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

　　张素华

　　[摘要]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是《党的文献》摘要发表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的有关内容。《年谱》详细记录了1958—1959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和他在会上的讲话，以及他到各地找人谈话、座谈了解情况等内容，有10多万字。他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在《年谱》上比较清晰、全面地反映出来。本文只简略地介绍一二。

　　从这一时期纠“左”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郑州会议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等，毛泽东强调要弄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强调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并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等。

　　毛泽东是怀着满腔热情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在发动过程中，除了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在经济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之外，他也没有忘记告诫同志们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所提出的指标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要注意留点余地。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在4月武汉会议上对几年就能实现水利化的提法表示怀疑，再次强调要留有余地;还批评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等等。尽管如此，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下简称“大跃进”)的迅速掀起，还是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一个引起毛泽东严重警觉的，便是“两个过渡”的问题。那是在1958年10月，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时，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纷纷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宣布两年或三年、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现象。尤其是河北的徐水县、河南的修武县等宣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将在两三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得到这些信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是不是太快了，心里有些不安，于是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他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了解情况。一路上他听到了更多的信息，越发觉得问题严重。

　　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还相当肤浅，以为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成了，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按需分配，过上幸福生活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就提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实现全民所有制。北戴河决议的墨迹未干，一些性急者就宣布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为了迅速纠正这种“左”倾急性病，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马不停蹄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在“两个过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通过对徐水、修武等地情况的了解，感到很不乐观，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就是“穷过渡”。这时他开始意识到北戴河决议开了海口，讲快了，非有点修改才行。到了武昌会议期间，他又说，北戴河决议“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毛泽东1958年11月5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本期《党的文献》。)为此，关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大体需要什么标准、需要多长时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叫大家议一议。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认为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社会主义，但他对全民所有制进行了界定。他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而徐水和修武等，他们的产品只能在县内调拨，不可能在全省或全国调拨，若在全国调拨，农民不会答应，必须通过交换才行。所以，他们只能算县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实际上是大集体所有制，不能叫全民所有制。现在这样做是把全民、集体混起来了，以为差不多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太容易了!恐怕不利。他还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他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然而，当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后，却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划线，怕影响工作积极性，甚至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担心如果不趁穷过渡，农民富了就过渡不了了。还有同志提出，搞一个新的生产指标更高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取代原来的四十条。由于毛泽东对那些高指标信以为真，也就同意了。这便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针对人们以为实现了县、社所有制，便可以取消商品，或不敢提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能富裕。如果实行产品调拨，剥夺了农民的产品所有权，那农民就会瞒产私分，坚决抵抗，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他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对商品问题最早的明确表态。

　　为了划清两个界限，毛泽东提出从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五个条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最后，经过反复讨论，逐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需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后才可能实现。总之，要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这就煞住了急于过渡的风潮。

　　在指标问题上，毛泽东也感觉是冒进了。他说，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因此他将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追求高指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压下，认为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是“务虚名而受实祸”。

　　对于水利建设及1959年的生产指标，毛泽东也提出要适当收缩，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同时提出要关心群众的身体和生活。尤其是钢的指标，他几次开会征求意见、做工作，把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3000万吨钢的任务，降到1800—2200万吨。

　　对于作假问题，毛泽东也开始加以重视。他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总之，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历时一个多月，毛泽东全力以赴地研究和纠正他所能够认识到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加以解决。

　　二、从北京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面对农民瞒产私分以及市场紧张等情况，毛泽东开始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并继续调低各项生产指标。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认为两个界限划清了，钢的指标也调低了，即使出现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的现象，也无关大局。所以在1959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即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现在根本上要鼓气，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当他收到广东方面反映瞒产的报告后，第一反应是：副食品、日用百货等不足，与农民瞒产私分有关。但当他静下心来，尤其通过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调查，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意识到农民拼命瞒产是怕共产，怕外调，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人民公社一成立，不应该马上就变成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他认为，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两个过渡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这也是引起广大农民坚决抵抗的根本原因。但当时有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渐渐地，如何解决农民瞒产私分、缓和同农民紧张关系的方案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清晰起来。这个方案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现阶段应当是以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为基础，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队所有。为了迅速纠正这一问题，他决定将原来准备于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提前于2月底开始在郑州召开，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原本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会期只定三天。出乎意料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是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主张还是维持六中全会的决议。二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主张还存在不同看法。如毛泽东说，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问题”。一些同志认为瞒产私分还是本位主义，必须批评。在所有制问题上，当毛泽东强调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时，有的同志担心如此一来，公社的优越性会有不少的削弱。为了说服这些同志，毛泽东说，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

　　这样历时7天，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解释、说服和会议的充分讨论，大家逐渐统一了认识，通过《郑州会议纪要》，将毛泽东强调的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落实下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关注着全国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纪要》的情况。他根据一些地方提出的意见，又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也要算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的上述思想进行贯彻落实。

　　从上海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一月北京会议时，毛泽东对原来的指标还比较乐观，但到了3月上海会议，当他听到未能按计划完成时，心情很不愉快，后悔当时未能及时听取陈云的意见，也感觉到人们不敢跟他讲真话。因此，他立即提出压指标，压基建项目，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同时提出要多谋善断，注意听取他人的意见。他还再次强调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说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他说他只是不同意“反冒进”，但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由此，七中全会将钢的产量由原来的1800万吨，下调至1640万吨。

　　三、从七中全会到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提出纠“左”的新措施，并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力图统一全党认识。

　　七中全会后不久，又出现了15个省发生春荒缺粮的问题，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当时，又正是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的季节，毛泽东一面给15个省委书记下指示，一面又批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务必采取措施，千万不可大意。1959年4月29日，他还亲自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针对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最关键问题，如包产、密植、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提出新的意见。总之，就是要把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纠正过来。后来人们回忆，毛泽东的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了。

　　随后，中央又紧急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一是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到了此时，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民公社就是大合作社，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到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将钢的指标再下调到1300万吨。经过近8个月的纠“左”，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感慨良多。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他同时承认，在抓工业方面打了败仗。

　　在这次会上，他认为还有两个问题不主动，一个是食堂问题，会后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一个是宣传问题不主动，不要吹得那么高，务虚名而得实祸，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

　　“大跃进”带来的是市场大紧张;办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出了乱子;四大指标等都没有完成，搞得非常被动，因而党内外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么对当前的形势应该怎样认识，又有哪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怎么做，需要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总结一下，以统一大家的思想，做好今后的工作。于是毛泽东就借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专做这件事情。

　　庐山会议是7月2日召开的，毛泽东先后提出19个问题请与会者讨论。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分析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似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对形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及基本建设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会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所以他说，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今年不会再搞高指标，不会刮“共产风”，所以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第二，出现混乱是因为不懂经济建设的规律，“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日。)，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读书，尤其是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他自己在内。第三，又提出一些纠“左”的新措施。如综合平衡问题，恢复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等。第四，为了消除党内的认识分歧，毛泽东想以强调党内团结的口号来实现党内的共识。

　　总之，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页。)。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

　　综上，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在9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走得很不容易，他时时刻刻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尽量使它们能够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都是在纠正着他自己的失误。9个月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艰难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所说，是为了“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11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9期，摘自2013年第2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