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一间只有35平方米的土砖房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了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
胜利比预期快得多地到来了。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经得起考验，不做“李自成”?1949年3月，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提出了发人深省的“两个务必”。
两周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经28年奋斗，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踏上“进京赶考”的征程。
1947年5月，朱德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陪同，骑马沿滹沱河逆流而上，把沿岸村庄一一看了个遍。一行人的目的，是为中央工委打前站，在太行山与华北平原衔接的平山地区选择一处落脚点。
沿河走了30多公里，潘开文他们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就渡过滹沱河，站在高处四望，只见周围百花遍野，麦苗茫茫如茵，好一派江南三月般的宜人风光!但附近的几个大村都暴露在平原上，虽然交通方便，但不利于防空。
这时，仅有几十户人家的西柏坡村映入眼帘。绿树掩映的小村在一个山坳里，刚好背枕高山，面临汹涌的滹沱河，西连太行山深处，东对华北平原，占尽风光。
潘开文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晚就住在这个村里，老百姓对解放军特别热情。和现在复建的西柏坡大院不同，当时村内的房舍不像现在建在平地上的那样集中，而是沿着山脚拉成一溜儿，像敌机轰炸时紧急疏散开的士兵。民房虽然被日本人烧了，但石基结实，盖个顶就可以住。
三人都看上了这个地方，潘开文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做了标注，并在地图边上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小字：地理位置适中，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
在当年的地图上，西柏坡还是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山村。但当地图摆在刘少奇眼前时，他不由得感叹，怎么会这么巧，偏偏是这里!
存人失地，地可复得
刘少奇是怎么知道西柏坡的呢?这还得回溯到两个月以前的3月18日，那时的延安已经是一座空城。
延安的群众、中共中央各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已经撤走了。临走前，他们坚壁清野，哪怕是最不值钱的咸菜罐子都已埋入地下。
下午，枪炮声在城内任何地方都隐约可闻，前线消息说：胡宗南的军队离延安不足10里地!让人揪心的是，毛泽东仍在王家坪的窑洞里，迟迟未走。
一颗重磅炸弹在窑洞前不到20米处爆炸，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卫士们赶紧冲进窑洞，却见毛泽东正用手拂去桌上的尘土，然后又坐下，拿起地图，在上面画出一道直线。
彭德怀也闻讯赶来，他为毛泽东的这种胆量焦急，但毛泽东仍一面抽烟一面吃饭：“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是什么样子。”“老毛。”彭德怀急得直吼，“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这才站了起来，一边收拾桌子，一边笑着说：“老彭同志啊，你好厉害哟，我执行。”临走，他还慢悠悠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
这是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第一次遇险。
在延安外围，国民党军队正在迅速逼近。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又集中兵力对延安发动了“重点进攻”。蒋介石麾下的胡宗南夸下海口，不打进延安就不结婚。这回，毛泽东成全了他。
“不就是几座窑洞吗?”毛泽东对誓死捍卫延安的军队说，“失掉一座空城算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当时，共产党在陕北可调动的兵力只有2万人，而胡宗南有23万军队，毛泽东让大家不要太在意土地得失，他说：“胡宗南就像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然后就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剁掉了。”
最终，解放军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地人皆失”的歌，主动撤离了延安。
3月18日晚，在敌人的炮火中，毛泽东也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消失在山川之间。
冲进延安后，胡宗南大摆宴席，迎娶新娘，并急切地等待蒋介石将延安更名为“宗南县”，以纪念这次胜利。蒋介石也飞到延安，他对记者团预言说，将在3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消灭解放军。蒋介石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口气和他一样大：“他们打到延安来，咱们就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向哪里走?十天后，党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即著名的“枣林沟会议”。
会上，刘少奇提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去晋绥或晋察冀寻找新的落脚点;我和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
围绕谁走谁留的问题，毛泽东与任弼时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决定将中央机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只带很少的机要、通信、参谋人员和很少的警卫部队，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并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寻找适当的工作地点。
