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书山有路。毛泽东一生登攀书山之路，别具风景。
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情感愉悦和情感表达史。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阅读生涯和他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他的阅读史，也是他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
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个人的兴趣和精神状态不同，毛泽东重点阅读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总体上来看，各个时期的阅读，都或隐或显地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从这几个角度来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可以更切实而具体地了解他在不同时期为什么读书，重点读什么书，怎样读这些书，如何运用书本知识，这样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话题。
一、求学年代：阅读与寻找“本源”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当时其他农家孩子一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以及《论语》《诗经》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诗经》和《曾文正公家书》。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多是像他那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几年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里面讲，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这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真正把读书与立志联在了一起。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实际上，17岁的毛泽东并不清楚他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的决心，表达得很明白。
从1910年秋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近9年时间，除当兵半年，自学半年，毛泽东主要在学校读书。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首要条件。
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由此宣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为此，1915年一度考虑从湖南一师退学去自修，原因是学校教的东西不能满足他“学以立志”的追求。后经人劝说，才打消这个念头。
那么，毛泽东在这期间通过读书要立的志，即他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最早谈到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所谓“储能”，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但很快，毛泽东的追求便超越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经历了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说无才无能，但“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看来，光有才能智计，终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能”，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志”，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学习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青年毛泽东曾经很敬佩曾国藩，甚至说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类的话。许多人对此事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也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的原因，是曾国藩所以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有了这个“本源”，曾国藩可以“动”湘军之“心”，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毛泽东所敬者，唯在此耳。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近人当中，康有为“似略有本源”，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样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具体主张和目标理想。特别是其“大同”理想，在毛泽东看来，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恰恰也是让人人“共跻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直到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来提，认为他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正是沿着读书求“本源”的思路，毛泽东在当时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然后“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个思路，他1917年9月23日和同学张昆弟等人谈得很彻底：“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毛泽东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这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为了寻找“本源”，毛泽东当时下工夫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典籍。
这类书籍，为当时毛泽东广泛阅读，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从毛泽东当时的通信和文稿来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文史作品。渐渐地，毛泽东意识到，要读尽传统的经史子集是不可能的，由此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他称之为“择书”。1915年22岁那年，作为湖南一师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在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这封谈论“择书”的信留存了下来，可惜开列的书目却佚失了。
读传统典籍，毛泽东比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影响。他很看重顾炎武《日知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论著。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在修学储能和修身处世方面，特别是对他既张扬进取又勤苦务实的个性养成，有明显作用。
总的来说，青年毛泽东读传统典籍居多，这是那时学子们的普遍现象。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常常带着研究的眼光来读。如果翻看《毛泽东早期文稿》，很容易引发一个猜想：假设毛泽东后来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当学者做学问，他一定会成为文史领域的学术大家。
第二类，是介绍西方“新学”的著述。
毛泽东发蒙的时候，科举废，学堂兴，新学大倡，各种介绍西学的报刊书籍比较普及，西学东渐已成时代风气。但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乎还十分微弱，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传统的。正是读了郑观应《盛世危言》这本介绍西方文明以促中国社会改造的著述，毛泽东开始“睁眼看世界”，下决心走出家乡继续学业。正是新学把他引向了新的天地。
从1910年下半年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后，毛泽东孜孜攻读传统典籍的同时，时刻关注新学。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保存一本毛泽东当时读过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4号，他在该刊所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语，可珍贵者有三：它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阅读批语，也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表达政见的最早文稿，它表明毛泽东关于现实政治的思考起点是康梁维新派的主张。此外，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这类打着传统旗号呼吁变法图强的著述，当时对毛泽东的影响也不小。后来在保安，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其实，当毛泽东读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时，他们的主张已经过时了。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第一次即时读到反映新学的报刊，思想开始跟上现实时代。当时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领潮流的报刊是《甲寅》《民立报》等，毛泽东后来说，他在《民立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看到“同盟会的纲领”，觉得是“激动人心的材料”。从此开始远离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的主张，转向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立场。这期间，他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在湖南一师上学期间，他是酝酿新文化运动的《青年》(1917年改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西方新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初读新学著作，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1917年读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全书约10万字左右，竟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他还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
