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植物园与同事们在一起。卢思聪提供
民警吴静深在为溥仪上户口。吴静深提供
溥仪新生(上)
1995年1月26日，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手捧溥仪的骨灰，把他安葬在位于河北省易县的“华龙陵园”。溥仪的墓碑上只镌刻着“爱新觉罗·溥仪”六个字。与遥遥相望的光绪皇帝的崇陵相比，他的墓地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的墓地。
溥仪的一生，做过皇帝，做过汉奸傀儡，也做过新政权的阶下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终于成了崭新国家里一名真正的公民。在行将告别这个世界时，他感慨道：“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一个封建统治者变成一个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
“要放，就先放‘皇帝’”
1959年12月4日，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一天，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国民党战犯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的红色条幅，分外醒目。在众多期待的目光中，代所长金源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简短的开场白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此时，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每个人都急于想知道这份特赦名单中，是否有自己。
“爱新觉罗·溥仪!”
听到自己的名字，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特赦名单中，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此前两个多月的9月1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曾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特赦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伪满和国民党战犯的建议。
虽然，特赦名单还没有公布，但欢乐和期盼的气氛已经弥漫了整个战犯管理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这份名单中。战犯们私下互相议论着，有的信心十足，有的在为自己近来的松懈表现而后悔，有的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着衣物。
对于能否被特赦，每个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们都觉得，至少自己比溥仪改造得好。一个战犯还公开说：“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甚至连溥仪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的确，单从劳动改造的表现而言，溥仪并不突出。曾经担任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长的吕凤柱至今提到溥仪仍笑言：“那笑话可出老了。”
溥仪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穿衣、叠被这样的小事也做不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代理所长的金源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
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溥仪)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毓喦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
当听到特赦名单那一刻，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其中也包括金源。
其实，战犯管理所向中央报请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有溥杰而无溥仪。但当金源从北京领回特赦证书时，却发现溥杰的名字变成了溥仪。
据说，当年毛泽东看到送来的特赦名单后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1959年12月4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过特赦通知书。
成为普通公民
在溥仪接到特赦证书的当天，美联社、法新社，甚至台湾都播发了末代皇帝被特赦的消息。就在全世界为新中国的信心和气度惊叹时，溥仪已经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
阔别近35年，溥仪急于想回到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回想1925年2月23日，他在一帮日本人和遗老遗少的掩护下，偷偷摸摸乘火车逃进天津日租界的情景，简直恍如隔世。如今，他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坐上火车准备回家了。
平生第一次与老百姓们坐在一起，使溥仪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新中国是什么样?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车上发生的一幕给了他最好的回答。
一个小姑娘突发阑尾炎，老师来不及通知她的父母便自己带孩子坐上火车赶往沈阳的大医院治疗。乘客们纷纷为她们让座，乘务员也连忙打电话请沈阳站的工作人员协助。
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感人的一幕，并感叹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成为了现实。”
1959年12月9日，清晨6点半，溥仪走下了列车。五妹韫馨、五妹夫万嘉熙、四弟溥任和堂弟溥佳、溥俭早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
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到北京后，溥仪暂住在五妹韫馨家。两天后，在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他来到了位于麻状元胡同的厂桥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接待他们的是民警吴静深。
当年27岁的吴静深，而今已经是一位76岁的垂垂老者。在他位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老人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一幕。
“他高个子，穿得很普通，脸挺瘦，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得知来人是办户口的，吴静深拿出户口登记簿为他登记。
“他一说姓名——爱新觉罗·溥仪，我才知道敢情这人是小宣统啊!”
