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铁证如山
——评《炎黄春秋》所刊《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
贺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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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在本文开首之际，先引用二小节《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中的两段论述。这两段论述也是该文的核心，自然也是笔者依据史料史实予以撰文质疑及批评的重点内容所在。
《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如此写道：
我们内部情况呢?就是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实际上，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以前还好，但是到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这时情况变化了。刘少奇首先命令陈、粟部队北上到盐阜地区。向北发展是对的，扩大我们的地区也是对的，但对我们皖南军部应该有一个安排，没个安排就是把部队撤走了，怎么办呢?刘少奇命令一、二支队先到苏南，再往北进。后来渡江就更鞭长莫及，离皖南更远了。这种情况不发生事变倒没问题，发生事变怎么办呢?皖南事变的发生正是黄桥事变以后，把一、二支队调到苏北去了，而三支队只有一个五团了。五团的战斗力不强，三支队仅一个支队保护不了军部。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候竟毫无办法。
——见2013年2期《炎黄春秋》杂志第39页右侧第6行—22行
我们现在要讲：党中央对全党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皖南也是爱护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是有成见的。皖南军队都是打游击出身，主力红军北上以后，项英、陈毅同志率领着南方八省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时跟中央断绝了音信，所以中央对于皖南部队集中以后这个部队有几千人，总觉得有点例外。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的不公道。
——见2013期2期《炎黄春秋》杂志第40页左侧第1行—11行
读完上述内容，作为一名从事文史研究工作达30多年的学者，作为一名读了十多年《炎黄春秋》杂志的老读者，在这里不得不给于毫不留情面的严厉批评：自办刊那一天起，自我标榜为“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炎黄春秋》杂志，在为许多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精英趋之若鹜的同时，观其作为，鲜见有对历史持认真负责态度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信口开河，恣意杜撰，乃至对民族御侮史蓄意篡改、歪曲：为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侵华血腥暴行洗脱罪责。而今，这家杂志又在歪曲、篡改历史了：就在今年，2013年2月出版的该刊第2期所刊的署名为“小朝整理”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就是其中极为严重的一例。该文竟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讳，恣意篡改历史，把当年连德高望重的美国战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大为震怒，予以强烈谴责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一手旨在消灭共产党异己的这起灭绝人性的血腥惨案——皖南事变，归结为“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新四军)不公道”。
凤凰网变本加厉，修改标题直接攻击毛主席。
我同《炎黄春秋》为日寇血腥暴行翻案的一场较量
在讨论这篇冠名为“小朝整理”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的所谓“当年口述稿的原貌”，是否颠倒黑白，严重歪曲历史之前，笔者深感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特别是回顾一下《炎黄春秋》杂志办刊以来一些严重歪曲历史的事例。对此，笔者是最具有发言权的，即谁是真正“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史家?作为历史上与《炎黄春秋》杂志这一类错误行径作过坚决而又不调和斗争的笔者我，倒是真正有着“以史为鉴”的深切实践体会的。这个“以史为鉴”的深切实践体会，发生在距今九年前：2004年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第10期刊登了署名为陈敏撰写的《抗战时期的外交战场》一文。这是一篇极为严重且有辱于我中华民族御侮史的歪曲文章。且不论该文只字不提英勇抗击着占正面日军80%有生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辉煌业绩，也不论其如何百般美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而在于它竟然冒天下之大韪，赤裸裸地为日寇掀起全面入侵我中华大地的前奏战所制造的震惊中外的血腥惨案——皇姑屯爆炸案全盘翻案。该文在谈及时为北京军政府掌门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死因时，这样杜撰道：
美国如是，苏联更无道义而言。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那么如何化解来自东方即来自日本的压力呢?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
当年，笔者见到这篇文章后，由不得义愤填膺，遂暂时中止对另一起严重歪曲历史真相事件的调查考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遍查史料，认真阅读57年前由美、中、苏、英等11国组成的远东军事国际法庭的当庭判决及其提供的人证物证，撰写了题为《谁是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元凶?谁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与陈敏先生及<炎黄春秋商榷>》的辩诬文章。然而在最终完稿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所联系的京、沪等地一些报刊，无不遭遇到了笔者自从事学术研究，展开打假辩诬以来从未遭遇的寒流：均以“《炎黄春秋》有‘强硬后台’，碰不得，惹不起”为由拒登。之后，经过多次交涉，在遭遇我所熟悉的可以算作是“朋友”之类的《炎黄春秋》杂志一位负责人极不耐烦极不友好的“你扯这个蛋干嘛?”的回答后，向来不甘忍气吞声决不服输的我，由不得发上了狠劲，给该刊编辑部写去了一封充满火药味措辞十分强硬的手写信(至今，我这个草根学者没有学会电脑打字)，扬言道：若你们仍不予以处理(认错纠正)的话，我秋石必将依据强硬史实史料诉诸人民共和国的神圣法律殿堂，在全国人民面前控告你们严重歪曲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血腥侵华罪行开脱罪责，翻案扬魂……遂此，大约他们也感到我这个人不好惹，且后果严重，风险太大，遂予以急速回函，表示重视我的意见，并于距该刊所刊陈敏歪文11个月后的2005年第9期上，以《读者来信摘登》形式刊登部分约2000字，为其所刊陈敏歪文内容的约六分之一。由此可见，若遇上一个处处较真，视邪恶与强暴为粪土，且大有追穷寇不达目的不追个水落石出的强势硬汉，那末，再有什么“强硬后台”，再不将历史真实与神圣法律放在眼里的那些人，也不得不为之收敛一些自以为是的横行霸道，服一下软和输。
读者们有所不知的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尚在后头呢!当我欲图从该刊所设立的网站下载署名陈敏的这篇有辱中华民族御侮史的“大毒草”(助我下载的年轻人的一时愤激之语)时，竟然发现，该网站赫然标注道：须支付所谓硬通性货币“美金”，方可下载。呜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核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所付作者稿酬为人民币的一家纯中文刊物，生活、工作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中国人，欲阅读、下载其所刊中国人用全世界人都能辨识一、二的中国方块字写的文章，且不论该支付不该支付钱，竟然要用美国现金货币来支付!……试问，这家敢于抑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唯一货币——人民币的杂志，还能够姓“中国”还能够冠名“炎黄”吗?其所刊文章所阐述的观点、立场，还能够正确反映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吗?换言之，能够起到启迪人民、鼓舞人民，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团结一致，奋发前进吗?他们这样的做法，岂不是成了一家地地道道的有着“汉奸嫌疑”“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中文媒体了吗?
这里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学术争论的问题了，也不是一个什么政治非政治，信仰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是大节，非小节!
