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冯蕙、熊华源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辑特点和出版意义
[主持人]: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2日起在全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12月24日9时，人民网党史频道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冯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熊华源做客人民网，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辑特点和出版意义”为主题，与广大网友交流。[17:50]
[主持人]:首先非常荣幸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老师，首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年谱》一书主编逄先知老师。[09:20]
[逄先知]:网友朋友们大家好。[09:21]
[主持人]:旁边这位是我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年谱》一书主编冯蕙老师。[09:21]
[冯蕙]: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毛泽东年谱》同大家交流。[09:22]
[主持人]:旁边这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年谱》一书副主编熊华源老师。[09:22]
[熊华源]:网友朋友们上午好。[09:22]
[主持人]:首先还是对三位老师今天能够从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再次表示欢迎。我们知道咱们这部书发行之后在网上很多网友都非常关注，想先请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书的基本特点。[09:23]
[逄先知]:今天我把这本书带来了，请网友们看一看这本书的样子，一共是六本、六卷，将近300万字。这本书我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有20位同志参加。可以说这是集体创作。这本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反映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7年的历程。这里有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为研究毛泽东这27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实践、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研究这段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就、经验还有艰苦的探索。还提供研究材料，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它形成的基础，为这些研究都提供了大量的资料。[09:24]
[逄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发行这本书，对今天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刚才我说编了十多年，这十多年大家很辛苦，他们都参加了，很辛苦， 确实是很艰苦、很细致的工作。年谱的灵魂就是准确，要达到非常准确，我们编这个东西要看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要查很多书籍，还要看一些发表的材料，广泛收录这些材料，这些材料收集完以后，不是简单地把它编排编排就完了，不是这样子的，还要经过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还要编排、编辑，还要撰写，我们全书都有严格的统一梯队，光是统一梯队就要费很大的劲，特别还有考证工作。这个考证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是很艰苦，还是比较枯燥，但是必须要做。尤其对于一件事实，或者这个文件的年代是哪一年的，是不是哪一天的，都要考证非常准确，往往比如说档案，档案有时候也有一些错的日子，甚至年代都错了，因为当年档案不是很完备，不是那么整齐的，所以做很多考证的工作。有的时候为了考证日子、考证年代要花大半天的时间查很多材料。这样花大半天，甚至花几天的时间，才能考证出来，所以，我说这本书的撰写艰苦的程度，它的甘苦只有我们参加编辑的人员才能体会到。[09:25]
[逄先知]:今天有幸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把这本书奉献给全国人民，感到非常荣幸。[09:25]
[主持人]:这部《年谱》写的主要是毛主席从1949年到1976年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些手迹、开会的讲义之类的。可以想象到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而且还经过了这么多年，还能把它这么完备地搜罗到一起，老师们费了不少心思吧。[09:26]
[逄先知]:这要感谢中央档案馆，因为我们主要的资料是靠中央档案馆，这是最权威的第一手的材料。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材料，档案馆也推荐了一些，但是最权威的是档案馆，所以我们首先感谢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比较完整的解放后毛泽东的一些手稿、他的讲话记录。当然还有其他的已经公开发表的一批比较重要的日记。日记比较准确了。当然也还是我们经过考证，比较重要的一些回忆录。这些都要考证。要做考证的工作，不是拿过来就完了，拿过来编排一下就完了，要做很多研究工作。所以，我说，这本书的甘苦只有参加的人才能体会到。[09:26]
[主持人]:老师非常不容易，冯老师也是这部书的主编之一。这部书一共是6卷，近300万字，是一部恢弘巨作，这部书相比于以往看到毛主席其他的事迹、书、手稿之类的，有没有他自己的特点呢?[09:27]
[冯蕙]:我想这个《年谱》应该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我们这部《年谱》内容很丰富，史料很详细。内容丰富就是说，它记载了毛主席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他逝世这27年中间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他的讲话、他的文章、他的谈话、他的题词、他的批示、批语，包括他写的诗词等等，还有他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他参加会议的情况，他下去视察、参观的情况。所以，他内容非常丰富，不但涉及到毛主席，因为是他的年谱，谱主人是他，当然要记录他，当然也涉及到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党的历史的一些很主要的方面。比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对内对外一些重大的政策，国内各个方面的建设，国际上的一些战略分析，然后就是他自己的读书生活，他的工作方法，他的领导方法，以及他同一些亲友的交往，甚至包括他的一些风范、他的一些心态，都在我们的《年谱》里有反映。[09:27]
