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抗美援朝战争？

——评抗美援朝该不该、能不能、嬴没嬴、值不值的质疑

张亦民

6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为祖国、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世界和平进行的正义战争。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壮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拐点，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敢于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一战，是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真正站稳脚跟、挺起胸膛、找回自信与尊严的一战。正是这一仗，为中国争取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走上世界民族之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伟大祖国的重新崛起献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礼。

然而，长年来总有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从不同立场歪曲诋毁抗美援朝战争，将我方从决策到战争整个过程中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加以指责，从敌方资料库搜集到的资料作“真相”为美国辩护。说什么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一场大战”，“战争对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战争虽然“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等等，不一而足。将各种说法归结起来，就是抗美援朝这场战争该不该打、能不能打嬴、嬴了没有、嬴得值不值得四个问题。本文就围绕这四个问题谈谈认识，供批评指正。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究竟该不该打？

抗美援朝这一决策之难下，不仅难在新中国成立刚一年，旧中国遗留下来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的烂摊子急待收拾，也难在中苏朝三国之间关系处理上。

朝鲜南北分治的根子，在于美苏两强拿别国主权搞交易的雅尔塔协定，而南北朝鲜的统一，则是朝鲜半岛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不论是李承晚的“北进统一”，还是金日成的南进战略，都离不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背景因素。因此，朝鲜的决策离不开苏联的意旨。中朝之间是邻邦关系，友邦临危、邻邦相助、理所应当，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相助也要有苏联的装备支援，所以当年中国称苏联为“老大哥”也无可厚非。

据资料显示，金日成早在1950年3-4月间就先后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和北京，显然是金日成的南进战略获得斯大林认可后来北京的。从蛛丝马迹的文字资料分析，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商谈开始并不顺利，其原因并不是该不该支援的问题，而是解决台湾和朝鲜统一两个问题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两个问题都离不开苏联的装备和海空军支援。当时的中国，正准备在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基础上由粟裕指挥解放台湾的部署，对中国来说，先解决台湾问题再支援朝鲜统一是最理想的，但斯大林与金日成既已有一致的决策，中国当局也只能尊重他们的决定。何况先解决朝鲜统一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此后，中苏之间虽然在装备与空军支援上有过“一波三折”的经历，但毛泽东从没有动摇过抗美援朝的决心。对其他中央领导而言，也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力不从心的担忧。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深知中国介入朝鲜所面临的困难，但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上考虑，他决不能让美国军队屯兵鸭绿江边，也不能失去朝鲜这个屏障。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自然地会联想到公元前100年时的汉武帝尚且明白这个道理，难道我毛泽东还不明白吗？正如他对周世钊说的，要说建设重要，我可以讲一百条一千条理由，但不能敌住六个字，不能置之不理。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和睦友好的邻邦，如果是敌性的邻国，也希望有一个缓冲区，以确保自己国家的安全。这里涉及如何认识“国家安全观”的问题上，存在着积极创造条件和消极应对的两种态度，也是决策层与毛泽东认识差距所在。事实是，除了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可以远涉重洋去发动侵略战争外，古今中外的战争都是在处理友邻关系上引发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如何处理好邻国关系，直接影响着现实的和长远的安危问题。

