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为戈尔巴乔夫的方向路线错误作辩护(上)

　　——评左凤荣对苏联剧变教训的片面解读

　　2013年06月03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3日第458期 作者：郑秋实

　　【核心提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般性的、具体政策措施的错误，而主要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改旗易帜”的方向路线错误。

　　笔者看到中央党校左凤荣《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以下简称“左文”)一文。该文断言，电视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片面解读苏联剧变教训，“基调不是实事求是”，“不客观，不科学，不能以理服人”，“误导观众和读者”，“抱残守缺，为旧体制大唱赞歌”，“起误导改革的作用”。这样的评论出人意料。其实，恰恰是左凤荣自己不实事求是，而又强词夺理，对苏联剧变教训作了片面解读，甚至蓄意掩盖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路线错误，竭力为戈尔巴乔夫辩护，推卸其对苏联剧变应负的重大责任。基于此，笔者对左文(包括左凤荣其他有关文章)提出一些看法。

　　决不能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这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对苏联剧变必须进行综合分析，既要看到内因，也要看到外因;既要看到现实原因，也要看到历史原因。但在综合分析时，必须分清主次，找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关键性、决定性的原因。

　　左凤荣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她强调，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源在体制;“表面上看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其根源还在于斯大林体制”，“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本末倒置的，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这里涉及两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

　　第一，必须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笔者认为，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评价，决不能全盘否定。苏联模式是几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客观上需要把权力集中在苏共中央手里，以汇集一切力量来巩固苏维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种高度集权体制之下，苏联通过多年努力，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发展了科学文化，使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打败了希特勒德国，挽救了欧洲和世界文明。这样伟大的历史功绩都是客观事实，任何人都否定不了。

　　当然，苏联模式也存在严重弊病。例如，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迷信滋长，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计划经济片面化，忽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的作用，片面发展重工业;理论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文化领域缺乏创作和学术自由;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进行改革。但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决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的方向、公有制为基础等，这些基本原则都必须加以坚持。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决不能“改旗易帜”。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执政时，苏联面临改革的客观形势，他当时强调苏联必须进行改革，这应该说是对的。问题在于，他在改革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更走上了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及“改旗易帜”的邪路。

　　左凤荣说，戈尔巴乔夫“否定斯大林，都是改革的需要，这与我们否定十年‘文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是一个道理”。这种说法混淆是非，毫无道理。怎么能把中国的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混为一谈。中国当年否定“文革”，“拨乱反正”，但并没有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因为毛泽东主席晚年有错误而全盘否定。当时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同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过去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具体的体制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必须实行改革开放，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否定“文革”后实行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不走苏联当年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却强调要“根本改造”和“摧毁”斯大林体制，全盘否定斯大林，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改旗易帜”，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导致“亡党亡国”。

　　历史事实说明，导致苏联剧变的关键性原因并不是斯大林体制，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可以断言，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改革过程中按照戈尔巴乔夫这套办法去做，都必然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恶果。然而，左凤荣在谈改革时根本不提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为了给戈尔巴乔夫作辩护而故意不提，还是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路线是正确的呢?

　　决不能回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关于苏联当年的改革，左凤荣很少涉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即使不得不提，也是轻描淡写，竭力回避要害。她只是说，“戈尔巴乔夫也犯了一些错误”，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快了，相应的法制建设没有跟上”，“加速战略”不对头，“反酗酒”运动搞错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改革“不切实际”，“许多改革措施出台得过于匆忙，政策改变太快”，“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激，面铺得过宽”，“没有给予民族问题以更多的关注”，以及“用人的失误”，重用了叶利钦等人，等等。

　　其实，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一是他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那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应当加以“摧毁”，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使改革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二是他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行西方式的“新闻自由”，禁止“任何政党”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不允许苏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管理舆论工具，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

　　三是他强调“彻底革新”苏共，改变党的性质，使苏共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党”。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标志着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不再提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再提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而强调苏共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四是他主张“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大力推动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和“自由选举”，导致反共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并一步一步夺取国家政权，而苏共则不但丢失政权，而且迅速崩溃，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彻底摧毁。

　　五是他放任民族分裂主义猖獗，对联盟国家的解体无所作为。他虽然不赞成苏联解体，但没有采取任何果断措施，始终坚持“人道”和“民主”的原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放任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他的所作所为，实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对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面对车臣宣布独立的民族分裂势力，叶利钦和普京都态度鲜明，发动两次车臣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总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般性的、具体政策措施的错误，而主要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改旗易帜”的方向路线错误。如果像左凤荣那样回避要害，避重就轻，只轻描淡写地列举一些具体错误，实际上就是为戈尔巴乔夫作辩护，也就是认为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