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
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扫除文盲
扫盲，迫在眉睫
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几个妇女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县城她们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见什么都新鲜。忽然，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几个妇女也没看清楚，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不识字，发生了放走敌特的真实事件。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些真实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正是因为这样，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速成识字法：一个扫盲的好方法
1951年11月，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
两年前，祁建华开始琢磨速成识字法。当时，刚刚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被分配到二野某军做文化教员。那时候部队里的扫盲工作已经开始了。可许多战士学文化很困难，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还常忘，对于学习信心不足。祁建华想起自己刚刚学文化时的经验，当时他先学会了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一天可以学好几百生字。用这个方法帮助战士们扫盲，不是事半功倍吗?于是，他决定先用这套方法教教新调来的战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学文化，但一天学三个生字还要忘两个，非常苦恼。听说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11天学会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决定试试祁建华的这套神奇的方法。祁建华花了一天时间，教王祥德学会了注音符号，而后每天从一本《人民三字经》中挑50个生字。10天王祥德就学会了500字。
1951年，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展冬学。图为参加冬学的学员们在上课。
当年的宣传画。
扫盲教材。
扫盲教材。
看到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华决定把它运用到识字班的教学中，在学习生字之前，先教战士们学注音符号。开始有些战士对此并不感冒，他们觉得：“注音符号曲里拐弯像洋文，学了没用。”可学着学着，战士们发现这些“洋文”竟能拼出汉字的读音，学习兴趣一下子调动起来。应用了这套方法，1952年3月，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颁发奖状。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这年的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高家柳沟经验：一个扫盲的好经验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为此，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
扫盲教材，五花八门
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扫盲教材。
这些教材五花八门，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第一课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在这套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1956年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量身设计的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每一课内容深入生活，极其实用。为了方便妇女们学习，课本图文并茂，在教认钟表时就画个表盘，在教认粮票、油票、布票时，又画出了这些票证的图样，一目了然。
虽然各地的扫盲教材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结构都差不多，由课文、生字、课后练习几部分组成。拥护共产党、爱祖国、反封建、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教育，是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扫盲，也曾“大跃进”
1958年春，中国掀起了一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工业跃进，农业跃进，文化教育也要跃进。扫盲运动随着席卷全国的洪流，开始了一场不切实际的“跃进”。
2月，全国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召开，会议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
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
扫盲“卫星”竞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为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
据报道，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中国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1958年11月，毛泽东做出过批评，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1960年，扫盲工作开始注重巩固成果。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