读过联共（布）党史的人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很快受到周边十多个国家的武力干涉，列宁无奈地采取妥协办法，于1918年3月与德国、奥匈帝国等签订了让地赔款而被称为“不幸的和约”——布列斯特和约。苏俄政府为了改善邻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变被动为主动的局面，于1918年8月29日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与邻国、包括中国在内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声明使得早在1795年被沙俄与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了的波兰，亡国123年之后，又得以复国。波兰的复国要归功于十月革命，归功于苏联。苏联本想通过波兰的重建，有一个友好的邻国，至少是可作缓冲区的中立国。没有想到，重建独立后的波兰政府，在英、法等帝国主义支持下成了反革命的堡垒，成了各国反动派试图消灭苏联的桥头堡。1919年12月，巴黎和会上建议苏波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问题上出现苏波矛盾，波兰就在巴黎和会协约国支持下于1920年4月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史称“苏波战争”。鉴于当时苏联应付内战，被波军占去大片领土，被俘了几十万军民，并大量的屠杀了共产党员、红军军官和士兵骨干及平民百姓。究竟杀了多少人？苏联方面说有十万，也有说七万，而波兰方面承认的是一万多。请注意：今年4月10日，波兰总统率领大批将领和各界代表97人，在赴俄参加“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生坠机事件后，空难和“卡廷事件”瞬间成了全球注目的新闻。“卡廷事件”即“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在卡廷森林秘密处决二万多波兰军民（其中一万五千波兰军官）的惨剧。这起惨剧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苏波之间历史上的“阶级仇、民族恨”的一种报复性行动。我们虽不赞成这种非人道的行为，却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问题和吸取教训。苏波关系与抗美援朝虽然不同，但都属如何处理邻国关系问题（苏波关系还延伸到1956年波、匈事件到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与苏联自身解体）。

毛泽东从国内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后，就把中国的问题和世界联系起来，从国际战略高度思考邻国问题和国家安全的高度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有的人认为，抗美援朝本该是苏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由我们来承担，吃了大亏，还“使中国无限期延缓了台湾统一”。这是一种偏见。诚然，朝鲜战争没有达成最初的战略目的，这与朝苏领导人对当时形势判断有关，认为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不会直接出兵或来不及出兵就解决了（毛泽东在7-9月间，有三次要总参提醒朝方注意后方未听进去，也如此）。这是事后看到不足之处，但与中国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无关。同时要指出，尽管朝鲜战争没有达到初衷目的，但中朝两支军队粉碎了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支持李承晚“北进统一”计划，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铁证。

还值得指出：我国台湾问题虽然因抗美援朝战争延缓了当年的部署，但随着不公开的援越抗美战争的节节胜利，让美国总统尼克松为摆脱越战泥潭而有求于毛泽东，就以承认“一个中国”为主要条件，叩门求见毛泽东，从而打开了中美关系，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只是毛泽东没有亲自解决和平统一台湾而先逝了，这使得毛泽东在临终前感叹“一生两件事”的不足。如今，毛泽东去世34年，台湾问题至今没有最后解决，这不是毛泽东的过错。一切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后人，没有资格去指责老一辈革命家的权利，只有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去继承和完成先辈未尽事业的义务，而不是指责前人的不足。

第二，抗美援朝这一仗，“能不能”打嬴？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抗美援朝的决策之难下，不在“该不该”支援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打嬴的疑虑。其焦点就在于我军装备太差，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相比较，悬殊太大，打嬴了固然好，打不好就会惹祸烧身。

毛主席在十月二日起草给斯大林一日复电稿的第五点说：“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全文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539-541页）。

这份电报表明，敌我装备上的悬殊也是毛泽东担心的主要问题。向斯大林提此问题，就在要求装备援助。八日，周恩来、林彪去同斯大林谈判，就是带着有条件的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如出兵必须有苏联空军支援。斯大林说空军要待二个至二个半月以后，并将这一意见由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告毛泽东，还要毛泽东做好在东北接纳朝鲜流亡政府的准备。毛泽东接电后，觉得斯大林说变就变，可以对我不讲信用，但我毛泽东不能对金日成不讲信义。十二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即使苏联不出空军，在美军越三八线情况下仍然出兵。并于十三日电告周恩来转斯大林：“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曲折发展过程，也被歪曲为毛泽东顾虑重重、犹豫不决的依据。

自从斯大林和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党内外议论纷纷，党内领导层多数有顾虑，担心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打仗。有的民主人士谏言：“不能和美国打仗，千万不要引火烧身。”认为北方同美国打仗，会给蒋介石在南方反攻大陆机会。大家对打出去会是什么结果：打胜、打平还是打败？忧心重重。其实，毛泽东何尚不曾考虑打败的结果呢？正如后来他对金日成说的，打过鸭绿江去后，无非是被美国人赶回鸭绿江西来，这样为我们再打过去有了理由。我们还可以联合组织游击队同他干，让他们占领鸭绿江东也不放心。这段话告诉我们：一、毛泽东主张出兵援朝是作了全面考虑的；二、中国要发展强大，迟早都离不开同美国较量的；三、于其让美国进来在东北打，不如出去在朝鲜打。这就是毛泽东比一般人考虑得更深、更全、更远之处。