[冯蕙]:这个《年谱》比其他领导人的《年谱》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相当多的条目字数比较多，条目比较长。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就想，充分地反映他的思想、他的观点。因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战略家，他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应该说，这是这部《年谱》反映的灵魂。[09:27]
[冯蕙]:再一个，我们在他取材里面，大家都知道，晚年毛主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取材，正确的当然也要反映，错误的也不回避，还有一些正确、错误交叉，这种也都选材，通通如实记载下来。这样一种记载，我觉得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我们遵循这样一个思想原则，来编这部《年谱》。[09:27]
[冯蕙]:再有就是，他这段时期里面对于很多人有很多交往，同时，他自己个人的生活，我们这个《年谱》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把毛主席每天的工作情况，几乎是每天，都记载下来。这天他参加什么会议，在会上作了什么讲话，或者他这一天同哪一位领导人谈了话，或者这一天他给他的亲朋写了什么信。这一天他游泳或者他爬山，他读什么书，他要什么书，他要读，都做了记载。所以这个《年谱》的内容非常丰富。从这个《年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27年，毛泽东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的，他日理万机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所以，非常丰富、翔实，这是这个《年谱》第一个特点。[09:28]
[冯蕙]: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年谱》叙事是整个贯通的。它照顾前前后后的。因为文献研究室过去我们在我们的编研工作的时候有三大件，一个就是领导人的著作集，第二个就是领导人的传记，第三个是领导人的年谱，这三种产品应该说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价值，年谱的特点就是它的史料特别丰富，所以，这样一部年谱，可以供读者来查某一天有什么事，或者想了解毛主席哪一天干什么，或者了解他哪一天哪一个谈话，都可以查得出来。另外，就是也可以把他完整地作为一个传记性的东西来读。年谱的特点是按年月日来记事的，所以，它把这个事情，他今天讲话讲了什么，第二天他又跟谁谈话谈了什么，第三天开会上他又讲什么，或者他又写了什么批示，这样一天一天地排下来。这样就很自然地把这个事情发展的过程性显示出来了。这样就看出他的一些思想轨迹，某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当初怎么想的，后来他和人交谈里面又对他有什么启发，最后他又怎么决断的，怎么决策的，把这样一个过程性都了解出来了。这样对了解毛泽东的思想、一些理论，它的形成、它的发展，甚至他后来有什么变化，都提供了一些史料。[09:29]
[冯蕙]:我举一个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毛主席的一篇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年谱》记这个是1957年2月27号讲的，发表的这个正式的讲话。当天我们《年谱》记录他这个讲话不是后来正式发表稿，而是当天的讲话记录稿，是原稿，记录稿。他这个讲话以后，经过了十几次的修改，最后在6月19号才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我们把这个修改过程整个都给他记录下来了。档案馆保存了历次的修改稿，我们根据这个修改稿都写进了《年谱》，这样可以看到他2月27号讲话以后，因为2月27号到6月19号这中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这中间当时国内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由整风转入反右派，这样一个变化对毛的思想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他对正式的修改也反映出来了。像这样一个记载，就很能看出，既然他27号讲了，但是这一过程修改了以后，他还有一些补充、修改，而这种补充、修改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还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样就把整个过程性显示出来了。所以，他这个叙事是很连贯的，前后都是照应的。这个应该说是年谱的一个特点。[09:31]
[冯蕙]:第三个是我们这个年谱除了记载毛主席本人当天写什么文章，当天讲什么话，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有背景的，有它当时或者他从哪个文件上看到一些什么材料，引起他的思考。或者他同有些人的交谈里面，向他反映的情况，引起他的思考。所以，除了正面地写他今天发表什么讲话，或者说他写了什么批示，我们同时要把他批示针对的这个部门的文件和地方文件的内容要做个简要介绍，这样你就能理解他的批示针对的是什么。所以，背景材料在我们的《年谱》里面也是要写上的。但是，背景材料的写上就是以能够说明问题为原则，不能写得太长，要简明扼要。因为毛主席自己这样讲过，他说他的脑子就是一个加工厂，材料都是从下面来的。他甚至说写一篇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他说，而是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而且，不仅有材料，还要有分析，要做研究，才能写得出来。他也还讲过，甚至可以这么讲，任何一个大的问题都不是我们主观上想出来的，都是从下面来的，下面给他反映出来，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情况，需要中央怎么来解决。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的《年谱》必须反映背景材料。这个背景材料包括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09:33]
