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毛泽东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率领部队离开延安，将近13年，历史上称这13年为“延安时期”。在这13年期间，毛泽东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的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任务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
1、国内背景。(1)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三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并形成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以民族斗争为主的复杂局面。这些情况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多方面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独立地去做艰苦的探索，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革命走向胜利。(2)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革命事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什么时候没有结合或者结合的不好，革命事业就会遭到失败。(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有两次会议非常重要，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六届六中全会。遵义会议的意义在于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共党内最具有历史性的转变。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牢固确立，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核心已经形成。中共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的形成，使中国共产党可以从更高的角度，从全局的角度，对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科学阐述，可以用自己的凝聚力使全党团结在一起，而这些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条件。(4)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初期，党内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左”右倾向错误的影响。为了纠正“左”右倾向错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要求必须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国际背景。即共产国际转变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鉴于世界和各国形势的急剧变化，鉴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本国革命问题能力的增强，以及过去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共产国际作出了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决定。综合季米特洛夫1934年7月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纲要讨论委员会的信、10月给联共(布)中央的信、1935年8月为共产国际七大所做结论和所致闭幕词及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8月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等文献的内容，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共产国际要转移工作重点，即“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来，而“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在决定任何问题时，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而且一般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其次，共产国际“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不可以机械模仿，因袭抄写”。要帮助各国党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和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反对“说空话，拘守成规，咬文嚼字以及信条主义等等”恶习。再次，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列宁曾经再三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种给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一个万应的药方”的观点“，等于愚昧无知”。可以说，共产国际放松组织控制，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任务的具体提出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只是改变了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并未真正放弃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抗日战争爆发后，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执行的种种政策，共产国际认为必须派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共中央纠正错误，于是派回了一个王明新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右”逢源，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喊着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无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复杂的阶级关系，无视依靠人民力量，竟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新的动向，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及时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把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到关系着能否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的高度向全党提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个学风问题，而且是关系着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二、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结合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并在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适合中国的情况，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所谓具体实际，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也即是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思维方式、中国的风格来表达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其时代背景和语言环境都不同于中国，因此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考虑将其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赋予其中国文化的形式。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将其基本内容用中国的语言和形式表现出来，“使其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新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以便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化
既然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实际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它不会一劳永逸，一次完结，而要不断地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 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短暂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它需要随着中国具体情况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创新和发展。
(四)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在这里毛泽东提醒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还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高阶段。所谓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中，揭示革命战争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破除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的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三、正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和原则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关系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关系到马克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前途。为此，要在中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首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哪里，就搞不清楚坚持和继承什么，也就谈不上发展和创新，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时期间，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他们观察与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正是以这种科学的态度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此外，毛泽东还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自觉同主观主义作斗争，为中国共产党完整、准确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理论精髓，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基本前提。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实质上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延安期间，毛泽东更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毛泽东首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放箭要对准靶，理论要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其次，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认为：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相分离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原则。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理论和实际相分离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再次，毛泽东还以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判断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标准。有些人虽然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但也不能称之为理论家。因为他们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实践。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941～1942年，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总结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惨痛教训，着重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从延安到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主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进而做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创造。毛泽东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手中百战百胜的武器，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此，要想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革命取得成功，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单凭个人专研本本，冥思苦想，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毛泽东曾说，我们是共产党，一切工作“都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坚决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他强调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由此可见，只有真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扩大的党群众基础，才能在中国革命中，实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坚持反对教条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教条主义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由此可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同教条主义做斗争。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首先揭露了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性质，指出，“教条主义者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就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一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此外毛泽东分析了其认识论根源，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从而，使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所以，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从中国实际中去“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正确阐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和原则，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
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理论上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总结了革命战略战术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标志着他的军事理论已经成熟，是经典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提出了“三大法宝”的理论，指出了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曾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和前途，特别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批判了在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倾向，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
开展整风运动，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毛泽东为批判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更好的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党的建设，于1942年在全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这在我党历史上不仅是一次普遍的解放思想、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也是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无前例的创举。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经过上述多方面的展开，已经形成比较完备和成熟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1945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并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彻底成熟。从此，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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