从刊发这篇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所犯下的严重侵华罪行扬幡招魂，抹杀美、苏、英等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盟国对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所给予的大量而又宝贵的物资与贡献，抹杀英勇抗击着占80%正面日本侵略军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业绩的文章的角度与立场看，稍加分析，我们不难认定：现时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决策者们，已经彻底背叛了当初向全国读者信誓旦旦立下的“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
蒋介石谋划剿灭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由来已久，铁证如山
有史为证：蒋介石谋划剿灭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由来已久，铁证如山。早在其发动灭绝人性的“皖南事变”的惨案15年前，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向全会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旨在排斥共产党，全面掌控国民党党权。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坚决抵御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独裁路线。而被国民党右派报纸公开辱骂为“叛徒”与“会场三怪”的南社创始人、诗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与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元老一起，旗帜鲜明了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公开发言中反对蒋介石的以反共、排共为终极目标的这个《党务整理案》。
次年，距蒋介石抛出《党务整理案》才11个月，随着共产党人起冲锋陷阵作用的北伐战争胜利刚刚结束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就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在南京、上海等地，向着昔日的同盟军——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乃至国民党左翼人士大开杀戒。三天后，1927年4月15日，在北伐的发源地广州;三个月后，1927年7月15日，在北伐战争胜利目的地武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戮共产党人、左派群众的血腥惨案。在蒋介石鼓吹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杀人宣言煽动下，短短几个月时间，在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极右翼国民党人的控制区内，有上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倒在了血泊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蒋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杀，面对汪精卫的背叛与步蒋介石后尘举起屠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由得拍案而起，于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起草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发表在次日出版的《国民论坛》报上，并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自肥的寄生虫。”在声明中，宋庆龄庄严地宣布道：“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而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之后不久，为示抗议，宋庆龄毅然踏上了孙中山先生生前为之推崇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之行。在临行前所发表的《赴莫斯科声明》，宋庆龄再一次义愤填膺地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是“孙中山遗训的叛徒”、“投降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
抵达莫斯科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两年后，宋庆龄回到国内参加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平香山迁葬至南京紫金山麓的奉安大典活动。但她坚决不与蒋介石为伍，而且，还在拍发给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的电报中，以极为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大众，对外执行亲帝反苏的路线。电报一针见血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电文中，她还大义凛然地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所蒙蔽”，他们将站在革命者一边进行斗争。”而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决心。”
但是，蒋介石是铁了心要背叛孙中山先生遗训的，更是置民族深仇大恨于脑后一条道走到黑的反革命顽固死硬分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沟制造了又一起铁路爆炸案，进而以贼喊捉贼的惯有伎俩大举进兵，迅即侵占了我东三省。但蒋介石却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拥有200架飞机数十万军队的东北军被迫离乡背井撤往了关内，张学良也因此背上黑锅成为千古罪人。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全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蒋介石，公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以剿共为根本宗旨的内战口号，动用德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百万精锐部队，在德国顾问团的参与指挥下，对江西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拉网式的大围剿;在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后，蒋介石又先后动用一百多万军队和各路军阀部队对红军围追堵截，包括连率兵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先遣队也不放过，最终被赶尽杀绝。在国统区的大中城市，仍然是这个不抗日的国民政府大肆镇压主张抗日的各界爱国团体和人士。
“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蒋介石石控制下的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反共，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核心内容。大敌当前，日寇磨刀霍霍，蒋介石在1931年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竟然本末倒置，极其荒唐地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而这个“安内”，恰恰是针对坚决要求抗日并把抗日付之实际行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震惊中外的以占领东三省为目标的日寇“九·一八”事变发生两个月后，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其外交部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复又杀气腾腾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而且目标更为明确!)：“抗日必先反共，安内始能攘外”。
即使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后，蒋介石仍然不放松对共产党的围剿政策。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宣布公开投降日寇后，蒋介石在两天后亦即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共党乘机(此处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秋石注)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相隔仅六天，亦即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重又高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至此，蒋介石把其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的高度重又转向了防共、反共、溶共、灭共的历史既定目标上。蒋介石的立场之变化很快影响到了各地。周恩来1939年1月21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就是对蒋介石反共立场的最好说明。周恩来在电报中忧心忡忡地说道：“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摩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然而，事情与时局的发展，并不以共产党的“以增互信”的良好愿望为转移，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重庆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原则通过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议。至4月10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向全党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其训令一经颁布，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各类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袭击事件层出不穷。而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则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重点地区，计派出蒋介石的亲信、西北王胡宗南统领的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另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实施长期包围与封锁。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由胡宗南统领的这四十万大军没有上过正面战场打过一次日寇。
西北王胡宗南如此。而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防军总指挥张荫梧则走得更远更远。他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公开叫嚷道：“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后来被证实是汉奸的国民党顽固派头子，于1939年6月11日，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竟然丧心病狂地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我八路军官兵400多人。仅仅相隔一天，6月12日，在相隔千余公里外的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了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及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
同年八月的上半月，乘八路军在及其艰苦的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激战时，汉奸兼顽固派头子的张荫梧再度良心泯灭，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吕正操部，丧心病狂地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于反击中，八路军一举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密谋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忍无可忍，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提议并报经延安党中央批准，3天后全歼其残部，共歼灭4500余人，独张荫梧只身逃跑。其勾结日寇对八路军实行偷袭夹击的罪行一经披露，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声讨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
国民党部队闹磨擦，以 所谓“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百般限制，推行全面的反共、防共、溶共、灭共政策，乃至向正在同日寇激烈作战的八路军从背后捅刀子的事件层出不穷。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前一年，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了。
几乎国民党每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就要对共产党的限制加紧一步。1940年7月1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全会结束后的第8天，国民党抛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国民党完全掌控的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也就是说，将共产党首脑机关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置于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军炮口枪口之下。
从这年的8月20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零五个团计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前线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向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9月3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奉国民政府命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发起大规模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逼，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10月4日，韩德勤以多出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国民党排除共产党异己的罪恶行径，路人皆知，连一向坚执反共立场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委任的中缅印战区司令长官史迪威将军，也一眼洞穿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欲图剿灭中共军队的狼子野心。为此，他不止一次要求蒋介石将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数十万大军调往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他还要求将美国拨付的军援物资按人头拨付给中共军队，以利于中共军队更有力有效地打击日寇。然而，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他不仅不采纳史迪威将军的提议，拒不撤离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反而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要求罗斯福总统将史迪威将军召回国内，活脱脱一个政治无赖!