3月31日晚，狂风呼啸。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被称为“五大书记”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田庄分手。
夜色中，毛泽东跨上马背，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带着600余人悄悄向西。此后，他们转战陕北一年零5天，途经12个县，居住37个地方，行程2000余华里，给蒋介石吃了一剂迷魂药。刘少奇、朱德等人则乘坐仅有的汽车，东渡黄河去晋绥边区。
中央为什么要分开? 有点战略眼光的人都会看得出来。如果住在陕北的那个“总司令部”，万一发生意外，那么，住在晋察冀的“总司令部”便可立即发出命令。每个“总司令部”都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将相俱在!另外，刘少奇、朱德为中央另觅新址，等毛泽东甩掉了胡宗南，正好到华北指挥全国战争。
到白毛女的故乡去
朱德、刘少奇带领中央“工委”去寻找新的中共中央落脚点，毛泽东在临别之际，握住刘少奇的手，说了一句：“你们先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正因为如此，刘少奇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在和聂荣臻商定中央“工委”住址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
聂荣臻回答：“就在平山县西柏坡!”进而又介绍说：“甭看喜儿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可那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连那里的老百姓都有这么一句顺口溜——黄河之水富宁夏，滹沱河水富平山，西柏坡啊赛江南。”
其实，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聂荣臻就曾经介绍过这里。
当时，针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问在座的将军们：“倘若我们战斗失利，中央往哪里退却?”
顿时，会场沉寂下来。坐在毛泽东对面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却开了腔：“要是我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晋察冀根据地那儿去，那个地方到处是高山大岭，林深草密，便于打游击;太行山连绵几百里，水草肥美，安得下千军万马，还怕容不了我们中央机关几千人。”
聂荣臻一停口，有人问道：“这个地方具体叫什么?”
“平山嘛，你们没听说过?俗话说，平山不贫，阜平不富。”聂荣臻充满信心。
毛泽东听到“平山”二字，心中怦然一动，在此以前，他已多次听说过平山。抗日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平山团”就出自这里。“平山团”后来调到陕北担任延安卫戍任务，又参加了南泥湾垦荒，毛泽东与平山人多有接触。
也许，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打下了腹稿：一旦情况有变，可以选择平山作为革命大本营。偏巧，1947年国民党军队围困延安时，又出了《白毛女》这么个让人牵肠挂肚的故事。
白毛女的传说出自平山县境内天桂山上的“白毛仙姑洞”。当初，把这个传说编成故事推向延安的作者就是在平山县土生土长的作家杨润身。
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没有到过平山，但他连西柏坡村的柏树传说都知道。
不过，中央“工委”的选址事关重大，需要从将来指挥全国着眼，光靠一个传说当然不行。可是，让刘少奇没想到的是，“工委”派去打前站的一行人沿着太行山脉寻找了几天，最后选择的也是西柏坡。
作为中共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周恩来语)，此后的西柏坡大事频发，与三大战役、土地改革、七届二中全会，乃至新中国成立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局面展开，胜利可期
1947年7月初，朱德、刘少奇和中央“工委”以“工校”名义正式进驻西柏坡。出于安全需要，朱德称“朱校董”，刘少奇称“胡校长”。老乡们私底下议论，这个“学校”有五多：车马多、天线多、手枪多、哨兵多、首长多。
当地老人们说，平山是老解放区，许多人家里都有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加上朱德经常外出散步和老乡们聊天，大家早就认出他来了。但忠厚的老百姓都不向外乱说，而把首长们称为“大先生”。
4个月后，毛泽东也到达了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米脂县杨家沟村。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老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预言全国范围的大反攻“局面展开，胜利可期”。
果然，形势急转直下。随着冬去春来，共产党也打起了阵地战、歼灭战，而且厮杀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统区进行。1947年年底打下的石家庄，更是开创了解放军用攻坚战术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体。
华北大局已定，毛泽东便率领中央“前委”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进发。离开陕北那天，刚好有消息传来，彭德怀已收复延安。毛泽东口授电报说：“去年3月19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一切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
虽然毛泽东意气风发，但好事多磨，此去西柏坡坎坷颇多。先是在五台山遭遇了罕见的暴雪，汽车难行，毛泽东一行顶风冒雪走上了五台山。5月18日，在晋察冀军区所在的城南庄，他又遇敌机轰炸，被聂荣臻救了一命。