[冯蕙]:包括毛主席后来有一些提法的改变，就像赶英国，那时候大跃进的时候提出要赶上英国，最早提出15年或者更多一点，10年。到了后来1958年他又写了两年可以超英，大家都觉得怎么搞，一下怎么缩短了这么多呢?这个也不是他完全凭脑子想出来的，他当时看了薄一波一个报告，1958年，薄一波这个报告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10年，而是两三年，两年就有可能，为什么薄一波这个报告这样讲呢?他说如果我们1959年钢产量达到了2500万吨的话，那么就超过英国了，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钢产量大概是年产2200万吨，如果我们2500万吨就超过了。这一说法，大家觉得怎么一下子缩短这么多，二年超英，事实上他也是看了下面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应该说，当时大跃进情况下也是有夸大的。但是给他造成这样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年谱》也反映了这些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来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为什么产生变化，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变化。[09:34]
[冯蕙]: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年谱》还反映了，因为他交往很广，他和其他人一些交流、互动的关系。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接触人的范围非常广，党内领导层的人、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有一些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家，都希望要见他，他都接见。再一个就是他的一些亲朋故旧，也会对他反映一些情况。甚至他都提出说，每一个领导人应该有几个右派朋友。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毛主席是很注意全面观察一个问题的。中间有一个事件就是要上三峡工程，就给他写了一个报告，他批了一句话，需要一个反面的报告。就是说你这个说了三峡工程的好处，它的利益在哪些方面，但是他希望还看到一个反面报告，就是这个工程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甚至一个动作都要考虑反面的情况。所以，这样一种互动情况，总的来讲，给他能全面地考虑一些问题。他的观点也影响跟他接触的人，别人反映的情况也会影响他。但是，这里我觉得要说明一点，当毛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话，这种互动关系一般是良性的，就是说互相补充、互相提供一些情况，但是如果当毛主席的思想是错的或者是左的时候，这种互动往往成了负面的影响。像大跃进的高指标就是这样，主席希望快点改变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希望快一点、多一点，下面也有些领导就跟这个，以及说得比他更快、更多，这样又影响他，他又提出一个更快、更多，这样一个循环成为一个负面的了。所以我们这个《年谱》还是把这些东西都反映出来了。像我说的两年超英，就是因为看了那个报告受到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年谱》还是很有特点。[09:38]
[冯蕙]:另外，你提到网友也注意到我们的注释，应该说，我们这个注释比较周详，比较周全，比较详细，注释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的。下面请熊华源同志来做介绍。我就谈这些。[09:38]
[主持人]:冯老师非常全面地为我们介绍了这部书的编辑特点，从毛主席的交友情况包括很多资料的背景情况全面放了进去。这部书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想了解毛主席的，是一本很好的可以当传记一样的书去读，对于想研究党史发展的同志们来说，这部书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是全面的理论依据。想问一下逄老，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这部书又是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了，我相信这两件事情肯定不是一个巧合，它有哪些历史意义和价值呢?[09:38]
[逄先知]:说到价值，这个内容太丰富，就要说问题很多，我挑几个问题来说。因为这27年，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思想、他的理论指导，处于一种主导作用。你把他的思想理论研究好，你对这段党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因为内容非常丰富，我挑几个问题来讲一下。今天研究这部《年谱》的价值在哪。[09:42]
[逄先知]:第一个就是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个内容在《年谱》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56年社会主义改革完成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搞?咱们没经验，毛主席也不满意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因为苏联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经验，也有它的失误的地方。要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就像当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确实创造了一些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取得了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创造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苏联的，也不是其他东部国家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09:42]
[逄先知]: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也赞成这个观点，最早的奠基者应该是毛泽东，开辟新的路子，就是不同于苏联的一种道路。所以从1956年开始探索，因为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是搞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并不是搞建设的，改革之前，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又搞高了，但是真正要把重要的精力来搞建设，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摆到毛主席面前，摆到全党面前，这十年的时间，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一种艰苦的探索、辛苦的探索，既没经验，又不能搬外国的，所以这个探索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开始，论十大关系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小平同志对它评价很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十大关系也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这十个关系的处理，今天来说还有现实意义。