这就是历史，一个真实的历史，一个铁的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
自然，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消灭远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新四军的根本原因所在。对八路军如此，对新四军同样如此。
毛泽东、党中央与皖南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
提起皖南事变，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危亡时刻致使数千名新四军热血抗日儿女死于同室操戈枪口下的血腥惨案，不但事变发生之时，国内外一切反对法西斯侵略、爱好和平、正义、正直的力量，苏、美、英等盟国政府同声谴责蒋介石丧心病狂排除共产党异己;而且，自那时以来的72年间，中外学者的专项研究，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回忆，也无不正视这段历史，众口一词指证为蒋介石所为。然而，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者却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恣意篡改、歪曲历史，将不该成为问题的这起惊天惨案的主要责任，竟然给荒谬地按到了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身上。今年2月出版的2013年第2期《炎黄春秋》杂志所刊“小朝整理”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其编造谎言，为蒋介石开脱罪责之手段、情节，则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借“国民党特务”之口如此杜撰道：“我们内部情况呢?就是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实际上，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
在借“国民党特务”挑拨诬指之口的基础上，该文还进一步发挥道：“…...毛泽东同志是有成见的。……中央对皖南部队集中以后部队有几千人，总觉得有点例外，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
上述杜撰的内容，一面大肆渲染所谓“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的诬枉说法(经查，此说为上饶集中营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此的被俘新四军指战员的洗脑、收卖之词。用“国民党特务”的恶毒挑拨诬枉之辞，来加以论证什么毛泽东、党中央对皖南军队的“不公道”，实为该文之一亮点——秋石注)，一面将“千古奇冤”的这个震惊海内外大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主要责任，从世之公认(对此，笔者将在下一节《美、英、苏等国强烈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惨案》中，依据史料加以详细论述)的蒋介石头上，给转移到了“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上来。
然而，史实，确凿无误的史实，与标榜为扬帆这个“当年口述稿”的说法，却是大相径庭。大量史实证明，可以拿我们老祖宗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来形容，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毋庸置疑，党中央、毛泽东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是一视同仁的。而且，对新四军的关爱，有时甚至要超过八路军。因为党中央、毛泽东十分明白：新四军各个组成部队，是在远离党中央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经过三年游击战夹缝中生存下来的。
早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月——七月下旬，自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来到上海的周恩来副主席，于布置全面抗战环境下上海地下党工作的空隙，来到位于静安寺的叶挺暂住处，商请叶挺出山，并由叶挺向国民党方面申请担任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官。周恩来此举，是在庐山拒绝由蒋介石提出的由其铁杆幕僚顾祝同或陈诚接管这支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险恶用心之后萌生的。周恩来认为，叶挺虽已脱党多年，但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对党的忠贞不贰信念。毋庸置疑，叶挺这位北伐名将，是抵御蒋介石控制共产党武装力量，免受反共溶共目的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但又能使蒋介石接受的最佳人选。与周恩来会面后，叶挺前往“八•一三”淞沪抗日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委托与指挥同日军作战的陈诚、张治中两位国军将军代向蒋介石申请。很快，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下达了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任命令。
几乎是在叶挺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军长时，由党的六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却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且缺少对国民党反共溶共目的的警惕，竟然急不可耐地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作出承诺：要下令南方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点编。正是基于此，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急速召唤叶挺提前来延安，与他这个不在共产党内的坚定信仰者，具体商谈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新四军的前途。
叶挺于1937年10月下旬来到延安。此时，距蒋介石下达他为新四军军长的任职令，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谈话中，毛泽东亲切地称指挥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叶挺为“共产党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针对叶挺想回到党内来的迫切要求，毛泽东认为还是留在党外的好，这样做，可以使蒋介石放心——不致于派他的亲信、顽固派将领掌控这支人民武装。然而，也正是这个安排，为叶挺今后在新四军的工作，留下了严重后患——项英的心胸过于狭窄，工作中处处歧视、排斥叶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该避免或不致于受此灭顶之灾的“皖南事变”惨案，与项英有着一定的关联。身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的项英，不仅居功自傲，刚愎自用，而且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王明推行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较深，盲目相信国民党，最终酿成大祸。
与叶挺谈话不多日，毛泽东又与前来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作了长时间谈话，说明由非党的叶挺同志担任军长，是遏制蒋介石反共溶共，企图控制、改编新四军的最佳人选，并要他全力支持叶挺的工作。但项英表面上允诺，实际上在今后的工作中奉行的却是另一套，对叶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多障碍，导致叶挺多次请求辞职。
党中央、毛泽东对新四军分外的关怀。1938年2月至5月，毛泽东多次致电叶挺和项英，指示新四军当务之急是各支队向东展开，担任陇海路以南、太湖以北、黄海以西、汉水以东广大沦陷区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但项英却支持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滞留皖南按兵不动。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派二支队副司令粟裕前往苏南，但是主力仍未跟进。
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早在1937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确定了的，但项英一再顶着不执行。
1939年4月，周恩来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驻地，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从中发现新四军军部一面临敌，三面受围，蜷缩在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足五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前方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又是剿共最得力的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稍有不测，将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分析上述种种困境后，周恩来在军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号召新四军的干部克服种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针，得到了新四军众多负责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尤为积极执行，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绩。
1940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来到中原后向党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但是，项英仍然固执己见，要求留在皖南。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1月18日，延安举行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经研究后，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2月19日，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重申两年多前六中全会确定的，后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宣布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新四军发展的方针。10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再次强调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然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毛泽东、王稼祥1940年1月29日致项英、叶挺电)
对于两年多来自己也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举手拥护通过的这个新四军发展方针，项英表面上没有反对，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并将已经进入江南敌后的第一、第三两团又调回皖南，同时还把中央调来的，以及从前方抽去受训的干部留在军部，对国民党的种种无礼要求，仍然一味地迁就、退让。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主要是对新四军——秋石注)的严峻局势，在延安的毛泽东，再一次从关爱新四军的立场出发，当即发出了“摩擦中心转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了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毛泽东更是忧心忡忡地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深刻指出“顾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毛泽东、王稼祥1940年3月29日致朱德、彭德怀、项英、叶挺电)。
诚如开国上将萧华在《长征组歌》史诗中形容的那样：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自然，毛泽东料敌也是如神!
毛泽东发出的这个警告，距1941年1月初秉承蒋介石剿灭新四军主旨的国民党顽固派头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动皖南事变，要早上九个月。请问《炎黄春秋》杂志的决策者们，还有泡制《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的所谓“整理”者，这能说毛泽东、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不关怀、不公道吗?!
距上述毛泽东向新四军发出的这个警告电报才不过三天，1940年4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心急如焚的毛泽东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毛泽东此举十分明显：缓解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压力!
