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肖洛霍夫
张捷
在苏联作家当中，肖洛霍夫可能是与斯大林接触和交往最多的人之一。根据各种材料统计，他先后曾十六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曾十五次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给他回了四封信。斯大林重视和关心肖洛霍夫，鼓励他进行创作，在他发表作品遇到困难时帮助他解决问题，甚至在他遭到诬陷时保护过他。从斯大林对待肖洛霍夫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位政治家重视文学和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器重和关怀有才华的作家。他与肖洛霍夫的关系虽然后期有些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是比较亲密的，相互尊重和关心的，这可由许多事实来说明。
一
斯大林注意肖洛霍夫，大概是在1928年1月《十月》杂志开始连载《静静的顿河》之后。这位年仅23岁的年轻作家的小说受到了他的重视。不久，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小说是剽窃来的。据肖洛霍夫在给忘年交老布尔什维克列维茨卡娅的信中所说，斯大林曾表示关注，向拉普领导人阿维尔巴赫询问过此事。(见《肖洛霍夫书信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2003年，第28页。)1929年3月29日拉普领导人绥拉菲莫维奇、阿维尔巴赫、基尔顺、法捷耶夫和斯塔夫斯基等五人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流言才暂时平息下去。然而好事多磨，《十月》杂志编辑部不同意小说第3部对维约申斯克暴动的写法，要求删除某些章节和作重大修改，作者不同意，于是该杂志从1929年第4期起停止连载。肖洛霍夫给新任主编法捷耶夫写信，法捷耶夫也要他进行删改，删除写暴动的章节，并把主要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归顺苏维埃政权，成为布尔什维克，否则就不能发表。肖洛霍夫当然不同意作这样的删改，最后只好求助于高尔基。这时高尔基尚居住在意大利的索伦托，他也很想认识这位后起之秀，便邀请肖洛霍夫到意大利去。但由于意大利当局不发给签证，肖洛霍夫未能成行。1931年高尔基回到国内度夏，他会见了肖洛霍夫，读了《静静的顿河》第3部的原稿。尽管他并不完全同意小说的写法，但认为应该支持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和发表他的作品。他给法捷耶夫写信，讲了自己的看法，法捷耶夫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高尔基决定把这问题提交给斯大林解决。他把小说原稿转交给斯大林，并约见斯大林，讲了自己的看法。两人决定把肖洛霍夫找来面谈，以便进一步了解情况和作出决定。
斯大林、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三人的这次会见，是在1931年6月中旬(一说7月中旬)在高尔基的别墅进行的。根据肖洛霍夫事后的回忆，会见时主要由斯大林一个人讲，高尔基默默地坐在一旁吸烟。这大概是因为他已把自己的看法给斯大林说了。斯大林从《静静的顿河》第2部说起，先问小说里为什么把科尔尼洛夫写得这样温和，肖洛霍夫作了回答，斯大林表示同意。接着他问小说中写俄共(布)顿河局和南方战线军事委员会对哥萨克中农的过火行为，是根据从哪里得到的材料?肖洛霍夫回答说，档案馆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文献资料写的，历史学家们们回避这些材料，隐瞒托洛茨基分子在顿河地区的胡作非为。他接着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顿河哥萨克响应顿河局和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号召，与红军停止作战，而托洛茨基分子却违背列宁关于与中农结成联盟的所有指示，对停止作战的哥萨克进行大规模镇压，于是他们就起来反抗托洛茨基的背信弃义，跑到反革命阵营去了。最后他总结说：“人民的悲剧的实质就在于此!”这个回答斯大林自然是很满意的，而且对他最后作出决定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小说那样写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有助于正在进行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斯大林又问肖洛霍夫：有些人认为《静静的顿河》第3部会使流亡的白卫分子感到高兴，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肖洛霍夫回答说，白军有什么可高兴的?小说里描写了白军在顿河和库班地区的彻底覆灭。斯大林表示同意，转身对高尔基说：“《静静的顿河》第3部对事件的描写是对我们、对革命有利的!”高尔基同意地点了点头。最后斯大林坚决地说：“我们要发表《静静的顿河》第3部!”(见《肖洛霍夫书信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2003年，第178-179页。)由于斯大林拍板定案，拖延了两年多的问题终于最后解决了。《十月》杂志从1932年1月起，又开始连载这部小说。
刚才说过，法捷耶夫曾要求肖洛霍夫写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转变，写他最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这恐怕并不只是法捷耶夫一个人的意思。据说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斯捷茨基也同意法捷耶夫的意见，他曾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斯大林对肖洛霍夫“施加影响”，让他改变对麦列霍夫的写法，将其写成集体农庄主席并吸收到布尔什维克党里来。斯大林回答道：“不能干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不能强迫他接受什么。对艺术作品不能下判决。只能进行争论。”这里斯大林又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问题。