所以，应该说，毛泽东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开头是很好的。1956年开头。这中间在探索过程中就有很多曲折了。党内后来出现反右派，又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有中东苏关系的问题，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的思想也是变化的。当时我们全党思想也有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当时反右派扩大化以后，这时候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比较重视了，但是还没有很快地影响建设工作。所以，到1958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技术革命，所谓技术革命就是搞经济建设，1958年1月就提出要把我们党的中心工作转到技术革命，也就是按照八大提出的方针，就是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然后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大跃进受了挫折。本来大跃进，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就是要尽快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要很快的，但是急于求成，出现很多高指标。这样大跃进就受到一些挫折。[09:50]
[逄先知]:受到挫折以后，毛泽东就很快地发现，那时候在党内第一个发现错误的就是毛泽东，所以连续开了武昌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都来订正。在订正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提出很多好的思想。举个例子，比如关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这就是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当中提出的很重要的理论观点，在今天还是很重要的，要总结价值规律，要发展商品生产，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思想。[09:53]
[逄先知]:在总结大跃进挫折失败以后，总结了好的经验。后来继续发展，大跃进受挫折以后，经济恢复，在恢复当中对形势如何估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个意见分歧集中在当时是包产到户问题上，党内很多同志说包产到户，毛泽东说包产到户不行，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才有四中全会提出，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当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来，因为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以后，虽然我们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我这里纠正一个问题，现在一般的阐述，毛泽东在四中全会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天天讲”是没有的。他只说，要年年讲、月月讲，在每次代表大会要讲。这是他的原话，所以现在传的是不准确的。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头脑也还比较清醒，我们重新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是不要由阶级斗争影响我们的工作，不要把它摆到工作一样，而且我们重点还要搞工作，特别是讲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值得重视，他说，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政策策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到这么高度。虽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他还重视生产。然后经过很多曲折的道路以后，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在探索当中，确实用“艰辛”二字形容是比较好的。[09:56]
[逄先知]:这部书，研究我们怎么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也提出了严重的教训。[10:04]
[逄先知]:我再举个例子，关于毛泽东在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关系问题。和前面一个问题也有关系。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贯穿全书的。就是毛对待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关系贯穿全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如果来读这本书，以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被这本书串起来了。应该说，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针对不同的情况来处理的。刚刚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刚刚解放还有国民党的一些残余部队，还有抗美援朝，还有正反、三反、五反，这些都是为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所必需的，还有土改，你不完善这些，你没有办法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他在抓这个的时候，抓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同时非常注意经济建设，他不断地提出，我们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在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就是抓生产，他就不断地提这个。所以，1953年我们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我们有三年时间恢复经济指标，超过了1930年最高的水平。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搞第一步计划，第一步计划是超额完成的。所以这七年，毛泽东在抓阶级斗争，抓革命的同时没忘经济建设，当然其他领导，周恩来抓经济建设，但是他的注意力还非常重视经济建设。