这些新学书籍，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思想启蒙作用，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作出求变求新的选择。毛泽东1950年重新看到自己早年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时，便对人说当时“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1918年4月，即将从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写了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诗，送给准备赴日本留学的罗章龙。他在诗中很自信地宣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读书学习，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沧海横流的人间之事，似乎就不难打理了。此番理路，呼应了刚刚成立的新民学会“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学生时代求学宗旨的一种概括。
二、五四运动前后：阅读与选择主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1921年1月初，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还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毛泽东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运动渐进高潮。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然间把他推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和教育界爱国运动，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四处奔走，倡导湖南自治，参加建党建团活动，创办自修大学培养进步青年等等。虽然公开和正式的职业一度是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但他事实上已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再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依然钟情书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时期结合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需要的阅读，使他的探索异常活跃，认识不断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1918年夏天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这对喜欢读书的毛泽东来说，就像是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可以放开肚皮啃吃新鲜的“知识青菜”。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一干进步青年也多有来往，这无疑是难得的幸运，也使他接触新思潮的起点大大提高了。
1920年夏天，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他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对这个书社，毛泽东从头到尾非常敬业。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请胡适、陈独秀这些名人给他担保，从各个出版公司选进图书，还列出推荐书目，撰写售书广告，招募读书会友，发布营业报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营书店或个体书商。在此期间，除领导新民学会活动外，毛泽东还先后发起成立和准备组织健学会、问题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等等，大力推荐和阅读各种新书。
毛泽东当时的阅读，已远远不是为“修学储能”，也不是为接近先前脑海中那个说不清楚的抽象的“大本大源”，而是同寻找现实的救国方案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便主张把原来“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改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的目的，已明确为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
“主义”为什么重要?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璈阶的信中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因此，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最紧迫的是“要变为主义的结合”。
“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理论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可以互换的表述。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是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极为迫切的阅读和思想探索主线。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会的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为倡导，“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才“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宗教上之主义;(五)文学上之主义;(六)美术上之主义”。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毛泽东再次主张：学会的共同行动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同时要求会员们在看书的基础上，定期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五六个主义”。
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这段时期注重阅读的书刊，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当时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民铎》等。五四时期创办的这些刊物，引领思想风尚，塑造着进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泽东是这些刊物的热心读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他1920年夏天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主要经营的也是这些刊物。这些刊物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某种主张，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
那个时候，毛泽东对各种主张都感兴趣，算得上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陈独秀被捕，毛泽东写文章声援，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还到天安门广场听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组织湖南来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适座谈;他参加由邵飘萍组织的新闻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上海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也赶到人群中欢迎。1945年在延安还对黄炎培讲：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先生啦，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台下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1920年10月，毛泽东自愿为湖南教育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作记录，演讲者除了各有主张的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中国文化界名人外，还有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他所作记录整理出7篇，供《大公报》迅速刊布。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后，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时间，先后撰写过三个“书之重要者”书目予以推荐。被他列入的重点书，都是他亲自选进或率先阅读的。这些书目，按类归纳，大致情形如下：
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有：《柏拉图之理想国》《赫克尔一元哲学》《欧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西洋伦理学史》《欧洲文学史》《现代教育的趋势》等。