下面还要讲一下1929年7月9日斯大林给费里克斯•康的信。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1页。)斯大林在这封信里主要讲的是他为之作序的米库林娜的小册子《群众的竞赛》。有人批评这本小册子，对于米库林娜“蒙蔽斯大林同志”表示特别的愤慨，要求禁售。斯大林说他“并不因为给一个在文坛上无名的人的一本平凡的小册子写序言而后悔”，因为他“认为米库林娜的小册子虽然有个别的也许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一定会使工人群众得到很大的益处”。(《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2页。)他提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只是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他关于肖洛霍夫及其《静静的顿河》说了这样一段话，说明这部小说开始连载以来他就十分关注，虽然发现一些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是肯定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把初出茅庐的肖洛霍夫称为“当代名作家”，可见当时他就发现了肖洛霍夫的艺术才华并加以充分的肯定。斯大林的这封信还表明他对文坛上出现的新生力量的器重和关怀。
二
从1929年起，农村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肖洛霍夫对这场运动十分关注，总的来说，他是肯定这场运动的大方向的，认为它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同时又对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和过火现象表示不满和反对。1929年6、7月间，他曾给列维茨卡娅写过一封信，谈到了他的老家和下伏尔加地区的情况，说那里不仅进攻了富农，而且压垮了中农，贫农在挨饿，引起了社会动荡，有的地方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匪帮。而政权机关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对群众的申诉和要求敷衍推脱。肖洛霍夫看到这种行为非常愤慨，在信中这样说：“我举双手赞成：所有的人，包括加里宁在内，凡是虚伪地和假仁假义地高唱联合中农而又扼杀中农的人，都应该一网打尽。”(见《肖洛霍夫书信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2003年，第34～36页。)言辞非常激烈。列维茨卡娅读了这封信后，觉得肖洛霍夫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便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删除其中最尖锐的一段话，然后通过关系，把它呈交给斯大林。这时大概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过火现象。斯大林收到各地的报告和肖洛霍夫的信后，十分重视，于1930年3月2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加以纠正。在这之后，于1931年初，会见了肖洛霍夫。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在这次会见时，肖洛霍夫大概对斯大林谈了自己创作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的小说的意图，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肖洛霍夫事后没有叙述这次会见的详细情况，只说了一句：“谈话使我受益匪浅，他鼓励我去实现我的创作构想。”(见《文学俄罗斯报》2005年5月3日。)
肖洛霍夫关于写一部取材于集体化运动的小说的意图，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已产生。1930年，他曾对应邀到维约申斯克度假的列维茨卡娅透露过自己的想法，说他打算用三个来月的时间写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生活的中篇小说，而且不无自信地说，他一定会比别人写得好。也许他说这话的时候已构思得差不多了。斯大林会见他时对他的鼓励，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心，甚至加快了创作的步伐。他的构思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了描绘出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第1部完成后，作者将其交给了《新世界》杂志。该杂志编辑部对其中描写消灭富农的场面有不同看法，拖延着不敢发表。于是肖洛霍夫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斯大林。斯大林读了手搞后说：“怎么我们那里尽是一些不明事理的人?我们连消灭富农都不怕，怎么现在害怕写这些!小说应当发表!”(《小说报》1995年第3期，第11页。斯大林表态后，《真理报》在1932年1月发表了其中的一个片断，题为《走向那里是惟一的的道路……》。小说第1部以《开垦的荒地》为题，在《新世界》1932年第1期上开始连载，到第9期连载完毕。
《开垦的荒地》(中译本先后译为《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新垦地》)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斯大林于1932年6月7日在小说第1部尚未连载完毕时就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说：“《新世界》正在发表肖洛霍夫新的长篇小说《开垦的荒地》。这是一本有趣的书!看来肖洛霍夫对顿河地区集体农庄作了很好的研究。依我看，肖洛霍夫有很高的艺术才能。此外，他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人：写的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东西。不像‘我们的’轻浮的巴别尔，他有时写的是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例如《骑兵军》)。”(《斯大林文集》，第7卷，北方桂冠科学出版公司，2004年，第474页。)斯大林不仅肯定肖洛霍夫的这部新作，而且又一次对他的创造才能作了高度评价。
