中，我们的方针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选择那些最关紧要而有利于讲理的问题答辩，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不受他们左右。”[88]

中苏论战公开展开后，罗马尼亚代表团来北京做说客，劝说停止论战。中共中央组成的与之谈判的代表团团长就是刘少奇。一向处于对苏论战第二线的刘少奇，这次在第一线直接对罗马尼亚一些不合理的提法和做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刘少奇说：“公开论战是苏共发起的，要停，首先它要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是不能停的。……我们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不能停。不能他说要攻就攻，要停就停。”“你们也知道，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撕毁一切协议和合同，这不是影响国家关系吗？根本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想要控制中国。”[89] 这些坚持论战的入木三分的分析，正是刘少奇做出的，而不是任何人强加的。

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根本不是毛泽东出于对国内刘少奇等人的斗争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歪曲，不但完全违背了事实，而且显得一点儿爱国主义都没有。

四、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

黄文的最后一部分，漫无边际地、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历史过程，但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评价。只是说“华而不实的作风害了戈尔巴乔夫也害了苏联人民”。其实害了苏联人民的不是一种华而不实的作风，而是由于背叛而导致的必然的崩溃。

第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不能归于个人的性格，而是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黄文在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一再强调这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性格方面的弱点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他说：戈尔巴乔夫“华而不实，软弱妥协，又缺乏主见，患得患失”，因而“最后葬送了苏联”。[90] 这种对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的评价，言不及义，纯属于肤浅之论。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历史学家倒是值得黄文学习的。最近，《俄罗斯现代史》的作者也谈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质量，“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的主要质量是：了解航线、确定目标、做指路灯。对于戈尔巴乔夫确定的道路，西方同样表示怀疑。”[91] 因此，只有从执行路线和坚持的道路的层面观察领导人的个人性格才算抓住了根本。黄文的说法，只是皮毛之见。

从执行路线和坚持道路的层面看，戈尔巴乔夫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原则，成为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罪人。

他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主要表现是：（1）1990年，苏共召开的二月全会修改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共产党在国家的执政地位，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2）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新的纲领，公然丢掉共产主义的旗帜，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3）鼓吹“公开性”，实际上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以致造成全国规模的动乱，导致局面不可收拾。（4）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更加狂燥地推行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干涉波、罗、保、德国的内政和改革，逼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类似自己的叛卖道路。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大国主义的内容有两个，在向美国外交臣服的同时，疯狂地出卖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1989年8月22日，他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92] 戈尔巴乔夫还逼迫德国走当时苏联改革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他证实，停止国内游行的惟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93] 戈尔巴乔夫不但命令苏联在东德的驻军对东德的动乱隔岸观火，而且还采取拆台的手段施加影响。1989年10月7日，当昂纳克下令德国的秘密警察驱散人群时，秘密警察领导人克伦茨得知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的态度后，竟然拒不执行昂纳克的命令。[94] 日后戈尔巴乔夫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对民主德国的出卖，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感到吃惊。在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与反对派激烈交战的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政府竟然宣布已经派出空军部队，把作战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向反对派“救国阵线委员会”一边。这种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真是恶习不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叛卖活动，为他的所谓的“改革新思维”作了一个清楚的脚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失败，基本原因就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自寻死路。

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盘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黄文分析正在重复戈尔巴乔夫的失败逻辑。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95]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失控的新思维，就是否定以往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宣言。从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否定，必然使得他对社会主义的实践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行为，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舆论中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必然导致国家的动乱和灭亡。

在戈尔巴乔夫这种新思维的指导下，形而上学在苏联猖獗，否定历史的趋势难于控制。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由过去与社会党敌对转而全盘肯定社会党而否定苏共的历史；由纠正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转而提出取消阶级分析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由与美国对抗和竞争转而与美国打得火热。美国驻苏大使小马特洛克曾经记叙了这种现象：“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与外国人在一起比本国公民在一起更自在。‘他觉得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更亲近些。’”[96]

