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苏联垮台是经济原因”
——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6)
“通常认为苏联垮台是经济原因，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改革派意识形态专家们作为在增加享乐的道路上胜利挺进的典范，把西方当作光明的神话提供给苏联人民。改革进程灌输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梦寐以求。从80年代末起，时髦把“别人的家园”理想化、把自己的家园看得一钱不值。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民族灾难。
女院士T·扎斯拉夫斯卡娅断言，“苏联满负荷工作人数在经济状况差的部门占17%，强的部门占32%”。这两个数字郑重其事地反复出现在学术刊物上。这种武断说法，充满对劳动群众的轻蔑鄙夷。那种“半遮半掩地认为苏联人大都是懒汉”、“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干得太少”的意识形态谎言，深入苏联上层社会的精英阶层。
为放弃苏联模式，曾经起劲地宣传私有化。
从1991年起，大力宣传私有化是美好理想的神话。理由是，“必须对工业实行私有化，因为国家没有能力维持亏损企业。由于工业亏损，我们已经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实际上，1990年，苏联不盈利工业企业亏损总额仅仅25亿卢布，而1991年上半年，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城市公共事业却亏损55亿卢布，整个预算赤字高达10000亿卢布。
同时制造了两个经济神话。
一个是关于钢铁的神话。为了说明“计划经济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计划本身”，一个十分荒唐的论点流传开来;“苏联生产的钢远比美国多”。美国压缩钢的产量，是因为美国战后年代生产的钢几乎比苏联多10亿吨，可以从第三世界得到钢材，而且大部分材料已由新的合成材料、塑料等代替。它已经完成大量使用钢材的建设项目，投入的钢是苏联的2.5倍。我们的经济迫切需要钢。凭什么把美国作为我们的决策标准?
一个是关于拖拉机的神话。1989年，阿甘别吉扬院士在翻译为各种文字、西方广泛引用的《经济改革》中宣扬，苏联拖拉机过多，现存拖拉机数量是农业实际需要的3-4倍。欧洲定额1000公顷土地需要120台拖拉机，日本440台，苏联1988年只有德国的1/10、日本的1/40、波兰的1/7。俄罗斯国内购买拖拉机的数字是，1991年21.6万台，1992年15.7万台，1993年11.4万台，1994年3.8万台，1995年2.5万台，1996年2.5万台。改革以来，对农业技术设备的需求下降90%。
戈尔巴乔夫改革惯用的关键词，是苏联时代“由于短缺而窒息”。“短缺”，在常规的语言中，意思是不足。到西方访问的苏联人遇到西方女性的提问：苏联有针织品吗?苏联缺这少那，简直成为不可动摇的看法。一位西方大学教授用图表曲线解释苏联类型的经济布局，结论是“苏联根本没有农业”。电视里还出现“苏联没有性生活”的说法。
改革使生产降低一半。即使从纯粹“市场”的角度看，改革也造成了苏联商业史无前例的达到危险程度的短缺。苏联时代规定，商业货物和食品储备量必须足够80天正常零售，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非常事态。在改革进程中，商品储备量却降低到只够20-30天。1998年10月1日这天，圣彼得堡各仓库仅有够14天零售的食品和其它货物。这种势态，只能以不付工资和退休养老金来调控。借助于一套改革新词语，这种危险的短缺，被说成富足有余。
2002年2月举行俄罗斯延期偿还伦敦俱乐部债务的谈判，电视大喊大叫“苏联债务”、“苏联债务”。其实苏联模式经济条件下并无债务，而是它的友好国家欠它800亿左右美元的债务。它的黄金储备曾经达到2000吨。债务是改革以来的事情，由反苏的经济改革造成。要说债务，是反苏改革欠下的债务。
俄罗斯联邦总统直辖分析中心主任M·乌尔诺夫发表电视讲话：“到1917年的时候，俄国已经是一个兴旺繁荣的农业国，但是共产党人却把农工综合体搞得像如今这样破败。”这是赤裸裸的谎言。
1909-1913年全俄粮食平均总产量7200万吨。1976-1980年，全苏粮食平均总产量达到20500万吨。十月革命前总粮食平均单产7-8公担/公顷，从事农业劳动总人口5000万，效益相当低下。苏维埃时代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两番，农业劳动力却减少一半，效率提高8倍或者说翻了三番，农村提供的资金不仅保障了苏联的工业化，而且支持了战争。
1917年以前，自己不够吃，却要出口，农村全部剩余产品被残酷地征收。多少发达一些的国家，人均生产粮食在500公斤以下者，都进口俄国粮食。俄罗斯在创纪录的1913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过471公斤，当然压缩国内消费出口粮食。正常年景，官方规定“生活最低限度”为每年12普特粮食加土豆，仍然出口粮食。俄罗斯走向饥荒，革命在逼近。
苏联改革掀起宣传家庭农场、挤垮农村苏维埃制度的运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说是“一块坠在国家脖子上的石头”。一般说来，知识分子赞成家庭农场而反对集体农庄，相信集体农庄全部亏损，支持扼杀集体农庄。