译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方面的论著有：《现代思潮批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讲演》《美国民治的发展》《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欧美各国改造问题》《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国际联盟讲评》《到自由之路》《工团主义》《实验主义》等。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有：《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试验论理学》《天文学》《科学通论》《达尔文物种原始》《创化论》《生物之世界》。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通过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的书，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后来提到有三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都是在1920年读到的。在这年创办的文化书社经营书刊中，他认为重要并大力推荐的，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科学的社会主义》。1920年9月，毛泽东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
寻找主义，是为了确立信仰。毛泽东当时重点阅读上述三类书刊，大致反映他的阅读和思想探索之间的关联。其关联的特点，颇给人启发。
——毛泽东通过阅读寻找“主义”，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书斋里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比如，他读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便在1919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呼吁实行卢梭在小说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脱离社会压力的“苦海”。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就准备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还写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类问题，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随即到周作人家里去请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设计划书》，还跑到岳麓山一带去找地方，想邀约一些朋友到那里建个“新村”，做个实验。1920年，他读到拉丁美洲有一种叫工读主义的时潮，就在上海组织几个人半工半读，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年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受托回湖南宣传新思想，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就办起了文化书社。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选择“主义”是件大事，必须经过比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当时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抛弃，恰如住旅馆一样，他在不同房间留住过，随之便匆匆离去。其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甚至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都是他或长或短徘徊过的“思想房间”。
——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而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好的方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他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个说法，符合那一代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他在此前关注过、宣传过甚至尝试过的一些主张，总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进马克思主义门槛的最后一刻，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对各种“主义”的优劣作再次比较。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还专门对各种主义进行比较讨论。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五种“主义”，供大家讨论，然后进行最终选择。这五种“主义”是：社会政策(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
参加会议的谢觉哉，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从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毛泽东在会上就他提出的五种“主义”，分别作了一些分析：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尽管有毛泽东这样一番解释，参加这次会的新民学会会员还是不得不举手表决。结果是：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
毛泽东从“五四”到建党期间的读书经历，不由得使人感慨。五四时期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原本以读书为业的人，通过阅读和相应的实践，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这种通过阅读和比较最终确立信仰的现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个年代，阅读确确实实与寻找真理有关。一旦寻找到真理，并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轻易改变，直至坚定地守望它、维护它、实行它。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剑从来都是由思想来指挥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根本的，也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才能科学有效地改造世界。
当然，关于读书与信仰的关系也很复杂。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他当时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实践，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1945年，蒋介石还读了中共七大制定的《党章》，对《党员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两节十分推崇，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蒋介石阅读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读书对他们的思想信念确实能起到作用，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关键在于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其有否实践书本内容的兴趣。
三、风云岁月：阅读与实行革命
投身革命以后，毛泽东的读书和实践需求，就密不可分了。
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毛泽东1964年8月25日就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在“实行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到把革命书本运用到革命实践不易，光有实际经验没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因此，在“实行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读书视为根据实践需要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
从1921年到1935年这14年间，毛泽东先后领导工人罢工、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主办报纸刊物、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红军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参加和领导长征，他依书仗剑，一路风云起伏，干得轰轰烈烈，又惊又险，甚至九死一生。他逐步从一介立志救国救民的书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这期间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有计划的书斋式阅读少了，但读书的作用却更加具体和实际了。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和他作为革命活动家、宣传家的关联很大。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名副其实地搞宣传，除主编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以外，还阅读和指导一些地区和部门办的报刊。此后专注农民运动，主要途径也是宣讲教育，还是离不开和书刊打交道。
确切记载毛泽东这期间读书活动的材料不多，但他当时下工夫编纂的两套丛书，可反映他阅读和思考的内容。