然而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历史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苏联自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新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这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规模很大。国家领导人讲话屡屡出现对斯大林的批判和责备，讨论斯大林问题的圆桌会议频频举行，报刊上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连篇累牍。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代名词，遭到粗暴的批判。他们不但不铭记和承认斯大林领导反击法西斯的丰功伟绩，反而诬蔑斯大林领导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不利”，“造成了过多的损失”，完全无视斯大林领导苏联反击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事实。

随着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都被当成“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这新一轮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其目的就是颠覆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联国内，极端主义的思潮很快由反对斯大林转向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苏共“民主纲领派”的头目阿法纳西耶夫，发表文章说，“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当然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但从未否认使用暴力的恐怖的可能性。就是这种允许恐怖、允许党的垄断的思想成为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类型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应当从坏的斯大林转向好的列宁。我感到这个口号是无益的、是前途无望的。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斯大林主义，这就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他还说，“我们需要拆除现有的制度，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摧毁意味着再要流一次血，拆除制度应当文明地进行。”[97] 看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最终落到了彻底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上。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什么人敢于坚持真理，什么人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斯大林，马上就遭到疯狂舆论的咒骂。在这种疯狂舆论压力下，人们随着极右的“激进派”，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国家的深渊。

第三，一个自相矛盾的奇怪的逻辑：在苏共亡党的情况下苏联可能被保存下来。

在黄文谈到苏共与苏联的关系时，抛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黄文认为，“他（指戈尔巴乔夫）曾最后寄希望于解散苏共还有机会保住苏联，这也是他的另一个天真或愚蠢之处。”[98] 这种对待苏共与苏联国家关系的想法，当然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但是黄文在他的论文结束的时候，自己却回到这种“天真或愚蠢”的想法上来了。他说，“实际上苏共和苏联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党，一个则是国家。虽然他们是相继灭亡的，但他们的共同消亡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苏共亡党，而苏联则以某种形式存续下来。没有苏共的苏联的存在对后来灾难深重的苏联人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99]

如果说，苏共亡党，但苏联照样还可以保存下来，那么，就等于承认非共产党的党派或者势力也可以搞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容忍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莫说那些一直想篡夺国家权力的持不同政见者及其西方敌对势力，即使是从共产党分离出去的叶利钦也不可能容忍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社会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说有人为戈尔巴乔夫解散共产党的行为开脱，那也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第四，斯大林没有任何义务为50年后的不肖子孙的垮台负责。

黄文最后作出的结论是，同意张全景同志关于苏联的亡国和苏共亡党是一个历时35年的过程。但是他又反过来一口咬定“但问题的总根子则是斯大林种下的。”[100] 这是极少数人重复着的一个奇怪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在人民大众之中并没有任何说服力。难道斯大林逝世50多年之后，还要为后代的不肖子孙和败家子承担事业失败的责任吗？这是一种欲加之罪。这是一种极端的偏见。

斯大林留给后代的是一个繁荣发展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是列宁领导建设起来的。这个国家是当时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第一个样板。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把英国称为议会之母，那么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楷模。斯大林的“总根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这个“总根子”，或者基本上没有背叛这个总根子，就会发展兴旺，否则就会带来灾难。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给苏联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了斯大林的这个“总根子”，恰恰是因为他们背离和背叛了这个“总根子”。他们大反斯大林的恶行，就足以暴露了他们的这个本质，黄文无论怎样颠倒黑白，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理想指导的国家制度必然失败，这是连现今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接受的妄断。最新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101] 如果说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基本原则坚持下来必然垮台，那么怎么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呢？中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能够与本国特点和时代特点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说明了西方诬蔑的社会主义“大失败”逻辑的荒谬。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曾说：“客观事实是：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旧制度的复辟。”[102] 如今，如果戈尔巴乔夫还能够面对苏东九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他除了自打嘴巴，还能再说什么呢？难道他还能够说出，这些国家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戈尔巴乔夫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不肖子孙。他叛卖社会主义事业的罪行将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黄文怎样为之开脱，全世界世世代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子孙也不会原谅他。如今的俄罗斯人民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剧变，在现实面前怎样看待戈尔巴乔夫呢？根据2004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意调查资料，63%的俄罗斯人不赞同西方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20世纪杰出政治活动家”的说法，赞同的只占24%；53%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危害更多，认为他带来的利益和危害同样多的人占21%，认为他带来的利益更多些的人占11%。[103] 这些舆论发生在思想处于多元化状态的俄罗斯，本身就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戈尔巴乔夫这种角色看得越来越透彻了。