照理说，《开垦的荒地》能顺利发表出来并受到欢迎，肖洛霍夫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是情况并不完全如此。问题出在小说的题目上。肖洛霍夫给自己的小说取名为《流汗流血》，可是《新世界》发表时可能未征得作者同意，把题目改为《开垦的荒地》。据考证，这个题目来源于斯大林的一篇讲话。斯大林于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问题对于我国农业有极大的意义。”(《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如果是一般的作者，有的人也许会因为用斯大林的话作他的小说的题目而欣然接受，有的人也许会因题目被改而感到有些不快，但不会有像肖洛霍夫那样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在给列维茨卡娅的信中说：“至今我仍厌恶这个题目。瞧，这是多么糟糕的题目!有时自己也被弄糊涂了!真烦人!。”(转引自《小说报》1995年第3期，第11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肖洛霍夫的性格特点。
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在高尔基家会见四十余位文学界人士，肖洛霍夫也应邀出席。在会见过程中许多作家纷纷主动接近斯大林，而肖洛霍夫却待在一边，一言不发。斯大林一直注意肖洛霍夫，当法捷耶夫提议为“最质朴的作家肖洛霍夫”干杯时，斯大林站起身来，举起了杯子，并且讲了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段话，这样说道：“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我们要为作家们和其中最质朴的肖洛霍夫同志干杯!”说这话时斯大林用目光寻找肖洛霍夫，但未见肖洛霍夫站出来。斯大林在与作家谈话时谈到了《静静的顿河》中麦列霍夫这个人物，说不能认为他是农民的典型的代表，白军的将军不可能让没有军官头衔的农民指挥一个师，而在哥萨克那里这是可能的，关于哥萨克，让我们问一问肖洛霍夫。说到这些，他又用目光寻找，但肖洛霍夫却不在他身旁。(见《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6、168页。)从肖洛霍夫在会见时的这些表现中又可看出他的独特的性格。
上面提到过，1929年列维茨卡娅曾把肖洛霍夫给她的那封揭露农村的严重问题的信转交给斯大林，引起了斯大林的重视。在这之后肖洛霍夫开始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5月，他总共写了五封反映农村情况的信，尤其是在1933年4月4日写的那封长达数十页的信中详细地汇报了他所看到的触目惊心的事，其中主要讲了向农民强征粮食的情况，说地方政府的征粮指标远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某些干部为了完成计划，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进行搜查，甚至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结果农民的部分口粮和春播的种子被搜走，农民吃不饱饭，集体农庄有完不成春播计划的危险。斯大林收到信后十分重视，首先考虑解决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立即给肖洛霍夫发电报，感谢他提供情况，要他告知必需的救济粮数字，紧接着给维约申斯克调拨了一万二千普特黑麦。与此同时派一个调查组到维约申斯克进行调查，在证明肖洛霍夫反映的情况属实后，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对违法乱纪人员作了处理。不过在处理问题的同时，斯大林给肖洛霍夫写信指出了他的片面性，信中说：“我曾对您给我写信表示感谢，因为您在信中揭露了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毛病，揭露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制服敌人无意中打击朋友并达到非常残忍的地步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看到的是一个方面，看得还算清楚。但这仅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您的信件不是小说，而完完全全是政治)，应当仔细观察，应当善于看到另一个方面。而这另一个方面在于你们区(而且不仅是你们区)的可敬的庄稼人实行‘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并且甘愿让工人和红军没有粮食吃。这怠工是悄悄地进行的，从表面看来是不伤人的(不流血)，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可敬的庄稼人实质上是在与苏维埃政权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饿死人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68页。)从以上这件事可以看出，肖洛霍夫敏锐地发现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作了真实的反映，而斯大林在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的同时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可见作为艺术家的肖洛霍夫和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告御状”，使得当地受到处分的领导干部怀恨在心，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肖洛霍夫以及与他意见一致的维约申斯克区区委书记卢戈沃依和执委会主席洛加乔夫。肖洛霍夫于1934年6月会见了斯大林，向他作了汇报。斯大林答应查明情况，但未采取措施。肃反运动开始后，内务部人员制造罪名，逮捕了卢戈沃依和洛加乔夫，肖洛霍夫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于是他于1937年6月来到莫斯科，要求斯大林接见。斯大林没有见他，但是感觉到肖洛霍夫一定有重要事情找他，便先派当时任作协总书记的斯塔夫斯基到维约申斯克去进行调查。斯塔夫斯基写信向斯大林汇报了调查结果，讲了肖洛霍夫的抑郁情绪，斯大林便决定同他谈一谈，便于9月24日会见了他。会见时肖洛霍夫对情况作了陈述，为卢戈沃依等人进行了辩护。会见后不久，卢戈沃依等人便无罪释放，恢复了党籍和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又一次支持了肖洛霍夫。
