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践行群众路线二三事

　　刘金田 口述 杨玉珍 整理

　　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就在人民中间”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什么是群众路线?《党章》里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是党对群众路线的概括。

　　回顾党的90多年历史，可以讲出很多我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故事。

　　抗战爆发后，广大海外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洋组织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华侨为祖国捐款。因为对当时中国的抗战前途并没有多少信心，他决定带一个考察团回国去看一看。1939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考察的目的地是重庆和延安。

　　在重庆，蒋介石隆重地接待了他，一顿饭花了上千大洋，这令陈嘉庚非常心痛，同时也看到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和国民党官僚的奢侈生活。1940年5月到延安后，情况则完全不同。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接待了他，并设宴款待。毛泽东请他吃饭的那天晚上，一张桌子上坐了十个人，没有桌布，只好用四张白纸充当，结果一阵风把白纸刮掉了，只好光着桌子吃饭。饭是四个菜，那天还特意加了一个好菜--一盘炖的鸡肉。毛泽东讲，这是你今天来了，我们特意给你加的菜。邻居老乡听说我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把家里的一只鸡送来，让我招待你。

　　陈嘉庚在延安住了八天。在这八天当中，他到处走，到处看，听了毛泽东、朱德的介绍，特别是和那些从厦大、集美、南洋来延安的青年的交谈，使他对延安有了新的认识。他把所见所闻跟国民党比较后说，我没到延安的时候，对中国的前途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有一次陈嘉庚问毛泽东，外面报道说延安有十多万军队，在哪儿呢?毛泽东指着田里干活的人说，他们拿起镢头是老百姓，扛起枪就是兵，我们的军队就在人民中间。

　　就在陈嘉庚到延安前十多年，另外一个人也对共产党非常看重，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宣告成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大党，而是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党。那时全国的政党有二三百个，中国共产党跟其他政党有明显的不同，它除了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外，它所提出的纲领和目标，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前途。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有无群众观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深入到群众当中，做群众工作。它领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1922年的中国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以及后来的省港大罢工，党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孙中山就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优势，才决定跟共产党合作。国共合作后，北伐战争的胜利，大革命的胜利，跟共产党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是密不可分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毛泽东在井冈山，搞了井冈山的土地法，后来搞兴国土地法，让农民获得了土地。有了土地，老百姓有了活路，所以拥护共产党。

　　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说要让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部队进入彝族居住地区。由于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得到了彝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彝族聚居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彝汉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以阻止红军北上的阴谋。长征历时一年，经过了11个省，到陕北的时候虽然只剩三万人，但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每到一处都在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所以红军一边是牺牲了人，一边又得到了不断的补充。经过一年多时间，我们到达陕北的时候，沿途经过的十多个省，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去并生根开花，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延安时期，共产党能够大发展，与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推进国民党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决定因素。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所以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打败，建立了新中国。在三大战役中，党在人民群众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充分调动了人民的力量来支援大决战。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十分差，除了在东北能控制部分铁路以外，解放战争的进行主要还是依靠人民群众利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方式来支援。统计数据显示，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副，牲畜260万头，贡献粮食4.25亿公斤。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了我们的战略决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正因为我们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才能在弱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艰险，最后取得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参军、参战、支前，仅东北地区就有60万农民参加了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后方群众也积极参加拥军优属和防敌特工作。为补充志愿军的给养，当时东北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仅20天的时间，就有405万斤炒面送到前线，而且全国各地的饼干、肉、蛋、蔬菜等都运到前线，使志愿军的食品供应得到改善。除此之外，当时还举国上下齐募捐，常香玉就为此捐献了一架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还要依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工业上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前一百年，而在同一时期，增长速度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名列前茅。为什么我们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当时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非常高涨，大家是发自内心地想为国家建设出力。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紧张，正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渡过了当时的难关。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多年的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群众路线坚持贯彻得好，党群关系密切，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可以顺利发展;什么时候群众路线贯彻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到破坏。

　　红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群众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毛泽东是主要创立者，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观，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一整套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他把群众比做真正的铜墙铁壁，这种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他把共产党和人民比做种子和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还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比做鱼和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所以，毛泽东在领导创立革命根据地时就强调，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力量外，还要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他甚至把做群众工作跟打仗的比例设定为10：1，用1分力量打仗，就要用10分的力量去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工作，20世纪30年代搞过寻乌调查和才溪调查。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讲到，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他说得非常具体，包括妇女下地干活会不会犁地，要教妇女犁地，小孩读书，木桥太小怎么办，等等。他强调，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一点也不能忽视，一点也不能看轻”。

　　在红军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规，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率军向井冈山挺进。出发前，毛泽东想到了红军在行军路上饿急了到群众地里挖红薯吃的情况，随后就宣布了几条行军纪律，要求官兵“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是三大纪律的最初由来。到了10月下旬，部队要上井冈山了，毛泽东想到要上山，必须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必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就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同年12月，毛泽东又针对部队在打下茶陵县以后有人告密、部队失败的情况，提出革命根据地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是第-任务;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要做群众工作。