黄文拉拉杂杂，长达几万言，“几乎把整个苏联历史作了一次综述”，企图对“所有深受60年代中国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们”进行说教。[104] 凭着这种极端片面、个性歪斜的叙述，就能够改造一代中国人民？君之志可谓大矣！君之谬也可谓大矣！要说服一代中国人从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需要老老实实的科学研究，黄文这样的又扣帽子、又东拉西扯的不正文风恐怕是没有用的。

[1]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页。

[2]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4页。

[3]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4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5页。

[5]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号，第6页。

[6]《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46页。

[7]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8]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64页。

[9]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83页。

[10] 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217—218页。

[11] 维·科热米亚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４期。

[12]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1页。

[13]维·科热米亚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14] 中央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15卷，莫斯科俄文版，２００５年，第32页。

[15]《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

[16] 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 — 论大难后的复兴》， 1997年，第24—25页。

[17]《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18]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15页。

[19] 秦永利：《斯大林年谱》，第3、6、12页。

[20]亚·季诺维也夫：〈世纪的名字〉，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第21期。

[21]瓦·萨哈罗夫：〈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3年7月14日第13期。

[22]《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3年7月14日第13期。

[23]《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

[24]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25]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76页。

[26]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64~65页。

[27]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21页。

[28] 张捷：〈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环球视野网，2007年3月19日（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9407）。

[29]《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30]《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

[31] 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89页。
[32] 李同成： 〈赫鲁晓夫为什么仇恨斯大林？〉，河北日报网2004年11月5日http://www.hebeidaily.com.cn/20041020/ca428861.htm ）。

[33]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1，第30页。

[34] 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767页。

[35]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36]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第202页。

[37]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04页。

[38]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44~145页。

[39]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45页。

[40]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1页。

[41]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1页。

[42]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0页。

[43]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152页。

[44]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5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

[4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54页。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85页。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539页。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4~45页。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5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2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3页。

[5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0页。

[55]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第10页。

[56]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第15页。

[57]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第11页。

[5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5页。

[59] 毛泽东：〈毛泽东与波立特等人的谈话记录〉（1955年9月18日），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8页。

[6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22页。

[6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38页。

[62] 孙其明：《中苏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271页。

[63]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64]《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3期，第103页。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5页。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67] 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99页。

[68]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19页。

[69]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22页。

[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

[71]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68页。

[72]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43页。

[73]尼·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67—468页。

[7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7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23页。

[76] 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7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16~717页。

[78]《红旗》杂志1969年第3、4期合刊号，第15页。

[7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74页。

[8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22页。

[8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41—342页。

[8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22页。

[8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40页。

[8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48页。

[8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61—467页。

[86]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77页。

[8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517页。

[8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554页。

[8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691~692页。

[9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25页。

[91]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06页。

[92]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282页。

[93]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283页。

[94]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284页。

[95]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页。

[96]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06页。

[97]《今日苏联东欧》杂志1991年第1期，第11—12页。

[98]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3页。

[99]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6页。

[100]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6页。

[101]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08页。

[102]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207页。

[103]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第310—312页。

[104] 黄元：〈苏联解体的挽歌〉，《香港传真》NO.2009—12，第43页。
 

附文4：有无重评斯大林运动？——评中央编译局戴隆斌处长的文章

作者：蔡子尤

一、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及【斯大林热】

从苏联赫鲁晓夫开始，斯大林已经被彻底否定了。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及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时代，不仅斯大林，连列宁、马克思也一并被俄罗斯主流媒体妖魔化了。

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时代，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西化派、普世价值派在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休克疗法，国家巨额财富被与叶利钦关系密切的人攫取，形成著名的六大寡头，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直线倒退。人们经过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因此出现了重新评价苏联及斯大林的问题。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诺维科夫介绍苏联解体及解体后情况说：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6/17/c_121548234.htm

