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篡改：看《南方周末》如何歪曲历史

牧川

《南方周末》向来宣称自己独立、客观、公正、理性，可是其造假起来也是脸不红心不跳。南方系为了抹黑毛泽东美化美国，造假不计其数，今天仅举一例。

《南方周末》曾经刊文《我和父亲季羡林》。《南方周末》编辑在文后注明：“——选自 《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即将出版。因版面有限，所选章节略作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南方周末》说得是“略作删节”，其实他所作的是篡改。

文中，《南方周末》编辑篡改了季羡林儿子季承先生的著作，将文中“共产党各级组织”改为“造反派”。虽然只是一个名词的差别，但是却完全篡改了历史。

季承先生的原文如下：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开眼界，饱受考验。我作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群众运动，也看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仅十几年后在群众关系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文革”初期，共产党各级组织，确确实实整理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分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

我老婆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她在保一位副主任××时特别坚定，甚至顽固。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我并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她才表示，如果我是“五一六分子”，她就和我离婚。

我姐姐在二机部设计院工作，“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只是普通的一员。造反派里有许多人确实和我姐姐一样是较为正直的人。他们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有意见，特别是对整人的做法不满。他们有别于那些有个人野心、行为上胡作非为的人。我觉得对造反派也要有所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姐夫则抱定他的人生哲学，谁也不得罪，对谁都没意见，什么派也不参加，平稳地度过了“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却考验了每一个人，包括季家的每一个人。

但是《南方周末》却将如下这一句篡改了：

在“文革”初期，共产党各级组织，确确实实整理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

《南方周末》篡改成了

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确确实实整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

只是一个名词的差别，但是却完全颠倒了是非、篡改了历史。

理解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目的是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批判党内一些人官僚主义倾向。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很重要的一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因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影响，“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在很多人心中还是存在的。另外，长期军队生活的经历，也让很多干部养成了命令主义式的工作作风，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不大考虑普通群众的利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模式，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部门和官僚，让人民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当中。

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就有这么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了，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的，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制造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应该革掉……”。 “……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其实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了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解决工作方法问题，他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又在党内推动了两大运动：在农村和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内部开始进行四清和五反，在党内高层开展以中苏论战文章写作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过程。但是都搞得不是很理想，所以后来才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中，官僚系统、各级党政组织下派工作组，歪曲了毛泽东的最初思想。根据 “四个交叉”理论和后来的桃园经验开展的四清运动，最重要的方面演变成对全部下级干部搞“上楼洗澡”和“放包袱”的运动。如果当地干部不能配合工作队，不能积极主动地检举别人，那么就沦为被打倒的对象。按照这样的方式，自然就迫使基层干部完全服从高级干部，使得官僚阶层结为一个死党，从而最有效的保证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毛泽东后来批判这样的做法是“执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和搞“驯服工具论”。

后来毛泽东决心搞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最初50天，1966年6月、7月，各级党委依旧还是先下派工作组到各大高校与工厂的组织，由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当做又一次反右运动来搞。

各地的当权派下派工作组，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和舆论机器，成功地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向和打击矛头。在初期的“排除干扰”，“抓游鱼”等运动中，北京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超过15000人。在十六条发布之后，各地发动的“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还有作为资反路线组织部分的抄家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等等，都是当权派按照自身需要布置的，这些动作一方面是成功地把运动方向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另一方面也是成功压制造反派的行动。

毛泽东后来抨击工作组的50天为“白色恐怖的50天”。

在这50天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取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红卫兵造反派才渐渐兴起。他们在最初50天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和压迫，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才慢慢兴起。不过即使造反派的学生兴起了，即使有毛泽东的一定的支持，他们依旧是弱势群体。当权派官僚系统借用手中的国家政权和资源，利用军队镇压过他们。后来等到军委发文禁止时，他们又组织工人、农民，组织起自己的保守派组织，来对抗造反派组织，来保卫自己。季承先生文章所说铁杆保守派就是。他说“我老婆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

毛泽东并不想将官僚系统打倒在地，他也无法指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红卫兵组织能够替代官僚系统来管理国家。他只是想让人民群众能够起来一下，教训教训官僚。无奈这些官僚们抵触心理格外严重。他们要动用手中的资源转移斗争方向，批斗普通群众，批斗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禁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可是当权派官僚组织却都不听。所以才造成了文革的天下大乱。

那时候，很多官员不理解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因此站在了毛的对立面。就连现在已经完全认同毛泽东的马宾、巍巍、李尔重等人当年也不理解文革。党内很多高级干部，如陈云、李先念等都是类似的，这些人当年和毛主席产生分歧仅仅是认识问题，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目睹苏联解体、资本复辟，中国也通过赵紫阳等人的改革逐渐走向资本主义，他们才想起毛主席对苏联的预见，才慢慢理解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伟大。即使是当初非常反对文革的王任重、彭真等人，经过改革开放、苏联解体的教育，后来思想也有所转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之争，其实也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时候，真正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一小撮，很多人仅仅是认识问题。