虽然深感惊讶，但吴静深还是一项一项地为溥仪做了登记。吴静深记得，其中的几项溥仪不太好回答。
问到职业，溥仪答，刚特赦回来，政府还没安排。吴静深在“职业”一栏里填上无业。 “文化程度?”溥仪答：“私塾十一年。”当问到婚姻状况时，溥仪叹了口气说：“死的死，离的离。”这该怎么填呢?不得已，吴静深只得继续追问：“最后一个是死了还是离了?”他记得，溥仪小声回答：“离了。”于是吴静深在婚姻一栏内填上了“离婚”二字。
登记完毕后，吴静深把办好的户口本递给溥仪。溥仪接过户口本，深深地给他鞠了个躬。这位曾经的皇帝，第一次领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证明。
第二天，吴静深来到韫馨家找溥仪：“对不起了您哪，请您和万先生再到派出所去一趟。”
原来，溥仪上户口的事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公安部派了一名宣传干部到厂桥派出所，要补拍一张照片，为后人留下这意义深远的一幕。可巧那天万嘉熙有事不在，吴静深只好拉上来串门的溥俭和溥仪一起补拍了一张照片。老人指着站在照片中间的那个人告诉记者：“这就是溥俭。”
直到现在，溥仪的户口登记簿和他办理户口时的照片，仍收藏在北京警察博物馆里。
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溥仪却从来没逛过北京城。小时候，他生活在四面都是高墙的紫禁城里，走到哪儿后面都呼啦啦跟着一帮太监;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他又火急火燎地逃到天津，最后又在伪满当了14年的傀儡。对于北京，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如今他终于能以一名公民的身份大大方方地看看北京城了。
民族文化宫、四季青人民公社、清华大学、北京电子管厂……特赦回京后的一个多月里，溥仪与一同特赦的战犯们把北京参观了个遍。新中国成立十年间，北京的变化，让这位当年的皇帝赞叹不已。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溥仪夫妇。
▲在1961年国庆宴会上，溥仪与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左二)、京剧演员杨秋玲(左三)、电影演员崔嵬(左五)举杯共饮。
第一份工作
回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一家。总理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自己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对医学感兴趣，想当个大夫。
可周恩来却不赞成。当时也在场的四弟溥任后来回忆，总理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总理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讲清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周总理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植物园的老人们回忆，就在溥仪到园的前几天，时任党总支书的田裕民专门组织全园职工在食堂开了一次会。
植物园退休职工冀绪英记得，田裕民向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溥仪来了以后不能围观;第二，对外要保密，不要让外面的人知道，称呼他为溥先生，而不能叫同志;第三，国家机密不要跟他讲。
“其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呢?”提起约法三章，研究员卢思聪感到好笑。
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还是友好而热情的。卢思聪记得，当田裕民把溥仪引荐给温室组的同事们时，这位溥先生站得笔管条直，显得十分局促，说起话来也很紧张。
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做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才慢慢消除。跟同事们熟络后的溥仪总是给人十分随和乐观的印象。“好玩!”是大家对他共同的评价。
溥仪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自己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蹲，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对于溥仪的劳动能力，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都有思想准备。不过，大家还是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不会。用卢思聪的话说：“知道他不会干活，但没想到他那么不会干。”
溥仪在温室的工作就是用胶皮管子往水缸里蓄水，把几个大缸都蓄满水，这天的工作也就完了。“他也只会干这个，稍微一干点儿别的准出乱子。”老人们回忆。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溥仪来的第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他家周围转悠，一问才知道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走不回去了。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系错了衣服扣子便出门。“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为了帮助他适应植物园的生活，领导特地安排刘保善和刘保安两个年轻人与他同屋。而今身在华北油田的刘保善，因病已无法接受记者的采访，但他的儿子刘建军对溥仪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六七岁的建军经常到父亲的宿舍玩，每次溥仪都会找些零食给他吃。在他的记忆里，溥仪一点也不像戏台上趾高气扬的皇帝，他只是一个和蔼的老头。