这一段处理比较好。但是后来提出抓阶级，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发生一些偏差了。主要是从反右派扩大化。当时确实少了，少数人，借着整风的时候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毛泽东不容忍了，你对社会主义、共产党不能反对，你要颠覆政权是不行的，所以，要整风，后来是反右派运动，但是严重扩大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就不太清醒，把这形势估得过于严重，好象共产党政权发生问题了，人家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了，所以反右派又扩大化了。从这以后，他一步一步更多的注意阶级斗争问题。但是注意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忘了生产斗争，没有忘了经济建设。比如四清的时候，四清如果搞不好，如果把生产搞坏，四清就失败了，这是社会的教育运动。所以，他说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运动，结合着生产，衡量你的社会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要由生产是增产还是不增产来衡量，所以还是照顾到这些，但是重点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从此以后，他就更多的注意阶级斗争，一步一步地升级。庐山会议以后，把阶级斗争延伸到党的内部，到四清提出走资派的问题，以后一步一步地升级，升级到哪?升级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达到极端，达到一个顶峰。所以，我们的《年谱》关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分也有相当的篇幅，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有相当的篇幅，这个我就不详细介绍。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言论，我们基本都收全了，都收到了。[10:04]
[逄先知]:当年毛泽东在处理这两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我们的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当然处理不好的时候，就受到损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说这个问题，贯穿《年谱》的一个重要的线索。[10:05]
[逄先知]:还有一个可以考虑，就是毛泽东关于国际战略，这是一个大问题。国际战略和对待战争的态度。毛泽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考虑问题正是世界眼光，搞国内问题的时候他也考虑到国际问题怎么样。所以，在国际动态、国际情况的发展，他是了如指掌。他以前看两大厚本的参考资料，所以他对国际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才能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国际战略这个问题，我简单讲，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总是用世界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他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能不能打仗的问题，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和苏联大国的关系问题，还有第三世界的关系，他都考虑到了。特别是对和平的问题，他非常关心。第一次，1949年-1950年，第一次访问苏联，他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能不能保障。因为这个问题，和平还是世界大战，这个问题毛泽东老是考虑。因为这个决定国内政策，战争是一种做法，和平又是一种做法，所以他老是考虑这些大的问题。他有比较著名的就是国际战略，对国际格局，有什么格局，他有一个很精彩的分析。就是中间地带提法和两个中间地带提法，到三个世界的划分，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条线。什么叫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其实就是在1946年他在斯大林谈话的时候又提出来，那时候中间地带就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广大的地带就是中间地带。后来建国之后，他开始讲中间地带，就是社会主义阵容国家，苏联、中国、东欧的国家，和美国之间。后来他又把中间地带分两个，从中间地带，然后又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开始的时候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因为那时候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封锁了，武力威胁，那时候美国的霸权主义，毛主席是首先要反对的。后来苏联又称霸，苏联要搞霸权主义了，所以，毛泽东又提出两霸一起反，就是美苏两霸一起反，后来随着中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国家的战略的变化，他又考虑不能两面作战，必须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60年代威胁中国最主要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而美国也受到苏联的威胁，他在欧洲、中东也受到苏联的威胁，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共同利益在里面，一致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所以两霸不能一起来，要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所以他就提出了一条线，按照地区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世界、欧洲，正好一条线，这条线对付苏联。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很了不起的，他从大的方面，不是和哪个国家什么关系，不是，他整体考虑，就是这样的战略。到最后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美国、苏联，第二世界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除美国以外的，第三世界就是亚非拉国家。这三个世界划分以后，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作用，就是我们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际战略在这本书里有很重要的内容。[10:07]