毛泽东从来认为，战争的胜负不仅是经济力和军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与人心的对比。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是美国战火烧到家门口被逼应战的正义之战，因而能激起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激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亿万人民同仇敌忾，这是美国不可能有的优势。杜鲁门派兵远涉重洋到朝鲜来“保卫”美国，美国人民能信服吗？尽管国会成员说三道四，新闻记者评头品足，根本不会有统一认识和一致行动，前方打仗，后方反战，就成必然。在中国，由于共产党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只要中央作出决定，毛泽东主席一号召，全国上下一致行动，为着共同目标，勇往向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美国有原子弹，但不是独家有，苏联也有，核讹诈不了我们，只能打常规战争。就凭我们军队的政治素质，凭着我们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美国的“一长”（指钢铁多、飞机大炮的优势）“三短”（战线太长、后方太远、不义之战）就会在交战中显示高低。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双方国力军力极不对称的战争，一方是刚从贫穷落后中建立的新国家，一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前者“能不能”对后者说“不”，这不仅是国家级的难题，也是世界级的难题。毛泽东是解读回答得最完整的一位伟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也是被神化了的人。那么，他“神”在哪里？用个人崇拜或专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要承认毛泽东确有值得人们学习崇拜之处并无独裁之心，却有说服他人之意：一、毛泽东有一个善于学习的爱好。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通古今中外历史、揽现实世界大事，选中马克思后从不动摇，掌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的学问。他的头脑犹如一架电脑，输入的数据比人多、比人广、比人全。因而他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能解读人所不能回答的关键所在。二、毛泽东有比人更为丰富多彩的社会阅历和实际经验。在中共党史上，他是受排挤、打击最多，事后又证明他是正确的极少数领导人之一，这种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的经历，在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中是罕见的。这是他与人比较中能获得真知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社会经历。三、毛泽东有一个思维创新的头脑。他才思敏捷，长于动脑，善于总结经验。能将自己拥有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提出新问题，因而有比人强的洞察力、预见性和决策力，能给人指出正确的方向而富有号召力。四、毛泽东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为了革命，一家出了六位烈士，抗美援朝率先将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他胸怀世界，用人处事大公无私，能容天下能人，绝不同流合污，哪怕得罪过许多人，却没有一个私敌。

这四条相互联系、互为作用，造就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成就为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谋略家于一身，并兼有诗人、书法家的一位全面领袖人物。正是基于这四个特点，不仅能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反映他的雄才大略，并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和实践中回答了“能不能”的问题为世界所折服。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究竟有没有打嬴、打胜？

怎样看抗美援朝战争胜负的问题，先要弄清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两个相似又有区别的概念。

朝鲜战争也称“韩战”。朝鲜与韩国都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使用过的国名国号，叫南北朝鲜也好，或南北韩也好，名称不同，实质一样。朝鲜战争本是南北方围绕各自目标进行统一的内战，由于先有美国的干预侵略，随有中国志愿军的参战，这就形成朝中两军为一方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一方的局部性的国际战争。这样，从国际角度看，由于朝鲜战争最终在战争发起的地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所以，战争结果而论，北方没有达成南进统一的战略目的，南韩也没有完成“北进统一”的任务，双方打了平手。但如果从双方参战国的数字比较，是二比十六的平局。但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来讲，虽然没有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但支援朝鲜的结果是既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与主权，也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双重任务完满完成，打出了国威与军威，这是无可置疑的一次伟大胜利，是世界公认的铁案。

那么，为什么几十年后还有人对抗美援朝胜利提出质疑，甚至企图要翻这个铁案呢？他们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主要是认识上的偏见和受个别另有企图的煽动造成的。就以多年前曾在广州一家杂志社上发表的一篇所谓《真相》的文章来说，就集中反映在如下几点：