在这之后，肖洛霍夫又于1938年2月16日给斯大林写信，揭露内务部人员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残害忠诚的干部和无辜的群众的行为。信中说：“把被捕的人交给侦查人员处理而不进行任何监督，这种方法有极大的缺陷：它已经导致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这使得内务部的官员们对他恨之入骨，要把他置之于死地。他们编造了肖洛霍夫正在组织暴乱的谎言，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并准备将他逮捕。幸好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波戈列洛夫向他通风报信，并建议他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寻求庇护。于是肖洛霍夫秘密地绕道到了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默默地听了他的陈述，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这是1938年10月23日的事。八天后，即10月31日，斯大林再次会见肖洛霍夫，同时找来了波戈列洛夫和内务部有关人员当场对质，最后证明造谣诬陷进行政治迫害的情况属实。据肖洛霍夫本人回忆，“当时斯大林看着他说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您以为我们会相信这些造谣诬蔑的人，您想错了。’说着狠狠地瞪了在场的内务部人员一眼。他们一个个吓得呆住了”。(《小说报》1995年第3期，第40页。)三个星期后，叶若夫就被解除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就这样，肖洛霍夫逃过了一场劫难。然而他有一股倔强劲儿，并不就此而改变“为民请命”的初衷，继续揭露各种违法乱纪、残害老百姓的行为。他最后一次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些情况是在1940年，当时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曾奉命进行调查，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如上所述，1933～1938年这五六年，斯大林和肖洛霍夫交往比较多，而对肖洛霍夫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比较艰难的时期。由于他不断向上反映他了解到的各种问题，得罪了当地领导和内务部人员而遭到了他们的仇视，甚至一度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1938年2月16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这样说到自己的处境：“五年时间我勉勉强强地写了半本书。在维约申斯克这样的环境里，不仅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工作，而且生活也极端地难以忍受。现在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仇人仍在我周围布置罗网。”(《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应该说，是斯大林支持和保护了他。斯大林对他基本上做到了有求必应，在了解情况和弄清事实后迅速作出决定，解决他反映的问题，告诉他不必担心，安心工作。当然有时也批评他几句，但完全出于对他的爱护。斯大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大概主要是因为看重他的文学才能，认为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同时也可能欣赏他的不说假话、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意见的性格特点。确实肖洛霍夫比较耿直，敢说实话，有时甚至敢于顶撞，加上年轻，不那么懂得人情世故，有时使人觉得他似乎有些倔头倔脑，目无尊长。但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和长者并不计较，甚至有时表露出欣赏的样子。与斯大林接触多了，肖洛霍夫看出了斯大林喜欢敢于讲实话的人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他没有改变自己在斯大林面前的态度。曾担任过肖洛霍夫的文学秘书的沙赫马戈诺夫有一次问肖洛霍夫，为什么他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那么独立不羁、甚至不小心谨慎，肖洛霍夫简短地回答道：“他不尊重卑躬屈节的人!”(《文学报》2009年12月16日。)
大家知道，大约从上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后来称之为“个人崇拜”的现象。肖洛霍夫是不同意对斯大林进行过分的颂扬的。他没有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也很少在致敬信和贺词上签名。不过他对斯大林是敬重的，内心怀有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感情他有时也显示出来。他在1939年3月17日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赞扬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政策，这样说道：“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将一直如此，我们无论在快乐时还是在痛苦时，总是想起他(指斯大林。--引者)，想起这位新生活的创造者。尽管斯大林同志个人极其谦虚，他还得忍受我们爱戴和忠诚之情的流露，因为不仅是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生活和工作的人，而且全体劳动人民都把对人类的全部希望与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文学报》1939年3月20日。)后来他大概觉得这些话也有过分颂扬之嫌，将其删去了。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六十岁寿辰。肖洛霍夫在12月11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1936年5月斯大林赠送他的一瓶白兰地，他一直珍藏着，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困难时刻曾几次想喝它，但都被妻子劝阻了。信中最后说：“最近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写完了《静静的顿河》，又恰逢您的生日，因此我将等到21日，在喝之前，像随信附上的文章中的老人那样表示祝贺。”(见《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28～129页。)附上的文章题为《朴实的话》，其中叙述了1933年斯大林从肖洛霍夫信中了解到集体农庄出现饥荒后立即调拨粮食进行救济的事，具体谈到一个农庄收到粮食后开会讨论如何向斯大林表示感谢的问题。农庄主席提出了一个用干巴巴的、公文式的语言写得长长的决议草案准备表决，这时一位老铁匠要求发言，他把粗大的手放在决议草案上，小声地说：“这些都不要，应当给斯大林写一句话：谢谢!