据毛泽东1926年5月20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宣传工作报告》，他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实施了一套5辑60本的《国民运动丛书》编纂计划。这个计划制定得很详细，具体编纂书目为毛泽东开列，主要有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为使这套丛书能够切实发挥思想普及作用，毛泽东要求，每册字数至多12000字，不能在这个规模内编纂成书的，如《中国近百年史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可以分册出版。对有的书，怎么编纂，毛泽东还具体作了说明。例如，关于《中国近百年史略》，毛泽东要求“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不宜纯记政治成为一姓家传”。关于《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毛泽东注明：“有一书可以依据，原书为俄人某所著，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解释过去历史。原为三本世界史略，今拟分为三册分题三名，则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题曰‘世界史略之一’”。这里说的苏俄人写的“世界史略”，尚不知原著书名，但为他读过无疑。关于《将来之国际大战》，毛泽东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笔者注)之论文”。关于《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和《孙文主义》两本书，毛泽东要求“由中央委员担任编辑，不另征稿”。
为了完成这个编纂计划，毛泽东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担任驻沪编纂干事。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说：这套《国民运动丛书》，“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1926年5月底，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职，专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推动工作的重要办法，仍然是通过阅读来宣传理论政策，进行思想教育。为此，毛泽东主持编纂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目的是总结推广国内外农民运动经验和理论，以促进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还为这套丛书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开篇即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编这套丛书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价值，鲜明道出。这套丛书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包括：《列宁与农民》《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农民运动概述》《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等等。这些小册子的印发，为大革命时期各地从事农运的骨干提供了系统学习和研究的材料。
从毛泽东编纂上面这两套丛书的情况来看，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阅读，主要是围绕当时的革命实践展开，理论上的思考比此前鲜明和具体许多，可以说是走在了国民革命的前列。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此时的阅读紧扣实践，能够初步运用它们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例如，在《国民运动丛书》中，他计划编译一本《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一本《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关于后一本，毛泽东注明“此共荐论文三篇，极关重要”。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毛泽东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在1926年3月写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一文中，毛泽东还介绍了苏联郭范仑科《新社会观》中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同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话。在广州农讲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他直接引用刚刚出版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论述，来解释国家的性质和制度，并说，《国家与革命》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的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善于把一些理论问题通俗化。1925年春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夜校教“打倒帝国主义”，农民不太理解，毛泽东便改为“打倒洋财东”;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更是大量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故事，来阐述《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点。
1927年夏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转入土地革命。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主要在偏远山区活动。环境变了，读书非常之难，常常是无书可读。这与青年时代的读书，建党时期的卖书，大革命时期的编书，形成强烈反差。在井冈山时，有次打下一个土圩子，毛泽东到一个地主家里去找本《三国演义》来读，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结果失望而归。毛泽东后来几次提到此事。
少书读，给毛泽东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饥渴。1929年，他在福建上杭甚至找来两本当时中学生学习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津津有味地念。这年11月，他在福建长汀分别给上海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提出的要求就是寄些书刊来。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惜，毛泽东“另请购书”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在给李立三的信中又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也有幸运的时候。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毛泽东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整整一上午，挑出好几担箩筐的书籍带回江西。究竟有哪些书，参与此事的曾志在回忆中说：挑的这些书中，很可能就有《资本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籍。不过，毛泽东1957年在北京见到曾志，曾对她讲：从1932年开始，我从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马列著作找出来，读了这本，就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硬是读了两年书。
当时，毛泽东读得最熟的两本书，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立即推荐给彭德怀读，并在信中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书后，他又推荐给彭德怀读，在信中说：读了这本书，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可见，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书籍，他的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读书理念，何其鲜明。
毛泽东当时如此看重列宁的这两本书，有特殊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红军长期战斗在落后的边远山区，革命队伍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比重占绝对优势。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样适应这种现实，如何解释开创农村根据地这种新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工具。此外，一批缺少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后从苏联回国，在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俨然以马列经典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的“护法师”自居。中央领导层形成的这种精神氛围，逐步蔓延到各个根据地，把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作出的实践创新，视为“旁门左道”。毛泽东本人从1931年秋天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中央领导层“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逐步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领导权。受排挤和打击的理由，除了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就是认为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客观地讲，毛泽东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那些教条主义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这是“左”倾错误统治能够在中央盛行达三年多时间的重要原因。