从集体农庄强行划走910万公顷土地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7.2%，转让给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农牧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牛奶1.6%，肉类1.8%，土豆1%，粮食6.2%，自己吃掉全部产品，甚至无力保障牲畜的饲料。只有靠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尚能惨淡经营。公有成分被斩尽杀绝之日，就是家庭农场寿终正寝之时。这种“石器时代的水平”，肯定破产拉倒。
集体农庄情况怎样呢?1989年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个中常年份——全苏集体农庄24720家，亏损275家，占1%;亏损额4900万卢布，相当于盈利总额的0.2%;集体农庄总体盈利率38.7%。我国的院士和记者撒谎，谈论苏联农业的巨额亏损和补贴。恰恰是在西方，农业不是一个市场化的部门，而是一个靠国家补贴维持的财政预算资助部门。24个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平均财政补贴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50%。其中日本和芬兰达到80%。每个农场主的年均补贴大约3万美元。美国1986年给农业的财政补贴预算拨款587亿美元，而且在不断增加。和西方情况相反，苏联农村补贴城市。1999年，全俄农村得到的国家财政预算补贴规定25亿卢布，相当于1亿美元——这只是预算，实际上给的没有这么多。
戈尔巴乔夫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时代上台。在1988-1989年激进改革之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3.5%，生产投资额巨大，而且投资额一直在增长。这些数据在美国中央情报局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情况的报告中得到证实。甚至1989年，90%以上的苏联公民，都没有预感到国家将出现任何经济困难。
苏联时代，每个孩子餐桌上都有奶油和满满的砂糖罐，居民占全球6%却生产全球16%的食品。人均年消费肉类75公斤，其中2公斤进口，同时出口10公斤鱼类。人均年消费奶类和奶制品341公斤(美国为260公斤)，在反苏意识操纵中进行调查，还有40%的人说牛奶消费不足。亚美尼亚1989年牛奶人均消费480公斤，62%的人不满牛奶供应情况。苏联人均年消费砂糖47.2公斤(美国28公斤)，但是52%的人认为砂糖太少，格鲁吉亚不满的人达到67%。1989年，苏联人均每天蛋白质摄取量98克。1996年，俄罗斯人均每天蛋白质下降到55克。
改革带给人民什么呢?俄罗斯当局《关于1992年俄罗斯联邦国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国情报告》承认：“饮食质量主要由于动物食品消费量下降而大为恶化”。1992年鱼类购买量只有1987年的30%，肉类禽类、奶酪、鲱鱼、糖购买量只有50%-53%。20%接受调查的10岁和15岁两个年龄段的儿童，食物蛋白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水平。接受调查的妇女的50%以上，蛋白质消费量低于成年人安全的消费水准。
面对这样的事实，《消息报》还在鼓噪父辈祖辈的“虚无缥缈”和“无论多么沮丧沉痛，在看得见到将来我们还是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
苏联工人一天工资6-7卢布，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饮食、住房、交通)方面，和西方工人(小时工资8-10美元)大致相当。70年代，一个在苏联工厂工作的人1小时的收入，平均可以买35个大面包，或者60公升93号汽油。今天俄罗斯工人1小时的收入，平均不到半个美元，相当于两个大面包或者两公升汽油。住房是苏联体制免费提供的主要福利，并在宪法中规定下来。90%的苏联工人家庭有单独的住房。由于苏联是住宅建设最多的国家，工人住房条件在稳步改善。医疗也是这样。
但是意识操纵却产生这样的现象——在改革取消免费住房和医疗的福利的时候，工人要么没有反对，要么答应了;拥有150万熟练工人和工程师的城市新西伯利亚，竟然两次投票赞成叶利钦!
完全就业，是苏维埃制度的不争的基本社会福利。连戈尔巴乔夫也宣布，苏联永远不会有失业。改革的1987年，《新世界》杂志声称，苏联非有失业不可。1988年，这种论调充斥苏联新闻界，而且宣传运动由苏共的党报党刊进行。《文学报》刊登尼·阿莫索夫宣传失业的文章，拒绝刊登对此进行批评的文章。工会也来宣传失业有理。1991年3月，苏联的工会出版社推出一部大经济学家领衔的《市场经济：道路的择定》，公开鼓吹失业。这是一种具有极权主义特色的宣传运动。
1990年，苏联当局的幕僚称，仅物质生产领域，就要有1500万到2000万人下岗。苏联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刊出《苏联最佳水平的失业率》，宣布这个“最佳”的失业率为13%。在拥有1.5亿劳动力的苏联，这个13%，就是2000万!
苏联科学院刊物登载这样的文章，成为苏联人文知识分子道德退化的明证。失业是一种社会病证。美国失业率每上升1%，就会带动凶杀案增长5.7%，自杀者、囚犯、精神病患者分别增长4.1%、4%、3.5%。在苏联主张失业，意味着什么呢?这就仿佛在完全根绝结核病的国家，主张扩散科赫式杆菌，并且创造出结核病发病率13%、也就是让它殃及2000万人的灾难!
“当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迫说出关于失业的全部不道德的言论。”雅科夫列夫坦就说，“所有关于自由、道德和公民社会等等，全都是胡诌瞎说，人对人是狼——这就是我们的真理!拼命地捞吧，伙计们，今朝有酒今朝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