那天，聂荣臻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便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去，只见毛泽东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准备休息。聂荣臻心里非常着急，却用很轻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在床沿上，镇定而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聂荣臻想，不能再耽搁了，便命警卫员取来担架。取来担架后，聂荣臻向冀晋纵队司令赵尔陆递了个眼色，两人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员，赶忙七手八脚地接过担架，一溜烟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炸弹如雨点般落下，一块弹片刚好落在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里，还有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三枚炸弹没有爆炸，平躺在门前。看到这些，连毛泽东都觉得后怕了。许多年以后，毛泽东见到聂荣臻，还指着脑袋开玩笑说：“没有你，我就没有这个。”
敌机轰炸一事，一直是个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从大同接收了敌人档案，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敌人收买了当地的孟宪德、刘从文，提供了轰炸目标。轰炸失败后，他们还准备投毒，因聂荣臻防范甚严，而未得逞。
5月26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至此，在陕北暂别的“五大书记”又走到一起。
他们分开仅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到1947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第一线的突击兵力，已下降到只占开始进攻解放区时总兵力的34%。人民解放军则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磨盘上布下了雄兵百万
虽然实力上几乎与国民党势均力敌了，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大院，不过是一排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大院自东往西，依次住着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住在大院后面的三间新房，这三间房本来是给毛泽东盖的，但毛泽东不肯住，执意让给了朱德。房前有个大院，朱德便常在晨风中习拳舞剑。
毛泽东的房间又矮又小，连个通风的窗户都没有。五大书记常常在这里开会，屋里太闷，他们就围坐在小院里一棵高大的楸树下。楸树旁边有一个磨盘，每遇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便常来推碾，周恩来在另一边帮忙。现在西柏坡还流传着这样的佳话：磨盘上布下了雄兵百万。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房舍之间，四间被打通的土砖房，就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里不到35平方米，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一局三科共用一室，根本没有腾挪的余地。两厢的平房里，住着全体警卫和参谋人员，全部工作人员不到30人。
时任军委作战室副主任的张清华说，当时作战室只有十来个人，人虽少，却把敌我两军的编制、序列、兵力部署、战场态势掌握得一清二楚，既要汇报敌情，又要统计战绩、公布战报，五六个参谋管全国，工作效率极高。
作战参谋赵云慈负责标图，在他的记忆里，“那张从战场上缴获的黑白图，总是赶不上战局变化”。他们先是用电光纸剪成三角形，粘在大头针上代表双方兵力，在地图上搬来搬去。后来用红蓝铅笔，再后来“红蓝铅笔也赶不上用了”，就用自己纺的毛线涂上红蓝两色代表两军。
“那时候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天天往毛主席屋里跑，再大的事情，三个人一碰头，就下了决心。”张清华说，毛泽东主要管打仗，他的卧房连着办公室，身边有两部立式军用电话和两个土造的电铃。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周，并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泽东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
负责传送电报的刘长明说，毛泽东一小时就能起草两三份电报，电台常常是这份未发完，下一份又送到了。一个电报从毛泽东起草，到机要室登记，通讯员发出，三环相扣，有力地争取了时间。周恩来曾经幽默地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枪，二不发人，就是天天发电报。”
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1975年被特赦后，走出战犯管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柏坡看一看。他想知道，毛泽东怎样在短短4个月内，就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
迈进军委作战室的门，黄维站住了。借着幽暗的光线，他打量着屋子里简陋的一切，站了许久。对于失败的原因，黄维在27年间已想过不少，可面对这小土屋，他不由得低下头，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国民党当败，蒋介石当败啊!”
199封电报
1948年秋，中央机要室和作战室里，电键声声、电话频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小土屋里彻夜灯火通明。机要参谋、作战参谋们手持电报在机要室、作战室和领袖们的土屋之间跑出跑进，显得格外繁忙。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要打大仗了。此时，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比1缩小到1.3比1。决一胜负，已是迫在眉睫。
三大战役，东北居首。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各个歼灭”的战略，命令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
大战在即，中灶食堂的炊事员直发“牢骚”：“真是废寝忘食了，夜里熬通宵，白日也不睡觉。送去的饭放凉了还没吃，重新热过，又放凉了!”