他就全明白了”。于是会议通过了一项所有决议中最短的决议：“谢谢斯大林同志。”作者接着发表议论说：“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发自肺腑的、轻声说出的词可以代替其他所有的话语，特别是这样的话说得太多的时候……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归功于党和斯大林。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斯大林，用的是一种朴实的和表现出大丈夫气概的爱，希望在讲到他时也听到朴实的和表现出大丈夫气概的话。但是我觉得有人用习惯的笔法写决议和文章，有时忘记了在讲到斯大林时可以不用长篇大论表示感谢，热爱他不必常挂在嘴上，评价这位伟大人物的活动时也不能滥用修饰语。”文章最后具体写了老铁匠一家在12月21日那一天如何为斯大林祝寿。老人给每个人斟上一杯酒，然后说：“今天斯大林六十岁了。他是个好人，愿上帝赐他健康长寿，让他在世上再活这么多年!”(《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51-153页。)肖洛霍夫采取上述方法给斯大林祝寿，是煞费一番苦心的。首先他“借花献佛”，用朴实的老铁匠的朴实的话，表达自己对斯大林的感情。同时他提到1933年的饥荒是“原边疆区领导当中的人民的敌人”造成的，回应了当年斯大林对他看问题有“片面性”的批评，并表明他不赞成时下流行的那种用空洞的和过分夸张的辞藻唱颂歌的做法。
三
卫国战争爆发后不久，肖洛霍夫作为《真理报》和《红星报》的记者上前线采访。1941年9月2日他从前线回来时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说有一系列“对保卫我们国家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事实”要向他当面汇报，斯大林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有接见他。1942年初，他因飞机失事头部受了伤，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斯大林得知后表示了关心，在他生日的前夕，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共进晚餐，向他表示慰问，祝他生日快乐，并要他好好休养。肖洛霍夫估计近期德国人不会发动进攻，决定回老家休养，于7月初，把撤离到尼古拉耶夫卡的一家人搬回到维约申斯克。不幸的事发生了。维约申斯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母亲被炸死，房子被炸毁，他自己也死里逃生。而斯大林一直惦记着他和他的一家，在他离开尼古拉耶夫卡的那一天，还专门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香肠、奶酪、罐头，还有一瓶酒。据肖洛霍夫回忆，房子被炸后，战士们在清理废墟时发现了那个装着吃剩的食品的小箱子，开始吃了起来，他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不禁这样想道：“你们这些小兵，你们该知道你们吃的是谁的香肠，是哪个等级的香肠!”(《小说报》1995年第3期，第51页。)
1942年这一年，斯大林也曾在一件事情上对肖洛霍夫表示过不满。当时肖洛霍夫奉命来到莫斯科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当他来到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大楼的客厅时，发现爱伦堡已坐在那里，不禁心头火起，对他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转身走了，没有参加会见。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与爱伦堡关系本来就不好，最近又听说爱伦堡散布谣言，说他把一家人留在德国人那边，自己也准备过去。斯大林得知这个情况后把他叫去。根据肖洛霍夫本人事后的描述，他进了办公室，“看见斯大林站在桌旁，没有伸手，眼神冷漠，一言不发，一直看着我，然后才问道：‘肖洛霍夫同志，现在您的一家人在哪里?’”肖洛霍夫作了回答，斯大林看了他一眼，说道：“不过现在我们知道您的一家人在哪里。您把他们送到后方，这就做对了。我们将请哈萨克斯坦的同志们照看他们……”斯大林又向肖洛霍夫现在归谁领导，这时语气缓和多了。最后他说：“好吧，肖洛霍夫同志，您可以走了。保重自己。党需要您。人民需要您!”(《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尽管斯大林对肖洛霍夫这种造成不好政治影响的不顾大局的任性行为非常不满，但他作为领导人和长辈表现得非常克制，这主要是因为像他所说的那样，党和人民需要肖洛霍夫这样的作家。
从战争爆发以来，肖洛霍夫根据自己在前线采访时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些报导和通讯，并于1942年6月发表了短篇小说《学会仇恨》，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残暴和红军战士如何学会了仇恨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题目取自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1942年5月1日发布的命令，其中这样说道：“战士们变得更加凶猛、更无情了。他们学会了真正仇恨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他们懂得，如果不知道刻骨地仇恨敌人，就不能战胜敌人。”(《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我们记得，三十年代他曾因小说题目改为《开垦的荒地》而生气，现在却主动地利用斯大林的话，这一点值得注意。
这里还要讲一讲1942年斯大林在给肖洛霍夫过生日时关于创作所讲的一段话。肖洛霍夫传记的作者奥西波夫记录了肖洛霍夫的回忆，当时斯大林是这样说的：“战争正在进行。这是一场艰苦的、非常艰苦的战争。谁将在它取得胜利后把它鲜明地写出来?就像在《静静的顿河》里那样的出色。……那里描写了勇敢的人--有麦列霍夫，波特焦尔科夫，还有许多红军和白军的人物。而像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那样的人还没有。而战争，作家同志，正是由这样的统帅赢得胜利的。在您过生日的时候，我想要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您写出一部新的、包罗一切的杰作，其中如同在《静静的顿河》里一样，既真实地和鲜明地描写英勇的士兵，也描写天才的统帅，这次可怕的战争的参加者。”(《小说报》1995年第3期，第50页。)奥西波夫认为，这一段话说明斯大林会见肖洛霍夫主要不是为了给这位作家过生日，而是为了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即让他写一部全方位地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其中不单纯只写普通战士，而且也要写“天才的统帅们”，当然首先是要写他斯大林自己。