仅仅过了两天，1940年4月3日，一刻不停日夜牵挂着皖南新四军安全的毛泽东直接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以绝对不可能?”等问题。稍后(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万般险境绝地之中，但项英却要求江北的部队“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而陈毅、粟裕则主张“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10天后，1940年4月26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十万分火急地强调：“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原则：“在团结抗战期间，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局势日趋恶化，而项英的迟疑犹豫更是雪上加霜。1940年5月4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中，毛泽东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在应对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在这里，毛泽东还将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上百万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的血的教训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大量史实表明，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
就在毛泽东，党中央接二连三为新四军解脱困境发出指示的同时，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部署，多支八路军部队迅速挥师南下与新四军会合。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和新编第二旅共12000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下旬在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七、八月间，八路军第二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1939年5月南下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10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的原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和第五两个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兼政治委员，留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而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五纵队，则担负起配合已经度过长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根据地的重要任务。至10月10日，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在苏北东台白驹镇与苏北新四军胜利会师。
1940年11月，为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总指挥部，由新四军军长叶挺任总指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任政治局委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而项英依然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这与刘少奇担任的华中总指挥部政委是两回事。刘少奇的政委职责仅限于江北。因此，无论是在“皖南事变”前，还是在“皖南事变”发生中，从来不存在《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中所言的“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刘少奇先命令陈、粟部队北上到盐阜地区。……刘少奇命令一、二支队先到苏南，再往北进”诸如此类的情况。而所谓“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陈、粟部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根据地是1940年5月间的事情，是在接到毛泽东、党中央的紧急指示后执行的，与刘少奇后来的任职无关。而“皖南事变”发生在距陈、粟部渡江北上八个月后。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是在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取消新四军后，党中央于1月20日作出的决定。下文另依据史料论述。
毋庸置疑，华中指挥部的成立，扩大了苏南、皖中新四军根据地，大大沟通了华北与华中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有力地握紧拳头打击日寇，也进一步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及至1940年底，亦就是蒋介石灭绝人性发动旨在消灭新四军主力的“皖南事变”前夕，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东至上海，西至武汉，北抵徐州、开封一线，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余次，毙伤俘敌55000人，而新四军部队也发展到近9万人。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党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新四军发展方针是无比正确的。而大批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创建巩固的华中各根据地，更是证明了一个事实：所谓《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中杜撰的诸如“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皖南事变”前“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千古奇冤’……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的不公道”的一系列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共高潮，毛泽东、党中央一直将皖南新四军的安全时刻挂在心中。针对蒋介石欲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昼夜不停地作着努力与安排。
请看以下史实——：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致电(即历史上那个杀气腾腾的“皓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军长(他们从来不承认共产党军队的“政委”一职，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短期内对围剿、消灭八路军是难于实现的，或者叫做鞭长莫及也可。除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盘踞区外，在华北，国民党基本上没有连片的区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应对着占80%正面日军侵华军队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日寇主力部队的牵制，在发动“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军部的同时，蒋介石也许会仿如七、八年前举百万国民党军队围剿江西红军一样，发动对八路军的全面攻击)，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污蔑。并强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还蛮横地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准备向新四军进攻。其罪恶目的，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赶往黄河以北，会同日军前后夹击，消灭新四军、八路军。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这个杀气腾腾的“皓电”前十天，在叶挺指挥下，皖南新四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将自繁昌、南陵、江县等地南下进犯云岭欲图一口吞掉新四军军部的5000多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蒋委员长为此还向新四军颁发了嘉奖令呢!
早在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之前的一个月，中共中央在获悉国民党军令部向三面围合新四军的顾祝同部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后，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请读者们注意了，中央军委的这个电报，项英排名在刘少奇前——秋石注)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
面对国民党咄咄逼人的欲图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命令”攻势，针对20天前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的“皓电”，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彭、叶、项名义的复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对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皖南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与美、英、苏等国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为新四军尤其是皖南新四军的安危作着最后多方面的努力与安排。
然而，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就在毛泽东、周恩来为新四军的存在作着各种努力的当口，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一次电令，强横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调黄河以北，还丧心病狂地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12月9日，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赴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仅仅隔了1天，12月10日，蒋介石又秘密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同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全力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在延安昼夜不眠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皖南新四军的日趋恶劣的处境，接二连三致电一直拖延北移的项英。在12月26日的电报中，他对项英尖锐批评道：“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不执行”。心焦如焚恨铁不成钢的毛泽东还指出：“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顽敌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周恩来在重庆频频会见各方人士，包括国民党联络员张冲，竭尽全力，一次一次地作着为皖南新四军险境解困的努力，乃至在12月25日面见蒋介石本人……
12月27日，为新四军安危日夜操劳得茶饭不思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部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然而，此时的形势已经难以逆转，毛泽东、周恩来的所有努力，已经到了回天无术的地步。也正是由于项英的一再拖延北移，使得顾祝同从容部署兵力，得以全面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不仅如此，国民党部署在长江以南的军队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接讯后迅速将长江封锁，烧毁大、小渡口全部船只，江心遍布舰艇，岸上岗哨林立。同时，顾祝同依照蒋介石下达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集结起七个师的兵力，在安徽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皖北则由李品仙部布防堵截，而冷欣部则负责封锁新四军到苏南的去路。
一张天罗地网就这样形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开始原定于一年前必须进行的北移任务。正是由于项英对国民党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经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伏下了重兵。而且，据一些随军部北移的新四军指战员事后回忆说，还是在新四军开拔，离开军部所在地云岭之前，身为副军长兼政委且大包大揽负总责的项英，全然不顾迫在眉睫被剿灭的危险，竟然滔滔不绝地向全体指战员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所谓“政治动员”，把在一旁的叶挺军长急得直跺脚。项英的这个再一次贻误北移战机的错误，等于给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铁壁合围部署又增加了一份保险。而且，项英的这个滔滔不绝的“政治动员”，竟然还做着“很快会回来的美梦”。不仅如此，项英依然不把党中央反复强调的由叶挺军长负军事总责的决定放在眼里，否决了叶挺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整个部队一起北移及后来受围时一起突围的安排(因军部各单位多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而是自作主张兵分三路，从而给了国民党部队各个击破最终予以围歼的良机。
活生生的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1月6日，当仓促北移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了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非战斗人员占多数的新四军顿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苦战中。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斗打响后，身为军长的叶挺一直与前卫部队保护着军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站在最前列指挥部队突围。而项英却带着袁国平、周子昆二位领导和身边十来个参谋及警卫人员离开大部队私自突围……据说，面对全军将士的一片怒声载道，突围不成返回原地的项英这才表示了自己内心的忏悔，没有听从叶挺军长的主意，没有从云岭出发时把全部指挥权交给叶挺军长，否则，也不会走到四面楚歌的这一局面。
须知，生死存亡关头，为了个人的安危扔下大部队一走了之，是军法军纪和良心所不容的呀!也正是基于这个，突围不成的他作出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自请处分的决定。可惜，这已经晚了，不仅使他的前半世英名蒙上了污垢，而且最终断送了七千多新四军将士的生命。
因为通讯被阻断，直到事变发生三、四天后，在延安焦虑万分的毛泽东才得到了有关皖南新四军的一些确实消息。毛泽东先收到的是中原局书记、华中指挥部政委刘少奇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向党中央报告道：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饶(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次日，一月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挺、饶漱石(时任东南局副书记，随军部行动)拍发的紧急求救电和突围不成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为此，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是那样紧紧的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心中唯一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陷在国民党重兵枪林弹雨围困中的皖南新四军从九死一生的危难境地中给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深刻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正是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这个决定还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军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皖南新四军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告败。军长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缺乏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但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溶共、剿共政策造成的。应当肯定，项英同志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在短时期内把极为分散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组织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部队建设，使得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缺乏理解，贯彻措施不力，且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红军时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一再迟疑不决，最终丧失了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指挥失当，既未能与叶挺军长一起随大部队行动，又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蒙受了重大损失。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
