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
邱巍
摘要：在学术界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中，对文献本身的形成和传播的研究仍未尽充分，一些基本史实与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论证。对于《论十大关系》，不能只从毛泽东本人对文献的认识与阐释来评判文献的地位、意义，而是要结合文献的实践和传播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文献的阐释、发展来形成判断。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形成和传播相关史实和观点的补充和辩证，重建文献的背景和语境，不仅有助于对文献本身有更准确地把握，也会使我们对中共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曲折与艰辛有更深刻的理解。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80页。)，是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也是党的理论文献名篇。不过，在理论学术界可称蔚然大观的《论十大关系》研究中(《论十大关系》研究的概略性评述参见柳建辉、潘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论十大关系〉研究述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对文献本身形成和传播的研究仍未尽充分，一些基本史实与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论证(对《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的认识，目前主要依据三个文献：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初版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85年的修订版仅有极个别文字变动)，其中的《论十大关系》注释条目，披露了该讲话两次整理及公开的经过。二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初版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修订版相关内容无变动)，记述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前毛泽东的调研过程，补充了两次整理稿未收入的内容。三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初版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六卷版相关部分有增改)，详细记述了毛泽东听取34个部委及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的谈话情况。本文的讨论主要建立在这三个文献基础之上。)。
一、1956年4月25日至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有两个广为周知的史实：一是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集中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二是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于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依据这两个史实，我们较容易地建立起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判断(《毛泽东传》相关部分在详述毛泽东的调研情况后，引用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的一句话：“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来转到对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的叙述。参见《毛泽东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46页。)。事实上，《论十大关系》确实有着水到渠成的一面，但也有着曲折反复的一面。在4月25日至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后一点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十大关系讲话有即兴和仓促的特点。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毛泽东传》(四)，第1446页。)。毛泽东讲话的仓促特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以佐证：在讲话的前一日，即4月24日，在听取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的概括还是“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毛泽东传》(四)，第1445页。)。《毛泽东传》在引用相关档案纪录后说：“毛泽东不久又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毛泽东传》(四)，第1445页。)其实，不是“不久”，而是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十大关系，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党和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等四个关系。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对新增的四个问题，此前没有思考，只是说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概括还是相对仓促的。从后来的文本看，新增的几个关系在论证时没有遵循和前面同样的逻辑。特别是后三点，所拟小标题和所述内容也不尽符合。实际上，毛泽东讲话题目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次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传达讲话时，仍说“主席报告的总题目是‘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其二，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自1955年底提出反保守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实际上，毛泽东在召集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都是按照反保守方针提出后修改的指标汇报的。在听取汇报中，一些实际情况确实使毛泽东的头脑相对冷静下来(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过听汇报期间他的思想变化：“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42页。)，但也有一定限度。所以，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面在讲话中强调综合平衡，一面对高速度抱有很大热情。当他在会上听到参加会议的有些省市负责人反映，今年增产大有希望，现在大搞基本建设的风气已经过去的情况后，他又提出1956年预算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的建议。而周恩来等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虽曾一度附和毛泽东提出的反保守方针，但很快就要面对实践中由冒进而带来的紧张局面，从1956年2月起，已经注意纠正冒进倾向。毛泽东的建议自然未能得到周恩来等的认同。对此胡乔木回忆说：“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周恩来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27页。)。对于提出十大关系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观点的差异，金冲及曾说：“有一次，我到乔木同志那里去谈到：把《论十大关系》重读了一遍，跟周恩来在这前后的一些讲话相比较，觉得两人在思路上有点差别。《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着重谈知识分子问题，没有谈科学技术问题，他侧重于怎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多种关系，热气腾腾地把国家建设搞上去。”(《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中央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体现的建设思路差异，使他们对《论十大关系》这一讲话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
二、毛泽东本人对于讲话的认识
党史论著在说明毛泽东本人对《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肯定时，多引用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及1960年《十年总结》的观点：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习苏联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国家搞得更快更好。(《毛泽东传》(四)，第144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1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83页。)仔细分析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立论的意图是想说明，从《论十大关系》讲话开始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这和正面肯定《论十大关系》本身并不能完全等同。事实上，毛泽东的另外一些谈话表明，他对讲话并不是很满意，也不认为自己在讲话中有多少理论创新。吴冷西忆及，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过：“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毛泽东慎重发表的原因在于对讲话不尽满意。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毛泽东这样的表达，不应该只被看做是一种谦辞，《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确实是汇报的总结所得，甚至中央其他领导人已经作过相关阐述。有研究者指出：“《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由刘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泽东发挥和完成的。”(黄峥：《毛泽东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思路的比较》，《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2页。)