但是，从对辽沈战役发出第一道命令算起，过了两个月，还没听到东北前线打仗的动静!原来，毛泽东命令打南面的锦州“关门打狗”;林彪却要打北面的长春，想把门打开，把狗撵跑。
西柏坡和东北隔着千山万水，但这并不妨碍我党内部统一认识，协调部署。锦州战役打响之前，中央与东北野战军之间往返了20多封电报，有些电文长达几千字，而间隔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最后以毛泽东“甚好，甚慰”的电文收尾。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也产生了分歧，一时间，专机频繁起降于沈阳和南京，但将帅之争愈演愈烈，直到锦州战役打响仍无决策。
两个月的辽沈之战，西柏坡共起草了46封电报，连从哪儿“开刀”都说到了。从打响到结束，共用52天，林彪部队虽然伤亡6.9万余人，却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
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4天，淮海战役又起。西柏坡起草电报命令64封，其中包括作战方针和各个阶段的作战部署。如“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扫除徐州以东之敌，断其海上退路。打法是，先来个中间突破，然后全歼黄伯韬。”刘伯承与邓小平看了这封电报心领神会地说：“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最后时刻，黄伯韬骑在屋脊上翘首南京，但南京只给他空投了一封言之无物的慰问信。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队55万多人。正如朱德在西柏坡指出的：“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再往后，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
淮海战役结束后21天，平津战役也结束了。由西柏坡发往平津前线的电报89封，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通过这199封电报，小小的作战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
一纸吓退十万兵
三大战役打得这么顺利，我党隐蔽战线的功劳不小。辽沈战役中，党中央在西柏坡遇险，也是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化险为夷的。这出现代“空城计”不摇羽扇，不抚瑶琴，靠的是新华社的一篇电文。
为了挽救辽沈战役败局，蒋介石亲赴北平，与傅作义想出了个“穿心战术”，准备偷袭西柏坡。不过，就在傅作义密令发出的当晚，《盖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就在饭局上从老乡嘴里套出了这一阴谋。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从河北泊镇向党中央发来特急电报：10月28日拂晓开始行动，敌人10万机械化装备的部队正向保定集结，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务必做好准备，以防不测。
此时，中央机关以及机要文书档案、中央保育院、幼儿园等，都刚刚从延安搬来，西柏坡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总共不过1000人。杨尚昆回忆，当时西柏坡周围的机关已经开始向深山里疏散，但毛泽东就是不走。
10月26日晚，毛泽东忙完手头的工作后，自言自语：“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身边工作人员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如何给傅作义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后来收录在《毛泽东文选》(第5卷)里。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中，把傅作义的偷袭计划抖搂得干干净净，甚至连参战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方案、任务等都说得清清楚楚。并评论说，解放军已经紧急动员一切力量，要全歼偷袭之敌。
这篇评论由新华社向全国公开播发，并在解放区各报公开刊登。蒋介石、傅作义自然大吃一惊，他们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急令部队撤回北平。直到11月3日，他们才搞清，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并无重兵守卫。据说，蒋介石后悔莫及，有部下建议他再杀个回马枪，蒋介石长叹一声说：“晚了，这次共匪可是真有准备了。”
不要冲昏了头脑
三大战役打得轰轰烈烈，但西柏坡却安静得很，没有庆祝胜利的锣鼓，更听不到轰隆隆的炮声。当蒋介石在各战场飞来飞去，做垂死挣扎时，毛泽东却漫步在田间小径上，他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不能胜利，而是敢不敢胜利。
俄语翻译师哲不解其意地问：既然能胜利，怎么会还不敢胜利呢?