一月十八日，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剿灭新四军的残暴血腥罪行针锋相对，刊有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词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诗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真相的《新华日报》，抢在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的叶挺仍为军长)，张运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委员为饶漱石、陈毅、曾山;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
同一日，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身份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凛然宣告道：“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紧接着，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共的十二条要求，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国民党元老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连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统一战线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首领陈嘉庚、张一麐等也为之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纷纷表达心中的愤懑。冯玉祥将军慨然道：“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在国际上，斯特朗、斯诺、史沫特莱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为迫使处于内外交困重重压力下的蒋介石接受这十二条要求，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人士拒绝出席三月一日召开的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之后，历次国共谈判，中共都把恢复叶挺军长自由，释放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全体新四军被俘指战员的要求，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此外，按照党中央及南方局、中原局的指示与安排，在上饶集中营所在地附近设立多处地下联络点，及时掌握集中营内的情况，策划并妥然接应越狱的被俘新四军人员等。
1945年日寇投降后，中共不断要求国民党方面释放政治犯和被俘的新四军人员。1946年春，中共方面以1945年秋粉碎国民党军破坏和谈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邯郸战役中被俘的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交换，被蒋介石无理囚禁达五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于1946年3月4日获释。次日凌晨，叶挺即致电延安党中央、毛泽东，庄重地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热切愿望。
仅仅过了两天，1946年3月7日清晨，周恩来副主席给叶挺送来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批复电报。
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批复电报，内容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人民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 3月7日
笔者相信，倘若项英、袁国平等人不遭叛徒杀害而被俘的话，毋庸置疑，毛泽东、党中央也会如同营救叶挺一样，花大力气营救他们的。手心手背都是肉。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在红军初创时期立下了不朽功勋的项英、袁国平等人，同样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尽管他们在执行党中央指示及新四军北移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美、英、苏等国强烈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
本文之所以设立这一节，意在提醒《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的杜撰者，更有拍板决定刊发这篇歪曲、篡改历史真相诬文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决策者们，还有被这篇诬文误导的读者，知晓并正视当年连美、英、苏等国政府也众口一词强烈谴责、铁证如山的一个历史真相：制造“千古奇冤”，同室操戈，剿灭共产党异己，发动致使数千名新四军抗日热血儿女死于同胞枪口之下的皖南事变血腥惨案的罪魁祸首，正是一直叫嚷“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而决非是这篇歪文捏造的“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以及“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莫须有说法，等等。
事实是，皖南事变后，国内外舆论几乎群起指责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并担心中国将因此爆发内战。外交上，美、英、苏等国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关切，甚至影响到对华的援助，令蒋介石深陷极度被动的局面。
先谈美国。
最早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出版了震撼世界政坛、文坛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与罗斯福总统关系十分密切，在华期间深入敌后，详细考察过共产党前线抗日军队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伊文斯·卡尔逊，他们先后在美国有影响的一些大报上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爆发内战。已经回到美国国内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及附去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后，立刻通过纽约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详尽地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还有在皖南事变发生四个月后回到美国的另一位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其在新四军的亲见亲闻，及担任新四军战地医院医护救治工作的经历，在美国各地作了数十场演讲，痛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与制造摩擦攻打共产党军队，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而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胡适向蒋介石提供的报告，则更能说明问题了。他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事实上，皖南事变发生后，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众口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皖南事变爆发后的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报，就达数十通以上，期间充溢着惋惜激愤之词。
更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坐卧不安了，他，以及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了对国共冲突的严重关切。二月七日，距皖南事变发生不过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的特使居里来到重庆。在三天后同蒋介石的会见中，居里明确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自下而上地开放民主。居里还向蒋介石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接到了罗斯福的来函，同样是要求蒋介石推行国共合作，而不是分裂。当蒋介石强词夺理地辩解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还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然而，居里并不认可蒋介石的这个诡辩。他十分清晰地告诉蒋介石，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即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美国同样会把中共看成是朋友来加以对待。
四天后，居里全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坚持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见。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周恩来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并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有利于日本南进。居里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表示：美国赞成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在离开重庆启程回国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居里又一次对国民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必须杜绝类似皖南事变清除异己的事情发生。
说实话，美英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来是持赞同态度的，但当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又极其害怕会因此引起大规模的中国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英国驻重庆大使卡尔请周恩来到自己家中面谈，详细地了解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也由不得同情共产党，反对磨擦。随后，他又在同蒋介石的会见中劝告蒋介石采取有力措施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的报告后，给予了高度重视，致电蒋介石警告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英国政府的这个警告，虽说谈不上什么“及时”，倒是贴切的很：事实上，日本方面并不买蒋介石讨好他们清除共产党异己围剿新四军的账。他们更是反对蒋介石将所有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的有生力量赶至黄河以北与其正面对峙。战争爆发以来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日军对付国民党一个集团军，远比对付中共一个师要容易得多。国民党军队腐败，士气低落，而八路军、新四军军纪严明，英勇骁战，以一当十，且远比国民党军队深受战区人民的支持。这也是日本军队为什么要在华北大规模推行“三光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发动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距皖南事变结束不过十天光景，日军突然集结起整整五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兵分数路对驻守河南平汉路以东的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为此，猝不及防的国军损失惨重。自然，这也是给了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反革命政策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回报。日本人以血淋淋的事实，狠狠地教训了蒋介石一把。
话分两头。不久，卡尔离任回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其送行时，卡尔将前来送行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一把日本军刀，告诉同样为他送行的国民党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说：这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皖南泾县御敌前线亲手缴获的战利品(此军刀系1940年10月上旬叶挺率新四军大败从繁昌、南陵、江县等地南下进犯云岭的5000余日军时缴获——秋石注)。在连声赞叹“太有意义了!”之后，他还质问道：“对了，叶挺不是还被你们关在监狱里?为什么要长期监禁他?”弄得陈诚好不尴尬。
而苏联政府更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强烈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为此，苏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刊登了有关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火药味甚浓的抨击性评论。新任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原定于一月十七日晚举行宴会，此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已经答应出席。但很快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延安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详细经过情况报送到了莫斯科。凑巧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晚上，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委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匪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宣布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这样一来，更是大大地激怒了苏联高层!苏联外交部立即通知邵力子：宴会改期进行，这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当邵力子奉命前往苏联外交部作混淆是非模糊事实真相的所谓“解释”时，洛佐夫斯基副部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批评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以使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洛佐夫斯基还尖锐地责问邵力子道：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在陪都重庆，苏联驻华使馆一直与中共负责人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多次会谈并了解情况。潘友新大使和崔可夫武官先后向前来“解释”(实为歪曲真相)、下令制造皖南事变的直接刽子手何应钦、白崇禧，强硬提出质问与批评。一月二十五日，潘友新大使在会见蒋介石时，代表苏联政府向他严正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他还敦请蒋介石注意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美、英、苏三国政府的重重外交压力下，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经陷入了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读了上述铁证如山的史料史实，试问《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的整理者小朝，以及拍板刊发这篇明显造假满纸谎言歪文的《炎黄春秋》的主编副主编们：你们是否还会坚持“‘千古奇冤’……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的说法?是否还会借国民党顽固派、上饶集中营特务们的口，继续散布所谓新四军是“朱毛不要的部队”的诬蔑不实之词?再问《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们：
你们刊发历史重大题材内容的稿件，贯彻“以史为鉴”的办刊宗旨了吗?
