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的国内形势

　　岳峙

　　中原大战中，冯玉祥与阎锡山联手，主要是阎锡山出钱，冯军打仗。冯军能征惯战，进展很快，蒋军节节败退。冯军打到开封至徐州一线时，一方面因为后勤不继，一方面则因为连月阴雨，双方形成对峙。这时，蒋委员长请张学良率奉军入关，拊冯阎联军之背，同时，委员长收买阎锡山，使阎背盟，又收买冯军手下的韩复榘、石友三等重要将领，使其背冯。冯军瓦解，冯玉祥只好通电下野，隐居黄山“读书”。

　　中原大战结束时，委员长还只是军方领袖，而不是党的领袖。在之前的党内斗争中，委员长能胜利地挤走汪精卫，就是因为拉到了老资格的胡汉民和他合作。胡主党务，蒋主军事，这是当时南京方面的政治格局。中原大战胜利，委员长野心膨胀，想成为政治领袖，因此旧事重提，呼应舆论界召开国民大会以定国是的诉求。

　　蒋委员长此举，本意当然不是他真的想搞民主，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在国民党内进行正常的党内斗争，他并无胜算。而胡汉民则认为，此时虽然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军阀势力，仍在，全国并未底定，国民革命仍在军政阶段，不宜直接跳进宪政阶段。蒋胡由此起了争执。

　　国民大会自民国以来，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就一直很成问题，多次引发纠纷。段祺瑞主持中央时，搞了安福国会，引起全国反对，南方因此组织了护法军政府，段派军队镇压，结果吴佩孚打到衡阳后通电停战，与段祺瑞猛打电报战，支持社会上要求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声，最后直接以此为名发动了直皖战争。但吴佩孚得胜后，也未召开国民大会，只是召集了旧国会而已。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获胜，曹锟贿选当上总统。1924年，奉军卷土重来，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因为冯玉祥中途倒戈，直军一溃千里，奉军大胜。冯奉两方请出息影津门已经四年的段祺瑞主持中央，段认为冯奉倒直是革命，不仅废除了贿选上来的大总统曹锟，而且连国会也一并废除，主张政治上分两步走，第一步召开善后会议，即瓜分倒直胜利果实，第二步再召开国民会议。此时，国共已经形成第一次合作，咸谓善后会议于法无据，不符民主精神，应当直接召开国民会议。但孙中山仍应邀北上进京，参加善后会议。行前孙在黄埔军校演讲，明确表示，善后会议非法，此去北京只为斗争。但段不为所动，仍召集善后会议，国民会议则不了了之。所以，召开国民会议以实施宪政，历来是野心家发动政争的借口，蒋委员长不过是故技重蹈而已。

　　胡蒋争执不下，愈演愈烈，委员长一怒之下，就将胡汉民扣起来，软禁在南京汤山。广东国民党向来只认粤籍的胡汉民与汪精卫，自然不依，于是爆发粤变。此时委员长的主力分两拨，一拨在淮海一线监视韩复榘、石友三等冯系旧部，大部在江西剿共，根本抽不出来兵力去打粤军。好在委员长政治手腕还是比其他军阀高明很多，又故技重施，一方面封官许愿，分化拉拢，一方面重金收买，这才摆平了广东。所以，委员长此时重用原粤系人马，以陈廷枢为行政院长，将从原粤系演化出来的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部署在蒋委员长向来视为禁脔的沪宁沿线，这也是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时，为什么是粤军出身的十九路军在淞沪和日军硬拼的原因。

　　南方形势不稳，北方的冯系旧部自然也不安生。冯系旧部中，以时为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实力最强，而石友三因为没分到地盘，饷项无着，也不能扩充实力，所以对蒋委员长十分不满。因此，石友三认为可以趁机起兵，驱逐驻在平津一带的张学良奉军出关，恢复西北军在华北的优势地位。石友三当时的驻地在晋鲁豫交界之处，所以一面联络韩复榘，以免联络阎锡山，积极发动倒张。韩阎各自盘算过后，都认为机会难得，就同意了石友三的建议，并约定由石友三率先发动，韩阎再起兵响应。于是石友三率先发动，整军北上，准备与张学良开战。委员长又故技重施，成功拉拢了阎锡山，唆使阎出其不意突然从背后攻击石友三，石军猝不及防，所以大败。

　　可见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复杂，各派系之间的分化重组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谁都怕被别人消灭，都希望能在混战中扩大地盘，增强实力。其中，蒋委员长和张学良的联盟是各方的矛头所向，南方倒蒋，北方倒张，相互呼应。蒋委员长需要张学良在华北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弹压韩复榘、阎锡山，迫使其不敢乱动，才能腾出来手来逐一扫除南方各派系军阀。