关于这次会见时斯大林究竟说了什么，有不同的版本。诗人丘耶夫也曾听到肖洛霍夫谈起这件事。根据他的回忆，肖洛霍夫是这样说的：“1942年斯大林问我：‘雷马克写《西线无战事》用了多少时间?’我回答说：‘三年’--‘那么您也应当用三年时间写一部关于苏联人民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小说。’”肖洛霍夫接着说：“也许是他脱口而出说了这个期限，也许是有预见性地猜出了战争结束的时间。”(《青年近卫军》1998年第5期，第241页。)现在已很难弄清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说的，不过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斯大林希望肖洛霍夫写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区别在于后一种说法没有提到小说应该怎么写和写哪些人物的问题，更没有说斯大林暗示写他那样的统帅。
至于说到肖洛霍夫本人，他自己也认为作家不仅应该“用短论和散文向敌人开火”，而且应该使用“我们艺术的重炮”--长篇小说。应该说，斯大林的话促使他尽快地写反映战争的长篇小说。他把这部小说定名为《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年5月和11月发表了其中的部分篇章，1944年又发表了一些新的章节。这些片断着重写战争初期的情况，主要描述的是红军在战争初期的失利以及指战员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英勇作战的事迹。肖洛霍夫于1944年和1945年又写了几章，这一部分到1949年才发表出来。应该说，建议肖洛霍夫写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的斯大林对此事是关注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像以往对《静静的顿河》和《开垦的荒地》那样发表评论。
1943年肖洛霍夫曾要求会见斯大林。当时斯大林以工作忙为由，要波斯克廖贝舍夫转告肖洛霍夫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从此之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7年，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信，说英国、美国和瑞典出版了他的书，给了他一些外汇，他想用这笔钱到瑞典旅行，请求斯大林允许他这样做。信中还说，他已有五年没有见到斯大林了，不敢因这样的小事要求接见，只好写这封信。(《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斯大林没有作出反应。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的评价发生了变化。1948年1月斯大林会见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之一吉拉斯，在谈到当代苏联文学时吉拉斯特别提到肖洛霍夫。据他回忆，当时斯大林说，“现在有更好的”，并说了两个他不熟悉的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女作家。(《小说报》1995年第3期，第57页。)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来，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冷淡了，对他并不那么看重了。有人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肖洛霍夫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没有创作出斯大林所期望的关于卫国战争的杰作。当然，自尊心很强的肖洛霍夫对自己受到轻慢也不高兴。因此可以说，两人变得疏远起来。
不过在1949年斯大林七十寿辰时，肖洛霍夫仍像十年前那样表示了祝贺，发表了题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父亲》一文。文章说，对那些为自己扫清了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和那些正在争取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的人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比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更珍贵的和更亲切的名字了”。文章引用伊萨科夫斯基的诗句表达了一位普通战士对斯大林的一片忠诚之后，说这位战士“俯下身来，像儿子敬重伟大的父亲那样吻着他的肩膀，用由于激动而颤抖的和有点沙哑的声音说：‘父亲!我们的光荣、骄傲、希望和欢乐，祝你长寿!’”(《真理报》1999年12月20日。)不言而喻，文章作者也用这位战士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件事给肖洛霍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1949年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收入了上面讲到过的斯大林给费里克斯•康的信，其中说肖洛霍夫“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肖洛霍夫很不高兴，于1950年1月3日给斯大林写信说：“在您给费•康同志的信发表后，自然有许多读者、文学教师和学生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错在哪里，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小说中描写的事件和彼德焦尔科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的所起的作用。有人要求我作出说明，但是我保持沉默，等待着您的指教。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恳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我所犯的错误在哪里。以后我在出版小说修订本时将考虑您的指示。”