为了从理论上驳倒“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特别渴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指导，一旦得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样的书籍，便反复阅读。此外，打下漳州所得的书中，还有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据译者吴亮平回忆，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多次邀请他到自己住处，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毛泽东还曾以“大禹治水之功”来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绩。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在宿营的时候，也常常阅读。不少人回忆，他在长征途中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
即使如此，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对毛泽东的打仗方法还是不买账，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照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来指挥战争，“并不高明”。言下之意，还是缺少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此事对毛泽东“刺激”不小，成为他到陕北后那样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
四、初到陕北：阅读与总结经验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逐渐稳定起来，毛泽东的阅读条件随之改善，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和倡导读书。
1936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致电红军西方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比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同时提倡在外面工作的同志"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两批书，恰如雪中得炭。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毛泽东等人的，其中包括鲁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义》《世界知识》《论语》《大众生活》等;一批是在北平购买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李达《社会学大纲》等，均由王林送到陕北保安。毛泽东1956年春听取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林等人汇报工作时，还提到当年买书的事，并说书现在还有，实在感谢。1965年10月又讲：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可见那时渴盼书读，真个是如旱望云。
初到陕北那段时间，除马列原著外，毛泽东重点阅读的书籍有两类：哲学和军事。
(一)"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作了深入的采访。他记述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读到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这年8月给易礼容的信中说，"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并希望能够和李达建立通信联系。据郭化若回忆，在和李达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他们讲：李达寄来他的《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我已经读了十遍，还寄来一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1937年1月迁到延安后，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在发奋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比如，1937年9月读完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就写信给作者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随信附有用毛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内容，4500字左右。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略有疑点"的一个问题，指《哲学与生活》中这段论述："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抄录这段话后，在后面加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地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
如此细微地辨析一个哲学概念，足见阅读之细、思考之深。毛泽东这段时期读的哲学书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从批注看，他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用功最深，在前一本书上写的批注约12000字左右，在后一本书上的批注约2600多字。批注内容主要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以及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下苦功研究哲学?主要是他确实感到自己的马列主义哲学水平不髙。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毛泽东1937年5月至8月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每次备课，都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郭化若的一个回忆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当郭化若说没有赶上到"抗大"听毛泽东讲哲学课时，毛泽东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对此事，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还谈到："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
毛泽东当时发愤阅读哲学书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回击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对他的批判。教条主义曾给他戴了顶"狭隘经验论"帽子，甚至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能说毛泽东心里没有憋一口气。只有发愤读书，掌握理论工具，占领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制高点，才能澄清和回击此前对他的批判，才能从根本上驳倒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这个出发点，毛泽东从不隐晦。上面提到的郭化若的回忆中还记述，1937年8月看望毛泽东谈到读书之事，"主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二)"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是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读军事书籍，也复如此。他当时阅读军事书籍的急迫之情，可从下面几则电文来感受，从中也看出他研究军事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1936年9月7日，毛泽东致电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作联络工作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指红军大学)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提到"前电"，说明这已不是第一次请刘鼎买军事书;"需用甚急"、"快点写信"，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9月26日，他再次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代兵法书《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10月22日，大概是发现刘鼎寄回来的书不合用，他在给叶剑英和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毛泽东当时读军事书籍，重点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而非一般的战术内容。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一个显著特点。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就坦陈："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毛泽东初到陕北，重点阅读军事书籍，一个重要原因是教条主义者曾说毛泽东只会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之类来指挥打仗，并不高明。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教条主义者的这些话，"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亊"。
"激发"毛泽东如此急迫地研究军事战略，还有一个契机。1936年初，李德不同意当时红军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3月间开会决定，"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个委托，促使他下决心系统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重要成果就是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名著。写此文章的针对性，毛泽东后来从两个角度谈论过。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又讲，"那时看这些(指军事书)，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三)总结经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很明显，答复教条主义和总结经验，一个是阅读的主观动力，一个是阅读的客观动力，这两个缘由，难以分割开来，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只有把经验教训总结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复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