而在南方系眼里，毛泽东、文革造反派比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还坏。

当然，在造反派组织中也有一些争名夺利、投机分子，这些人也破坏了文革。比如当今特别支持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吴敬琏等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他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可是没过两年，吴敬琏就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吴市场，言必称市场。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

如此忽左忽右，紧跟形势，与时俱进，活脱脱一副投机分子嘴脸。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便一针见血的指出“经济学家左，是为了蒙混过关”。毛主席教育这些官员和知识分子要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他们不听，这样一批投机分子经济学家和官员造成了国家的诸多问题，但是此后，他们每个人却都试图甩掉包袱，认为自己与当时的问题无关，不担负任何历史的责任，把所有责任都扔给了毛泽东！

正是因为文革的历史是复杂的，季承先生才会这么说：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开眼界，饱受考验。我作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群众运动，也看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仅十几年后在群众关系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文革”初期，共产党各级组织，确确实实整理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分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备注：正是因为一些共产党干部已经出现了做老爷的倾向，毛泽东才决定发动文革，这些干部对文革当然是抵触的，所以才要下派工作组，整群众，转移文革的斗争方向）

我老婆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她在保一位副主任××时特别坚定，甚至顽固。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我并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她才表示，如果我是“五一六分子”，她就和我离婚。（备注：保守派组织是当权派组织的保卫自己的势力，与造反派对抗）

我姐姐在二机部设计院工作，“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只是普通的一员。造反派里有许多人确实和我姐姐一样是较为正直的人。他们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有意见，特别是对整人的做法不满。他们有别于那些有个人野心、行为上胡作非为的人。我觉得对造反派也要有所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姐夫则抱定他的人生哲学，谁也不得罪，对谁都没意见，什么派也不参加，平稳地度过了“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却考验了每一个人，包括季家的每一个人。（备注：造反派在文革中其实也是弱势群体）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确是复杂的，它远远不是南方系常年累月所宣传的那个样子。南方系为了妖魔化毛时代，竟然不惜篡改他人的著作，篡改历史，而这正是他们的一贯作风。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已经被南方报系欺骗多少年了？

文革结束后，我党决议指出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南方系却宣传，毛是为了个人权力。南方系常年累月妖魔化毛泽东、编造篡改党史，挑拨党内矛盾，妖魔化毛时代，甚至猖狂到组织徐友渔等自由派文人炒作“毛泽东有亿元稿费”这个中情局编造的谣言。与此同时却大力美化美帝，想把中国变成美帝殖民地。

综上：关于文革问题的认识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人民大众与南方系等所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阶级、美国代理人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南方报系中有很多有良知的记者，他们并不清楚南方系集团的本质和真相。南方报系也在揭露权力腐败，他们借此欺骗大众，赢得大众的信任，但这些伪装都无法掩盖南方系的本质。汪精卫当年不就是斥责蒋介石腐败么，但是谁能否认汪精卫的卖国行为？

南方系不敢承认：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官商勾结也是普遍现象，而毛时代的腐败要比改革时代少很多，比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少很多。南方系也不敢承认：美国也是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国家。当今中国之所以两极分化，正是南方系常年累月鼓吹的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

南方系的主导者十分阴险：

他们一方面让那些有良知的记者在前方揭露现实，冲锋陷阵，赢得民众的好感，但是却不敢揭示当前现实问题的根源。当前问题的根源正是破除了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与人民民主制度，破除了群众监督官僚的机制，同时又引进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美国体制。

另一方面他们在后方组织自由派的学者、评论员散播毛时代如何丑恶、美国如何美好的谣言，将现实中的问题全都归结到社会主义头上，给现实问题开出的药方全是毒药，鼓吹资本主义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模式下，中国必然走向买办资产阶级、美国附庸的道路。

在此呼吁：那些在南方报系列工作的还有良知的记者朋友们，你们不要再被欺骗和利用了。

附录1：

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第87页

《南方周末》文章地址、相关文字及截图如下：

http://www.infzm.com/content/44406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开眼界，饱受考验。我作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群众运动，也看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仅十几年后在群众关系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确确实实整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分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

我老婆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她在保一位副主任××时特别坚定，甚至顽固。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我并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她才表示，如果我是“五一六分子”，她就和我离婚。

我姐姐在二机部设计院工作，“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只是普通的一员。造反派里有许多人确实和我姐姐一样是较为正直的人。他们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有意见，特别是对整人的做法不满。他们有别于那些有个人野心、行为上胡作非为的人。我觉得对造反派也要有所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姐夫则抱定他的人生哲学，谁也不得罪，对谁都没意见，什么派也不参加，平稳地度过了“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却考验了每一个人，包括季家的每一个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4406

附文2：

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408/376.html

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