　　六项注意是怎么来的呢?1928年1月，毛泽东的部队从遂川分兵下乡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宣布了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4月，毛泽东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并且毛泽东要求部队早晚点名的时候，党代表必须重申一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随着红军不断转战和群众工作的实践，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到后来六项注意专门加了两条，洗澡要避女人，大便要找厕所，最后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在工作中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次，毛泽东发现有战士在群众地里吃苞谷，就把这些战士叫来批评教育。之后他亲自找来一块竹牌子，上面写好字插在地里，上书：“因为我军战士饿肚子，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了，违反了纪律，现把2元钱埋在地上，请收下。”

　　“老百姓不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交公粮太多”

　　还有一次，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的问题。那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被雷击了，坐在会议室大柱子边上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被雷击死。事情传出去后，有老百姓就说，老天爷为什么不睁眼，咋不把毛泽东劈死呢?事后保卫部门把这件事情作为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知道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1941年，让边区老百姓出20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我调查了一下，他们不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老百姓不高兴。我们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我们的政策。1941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因为蒋介石把根据地的军饷断了，胡宗南的部队又包围了边区，而且不断地骚扰边区，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经济上不够用。再加上当时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边区特别困难。因为胡宗南的部队要包围边区，于是王震的部队被调到绥德来，这样一下子要养很多兵，怎么办呢?就要征收公粮。边区很穷，老百姓也很穷，再让老百姓承担20万担公粮，负担确实太重。毛泽东说，老百姓说那样的话，不是对毛泽东有仇，而是确实负担不起。

　　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后，没有追查这件事情，而是作出了两个决策：一是大生产运动，一是精兵简政。因为大生产运动，才有了王震部队开赴南泥湾屯垦和边区人民从上到下的全民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自己带头在杨家岭门口开了一块菜地浇水种菜，周恩来、任弼时亲自参加纺线。周恩来是纺线能手，任弼时得了第一名，朱德自己种地，种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冬瓜，成为大生产中的模范。

　　“我们的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这年的正月十五，延长、延川、宜川三个县200多个伤员要求到延安请愿，去见毛主席。这些伤员所住的医院是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成立的，主要住的是长征中和抗战初期负伤的一些伤病员。在当时，医院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生活设施简陋。再加上有些伤员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以及医务人员态度生硬，对伤残病人关心不够，有的伤病员就不愿意在这里生活，要去延安找毛泽东反映问题。

　　当时两延河防司令是何长工。何长工一听，200多个人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这还了得，就去做工作。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后说，这些同志过去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疾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他们是好同志。毛泽东还说，这件事，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种官僚主义。

　　毛泽东专门找来何长工，商量怎样改进医疗状况。他还特别提出，这个医院的名字不好，“残废医院”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建议把医院名字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任命何长工为总院长。之后，延安专门召开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派了60多位伤病员参会，其中30多位是这个医院的。毛泽东在会议上专门讲话。同时，毛泽东还针对伤病员的具体情况，让周恩来负责同国民党方面联系、交涉，允许一些南方来的伤病员回老家去，把他们照顾好。

　　“中国老百姓是好的，坏人极少”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毛泽东撤离延安的时候，来到靖边县的王家湾，住在薛老汉的窑洞。薛老汉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只听说毛泽东还在陕北。后来毛泽东出入村子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保护他的流动哨。毛泽东就说，怕什么，我们要相信群众，一旦发现有坏人，老百姓不用我们动手就会把他们抓起来，以后你们不要再搞这些。我们这个部队有“六个多”--背盒子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多，手电多，驮骡多，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什么部队有这么多人啊，肯定是领导机关才有这么多人，所以要相信群众，老百姓会保护我们的。后来国民党部队包围这个村子，党中央决定转移，有人提出老百姓往东面跑，部队往西面跑，毛泽东就非常不高兴。他说，为什么让群众往东面跑，我们往西面跑，让群众吸引敌人吗?刘备跑的时候，还带着群众-起走呢，一定要带着群众-起转移。

　　毛泽东撤走以后，国民党军刘戡部队住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村里面谁也没说这是毛泽东曾住过的。而刘戡部队撤走以后，留下些什么文件，老百姓马上收起来全部送给人民解放军。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武汉，信步来到蛇山，重游黄鹤楼(1927年曾到过黄鹤楼)。警卫人员担心他的安全，不想让他随便走动，但既然主席要出去，只能让他戴上口罩。他来到黄鹤楼附近，看到一个卖臭豆腐的老汉，毛泽东就上前和他聊了起来。他问老人家家里有什么人，现在生活怎么样，生意好不好。毛泽东虽然戴着口罩，但还是被老汉认了出来，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毛泽东，家里有老伴和孩子，现在解放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生意也不错。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候边上站着的两个小孩也认出了毛泽东，就大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大家听到喊声，全围了过来，纷纷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罗瑞卿、李先念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长，就建议毛泽东赶紧到黄鹤楼里面去休息。毛泽东不去，人也越围越多。最后没办法，罗瑞卿只好喊了一声：“毛主席还有好多工作，请大家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先走。”老百姓最后让开了一条路。回去以后，罗瑞卿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好险啊!要是毛主席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党和国家还有人民交代啊!毛泽东则说，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是对的，但是中国老百姓是好的，坏人极少。为什么要害怕老百姓呢?害怕群众是不对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9期，摘自2013年第9期《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