那么，毛泽东在阅读中又是怎样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呢?可举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的两段批语为例。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谈到俄共历史上的"少数派"，说他们"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这个批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点了李立三的名，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则用"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指称，原因是中央对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还没有明确定性。二是毛泽东当时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集中在军事战略上，这大概与他当时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关。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说到资本主义体系和苏维埃体系之间的矛盾，影响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总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规律曲折反映出来的。读至此，毛泽东想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注说："‘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这大段批语所针对的，是遵义会议期间，李德、博古等人为他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时，总是强调敌人强大这一客观原因，而不注意从自身的战略失误和内部政策上找原因。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明显找到了反驳的哲学理由，即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毛泽东通过阅读收获的这些理论认识，在今天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醒世之言，联系土地革命的曲折经历来理解，显出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细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还为毛泽东1937年七八月间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了直接准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题注中明白表示，写这两本哲学小册子，是为批驳教条主义："《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正是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感思想认识工具的重要。教条主义者熟悉理论，但不会用于中国实际，说明不是真懂。毛泽东当时的名言是，"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党在历史上犯"左"倾错误，从哲学上讲，就是没有吃透唯物论和辩证法，导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能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标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片言只语，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这样的历史教训，也还缺乏认识。
这个背景，使毛泽东当时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着重在思想方法上面，由此提出在党内解决思想方法这一重大课题。
1937年11月，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的陈云见到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自己犯过错误，原因是缺少经验。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并建议陈云要多读哲学。读哲学可以学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和方法。这是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从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经验教训切入后，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成果。
五、抗战前期：阅读与指导新实践、阐发新理论
除青年时代曾写过日记外，毛泽东后来一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唯独在1938年春，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了七页的《读书日记》。日记开头即说："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从这个《读书日记》看，毛泽东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3月25日，"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初的紧迫形势下，毛泽东为什么要沉下心来"研究一点学问"?对此，他1937年8月同郭化若谈话时，说得很明白："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一)继续阅读研究哲学和军事战略：完善认识"工具"，指导新的实践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推动的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怎样看待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的抗战方针是什么，怎样认识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怎样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凡此等等，随着历史新阶段的到来，迫切需要回答，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需要通过阅读进一步完善分析工具。
从毛泽东1938年春写的《读书日记》可知，他在抗战前期的阅读重点，仍然是军事战略和哲学书籍。与初到陕北有所不同的是，从阅读目的看，他这期间阅读研究哲学，主要是在此前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理论思维的分析"工具";阅读研究军事，则主要为解决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到来的历史拐点上，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了。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机会主义，"虽曾努力记述并说明在他们眼前发生着的斗争的过程，却完全不能定出关于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毛泽东读至此，批注说："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还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毛泽东在"许多特殊性"旁画了三道横杠，又加一条曲线，批注说："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一一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面对指导抗日战争的责任和使命，即使已经写出哲学上的"两论"，毛泽东依然觉得自己的分析"工具"不够。1938年1月，他给艾思奇写信，说到自己的研究计划："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一直到1939年1月，他给何干之写信仍然讲："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为了研究哲学，毛泽东在1938年和1939年，曾先后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分别叫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大体上是每周左右讨论一次。
毛泽东私下的阅读，一刻也没有放松。1938年12月，博古翻译出版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毛泽东不因为读过米丁主编的同名书籍而忽视该书，同样细读，同样写了不少批语。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艾思奇编辑的约37万多字的《哲学选辑》，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内容，荟萃一起，便于人们集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这本书很重视，读了三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批注和圈画，写有3200多字的批语。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最初读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李达和雷仲坚1935年6月翻译出版的第三版。不久，两位译者又翻译出版了第四版，毛泽东在40年代初得到这个新版后，又是一番细读，同样写了大量批语。可以说，毛泽东阅读哲学书籍，不是急功近利为一时之用，而是視之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思想理论建设方式。