[逄先知]: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在党的建设。主要是执政党。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的环境变了，遇到的问题、任务也变了，特别是权力大了，一党执政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威信很高，共产党力量很大，就容易强调专政，不强调民主;容易犯错误。所以他提出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就是共产党自身建设。我把它归纳这么几条，一条就是反对腐败、提倡艰苦奋斗。他在二中全会就提出“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打击，这个他就已经预言到这个问题了，结果真是，建国两三年之后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所以证明毛泽东当年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开展三反，三反就是反对党的腐败，这个三反运动开展以后，管了多少年?管了十多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影响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党内腐败在相当长的时间基本上是遏制住了。至少管了十多年或者几十年。所以这个抓得很厉害。还有提倡艰苦奋斗，这是我们政治本色，特别是他对于下一代，现在我们提到，我们过过艰苦生活都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青年一代不知道艰苦奋斗，要向他们进行教育。第二个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要求干部要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思想，邓小平后来也讲，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思想，这是邓小平讲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干部和老百姓一样。他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官僚主义，就是摆官僚架子，在老百姓面前，在下级面前摆官僚架子，我最厌恶这个。所以他同官僚主义斗争了一辈子，反对官僚主义。所以，他为了要使我们的干部跟老百姓一样平等，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譬如说，干部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还有一个，将军下连队当兵，许世友那是大将军，上将，他还到连队当兵呢。他采取各种办法，就是怕我们党变质。他还提出我们共产党要防止出现特权阶层，这个也很厉害。还提出利益集团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利益集团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他比较重视的就是防止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美国要想把中国用武力来消灭是很难，可以说不可能的，他就想办法和平演变，用价值观各个方面来影响你，使你演变。毛泽东第一个发现，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当然反和平演变也好，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好，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下就偏了。所以，最后的接班人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他本人没有解决好，他本来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培养一批接班人，就是广大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找到接班人，不成功，或者对他们失望了，这一点也是一个教训，但是他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10:10]
[逄先知]:我想从四个方面。可以介绍很多，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年谱》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说的四个方面，《毛泽东年谱(1949-1976)》很有价值，研究我们27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觉得恐怕这本书是绕不开的。其中有资料。[10:10]
[逄先知]:我最后再讲我们怎么样看那段历史，怎么评价那一代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来研究，你不能现在，现在改革开放，时代不同了，环境变了，时代也变了，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战争的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分析研究那段历史，分析人物。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政策来衡量那个时候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用现代眼光来去分析，但是不能用现代的我们党的政策，或者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程度来去要求前人。我想这一点，我是看这个书，也有很多的态度，就是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10:11]
[主持人]:逄老师用非常明晰的四个全面的例子为我们全面分析这个《年谱》，对我们现在读这个《年谱》，而且对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发布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大家应该非常明晰了，我们说读历史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来明确前进的方向，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我们现在来回顾那27年当中发生过的一些点点滴滴，也是对我们现在以及未来如何能更好地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价值。[10:11]
[主持人]:我们看到这部书发布之后，很多细心网友很关注它，发现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注释，注释非常全，而且几乎每一本注释都非常多，想问一下熊老师，是怎么找到这些参考东西的?[10:11]