【作为国家杜马议员，谈到这个事情，我感到十分惋惜。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和深远的，对人民来说也是个悲剧，其中最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1991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3万多亿美元，是美国60%左右，居世界第二位。而苏联解体后分裂成15个国家，除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比解体前有所增长，其他国家均有所下降。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70%的国土面积、70%的经济基础、72%的国家资源以及60%的人口数量。但如今的俄罗斯已大不如前。如在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解体之后，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介绍说：
http://opinion.hexun.com/2011-07-14/131426436.html

【从经济上看，从1989年到1999年10年间俄罗斯工农业产值和整个国民经济下降一半，超过卫国战争时期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直到2007年俄罗斯才勉强恢复到1989年水平。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如此一进一退，更拉大了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衡量社会发展另一最重要指标人均寿命方面，俄罗斯从人均70岁下降到64岁，男子寿命整整下降10岁;至于领土分裂、内战频仍、道德沦丧、恐怖威胁、吏治混乱等等，带给俄罗斯民众心灵上的创伤至今难以平息。所以俄罗斯总理普京说：“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

刘书林等著《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介绍：

【俄罗斯人民重新评价斯大林

长时期以来，斯大林不但遭到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诽谤，更遭到了党内赫鲁晓夫之类人物的丑化和玷污，对于这些，现在需要正本清源。俄罗斯朝野兴起的重新评价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正本清源的历史运动。
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在正式讲话中指出，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克里姆林宫建立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斯大林位列英雄榜第一。2004年7月24日，普京签署命令要求将一个碑铭中的“伏尔加格勒”字样恢复为“斯大林格勒”。 2005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则明确提出“对斯大林要给以历史的重新评价”。为了赢得人心，俄罗斯许多城市的政府做出决定，重新建立斯大林的雕像。
民间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和怀念可以从一个调查统计中表现出来。1996年底“俄罗斯独立政治素养研究中心”对“改革”以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和态度的测试和分析结果是：1988～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攻击斯大林的浪潮中，敢于把斯大林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榜样来提的俄罗斯人只占1%～3％；1991～1993年，30%～50％居民开始怀疑继续揭露斯大林做法的合理性和益处；1994～1996年，80％的俄罗斯人表示已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俄〕1996年12月2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这足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看法的巨大变化。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顾问的自由派人士布尔拉茨基为了说明斯大林影响的扩大，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应当承认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一个幽灵，斯大林的幽灵，在俄罗斯徘徊。”〔俄〕1997年5月22日《独立报》。】

显而易见，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全面否定斯大林只是个突破口，其目的是进而全面否定列宁和马克思，最终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彻底复辟资本主义。这条路线在俄罗斯已经走到尽头，俄罗斯出现影响广泛的重评斯大林运动，其主流民意已经对斯大林评价趋于公正。

二、有无【重新评价斯大林】运动？--戴隆斌的指鹿为马

当然，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的情况，引起了中国国内西化派、普世价值派（某些西化派伪装成民主社会主义派）的恐慌，他们竟然指鹿为马，拒不承认俄罗斯对斯大林评价的重大转变。

比如，戴隆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综合处处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导师）在《探索与争鸣》发表《当今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一文，将矛头指向前述刘书林等人的著作。
全文见：
http://www.cntheory.com/news/llztslmo/2010/916/10916940176G5I7BC2GE1923530505.html

其文章结论武断地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也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重评斯大林、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根据，也看不出年轻人的“觉悟”、“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所谓“俄罗斯朝野都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运动”纯属虚构】。

整个文章的论述过程确是彻底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其愚蠢的程度让人喷饭。据说在中央编译局，类似戴隆斌这种普世价值派（很多人带着民主社会主义的面具）很多。我们来看一段戴隆斌此文的论述：

【当被问及当代俄罗斯需不需要斯大林式的政治家时，2005年3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做的调查表明，42％的受访者表示需要，52％的人表示不需要。表示需要的人，老年人居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60％的表示需要，反对者为32％；18~24岁的人，31％表示需要，62％反对；25~34岁的人，35％表示需要，55％反对；35~44岁的人，35％认为需要，55％反对；45~59岁的人，45％表示需要，50％反对。这说明俄罗斯老年人更怀念苏联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怀念那时候苏联的强国形象，怀念那时候没有竞争、没有生活压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需要斯大林，要对斯大林进行重新评价。】