最能直接反映毛泽东本人对讲话的观点的，是当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提出将讲话的整理稿传达或发表时，他所表现的态度。1965年12月15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论十大关系》“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0页。)12月27日，讲话以中发〔65〕751号文件印发，除说明毛泽东本人“不满意”和“征求意见”外，还专门注明“不登党刊”。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5卷编辑工作期间，由胡乔木具体主持，将毛泽东两次讲话的记录稿综合整理。7月10日稿子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前，《论十大关系》讲话一直未能公开发表。可以进行对比的是另一篇地位类似的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3月6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4月13日、17日、2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学习讲话。之后毛泽东又用了55天，反复推敲，共十三易其稿，直至6月19日，经过修改补充的讲话全文发表(《毛泽东传》(四)，第1671页。)。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热潮，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也引起巨大反响和热烈讨论。两相比较，可以更切近地理解毛泽东本人对《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态度。
三、讲话的两个版本及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关系
从文献传播的角度看，讲话主要存在两个版本，一个是1965年底党内印发的版本，一个是1976年底公开发表的版本。对于两个版本的来源、依据和差别，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得以明确。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注释条目对1965年版本有如下说明：“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四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的内容，如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作法等缺点的批评，没有整理进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5页。)而1976年版本源于1975年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时的整理稿，是“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5—236页。1976年底《论十大关系》讲话公开发表后，因为与之前版本的差异，一些海外研究者对新增内容真伪性有所猜测，注释本对整理过程的说明解决了这一问题(参见〔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比较讲话的两个版本，虽然文字多有不同，但核心差别是两点：一是大量的以苏为鉴，乃至批评苏联的内容在1965年版本中被删掉了;二是1976年版本的文字更简洁，减少了口语化的句式，增强了理论性和逻辑性。这两点符合两个版本整理和发表时的环境和整理规律。但还有一点，决议注释本未及提到，即两个版本在主题句上有明显的文字差别。两版本的第一自然段均用了两行文字交待讲话由来，说明《论十大关系》是政治局听取部门工作汇报的总结。1976年版本第二自然段起首是：“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0页。)1965年版本第二自然段是一句话：“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论十大关系》(中发〔65〕751号文件)，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66年4月6日翻印。)那么，哪一种是毛泽东讲话原来的表述呢?
中央档案馆曾经公布过《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首页)的影印件，其内容与1965年版完全一致(《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058页。)，这似乎可以断定1965年版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确实出现在毛泽东讲话的主题句中。但这里仍存一点疑问，即若这一判断成立，则意味着1975年整理讲话时将这句话删去，而这于理不通。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是仍然得到肯定和坚持的路线。直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仍明白宣称：“全会认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收入《论十大关系》，题解中明确说：“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里已经直接认为讲话提出了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没理由把讲话中本有的相关表述删掉。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1975年整理时依据的是更原始的记录稿，其中并没有“多快好省”的相关表述，而前述公开的影印件则是一个整理过的记录稿，“多快好省”表述是整理中加进去的。这一点，还可以从多快好省总路线形成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佐证。
1955年底，毛泽东就说过合作社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1956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也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多快好省”提出的过程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61—662页。)，但《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多快好省”还没上升到“路线”的高度，讲话也没有和“多快好省”形成直接联系。根据现有文献，这种联系是从1958年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开始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作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99—300页。)对于从《论十大关系》讲话至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后来有过更明确的叙述。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谈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表述都较准确地反映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和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关联。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把多快好省作为指导思想，但在其思想发展中，《论十大关系》为提出多快好省总路线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策起点。毛泽东自己后来也是更多地从调动各种力量、多快好省的角度来阐释《论十大关系》讲话。这也是1965年版本“多快好省”被整理进讲话主题句的原因。所以，虽然毛泽东原来讲话中可能并没有提到多快好省总路线，但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在后来的发展中，《论十大关系》确实长时期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相联系，被纳入多快好省总路线中来解释和说明。
四、讲话与八大政治报告的关系
党史中有一个比较成熟固定的说法：“《论十大关系》提出以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就确定以这个报告的精神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91页。)《毛泽东传》指出，八大政治报告原来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前面提出的讲话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复杂关系也提醒我们对这个说法要有进一步认识。《毛泽东传》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有两条。一是主持并作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曾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明确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二是曾参与起草工作的邓力群的回忆：“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做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毛泽东传》(四)，第1475页。)如果把这两条证据涉及的史料深入分析，发现背后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直接。
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和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会上的工作报告经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提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论十大关系》等著作的巨大作用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的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00页。)。这里是从推动巨大跃进的角度肯定《论十大关系》讲话。八大政治报告一再说明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贯彻积极稳妥的建设方针，当然不应当是在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指导下形成的。