一是平局无输嬴。认为“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结束时，南北双方的分界线基本维持在战争开始前的格局，战争使分界线南北有上千万人妻离子散，双方的紧张对峙一直延续至今。”因而不存在胜败问题。要说明的是，南北朝鲜问题是霸权势力造成的，而平局的结果，既说明矛盾依然存在，也表明不铲除霸权势力，世界就得不到安宁，南北朝鲜的统一，依旧任重道远。那么，是否平局就没有输嬴呢？前面已说到这是二比十六的平局，要承认中朝方面平局中的嬴者，只是嬴得吃力、费劲；而美国和联军方面，是平局中的输者，且输得很惨。

二是以伤亡数字论胜败。《真相》文章说：“这场战争中死伤了几百万朝鲜平民。各方作战人员可靠的伤亡数字是：美国14.2万，南朝鲜30万，北朝鲜约52万，中国90万。”文章以敌方统计数字作为“可靠”的“真相”，诋毁中朝方面特别是志愿军的战绩。要看到，战争双方的伤亡人员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特别是对敌方更加如此，但参照双方统计后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概率。1953年8月14日，中朝联合公报的战情记载：中国共计毙伤俘敌为109万。韩国防部《韩国战争史》记载：美军损失17.98万（美公布14.2万），南朝鲜损失98.84万，总计113万（均不包括非战斗减员），比我方公布的还多4万。1953年9月，志愿军司令部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事故、裁减）38.6万，两项共计74.6万，相差13万。文章作者把非战斗减员也列为战斗减员是错误的（据解放军报孟照辉文章《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不容歪曲》）。显然是有意扩大我方数字，缩小敌方数字，这就不是“可靠”的“真相”，而是为敌方张目的谎言和“洋相”了。

这里据体验说一下，志愿军战斗减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入朝初期受严冻饥饿而伤亡的。如第二次战役中，在长津湖地作战的九兵团是江南部队，因情况紧急，受命入朝作战时没有换上北方冬装，穿着南方冬装，冒着零下30度严寒作战，行军、作战冲击时体内发热，满身是汗，一待休息或潜伏待机，就寒气袭人，汗水成冰，加上敌人有制空权，只能在夜间作战，后勤供应困难，弹尽粮绝，经常发生战斗人员就在一动一静、一热一冷的就地休息中，再也站不起来了。据资料载，九兵团入朝第一仗（二次战役的东线兵团）就因此伤亡的人员有4万人。另一个方面是美方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对北方一些目标实行有计划的定时和不定时的狂轰乱炸，使北方军民伤亡不少。三是在第五次战役中，因连续作战深入纵深，粮弹供应不及，遭敌拦截，造成敌俘我的人数多于我俘敌方人数之所在，也是《真相》一文反复提及180师在五次战役中失败的原因。至于前线阵地上的战斗伤亡人数其实是不多的。敌方常以“共军使用‘人海战术’”来诬我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所谓“人海战术”即“集团冲击”，是任何军队都在使用的战斗形式。在朝鲜战场上要算美李军在上甘岭战役用得最多。我志愿军坚守的两个小山头，只不过是两个连的兵力，而敌人却在空军和炮兵协同下用四、五个营来冲击，这才是名符其实的“人海战术”。从而造成敌我双方以2.2:1的伤亡数字结束战役。

三是以财政消耗论输嬴。《真相》文章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这是用敌方夸大了的数字来否定抗美援朝的谎言。关于我方军费消耗，据1953年总参统计为62亿元，按当时三比一折算美元为21亿多，加上还苏联任务13.4亿美元，合计不足35亿美元。而美国的军费开支达830亿美元，数倍于我方。

总之，战争是要流血牺牲的，而流血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战争的胜负是不以战争伤亡人数或军费耗资来衡量的。交战双方都是以是否完成自己的目的任务论胜败的。防御一方只要守住阵地，哪怕只留一个人也是胜利。“二战”中的苏德战争，苏联损失比德国大，但胜利的是苏联，能说苏联卫国战争不该打、不算胜、不值得吗？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究竟嬴得值不值？