我们先不考虑这个【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是什么背景、其调查是否客观。戴隆斌自己文章的数据就说，根据2005年3月调查，【42％的受访者表示需要斯大林式的政治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60％的表示需要】、【18~24岁的人，31％表示需要】……等等，但是戴隆斌却又强横地下结论：【这并不能说明俄罗斯老年人就需要斯大林】。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调查的就是说，有42％的人、60%的老年人认为当今俄罗斯需要斯大林。戴隆斌面对这一事实，在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情况下，就武断地说：【更准确地说，怀念那时候苏联的强国形象，怀念那时候没有竞争、没有生活压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需要斯大林，要对斯大林进行重新评价。】难道苏联的强国形象、苏联时代人们生活更加稳定，这没有斯大林的功劳么？况且，人家调查明确问的就是【当代俄罗斯需不需要斯大林式的政治家】，而不是【当代俄罗斯需不需要苏联时期的强国形象及稳定生活】，如果问的是后者，显然，对苏联强国形象有好感的数字比例更多，连普京及其支持者这样的都可算作在内。而戴隆斌为了否认事实，竟然如此牵强附会、指鹿为马。

西化派愚蠢的人见了许多，但像戴隆斌这个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综合处处长、博士后导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这样的西化派，的确少见。

回过头来说，吴恩远、刘书林等人，及国内外大量媒体提到俄罗斯对斯大林评价出现重大变化、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等，并不是说俄罗斯主流民意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已经对斯大林完全肯定，所谓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运动】是相对于赫鲁晓夫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来说的。

比如刘书林书中谈到：

【1996年底“俄罗斯独立政治素养研究中心”对“改革”以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和态度的测试和分析结果是：1988～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攻击斯大林的浪潮中，敢于把斯大林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榜样来提的俄罗斯人只占1%～3％；1991～1993年，30%～50％居民开始怀疑继续揭露斯大林做法的合理性和益处；1994～1996年，80％的俄罗斯人表示已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俄〕1996年12月2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在1988～1989年，支持斯大林的人不足1%。而到2005年，至少42%的人，60%的老人认为俄罗斯需要斯大林。这充分证明，经过历史的教训，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已经出现了历史性重大转变，说俄罗斯人民出现了重评斯大林的运动，并不为过。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极端仇恨和妖魔化斯大林和苏联模式不同，普京曾说：“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2004年7月24日，普京签署命令要求将一个碑铭中的“伏尔加格勒”字样恢复为“斯大林格勒”。 2005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则明确提出“对斯大林要给以历史的重新评价”。为了赢得人心，俄罗斯许多城市的政府做出决定，重新建立斯大林的雕像。这一切说明，俄罗斯当前执政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但相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出现重大改变，说俄罗斯朝野出现重评斯大林现象，毫不为过。

当然，普京等执政者更多地积极评价斯大林，并不是说，普京是马列主义者，是斯大林的信徒。其原因在于，第一、民间有大量重评斯大林的民意，普京尽管要搞资本主义，但是他还是要适当地顺从民意，如果他继续像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那样彻底否定斯大林和苏联，他自己会丧失民心，对其不利。第二、普京主张俄罗斯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俄罗斯自由派主张的依附性、融入欧美的普世价值模式有区别，因此需要斯大林及苏联符号上爱国主义、国家主义这个色彩，并以此来打击俄罗斯自由派、西化派、亲美派。即便如此，当今俄罗斯的主流媒体仍然是以宣传反共、反斯大林思潮为主，因为毕竟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尚未在俄罗斯执政，普京毕竟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对苏联情结的利用仅仅是工具性的和策略性的，他断然不会利用他所控制的媒体真正地将苏联和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告知公众，因为这是在为他的对手俄共作嫁衣裳。因此当今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和1989年、1991年大同小异，都是以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妖魔化苏联和斯大林为主要色调，只不过由于普京的上台，妖魔化的程度没那么无耻和离奇了而已。因此相当大比例的人仍然受这些反共媒体的影响，对苏联和斯大林持负面看法。