邓力群在其回忆录《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中，则有文字略显差异的版本。其中说，刘少奇四月的那个晚上布置任务，明确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1—62页。。不过，同篇文章中还有需进一步解读的文字。其中提到，1956年8月中旬，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出来后，刘少奇请薄一波来提意见，“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66—67页。)。如果两段细节回忆都是真实的，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在四月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作为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后，报告仍然更多地强调反右倾保守，而非反急躁冒进。二是当时起草人员理解的《论十大关系》更多的是在反保守方向上，而非反冒进方向上。在更早一些的另一个材料中，邓力群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说明：“‘八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原来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就是右倾保守的倾向。到了陈云同志、周恩来同志提出，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才在‘八大’报告中写进了反冒进的内容，到定稿时确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么一个方针。”邓力群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7日)。在这里，《论十大关系》被直接和反右倾保守划了等号。综合邓力群的回忆，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曾经在内部明确过以《论十大关系》讲话作为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当时仍主要还在反保守的范围内，而且时间也不长，至1956年年中确立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后，八大报告起草的思想就被扭转了过来。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当时党内就是在反保守的方向上理解《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呢?也不尽然。邓力群的回忆多少会受到之后《论十大关系》讲话长期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相联系的影响，而加强了讲话反保守的印象。事实上，《论十大关系》讲话本身既包含了快速推进国家建设的意愿，也包含着理顺关系、综合平衡的思想。讲话中提出的众多强调综合平衡的思想在八大报告中都有明确体现，只不过这种影响并不一定能够上升到指导思想的程度。我们看到，八大政治报告不仅没有说明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甚至都没有提到《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实际上，不仅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在毛泽东的开幕词、周恩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乃至其他代表的大会发言中，均没有提到《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作为指导思想的文献在整个会议期间从未被提及，这是很难说通的。所以直接简单地说八大政治报告是以《论十大关系》讲话为指导的，看来并不妥当。这一说法在党史中被重视和强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论十大关系》和八大路线一起被当做中共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正确方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党的八大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一章的开篇即说：“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这个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75页。)，从而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二者的直接因果联系。
五、公开发表与历史地位的界定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粉碎“四人帮”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其实是一次全国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也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首次面对全国的干部。《论十大关系》是这次会议集中学习的文件。华国锋在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认真地深入地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会议就是贯彻执行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即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3周年纪念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论十大关系》成为揭批“四人帮”、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掌握《论十大关系》这个强大武器，就可以把‘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许多谬论打得粉碎，就可以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任竹：《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热烈欢呼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9日。)《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随后成为当时“学好文件抓住纲”中要学习的两大文件，“要首先认真学好两个重要文件。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都应当自己带头学好，真正吃透文件的精神，着重领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华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1977年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论十大关系》的运动。检索《人民日报》数据库，1977年全年《论十大关系》出现406次，而从1957年到2000年，《人民日报》提到《论十大关系》也只有597次，可见当时对这一文献的宣传和学习确实盛况空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论十大关系》仍是一个时期内被突出强调的毛泽东文献，但地位界定有了些变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论十大关系》是唯一一篇被提及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页。)。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次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首次把《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八大的主要文献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论十大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3页。)。负责起草叶剑英讲话的胡乔木在情况说明中说：“这次稿子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确了，说毛主席的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请大家注意斟酌一下。”(《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胡乔木的这一论述，对新时期《论十大关系》地位的再界定有重要意义。不过，叶剑英国庆讲话对毛泽东主持制定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仍予以充分肯定。到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经认为“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对《论十大关系》的定位是：“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18页。)。至此，《论十大关系》脱离了与多快好省总路线的联系，形成了今天的文献定位。
六、余论
需要说明的是，对《论十大关系》形成和传播中的史实和观点进行补充和讨论，不是否定《论十大关系》的经典文献地位，而是要更深入理解这种历史地位的由来。如果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7页。)，那么就不能只狭隘地从毛泽东本人对文献的认识和阐释来评判文献的意义，而是要结合文献的实践和传播过程，结合中共领导集体对文献的阐释和发展来认识文献本身。
《论十大关系》是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的重要理论探索，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代表性文献，也是中共领导集体共同探索的成果。毛泽东讲话开篇就说明，《论十大关系》是政治局听取汇报的结果。虽然毛泽东本人后来更多的是从调动各种力量、多快好省的角度来阐释《论十大关系》，但既不能由此否认中央领导层集体探索所体现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不能由此否认《论十大关系》在此后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曾任中顾委秘书长的李力安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曾为扭转探索中的失误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进行过多次艰苦的努力，而每一次努力都无一例外地把《论十大关系》及其所阐述的观点作为纠正错误的指导思想。”(李力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40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这样的判断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9页。)邓小平1975年在主持中央工作时，“各方面关系非常复杂，斗争尖锐。很需要用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做指导来处理好各种关系……邓小平重视《论十大关系》的原因，在于他要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做理论依据，统一大家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程中原：《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1976年底《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确实也为揭批“四人帮”，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发挥了巨大作用。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运动，并不只是让全国上下学习文献本身，更是由此为契机，开辟新的历史。
综上所述，对《论十大关系》形成和传播相关史实和观点的考求，重建文献的背景和语境，不仅有助于对文献本身有更深切的把握，也有助于对中共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艰辛有更深刻的理解，还将使我们对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更清醒的认识。应当明确的是，对今天所处方位的确定性和所走道路的正确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充分认识和理解之上的，而非相反。(本文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5期，摘自2013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