(《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和斯大林通信集)》，瑰宝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虽然表面上言词比较恳切，但透露出不满。斯大林没有作出回应。这是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从这之后，通信中断了。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给费•康的信中是在肯定肖洛霍夫是“当代名作家”的同时指出《静静的顿河》的错误的，并强调即使如此，也“不应禁止出售”，可见总的来说他对这部小说是肯定的。后来如上所说，他又支持连载小说的第3部。1941年小说被授予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因此肖洛霍夫似乎不必为这封信的公开发表而生气。正好这时国家文学出版社按照计划正准备重版这部小说。突然编辑部接到中央的电话：“你们读一读斯大林的信吧。《静静的顿河》有大错。照这样子不能出版。”(《小说报》1995年第3期，第59页。)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是斯大林下的命令。1953年小说出了修订本，其中删去了写波特焦尔柯夫和克利沃什吕柯夫的段落，增加了写斯大林会见人民代表的场面。后来小说在收入1956年到1960年出版的文集时才恢复了原貌。
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斯大林晚年没有搭理肖洛霍夫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体弱多病，没有精力过问这些事。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时肖洛霍夫不在莫斯科，他从维约申斯克用电话口授了一篇简短的悼词，题目是：《永别了，父亲!》。悼词称斯大林为“亲爱的父亲”，说“我们得到的很多东西应该感谢你”，“你将永远随时随地和我们在一起”。应该说，感情还是比较真挚的。就这样，斯大林和肖洛霍夫在人生道路上永远分手了。
四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上了台。他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掀起了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那么肖洛霍夫的态度如何呢?
许多事实证明，当时赫鲁晓夫考虑到肖洛霍夫的声望和影响，曾竭力拉拢他，给他戴高帽，称他为“伟大的苏联作家”，说他是“我们伟大时代的有才华的、忠实的历史记述者”，“他的创作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等等，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利用他，而且还想让他把自己写进作品以便名扬后世。赫鲁晓夫还力图与肖洛霍夫建立私交，曾在1959年邀请他一起访问美国，访问前专程到维约申斯克看望他。肖洛霍夫自然也作出了一些回应，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发表过一些拥护和支持二十大后的某些方针政策的言论，有时甚至表现得与赫鲁晓夫比较亲热，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说他与赫鲁晓夫有一种不大说得出口的“男人的友好爱慕之情”。然而他在内心里并不那么尊重赫鲁晓夫，也不打算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其树碑立传。根据上面提到过的丘耶夫的回忆，肖洛霍夫曾对他说：“赫鲁晓夫很想让我写他，坐飞机到我这里来，但是我是一个狡猾的老头……”(《青年近卫军》1998年第5期，第241页。)意思是说，想办法应付过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肖洛霍夫没有跟着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经流传过他的一句名言：“有过崇拜，但也有过个人”，意思是说，他承认个人崇拜的存在，同时也认为有过杰出的值得崇拜的个人。有人问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肖洛霍夫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斯维特兰娜证明确实说过。(《话语》2005年第2期，第19页。)而根据儿子亚历山大的回忆，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有一次肖洛霍夫看到新来的报纸刊登着揭露个人崇拜的材料时沉思起来，谈起了一次与斯大林的会见。他说，在谈完正事后告辞前进行有问有答的简短的闲谈，他突然问斯大林“为什么允许如此没完没了地颂扬自己?为什么允许不问场合地唱颂歌，到处挂像和立碑?”斯大林并无恶意地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带着狡黠微笑说：“有什么办法呢?--人们需要神。就让斯大林当这个神吧(由于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肖洛霍夫开头把‘神’听成‘头脑’。--引者)。”肖洛霍夫觉得斯大林本人也只是忍受着这个“崇拜”，并相信这一点，而且一直如此认为。肖洛霍夫又说，他不喜欢“崇拜”这个词，最好说“信仰”;而信仰应该是崇高的，高尚的，崇高的精神财富也可升格为崇拜的对象。他认为崇高的精神财富是由具体的个人培育和体现的，根据这一点，他就不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个人。肖洛霍夫说，“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在最上面总会出现领袖，出现最高统帅，出现能敢于作出最后决定的人。而事业完全是新的，没有任何经验，这个人不可避免地会有局限性，既然如此，那就会变得毫无理智地冷酷无情，恐怕斯大林还不是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典型。”(见《顿河》1990年第5期，第162～163页。)肖洛霍夫的这些议论与上面提到过的“有过崇拜，但也有过值得崇拜的个人”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他对个人崇拜这种社会历史现象作了分析，说明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反斯大林浪潮的情况下，文学界的一些曾起劲地为斯大林唱颂歌的人转而进行批判，但是肖洛霍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他对斯大林仍然一往情深。上面提到过的丘耶夫的一段回忆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对二十大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不满，写了一首诗，其中这样说道：“为什么要砸掉斯大林的纪念碑?