[熊华源]:刚才两位主编，逄主任和冯蕙同志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内容、特点、研究价值都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确实，这本《年谱》注释也是很有特点的。注释在领袖人物的《年谱》当中，我觉得也是不可缺少的。它是领袖人物《年谱》当中内容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像毛主席这样第一代领导核心，更显得重要。建国以后的《年谱》注释量是不小的，有将近30万字，占了整个书基本上十分之一的量，我大致做了一下统计，大概有3900来条。每一卷涉及到的光是人物条目的话，就是三四百条，有300多的，也有400来条的，大致我统计了一下。注释当然首先就涉及到一个怎样去做，也就是说，注释的原则是什么，总的原则就是说，正文里面不能交待，他就必须在注释当中要做交待，以便让读者更好地去理解正文。[10:12]
[熊华源]:基于这个，我们做注释，实际上具体讲，就有这么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注释必须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权威材料，在这个时候编毛主席的年谱，它有个有利条件，就是权威的工具书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掌握的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资料，这次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他们根据我们组织部掌握的组织史资料来编的。还有就是各个省的组织史资料，我们文献研究室也有比较完整的。这是一个。还有军队的组织史资料。这是第一手材料。[10:13]
[熊华源]:再一个就是必须来自权威的研究部门、研究单位出版的人物工具书，或有就是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给他们写的传记，这么一些书。在注释期间，我们找书的话，找得很多，大致我摸了一下，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我们借了五六百本书，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借那么多书。另外，就是要去查、去看，还有就是《人民日报》社论，电子版的《人民日报》，因为当时主席的活动、他接见的人、会见的人，作陪的人，当时职务一般也在那个报纸上有报道，要反映出来。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掌握这方面的可靠的权威材料。这是中共方面。[10:13]
[熊华源]:国民党方面，我们想方设法也找到。国民党党史研究部门《国民党职名录》，这本书是最权威的。还有就是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史方面的著作。这样相互之间印证的话，就可以尽量避免它出现的差错。第二个原则必须掌握的，就是材料来源一般不能是孤证，孤证往往容易出现差错，必须要有旁证，即便是权威的工具书或者是组织史资料，它有时候也会出现差错。所以，这必须要有其他的旁证材料。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差错问题。[10:14]
[熊华源]: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查一个人，查不到，尤其是不知名的小人物，有时候就要借助于网络，网络因为它材料很多，乱七八糟的，各个方面的都有。但是，网络的成品半成品材料，只能作为参考，作为线索，绝对不能作为依据，依据往往出现差错。但是，特别是对人物条目的话，也是比较系统、比较全，而且还是网友自己还可以往里面加内容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只能参考，但是必须咬着最权威的。通过线索，比如说打电话，问省里面部门的人、知情者。比如说，姚文元在“文革”当中，他在上海内部文稿内的职务就是我们文献研究室的老主任金冲及同志亲自打电话问他，这一段他的任职更准确了。[10:15]
[熊华源]:第四个原则要掌握的，就是注释不光是毛的，其他领袖人物的也下注。一般都是做简注，要注得太复杂，字数量不是30万字，而是60万、70万字。注释主要是为正文服务的，便于对正文的理解。注释注一些什么内容呢?我想了一项就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对于人物的注，人物注，毛泽东的年谱，毛主席年谱和其他领袖人物，比如周恩来年谱，朱德年谱，刘少奇年谱，还有任弼时年谱，都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点。因为刚才我讲了，每一卷涉及的单是人物就是三四百条，三四百条，你如果按照我们原来注释原则，就是主要职务发生变化就重新做注，注释的字数量太大，这样我们采取了一种创新的做法，就是每一本，这个人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既注当时的职务，但是也注这之后他主要职务发生变化之后的职务。这样大家一看就了解他当时是什么，以后职务，再出现他的职务又是什么。所以，这是人物注。[10:16]
[熊华源]:再一个就是对事件、会议和条约等的注释。这也在注释里面占了相当分量。对当年比较流行，现在读者看起来不一定清楚的事件、会议和条约等，我们都做了注。比如说马尼拉条约，还有巴格达条约。比如说波兹南事件、跃进号事件，这些我们都把它一一注了下来。[10:17]
[熊华源]:第三，就是对国名、地名、机构等的注释。因为有的国家是国名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也有必要注释。比如锡兰，原来叫锡兰，后来改名斯里兰卡了。所以也要做注。整个注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全面、系统、规范、完整。网友朋友只要翻开一读的话，大家还是有性质，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人物、事件、会议的他想知道的、他原来不了解的内容。[10:21]
[主持人]:这一本书感觉特别像一部历史书，通过这样全面的注释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人物关系，包括一些会议的背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分析那27年发生的一些故事。[10:21]
[主持人]:今天不知不觉在这里已经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和三位老师在这里聊天，我是倍感荣幸，也是非常高兴。相信这一部《年谱》的问世也会为我们今后，尤其是青年一代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非常可靠，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参考价值。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这部《年谱》后续相关情况。今天我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能够来到人民网。谢谢您。[10:21]
[主持人]: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视频访谈，请继续关注我们其他的访谈节目。[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