戴隆斌文章谈到，2005年，18~24岁的俄罗斯人，有31％表示需要斯大林这样的政治家，而1989年、1991年左右，这个数字连1%都不够。自苏联解体以来，对斯大林有好感的年轻人固然整体地在增多，但与老年人不同，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斯大林及苏联时代，他们没有对苏联社会的真实体验，因此主要受舆论和主流媒体的影响。因此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年轻人还是受西化派的影响，及普京这样的资本主义强国派影响。

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之思想肯定深受大众传媒的影响。今天俄罗斯的大众传媒仍然是以妖魔化斯大林为主流，即便如此，仍有42%的人、60%的老年人，表示俄罗斯需要斯大林。我们相信，如果不是很多经历过苏联的老年人被叶利钦等普世价值派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迫害早死，如果那些老年人都活着，如果当今俄罗斯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更多，怀念斯大林的人也会更多。

戴隆斌一文说：
【关于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
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更能反映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的态度。列瓦达中心从1998年开始就几个相同的问题连续进行了调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做的调查也和这些数据相差无几。
2003、2006、2008年分别为53％、42％、39％，回答起否定作用的分别为33％、37％、38％，还有分别为14％、22％、22％的说很难回答。而且从年龄结构来看，越年轻的人对斯大林持否定态度的越多，年龄越大的人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的越多。以2008年的调查数据为例，18~24岁、25~39岁、40~54岁、55及55岁以上，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分别为27％、36％、38％、51％，持否定态度的比例分别为42％、40％、40％、32％。
对斯大林的好感程度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1990、1997、2002、2005、2008年分别为8％、15％、22％、37％、28％，对斯大林厌恶的人则分别为48％、36％、30％、47％、48％。从年龄结构来看，年龄越小越厌恶，年龄越大越有好感。以2005年的调查数据为例，对斯大林厌恶的比例，18~24岁的人为57％，25~34岁的人为52％，35~44岁的人为52％，45~59岁的人为48％，60及60岁以上的人为31％。有好感的比例，18~24岁的人为25％，25~34岁的人为29％，35~44岁的人为34％，45~59岁的人为39％，60及60岁以上的人为5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回答起了肯定作用的人在逐渐减少，回答起了否定作用的人在逐渐增多。从这里我们也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重评斯大林、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根据，也看不出年轻人的“觉悟”、“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相反倒是肯定斯大林的人少了，否定他的人多了。】

戴隆斌全文都在回避，赫鲁晓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及苏联刚解体时如1991年左右，苏联支持斯大林的人有多少。这是戴文一个硬伤。因为刘书林等人提出【俄罗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运动】，就是相对于之前反斯大林时期来说的，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及苏联刚解体后的反共高潮来说的。刘书林等人的说法更符合历史的本质。但戴隆斌文章却丝毫不敢谈1991年人们对斯大林的看法，仅仅是在渲染2008年斯大林的支持者比2005年少了多少。这完全是遮蔽历史的真相，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列瓦达中心1998年开始就几个相同的问题连续进行了调查，但是戴隆斌文章仅仅用了2003、2006、2008年的数据，因为这几年是普京执政时期，这些年份苏联主流媒体在制造对普京的个人崇拜。即便如此，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比1989年、1991年要多很多。即便是2008年，仍然有39％的人对斯大林整体评价持肯定态度，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不到1%。甚至在2005年37%的人对斯大林有好感。当然，这个列瓦达中心的统计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当今苏联，有大量的斯大林的支持者，这是确凿无疑的，而在赫鲁晓夫及戈尔巴乔夫及1991年左右，几乎没有。说俄罗斯人在重评斯大林是有确凿依据的。在大多数媒体都在妖魔化斯大林的情况下，仍然有这么多支持者。当然，随着时间推移，了解苏联真相、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会逐渐死亡、越来越少，而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苏联年代，更容易受主流媒体影响，要么支持西化普世价值派、要么支持普京。所以在主流媒体妖魔化社会主义的背景下，从近几年看，反斯大林者比例有点增多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戴隆斌却据此解读为【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重评斯大林、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根据】，因为他完全在指鹿为马、强词夺理。