不过大家记得随和的溥仪也有发火的时候。植物园所在的四王府附近住着很多旗人，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站台上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1961年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植物园给他做出的鉴定中写道：
溥仪要求进步，对自己的罪恶有一定认识。自我改造比较努力，劳动、学习都很认真。他除在温室劳动外，还主动参加大种秋菜、打野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总起来说，溥仪的表现是好的。
溥仪在植物园学会了如何融入社会，他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回城工作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几趟，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患病前。
1964年溥仪随团到延安访问，在毛主席住过的枣园窑洞前，他与农民高兴德交谈。
回首前半生
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溥仪和第一批特赦的七个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溥仪被分到北洋组，每天做些史料整理、校正历史细节、摘抄卡片、整理目录的工作。工作虽然繁琐而忙碌，但他却乐此不疲。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许多历史事件他都亲身经历，许多历史人物也都跟他打过交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回忆为历史留下真实的一笔。除此之外，溥仪更大的精力便是投入到《我的前半生》的撰写中。
“我的前半生”最开始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给在押战犯们出的命题作文。为了让他们总结过去、反省自己，战犯管理所让每一名战犯都写一写自己的前半生。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等人的帮助下，溥仪45万字的《我的前半生》完成了。溥杰后来回忆，这本书是溥仪口述，由他执笔写的，从家世、出身，一直写到1957年。
初稿写成后，有关部门油印了60册，报送到公安部。公安部和统战部等一些部门的领导看过后，很感兴趣。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收到了十六开本用大字号印制的《我的前半生》。由于本身是认罪书，书中有很多检讨式的语言，而且全书仅凭记忆写成，很多地方与史实也有出入，因此大家看完后并不满意。毛泽东曾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
1960年1月，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又印制了一批《我的前半生》初稿，由于封面是灰色的，俗称“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老先生向记者回忆，“灰皮本”刚印好从新华印刷厂送来时，他们发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印错了，“溥仪”竟然成了“傅仪”。于是，群众出版社紧急动员职工，用小刀把“亻”刮掉，再盖上“氵”。
该书前言写道：
他(溥仪)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核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我们除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照印排出，以供内部参考。
与此同时，公安部领导决定让群众出版社帮溥仪好好整理一下这本书。这个任务落到刚从公安部调到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身上。李文达虽非文字工作出身，但一直爱好写作，他与人合作的《双铃马蹄表》据说是新中国反特小说的开山之作呢!
此时，溥仪还在植物园劳动。接受了这个工作，李文达便住进植物园附近的香山饭店。溥仪每天上午劳动，下午便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修改书稿。这次修改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原稿基础上删繁就简，加以润色，去掉那些悔罪式的语言，增加一些生动的细节，另外就是把1957年后，以及特赦前后的内容补上。
每天下午，溥仪和李文达讨论书稿，晚上李文达则拿着钢笔、剪刀、糨糊在书稿上修修补补起来。
忙活了三个月，在原稿基础上修修补补出来的这版《我的前半生》弄出来了。比起“灰皮本”来，文字有所缩减，条理也顺畅了，但还是不令人满意。看来领导和李文达都低估了修改的难度。很多史实溥仪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些事单从他本人的角度也很难捕捉全貌，必须重新查资料，寻访当事人，李文达萌生了另起炉灶的念头。
1960年7月，按照溥仪提供的线索，李文达和溥仪开始收集资料，寻访当事人。由于工作量巨大，出版社给他们配了几名助手，其中就包括王兰升。
王兰升说，那时溥仪每周都要来出版社好几趟，跟编辑们讲述细节，探讨书稿。“皇帝”所到之处总能引起不小的轰动。王兰升记得，有一天出版社突然多了好多人，一些在部里(公安部)工作的女同志也跑来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溥仪来了，他们都是来看“皇上”的。但在王兰升眼中，溥仪就是个普通人，一身中山装，戴副近视镜，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他们都叫他“老溥”。
在王兰升看来，溥仪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候回忆往事，讲到伤心处甚至就哭起来了，对于自己前半生的罪恶也毫不掩饰，可以说改造得非常彻底。与溥仪相比，倒是一些伺候过溥仪的老太监的言行不太让人接受。王兰升记得，一次他们到太监聚居的兴隆寺采访，有个太监听说他们是来调查溥仪的，赶忙跑过去说：“万岁爷还活着?万岁爷怎么样了?回去您跟万岁爷说我是他身边的小太监×××。”
经过三个寒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跑了上千公里的路，采访了数百人，1962年6月，《我的前半生》第二稿终于写成了。第二稿共50万字，分三卷，印成十六开的大字本，分送各方征求意见。历史学家翦伯赞、法学家梅汝璈、文学家老舍……都在他们征询的范围内。