讲了“嬴没嬴”之后，本来就没有必要再讲“值不值”了。不，这里要回答的是“嬴”得“值不值”的问题。《真相》作者说：“虽然通过战争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这就是说，这场战争即使打嬴了，也是得不偿失，不值得。接着，文章又在判断不值得的基础上，挑战性的提出两个问题的二段话：一是问“中国都做对了吗？中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对这场过去的战争有新的思考？”；二、其实是作者自身经过思考后说：“我崇尚那些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而战死疆场的人们，我也为那些对战争真相不清楚便死于战场的人们感到常常的悲哀！”

这两段话虽然没有对这场战争作结论，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作者是在向读者叫喊：这场战争得不偿失，不值得。特别是后一句话，是整个文章从开篇第一句就惊叹朝鲜战争结束几十年后“才知道战争的真相”开始，到最后为烈士“悲哀”告结尾，首尾呼应，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正确决策的选择，并诋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和侮辱反帝斗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

当帝国主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中国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奋起抵抗，一是退却忍让，没有第三条可选择。我们选择了抵抗，历史已作了结论，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论作者从哪个角落找到所谓“客观的外国史家”如何评论抗美援朝这场战争，但我们接触到的外国人对中国参战多是充分肯定的，而更多的美国人却在叹息自己的失败。

那么，按照《真相》作者的反思去选择，采取忍让为国，对朝鲜战事不予理睬，将会怎样呢？后果不堪设想：一是中国少了东北的安全屏障，友好的邻邦朝鲜在美帝魔爪下覆亡，不顾友邦安危、实际是在孤立自己；二是没有安全的边境就没有安全的建设环境，美军一旦占领朝鲜，我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就完全在美军控制下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谈不上和平建设；三是中国将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的一个大舞台，中国只能在夹缝中摇摆，在美苏争霸中依附于哪一方都会受到另一方攻击，就连独立的地位也没有。更为严重的是在美苏争霸的条件下，都在培养亲己势力，买办、汉奸、地方势力随之而起，最终将中国引向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而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将毁于一旦。这绝非危言耸听：一个国家与民族，不知自强是没有出息的。而抗美援朝这一战，真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选择了以斗争谋自强的关键性一仗。是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第一仗。

诚然，抗美援朝这一仗值不值，也不能单纯从战争本身看，还要环顾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人民觉醒等全方位的影响作用。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医治国内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三年期间，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评价说：“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这就充分说明了抗美援朝战争并没有影响经济恢复工作，而且起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美国的封锁和破坏，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更快。但也不要忘记，正是美国封锁，更好地锻炼了自主创新能力。

在外交方面，我国并没有因为同“联合国军”交战而受到孤立，而是由于战争的胜利，打出了国威与军威，国际朋友越来越多。建国之初，只有16个国家同我国建交，到战争结束后的1955年发展到23个。到了六十的代，西方一些参加“联合国军”与我作战的国家也转而同我国建交，作为西方大国之一的法国就率先于1964年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总而言之，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仗要不要打？打得怎样？值不值得？既要看战争当时的结局，也要看事后产生的影响；既要看有形的战绩，更要看无形的、对国家民族在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60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原来视中共为“人造奶油党”、视毛泽东为“铁托”的斯大林，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立即转变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令他刮目相看，我国东北原来履行着雅尔塔协定的中长铁路和旅大港就提前收回来了。美国不服在朝鲜被一个“东亚病夫”的落后国家打败，又在越南取代法国地位，扶植吴廷艳政权镇压胡志明的革命力量。当美国空军对北方狂轰乱炸时，毛泽东发出一句话：不准美军越过17度线。美国军队乖乖地听命服从了。正是由于中国抗美反霸斗争的节节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并把中国和毛泽东视为第三世界的旗手。七十年代开始，就因为北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南有援越抗美的胜利推进，毛泽东把美苏两霸玩于股掌之中。曾几何时，中国作为列强追逐的猎物，却不费一枪一弹从美苏两霸夹缝中崛起，使世界形成中美苏为三角的大格局。这就是当年从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到他老人家逝世前后中国崛起的形势变化。难道对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影响作用，还有什么值得质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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