三、如何认识所谓斯大林【大清洗】？

戴隆斌文章还说：
【对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进行的大镇压，俄罗斯民众对此记忆犹新，刻骨铭心。有41％的人认为斯大林应当为大镇压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内务部的领导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为30％。有72％的人认为这是一起政治镇压，毫无疑问是一种罪行。有47％的人对1937年的记忆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可见，在大部分俄罗斯人看来，斯大林的大镇压是不可饶恕的。】

戴隆斌自己是完全相信所谓斯大林大清洗导致百万人甚至千万人被杀的。据戴隆斌《斯大林传》一书介绍：在“大清洗”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准确。麦德维杰夫经过计算，认为光1937~1938年就镇压了500万~700万人，其中大约有100万党员和100万在20年代末30年代头5年被清洗出党的党员，其中300万~500万人是无党派和属于各阶层的居民。这些人中被枪毙的达100万人。……

戴隆斌的这些腔调显然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

其实权威部门早就有结论，整个苏联时期被判刑的人也没有500万、700万、2000万……那么多，更何况被杀害的。但是常年以来，俄罗斯主流媒体在美国中情局的隐性控制下，不断地夸大渲染这个数据，因此才会有【有47％的人对1937年的记忆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

毛主席早就批评过斯大林，说人的脑袋不是韭菜。但是，无论评价苏联历史还是评价毛时代，都不可离开时代背景。比如，美国在麦卡锡运动中，美国共产党被宣布非法，美共干部被大批关进监狱。其罪证就是传播《共产党宣言》等书籍。美国全国至少2000万人受到审查。因为同情工人和社会主义，卓别林被驱逐出美国，爱因斯成为FBI头号监控对象，海明威在FBI迫害下被迫自杀。1947年3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布行政命令，指定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文官委员会对联邦政府机构300多万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忠诚考察，全部过一遍筛。经过为期4年的逐一政审，约2000名联邦政府官员被迫辞职，212人被视为“危险分子”予以清除。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他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1947年到1948年先后公布了一批黑名单，把160个社会团体定为“颠覆组织”。列入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黑名单上的“颠覆组织”则多达608个社会团体。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年到1960年执政期间，进一步在各政府机构中实行清洗。政府事法部和其他有关保卫部门根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命令，对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再次逐一进行政审。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内从政府要关共开除3002人，这个数字甚至越过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如果加上美国统治阶级对黑人、对伊斯兰教等势力的镇压、判刑、逮捕，其数字会再翻几倍。

右派分子如秦晖还在装傻充愣地问：为何今天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上世纪40年代-70年代就被美国统治阶级用专政手段镇压了。

今天美国人，提到杜鲁门时代，谁会记得大清洗呢？有多少人想到杜鲁门，会【首先想到的就是恐怖和镇压】呢？要知道，当时美国面临外部的威胁比苏联要小很多，但是美国对持所谓异端思想的国民的镇压和清洗之规模却一点也不比苏联小，也就是说，美国对内镇压之相对的残酷程度远胜于苏联。相信如果美国在50、60年代面临苏联20、30年代那样大规模外敌入侵及第五纵队严重颠覆活动的危险，其对内镇压就会更惨烈。肯尼迪总统不就是被美国幕后统治集团垄断资本指挥情报机构暗杀了么，连【肯尼迪遇刺现场】的相关一百多位知情证人也被暗杀了，苏联大清洗的程度远远没有这个程度。好歹肯尼迪是个政客，他的铁杆手下没有几个，相信如果当年肯尼迪像苏联的托洛斯基一样，也有大批的追随者，美国真正的统治集团垄断财团对他们的大清洗之残酷程度将远远高于苏联。

当年列宁死后，苏联高层出现分裂，对立的双方你死我活，打得一塌糊涂，如果不是斯大林迅速获胜，完全有可能发展成规模庞大的内战。而美国历史上资本家和奴隶主打南北战争，死亡和大清洗及战死人数更多，光军队死亡就是上百万，而民众伤亡无数，怎么没有人过度渲染呢？如果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导致一些损失，但毕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其损失比美国南北战争要小很多。而美国资本家及奴隶主为了私利发动的南北战争，更应受到谴责。