//它们使我们想起，//是坚强的和可敬的领袖 //实现了昔日的强大并留给了我们。”他曾把这首诗在集会上和公共场所朗读，受到了相当多的听众的欢迎，但是也遭到有关部门以及作协组织的批评。1967年6月，丘耶夫随同一批年轻作家到维约申斯克访问。根据他事后的回忆，肖洛霍夫已听说他因写肯定斯大林的诗而受到批评的事，见到后便说：“小伙子，你朗诵一下在莫斯科挨批的诗!”丘耶夫便朗诵起来，听众不少，有人扯一扯丘耶夫的衬衣，叫他停住。肖洛霍夫发现后说道：“您这是也叫我什么也不说。列夫•托尔斯泰头上只有一个沙皇，而我头上有一大批--从区委书记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过去高喊：‘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现在他们说什么来着?小伙子，把它读完!”肖洛霍夫听完后泪流满面，拥抱了丘耶夫，亲吻了他，和他谈起了生活和作家的劳动，对他说：“你就这样写……听我这个老头的!”(《青年近卫军》1998年第5期，第235～236页。)毋庸赘言，这是肖洛霍夫真实感情的流露。
这里还要讲一下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五六十年代肖洛霍夫继续进行这部小说的创作，构思发生了一些变化，拓宽了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从战前写起，一直写到战争胜利结束。1968年他把新写的章节送《真理报》发表，其中写了三十年代末军队的大清洗。《真理报》请示苏斯洛夫，苏斯洛夫要求删去写大清洗的场面。肖洛霍夫不同意，几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与他面谈这件事。勃列日涅夫拖延着，一直没有搭理。1969年3月，《真理报》刊登了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组织人删改过的一个片断，肖洛霍夫看到后特别气愤，感觉到已无法和上面的人说理，小说再也写不下去了，于是一气之下将要回的手稿付之一炬。
《他们为祖国而战》这部小说之所以有这样悲剧性的结局，主要原因在于其中写了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和军队大清洗。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他们要求肖洛霍夫对自己的小说作删改。而肖洛霍夫不同意这样做，最后酿成了上述的悲剧。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当年发表出来的经过删改的片断，这新的几章究竟是怎么写的，已鲜为人知。有人根据小说写了军队大清洗和提到了斯大林就认为作者采取了反对斯大林的立场;也有人认为他这样写是为了说明战争初期军队指挥系统的薄弱和遭到失利的原因，主要不针对针对斯大林个人。上面列举的种种事实说明，肖洛霍夫从关心人和关心人的命运出发对三十年代整个大清洗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持揭露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他们我祖国而战》中似乎继续这样做。当然他并不否认斯大林对军队大清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是要说他开始否定斯大林，似乎缺乏充分的根据。
1970年肖洛霍夫在与《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谈话时谈到了战争年代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他说：“我完全同意朱可夫元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能故意歪曲和贬低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第一，这样做不诚实;第二，对国家、对苏维埃人有害。这倒不是因为胜利者不受审判，而首先是因为‘打翻在地’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不符合真实情况。”(《话语》1995年第7～8期，第33～34页。)这里他用明确的语言表明自己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起作用的基本看法。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在苏维埃国家的充满尖锐复杂斗争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斯大林和肖洛霍夫这两位巨人--一位政治家和一位艺术家--遇到了一起，演出了一幕幕的悲喜剧。他们两人有共同点，这就是信仰社会主义，热爱人民，这是主要的。可是两人又有区别。斯大林作为政治家，首先关心社会发展的方向，关心如何更快更好地前进，着重注意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而在观察思考问题时重理智而不重感情，有时为了解决问题，不惜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肖洛霍夫作为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艺术家，特别关心具体的人的命运和遭遇，更容易看到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和问题，而且富于感情，常常作出强烈的反应。由于这些差别，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斯大林在肯定肖洛霍夫的创作对人民有利和赞赏他的艺术才华的同时，批评过他的片面性，对他某些任性的行为表示过不满;而肖洛霍夫在总体上赞同斯大林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对斯大林的支持和爱护表示感激的同时，对路线和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感到不能容忍并进行有力的揭露，晚年间接地提出斯大林应负责任的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与肖洛霍夫之间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只看到两人之间的共同点和亲密关系，称肖洛霍夫为“典型的、顽固的斯大林分子”;有人则相反，几乎把肖洛霍夫说成斯大林的敌人，把两人之间的关系说成相互利用的关系。应该说，这样的看法都是由于没有全面地看问题造成的，而且把问题简单化了。因此在说明斯大林与肖洛霍夫的关系时，应该努力避免这种片面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