　　再来说东北的日军。当时驻在东北的日军实际上并不多，参加九一八事变的总共1.5万人。日军虽然人数不多，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参与策划和指挥九一八事变的日军核心人物是本庄繁中将，他曾长期担任张作霖的顾问，并在第一和第二两次直奉战争中都参与了参谋工作，并且充当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的联络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在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就曾派本庄繁征求日本方面的意见，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所以，日军将领对东北奉军的底细十分清楚，包括驻防分布、战斗力、装备等情况，都一清二楚。

　　在这种形势下，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立刻致电蒋委员长，想征得蒋同意后再回师东北驱逐日军，收复失地。但委员长认为，日军全面占领东北，打破了一战后列强在中国的均势，所以可以在国际联盟申诉，请英美干预。蒋这样想，当然不是毫无道理。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已全面占领东北，但俄国立刻提出抗议，要求日军不得全面占领，并要求自己的盟国法国向英国施压，再由英国向自己的盟国日本施压，还要求英国从刚占领的拉萨退兵。英国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是德国，而要打败德国，势必要得到俄法支持。不得已，英国才从西藏退兵，并要求日本从东北退兵。

　　所以，九一八之后，委员长认为，此时不宜与日军全面开打，还是应当先消灭军阀，谋求国内统一，整军经武，再与日本较量。而这当然需要张学良配合，如果张学良退回关外，北方动荡，南方再发动，全国又将陷入混乱。委员长把他的想法电告张学良，并让张学良忍耐。所以，才出现了二十余万东北军在关内坐视二十余万东北军被一万多日军消灭而不回师救援的一幕，张学良也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蒋军的骂名。

　　即使如此，蒋委员长与张学良也并未能按蒋的计划执行下去。在国内外一片骂声中，各地军阀纷纷以抗日为名，纷纷通电指责蒋张。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再次通电下野，张学良也一同下野。之后不久，委员长又重新复职视事，张学良则远游欧洲，直到1933年才回到国内，再次出山，率关内东北军围剿鄂豫皖苏区，之后又一路追杀到陕北。一直到在陕北和红军交手中连吃败仗，才醒悟过来，坚决要求抗日，先是洛阳苦谏，苦谏不成又在西安发动兵谏。

　　九一八事变也给了各地军阀以声讨蒋委员长更充分的理由。先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转入修正，接着转到江西剿共，到福建后发动福建事变，准备联共抗日。也是在1933年，在黄山“读书”的冯玉祥北上察绥，组织旧部，发动抗日，后来蒋委员长与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下失败。1935年，两广公然独立，以抗日为名，要求亲南京的何键让路，以便他们北上抗日。中央军追击红军长征入川，委员长想削减川军编制，川军将领反对时的借口便是留着部队可以抗日。

　　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也先是派遣十军团寻淮洲、粟裕等人以抗日为名，率军北上浙赣一带，进击南京政府的腹心之地浙江，长征中更是公开以北上抗日为名。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一路西进，转战到川西北，也曾计划成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

　　反过来站在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当时虽然名义上全国统一，实际上各地军阀林立。陕西的西北军、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桂系、广东的粤系、湖南的何键、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各派，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上都是划境自守，根本不听中央招呼。江西、福建和鄂豫皖的红军更不用说。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不过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而已。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不过是各军阀中较大的一支，所以蒋委员长在内心并不将各军阀的地盘视为自己必须保卫的国土。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坚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失去东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灭各地军阀。不过有意思的是，真正使军阀势力大为削弱的，也恰恰是抗日战争，抗战中抵抗日军最坚决、牺牲最大的也是各地军阀部队，而中央军反而由于大量接受美援，才在抗战结束后的初期能够将势力扩大到以前不能控制的华中、华北、东北一带。

　　而人民解放军通过解放战争，不仅消灭了中央军，也消灭了各地军阀，使全国实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驱逐了一切外国军队，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进而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阻止在中国的领土之外，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大的现代国家。

　　有种说法未必可信，但是可以聊备一说。国民党早期根据地一直在广东，所以广东国民党一直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且与日本往来密切。据说正当粤变和石友三发动之时，国民党内胡汉民认为，要一举倒蒋成功，关键在于迫使张学良退回关外，而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奉军的东北老巢有警。因此，胡系找到时为日本外相的老朋友犬养毅，劝日军在东北发动事变，迫使张学良回师东北，韩复榘、阎锡山在北方压力减小，即可顺势发动大规模倒蒋，再和粤桂联络，南北呼应，同时并进，可以一举成功，推翻蒋委员长。犬养毅向来主张对华亲和，同意了这个办法，便唆使驻东北的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哪知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有变，犬养毅被刺身亡，对华主战派占据上峰，便不再退出东北。

　　2013年9月18国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