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中共七大以来，共产党人已经有意识地将目光转向城市。但是，形势逆转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正如刘少奇所担心的，如何治理国家确实是一道难题。
石家庄是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但部队、民兵、民夫和后方机关入城后便各自为政，出现了哄抢物资、搬拆机器的现象，致使石家庄的工业生产受到了破坏。
刘少奇看到《新石门日报》上连篇累牍刊登贫民游斗工商业者的报道后，立即做出了严厉批评：将这种错误登上头版头条是错上加错。随后，他又派陈用文到石家庄纠错，陈用文临行前，刘少奇亲自接见，头一句话就是“石家庄永远是我们的了，一切工作都要长期打算，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批国民党士兵接受改编，解放军内部甚至出现了打骂群众和地方干部等错误行为。这些都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警觉。他说：“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就会好一些。”
“决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对此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早在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连载了一篇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记述了李自成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仅20多天，即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便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根据会议发言形成的《学习和时局》一文是这样陈述的：
第一次是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达武汉，一些同志骄傲了，忘记了国民党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打了一次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了，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自以为了不得，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结果使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这些重大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就会犯路线、政策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
然而，与此同时，国统区则正在以《中央日报》为首，对同一篇文章发起“围剿”，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在“影射当局”，为此不惜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
如果用这件事情来审视角力的国共双方，一方虚怀若谷、不断自省，另一方则掩耳盗铃、盲目自大，实则胜负已分。
次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话时，又意味深长地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晃近四年，黄炎培提出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毛泽东面前。眼前的胜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胜利都要大得多，毛泽东还没进城，就估计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决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5日，是个艳阳天。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齐聚西柏坡，出席了新中国建立前夕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为七届二中全会拍摄纪录片的苏河清清楚地记得，会场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儿，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土坯垒墙，檩条搭顶，没有椽子，将苇帘直接搭在檩上，上面便抹泥封顶了。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缺点是连电灯都没有，只能借助自然光进行拍摄。
会场中，除了主席台上铺着的虎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这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回来的，开会间隙，委员们都上去摸摸。开会时，委员们也没有固定的座位，除了主席和几位书记坐沙发外，大部分同志都是自带椅子、凳子、躺椅，散会后，还要自己再搬回去。由于没有扩音设备，发言人只能站在主席台右边大声喊话。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
他特别强调：在胜利面前，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还给各级领导及党员，同时也是给他自己，定下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杨尚昆回忆，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恩、列、斯和朱、毛的画像，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中最后一条，即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关于进城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够清楚了，可在临进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中直机关各部、委、办的头头们，叫到他那间土坯屋，给他们讲：我们要准备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京不是去享福，决不可像李自成进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不当李自成这一点呢?三百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李自成进北京，因为没有戒骄戒躁，部分将领腐化，内部发生斗争，从而导致失败。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有句俗话传说了几百年：“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却只坐了18天!”
305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也要进北京了。共产党南征北战打了20多年，好不容易取得胜利，会不会重蹈覆辙?当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这天下午，警卫员李二亭陪毛泽东在村边散步。毛泽东有意识地考问：“二亭，你想没想过，我们进了北平以后，你想干什么?”
“进了北平，头一件事是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也高兴高兴，知道我们进北平了!然后……”
“然后再干什么?”
“我想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我们能休星期日的话，我要逛遍北平城，也不枉活一世!”二亭老老实实地对主席说了心里话。
“我们既然进了北平，决不会像李自成只住18天，我们住下来就永远不走了。北平城迟早会让你逛遍的，不必那么着急。写信告诉家里倒是好事，但也不用立即……”
只隔了一天，李二亭他们的警卫班，收到了一份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
一、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
二、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剧院、影院等公共场所。
三、保守机关机密。不知者不求知，知者不外传。出门不带文件，不带武器。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
一共订了八条，也叫“进京八项注意”。
1949年3月22日晚，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难以入睡的一夜。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批阅完文件后，又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临睡前，他嘱咐说：“9点以前叫我起床。”
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指示李银桥：“不要9点叫醒主席，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因此，到了10时许，警卫员才叫醒毛泽东。周恩来前来看望毛泽东，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泽东笑道：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正像毛泽东说的，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阳春三月，中共中央进军北平，要开创一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