当国家赋予你们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的时候，你们是否想过或制定过如何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大法——宪法，以及相应法律条文的实施细则?
一家只要无限度的自由，无视真实的历史与法律的神圣公正、无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们的共同感受，无视国家、民族的稳定和谐，信口开河，乱说一气，且涉嫌严重造假的刊物，还能够向广大读者提供客观、真实的事物本来面目吗?
并非多余的一笔：关于项英和皖南事变
当笔者书写下这一节标题的时候，心情是格外沉重的。
笔者出生于皖南事变爆发六年后，自然不可能身临其境感受血雨腥风战争的残酷性。但是，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必须以尊重历史为自己的写作和研究的出发点。历史的凝重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笔者：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大荒，及至进入新闻工作和左翼文学研究行列以来的四十余年间，笔者有机会接触到数十位新四军老干部包括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还有曾经在孤岛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新四军系统的老同志，并与之近距离交往，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有关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
应当说，书写这一节内容，对于本文来说，并非是多余的一笔。
毫无疑问，制造皖南事变这起震惊中外的血腥惨案的元凶。“主要”责任者，其当仁不让者，就是多年来一直高调叫喊“攘外必先安内”媚日反共口号的蒋介石。自1927年4月12日撕下所谓革命的假面具那一刻起，蒋介石无时无刻不把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为其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即使大敌当前，他也“必先安内”。谁试图推翻这一个主因，谁就是在歪曲历史，成为蒋介石的帮凶。
蒋介石灭共产党心不死，这是皖南事变爆发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即使身为新四军政委的项英不对党中央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顶、拖、压;沉缅于经验主义和昔日游击战的幻觉中，盲从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长久迟疑犹豫，拖过阴险毒辣的蒋介石设定的1940年12月31日的撤退大限，蒋介石也会从别的地方，以别的莫须有借口，于别的时间对新四军围追堵截，直至以剿灭为后快。这是蒋介石仇共反共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正是他长期以来这种坚持以人民取向为敌，无视国家、民族统一的反革命本性，最终令他丢掉了执政22年的国民党江山，蜷缩到了那个四面海水包围的弹凡小岛上。
然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两重性的，充满着一定的变数。拿当年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来说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蒋介石上百万军队类似天罗地网的重重包围，结果，红军还是跳出了包围圈，于1934年10月10日开始了世界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区区数万人的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胜利突破百万蒋军的围困，其根本原因正是毛泽东提前一个月经实地考察选定的于都河上为之架设的五座简易浮桥(张闻天夫人刘英语)。而三个月后举行的遵义会议，则为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多数领导人摒弃李德和博古的根本原因所在。
比对红军长征，若真正要探究一下皖南事变的所谓“内部责任”，笔者以为，与项英同志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在此，笔者向读者们推荐一本书，藉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这些说明，绝非《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所指的谓之“主要”的诬枉之辞。
著名老作家张笑天先生，历时三年多的史海钩沉，严谨构思，以七旬之年写出了长达50万字的长篇纪实《叶挺将军》。早在撰写本文之前，笔者已经阅读了三遍。此次为撰写本文，笔者在参阅了300余万字的权威史料后，又细细地阅读了一遍《叶挺将军》。比对之下，这部《叶挺将军》毋宁说是文学作品，却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真实地还原皖南事变真相的史书。其所描述的内容，除去一些承前启后的情节，真实程度相对地高。曾经写出《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长篇纪实经典作品的老作家张笑天先生，在长春寓所那一头的电话中，掷地有声地对笔者告白道：是完全由史料史实堆积而成，对历史负责。
在《叶挺将军》一书P548页，于写到抛弃大部队和军部带领少数十几个人单独突围，东奔西豖突围不成，又回到了始终与大部队不离不弃且站在第一线的军长叶挺身边，面对叶挺将军“和敌人拼死决战的时候到了，有骨头的跟我来”这一气吞山河的号召，羞愧得无地自容、不得不给中央发电报自请处分的项英，有这么一段传神但又完全符合史实的描写——：
项英无力地坐下，双手捧头，良久，阴沉着脸，说：“我给中央发电报请罪，国平，你记一下。”
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手直抖，半天才拧开自来水笔笔帽。
项英垂着头口述：
……
项英念完，袁国平说他也有责任，也应署上他的名字。
周子昆(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新四军副参谋长)说：“我也一样，从北伐至今，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这叫什么?”(附带在这里向读者们交代一个事实，说明周子昆为什么会这么说——在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是毛泽东将时任红22师师长的周子昆，从诿过于人的红军太上皇、德国人李德的刀下救出来的呢!)三个人都流泪了。袁国平说：“能洗去耻辱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血了。”是呀，跟着共产党南征北讨十几载，汗流了，血也洒了，提着头颅冲锋陷阵，不止一次地表白过他们的忠诚。如果别人说他们是胆怯了，变节了，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冤屈。项英恨只恨他的游击战思想害了他，在叶挺面前，他有没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历史并没有作记录。任何书都只能记载成败和得失兴亡，良心在历史的天平上怎样称量。
下面是项英1941年1月10日拍发给党中央引咎处分的电文内容：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山中，有被消灭的危险，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准备再去打游击。因天快亮了，曾派人请希夷(即新四军军长叶挺——秋石注)来商计，他在前线未见，故临时只找到国平、子昆等同志随行，至9日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影响太坏，今日闻5团在附近，赶到这里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大量史料及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表明：当项英同志怀着悔罪之心向袁国平口述这封自请处分的电文内容时，扬帆同志是紧随在项英身边的。作为首长秘书的他紧随着首长一起行动，无论对与错，都是很难给以指责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的所谓整理者，也是扬帆这位皖南事变幸存者至爱亲朋的小朝，却是硬生生地避开了这一史实!毋庸置疑，恰恰是这一史实，是探究“内部责任”的要害所在!如若一旦实话实说予以公布，岂不是该文涉嫌严重造假，明明白白地摆在了读者面前。如此一来，还会有人相信《炎黄春秋》及其该文渲染的“以史为鉴”，把所谓“内部责任”的一盆污水扣在毛泽东，党中央头上的真实性吗?答案为之十分肯定：不能，显然不能!