但是在苏联【有47％的人对1937年的记忆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而美国人有多人会对南北战争惨剧、对杜鲁门时期的大镇压、大清洗记忆犹新呢，可能很少吧，最起码美国媒体很少宣传这些阴暗面。显而易见，一切都是媒体操纵的结果。显而易见，自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苏联及俄罗斯相当大比例的媒体都操纵在极端反共的中情局手中，这些媒体常年制造传播妖魔化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舆论，这根美国完全不同。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只有【47％的人对1937年的记忆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这说明妖魔化斯大林的媒体多么不得人心，要知道，在1989年、1991年，这个数据会更高。而戴隆斌对这些情况不做任何客观分析，反而把这些数据当做斯大林罪行的铁证，他不去历史地、动态地分析这些调查结果，把这些看做是【俄罗斯没有重评斯大林迹象】这个结论的铁证。戴隆斌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和逻辑。

然而事实如何呢？

刘书林在《关于苏联解体与中苏关系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说：

【在夸大斯大林肃反期间镇压人数的问题上，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都竞相施展无限夸大、轮番夸大的伎俩。最离谱的是1997年俄罗斯“民主派”的报纸，说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难道苏联总人口的1.8亿人，其中0.7亿人能够把1.1亿消灭掉？按照最疯狂的夸大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能和无耻。

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 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诬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三百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七百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充耳不闻、采取“鸵鸟政策”了。】

而吴恩远在2002年《历史研究》《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一文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等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以及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为据指出：

【“大清洗”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130－150万人左右；劳改营在押人数114万人；判处死刑69万人；流放和驱逐出境2.84万人。1937年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是9.05万人。】
【苏联解体后，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举行专门会议。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注册与档案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 (注：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要知道以上这些材料，都是反斯大林年代政府机关公布的材料，即便是这些数据，和戴隆斌们所渲染的【光1937~1938年就镇压了500万~700万人】、【100万被枪毙】已经出入很大。

四、妖魔化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破坏性

戴隆斌这些人，作为中国学者，作为中央编译局的干部，作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的副主编，不按从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历史，而是费尽心计歪曲历史、歪曲事实。连俄罗斯出现【斯大林热】及重评斯大林迹象、俄罗斯人对斯大林评价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相比出现了重大转折等事实都予以否认。而另一方面，戴隆斌对西方及俄罗斯西化派妖魔化苏联妖魔化斯大林的文章和数字不做客观分析，全盘引用，试图继续在俄罗斯公正评价斯大林后继续在中国继续搞妖魔化斯大林、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不是思想解放，而是大搞思想禁区，谁要是公正客观地评价斯大林、评价苏联、评价社会主义历史，谈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及斯大林模式的合理性，他们就拿着【反改革开放】、【极左】等政治帽子给人家带上去。

如果中国还处在毛时代及改革初期，反思苏联模式甚至情绪性地仇恨斯大林都可理解。但是，自90年代后期以来，在破除【斯大林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社会主义体制】的幌子下，中国改革开放早已被新自由主义改革势力主导。国企私有化工人大面积下岗、改革派官员及亲属侵吞国有资产迅速暴富、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形成三座大山、中国基尼系数两极分化程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前列、外资泛滥威胁国家经济命脉、廉价出口、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垃圾债券……——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几乎在中国重演。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旧体制】破除不够，而是社会主义体制被破除了太多，西方新自由主义资本体制泛滥成灾。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模式及经验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某些人只允许无条件地美化资本主义、而对斯大林这样的人，则恨得咬牙切齿，穷尽一切可能对其诋毁、污蔑。以至于出现戴隆斌这样丧心病狂的文章，如本文开头所述，他自己的文章引用调查机构的数字说得很清楚，明明有42%的俄罗斯人、60%的老年人认为俄罗斯需要斯大林这样的政治家，这自然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但戴隆斌自己却颠倒黑白牵强附会地去曲解，将其解读为【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需要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