意见反馈回来后，大家又对书稿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一下子删掉了10万字。那么，这一稿究竟删掉了哪些内容呢?200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为人们揭开谜底。
全本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坦白了溥仪作伪证的经过。据说当年有人认为，这部分内容不宜公开，以免“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一些关于溥仪私生活，或容易引起读者不快的情节也删掉了。另外，当时溥仪与李淑贤新婚不久，书中写到与前妻李玉琴离婚时，过于动情，溥仪担心会引起李淑贤的不满，所以也删掉了。还有就是给溥仪拔得过高的地方也删了，比如王兰升告诉记者，书中原来有篇文章叫《中国人的骄傲》，这对于溥仪未免过誉了。
1964年3月，三易其稿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不久，这本书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对外发行，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人们不但被书中溥仪曲折的人生经历所吸引，更赞叹于一个封建皇帝竟能被新中国改造成一名公民。
据说，毛泽东在驶往外地的列车上看完《我的前半生》后，说：“这本书改得不错嘛!”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上世纪60年代经常到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家玩。他记得，一次，已是暮年的裕容龄半卧在躺椅上，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本《我的前半生》，喃喃地说：“你们不懂，一个皇帝能变成这样，不容易哟!”
1965年，国民党政权前代总统李宗仁回到祖国，溥仪也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百感交集地对溥仪说：“您的大作，我在国外就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最后一段婚姻
1962年4月30日，位于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大厅里喜气洋洋，一对新人要在这里举行婚礼。新郎是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新娘是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来自统战部、全国政协的同志，以及溥仪的家人、同事一百多人参加了溥仪的婚礼。溥仪身穿笔挺的中山装，郑重地拿起提前拟好的发言稿，发表了长长的致辞。溥仪说，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是因为第二天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就这样，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段婚姻开始了。
其实，溥仪早就想找个伴侣，开始一段新生活。主动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在接见溥仪时毛泽东风趣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哟，你可以再婚嘛!”
但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对于溥仪而言并不容易。刚刚回京三个月，七叔载涛就给他介绍了位张小姐。这位小姐穿着入时，还热情地请溥仪跳舞、抽烟。但当溥仪知道她父亲以前是醇亲王府的仆人，曾深受皇恩时，两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婉容有位表妹人称王大姑娘，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直到50岁还是单身。此时，她也对溥仪产生了兴趣，又是请他吃饭，又是约会，令溥仪不胜其烦。
一位过去的随侍想“攀龙附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也被溥仪拒绝了。他说：“他们要嫁的是那个‘皇帝’，不是我这个普通百姓。”
大家看出来了，跟清贵族沾边的溥仪是一概不要，他要找的是一个新社会的新女性。1962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些日子里，不少人为我找对象。屈指算，已然说了七八个对象，还没有看好。等我说妥了对象，一定告诉你。
可见，溥仪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并不是件容易事。恰好，这天同为文史专员的周振强拿着一张照片来到办公室，说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托他给照片上的女子介绍个对象，照片上的女子正是李淑贤。看了照片溥仪很感兴趣，当他得知李淑贤还是名护士时，就更满意了。
几天后，在周振强和沙曾熙的引荐下，溥仪和李淑贤见面了。
晚年，李淑贤向曾经是她邻居的贾英华回忆，听说老沙给自己介绍的对象竟是“小宣统”，李淑贤吓了一跳。她本来不打算见，但在老沙的再三劝说下，她还是怀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去了。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沙曾熙老先生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在前两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次约会的情景。沙曾熙回忆：“李淑贤告诉溥仪，自己是1925年生人，今年37岁。溥仪说：‘你很年轻嘛，我今年55岁了，我们年龄相距这么大，是不是会影响以后谈到婚姻?’李淑贤说：‘主要看感情，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进展神速。不久，溥仪就成了李淑贤家的常客。起初，院里的人不知道溥仪的身份。直到有一次，他到邻居李大妈家闲聊，大家才知道他原来是“小宣统”。结果，邻居们都拥来看“皇上”。后来，他索性叫李淑贤带着自己去各家串门。令李淑贤感到吃惊的是，溥仪跟谁都能聊一阵儿，大人小孩都喜欢跟他打招呼，大家都说他没架子。