还有，笔者格外要强调的一点，恰恰是这个小朝，多年来不断向媒体控诉康生、林彪、江青“四人帮”等极左势力对扬帆同志进行长达20余年的残酷迫害(笔者认为，在潘汉年同志一案上，毛泽东同志的偏听偏信也是要负有一定的重要的责任的)，以致于1980年出狱时犯了极其严重的精神病。还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同一个小朝于近期撰文指出：在扬帆同志“口述”所谓皖南事变这一“千古奇冤” “主要指我们，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 “我现在的领会”的1984年这个时间段前后，扬帆病情几度反复。
无疑，正是因了项英良心发现，悔罪自请处分的这个电报，党中央才决定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求在苏北、皖东的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以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不必提。”
依据大量确凿史料，笔者在此还要说明、强调的，同时也是从源头上厘清《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为之故意模糊的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由陈毅同志、粟裕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一、二支队奉党中央命令渡江北上，进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有生力量的苏北黄桥战役，远在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而非该文胡诌的“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候竟然毫无办法”的谎言。
然而，项英虽说向党中央自请处分，中央政治局会议据此连夜作出了“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北上”的决定，可项英等人却又一次离开大部队和军部另行突围。最终蜷缩在一个山洞里，被叛徒、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员刘厚总枪杀。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说长期忍辱负重、高风亮节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尽管在新四军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项英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一再排斥、架空他(这一点连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也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从而引发他多次愤而挂职出走。若非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一次次地做工作，化解矛盾，批评项英的恶劣做法及予以挽留的话，蒋介石早已派出自己的亲信夺走新四军的领导权了。然而，为掩护更多同志胜利突围，不惜做历史上的第二个石达开，叶挺忍辱负重地被俘后，面对蒋介石委以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重任的引诱，面对顾祝同之流屡屡说他上了别人的当，说他与项英之间的关系是冰炭不同炉，如同岳飞遇上秦桧……叶挺一眼洞穿了对方的险恶用心，凛然正气地予以驳斥道：“项英有毛病，但他不是凶手，你顾祝同，还有蒋介石是凶手!”“你们想把杀人的手藏在背后，让项英承担罪责，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承担罪责，你不感到太可笑了吗?!”
比对叶挺将军全力维护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完整、统一和钢铁般的团结，《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将皖南事变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古奇冤”的主要责任，从蒋介石这个真正的民族罪人的身上引开，推到莫须有的所谓毛泽东、党中央对皖南部队的“不公道”上来，这不觉得可笑吗?这不是在歪曲历史，为虎作伥，又是什么?!
而今，在这场被当年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斥之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血腥惨案过去了72年后的今天，《炎黄春秋》杂志刊发这篇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诬文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其在有形或无形的国内外资本的推动下，在又一次满足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政要、精英们政治需要的同时，居心叵测地起着误导不明真相的国内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的作用。
然而，历史却是不容颠覆的，也不可能被颠覆。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位我所熟悉并有过六年往来，1939年到新四军后曾经受到项英同志的无微不至关怀，并在皖南事变中突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重重包围，最终胜利抵达苏北陈毅代军长身边的文化老人的讲述与回忆，来作本文的结尾。
这位文化老人名叫黄源，是鲁迅晚年深为钟爱的学生之一。当年，无论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还是在苏北新组建的新四军，以及浙东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他都是新四军文化战线的负责人之一。1949年5月他跟随陈毅同志进入大上海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以及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等职。
2002年7月31日下午二时许，在位于杭州灵隐寺附近的浙江医院十病区102室高干病房内，已然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他于五个月后的2013年1月2日去世)，与又一次远道前去探望他的笔者我，有过一次简短而又富有意义的谈话：因为第二天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也就是南昌八一起义75周年的纪念日，老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一个甲子前他在新四军里的那些日子。他特别神往地提到：“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中一样精神舒畅。”黄源老人的这个肺腑之言，不仅仅在于他对叶挺将军、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给予他的真诚关爱，而且，也包括了对他给以更多关爱的首任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同志在内。
1938年岁末，具有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共产党《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双重身份的黄源先生，率领国统区文化新闻代表团访问皖南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和各部队考察、体验生活四个月后，黄源准备回到国统区去，这是因为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认为他是鲁迅学生，又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影响大，在国统区作用也大。回到军部后，黄源向项英提出回国统区工作的打算。项英一听急了，立马阻拦说：“你不能出去。上海(救国会)代表团的吴大琨，他出去已被三战区扣留了(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秋石注)吴大琨还有杜月笙的排头(意即后台——秋石注)，况且他只是来新四军慰问一下，回去就被扣留。你出去不保险!”就这样，在项英同志的深切关怀下，黄源避免了被国民党抓捕关押的危险，留在了新四军主编《抗敌》杂志。不仅仅是对黄源，当从黄源口中获知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委书记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中共首个派往国统区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也留在国统区义乌乡下的消息后，项英立刻以东南局书记的名义打电报给浙江省委文委负责人邵荃麟，通知冯雪峰迅速到皖南新四军来。遗憾的是，冯雪峰不愿意来。也正是基于此，不幸降临到了冯雪峰头上：皖南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冯雪峰就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进了上饶集中营。
对黄源的关怀还远远不止，平时工作中项英每每遇见黄源，也总是会嘘寒问暖，一再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后来新四军奉命北移，临出发前，项英政委还专门为文化人的他发了一支驳壳枪，并且给他配备了警卫员、马和马夫等。
早在1939年春天，黄源随项英到陈毅的一支队检查工作，听项英与陈毅“他们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向东发展到上海，向北发展到苏北。”可见早在1939年初，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新四军内部，都已经清楚了新四军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项英却一直迟疑犹豫不决，直到两年后皖南事变爆发镶成大祸为止。