对于李淑贤，溥仪更是百般呵护。有一次，他们约在全国政协门口见面，可阴差阳错地走差了。跑了一大圈，溥仪才找到李淑贤。一见面，他竟激动地把李淑贤抱住了。溥仪率真的行为引来行人的注目，他自己也咧着大嘴笑得像个孩子。
在李淑贤的印象里，谈恋爱的几个月里，溥仪只发过一次火。有一次闲聊中，溥仪向李淑贤谈起了他曾经的四个妻子。溥仪说，他对妻子们很不好，不高兴就长时间不搭理，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还给第四个妻子李玉琴订过一个二十一条，包括从思想深处服从皇上，一切行动必须顺从皇上意旨，任何事情均不能擅自处理;奉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一生对皇上忠诚;只许皇上对玉琴不好，玉琴不得对皇上变心;甚至还有见皇上不可愁眉苦脸……稀奇古怪，名目繁多。
听罢，李淑贤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你对我总不能这样吧?”谁知这句玩笑话，竟触痛了溥仪敏感的神经，他恼怒地说：“你不知道我是经过改造的?如果咱们不能做永久夫妻，就做永久的朋友吧。”说完溥仪竟拂袖而去了。不过，没过两天溥仪忍不住思念，又坐到了李淑贤的小屋里。李淑贤这才知道，对于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溥仪心中是多么的厌恶。
婚后，溥仪对李淑贤的关心一如既往。当时做过溥仪家管片儿民警的史育才曾回忆，那时候经常能看到溥仪站在汽车站接李淑贤回家的情景。
植物园研究员卢思聪记得，溥仪第一次把李淑贤带到植物园时，夸张地迈前一步，隆重地指着李淑贤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爱人。”
范增兴也记得，有一次他们约在北京展览馆看电影，溥仪与李淑贤挎着胳膊就来了。“那时候，我们年轻人谈恋爱还偷偷摸摸的，当众不敢拉手。”范增兴打趣溥仪：“溥先生，你可真时髦啊!”溥仪开心地哈哈大笑。
曾有一位英国记者在溥仪再婚后采访他。当记者得知，皇帝居然和一个职员的女儿结了婚，大吃一惊。他说：“这在英国是无法想象的。”溥仪回答：不仅英国人难以理解，在中国的过去也无法做到。如今我与平民女儿的结合变成了现实，因为社会已不是从前的社会了，我也不是那个皇帝了，而是一名中国公民。
“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中一篇名为《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继续举行大会 七十二位委员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消息中列举了溥仪的发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政治人物，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他的遗孀李淑贤曾向《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回忆，1963年3月的一天，溥仪下班回家对李淑贤说：“小妹，明天一早我要去投选票。”李淑贤告诉贾英华，每当溥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都会称她为“小妹”，可见那天他特别高兴，以至于一宿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不亮，溥仪便梳头洗脸打扮起来，早早赶到政协大院集合。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的人，居然对参加公民选举看得这么重，这让李淑贤非常惊讶。
其实，这已经不是溥仪第一次参加选举了。1960年还在植物园劳动时，溥仪就随同事们参加了所在的四季青乡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开始，植物园的领导对于溥仪能否参加选举颇为犹豫，为此他们还专门请示了中国科学院。没想到，溥仪的选举权问题竟一层层报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派人打电话到植物园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能没有公民权呢?”
此时，溥仪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1960年11月26日，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事后他这样写道：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那次说话声音出奇的洪亮。
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
“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爱新觉罗·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对于这个世界，溥仪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在临终的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李以劻和范汉杰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事……”
他的一生，做过封建皇帝，做过侵略者扶植下的傀儡，做过阶下囚，最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公民。
参考文献：溥仪《我的前半生》、贾英华《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
感谢：贾英华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大力协助。
资料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贾英华提供。
本报记者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