黄源先生还谈到了项英与中央的方针有分歧：“当时党中央有一个文件发给东南局，叫《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1940年5月4日起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个文件，在皖南由项英传达，项英是东南局书记，前方由陈毅传达。因为项英封锁中央的指示，我不知道。指示微微听到一点。所以事变前我不太清楚。”
黄源进而谈到：“项英对中央正确路线认识不够，执行不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而缺乏对付反动派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毅就不同，陈毅虽在东南局领导下，但他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比较明确、坚定……”
谈及皖南事变的撤退路线，黄源所谈，又一次触及到了项英的软肋，置党中央关于军事上由军长叶挺指挥的命令于一边，鸠占鹊巢强行替代指挥的严重失误：“本来是要向北走，但是我们却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想从这个口子中出去。这个山口子，是项英打游击时三四十人通过的小口子，叫丕岭。但现在是近万人的大部队呀，而他的部署，据说同打游击时一样。”
下面，黄源的回忆很是关键，颇能说明问题：初次突围不成，“在回头走的路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扬帆离开了部队，他们是领导核心，在关口处，停顿下来，开军事会议，讨论是突围出去还是退回来。叶军长也参加了。听说他主张突出去，应当不怕牺牲，突出去。项英不主张突围。队伍散了，又集中起来，下着雨，队伍走不动。我摸到前面去，在一个小房子里，见叶军长在那里，饶漱石也在，但不见项英。我印象很深，听饶漱石说：‘我也是一个中央委员，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中央已来电报，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当时前面情况很紧张，叶军长决定把教导队的军事干部也调上去，打开一条通路。他在会场上动员，说教导队是我们军部的骨干，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也只能把教导队拉上去，大家拼了。可见，项英在，叶军长不起决定作用。项英走了，上面要叶挺负责，他就动员，向五六千人讲话，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参加战斗，把敌人打退，部队继续前进。”
黄源的上述回忆，说的是新四军奉命北移六天后的1941年“11月10日的事”，“前几天部队在前面打仗，我们看不见，这次我们就在第一线，亲见我们的部队和敌人拼打。”就在这一天的“下午5点光景，天快黑了”以后，黄源又一次见到了项英等人，而且“扬帆在找向导，”过了一会儿，项英他们都站起来了，要走了，……“他们走了一会儿，袁国平派了一个警卫员来问我(黄源)：‘你看到地委书记没有?’”……
毋庸置疑，袁国平警卫员问这话的意思，无非是想找一个熟悉当地地形和社会情况的人，为项英、袁国平等少数几个人的突围领路。黄源还提及了在袁国平警卫员向黄源打听地委书记的下落前一会儿“扬帆在找向导”。
《黄源回忆录》中有关皖南事变他的亲身经历与突围的口述(由其长子、原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伊凡记录)，是在1986年，与“小朝整理”的所谓《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1984年的口述稿”置于同一时期。可是，两者截然不同的是，黄源的“口述”稿经黄源本人多次审阅过，200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他又亲自作了逐一审读，并于2000年11月10日专门撰写了后记为证。但《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这个所谓的“口述稿”，却并没有交扬帆本人审阅过。尽管扬帆同志是在作这个所谓的“口述”15年后(1999年)才离开人世。其真实性值得存疑。然而，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多个，一个是黄源先生虽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归入另类，并在浙东、浙南农村劳动改造了多年，但身体一直很好，尤其是精神状态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及至到了2002年4月14日及7月31日，我与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两度会面晤谈，感受到他的精神都挺好，且在回答笔者提出的有关同为鲁迅晚期忠诚弟子的萧红萧军的一些问题，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的消息来源，以及他是否将冯雪峰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消息传递给在延安的萧军等问题，他都一一地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有一说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的事决不胡诌乱编，也不模棱两可误导他人，回答中，黄源先生的思路极为清晰，且有条不紊。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上文所引的有关皖南事变的黄源本人的回忆文字，同笔者撰写本文时所参考的大量文献资料，惊人地相似一致。另一个颇为关键的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黄源两次亲见脱离大部队突围不成折返回来的项英等人，均有扬帆在场。显而易见， 2013年第2期《炎黄春秋》杂志所刊发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存在着诸多严重而又明显的不实，乃至与扬帆本人当年在皖南事变中的亲身经历相去甚远，这就耐人寻味了。三是项英对黄源关爱有加，从《黄源回忆录》中，有关其新四军的皖南前期的生活与工作，项英对他的关爱处处可见。因而，黄源先生所述比较客观公正，且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以笔者与其生命终结前六年交往的近距离观察，且联系其一生为人为文之品德，笔者的深切感受是：正派、富有良知、实事求是。自然，黄源先生绝对不可能恩将仇报，恣意杜撰，往项英脸上抹黑。类似《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进行不负责任的置评，朝党中央、毛泽东身上恣意泼污水，从而为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血腥惨案减轻罪责这一类与历史真相叫板的卑劣行径，在黄源身上是断断找不到的。
一位伟大的哲人说得好：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而蓄意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亲仇混淆，又意味着什么呢?
诗言志，诗明志。
古有南宋名将文天祥所赋《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无独有偶，距威武不能屈的文天祥遇难七百年后，在遭一心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囚禁的日子里，又一位中华民族的杰出英雄，我们的叶挺将军挥动起他那支须臾不离身的如椽之笔，写下了他那首能与文天祥《正气歌》相媲美，同样为亿万华夏儿女高山仰止的诗。笔者谨以此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在这首名为《在烈火中永生》的诗中，一再拒高官厚禄且视死如归的叶挺将军，气贯长虹地写道：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会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升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读着叶挺将军这首作于七十年前的明志诗，无论是作为当年为着埋葬黑暗旧中国，曾经与叶挺将军并肩作战的浴血奋战者在作人生回顾时，还是作为他们的后人为父辈秉笔记录或作传，以及文史工作者在研究那一段历史时，从中又应该汲取些什么呢?
真实的历史是决不可能也断断不会被湮没的，尽管风乍起时会吹皱一池水，而遭遇一时的涂抹。
真实的历史，无论怎么经那些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高手杜撰、“加工”，也无论怎么受国内外资本的运作和冲击，同样是不会也不应当失却本色的。
本文撰写参考的文献书籍：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册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毛泽东传》第一、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版。
《周恩来传》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尹家民：《国共往事风云录·民族危亡之际》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版。
杨奎松：《失去的天空——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版。
陈廷一：《宋庆龄画传》，作家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黄源：《黄源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张笑天：《叶挺将军》，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又及：2002年7月31日下午，在杭州浙江医院十病区102病室，鲁迅学生、原新四军文化战线负责人、皖南事变幸存者黄源先生与本文作者的部分谈话内容。
撰稿：2013年2月8日—4月7日
修订：4月8日—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