在军事战略上，抗战初期，许多人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存在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重视阵地战，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上。为此，毛泽东请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郭化若等人开座谈会，专门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12月28日，他在给郭化若的信中，作了详细布置："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总之，"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为"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毛泽东专门组织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研究会，成员有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等人。据莫文骅回忆：学习研究《战争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此外，毛泽东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也专门讨论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次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总是在最后发表自己的看法，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谈得较多。
(二)阅读研究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1938年1月读《乡村建设理论》后同梁漱溟的一场学术讨论，是一番不得不提的景象。
梁漱溟当时到访延安，把自己的新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很厚的两大本。毛泽东1月12日给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该书主要分析中国社会传统结构，阐述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毛泽东读此书，作了1500字左右的批注，还摘抄一些内容，同梁漱溟讨论一夜。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使他和毛泽东之间有着共同语言。梁漱溟主张"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赞成中共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改造中国，认为应该走乡村建设的改良道路。他向毛泽东直言：中共的革命是外来思想引发的，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这个国情。看来，改造中国的道路是革命还是改良，根子在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正是在理解"老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
从毛泽东当时读《乡村建设理论》写的批语看，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本基础，是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关系?二是怎样认识"老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阶级关系"?三是怎样看待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是什么?和梁漱溟长谈争论那天晚上，毛泽东或许感到梁漱溟认识中西方文化的思想方法有问题，临别时专门叮嘱："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书中的缺憾，在于不懂历史唯物主义。而毛泽东恰恰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从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得出不同于梁漱溟的观点。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同学者争论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体现了他博古通今的学习习惯。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场争论的意义。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指导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研究现实，也要研究历史，了解昨天的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但了解昨天的中国必须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梁漱溟的缺点在于他不懂历史唯物主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三个很重要的主张：第一，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仅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还应当学习它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第二，要学习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第三，学习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三个主张，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曲折历程中，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成为此后改进与加强党的学风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的关键要求。
阅读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既要用中国历史文化来丰富、滋养、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阐述、继承发展中国历史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共的理论在实践中起到正确的和突出的指导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关注和指导延安学术界的历史文化研究。他组织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亲自担任会长，对古代哲学很上心地研究了一段时间。比如，1939年2月，他连续读了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几篇论文，分别写信给陈伯达、张闻天进行讨论。2月20日写给张闻天长达2700字的信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七个方面的修改意见。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后，毛泽东2月22日又给张闻天写信说，"改处都好"，同时又提了三条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
毛泽东如此看重《孔子的哲学思想》，是要借此表达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看法。比如，2月20日给张闻天信中，他不同意陈伯达原文中"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这个观点，认为应该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原因有两条，一是，"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二是，"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这个评论表明，毛泽东是如何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
在2月22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还提出，对中国近代以来研究历史文化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吸收他们的观点。他说，"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
强调对近代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批判，表明毛泽东阅读研究历史文化，不是书斋式的学习研究，而是重视与当时思想界的实际相结合。1940年9月5日，他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演变》的讲演提纲后，觉得"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随即致信范文澜，进一步提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疏理近代以来研究历史文化的学术思潮，不能不提到康有为、梁启超、叶德辉、章太炎、胡适、廖平、吴虞、冯友兰诸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观点，有的比较熟悉，有的或泛泛接触过，总体上认为他们的学术思想不无缺限。特别是其中一些人的学术思想，还与抗战期间国统区出现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有关，属于极端保守主义代表，可入"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行列。比如，毛泽东比较熟悉的叶德辉，连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主张都不能接受，专门编《翼教丛篇》，来批判康有为。其保守复古思想，不利于科学民主的文化思想的传播，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是一股逆流，自然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清算"的对象。这样做，不只关乎学术，也是"目前思想斗争"的一个任务，涉及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这个学术领域的问题。
在指导古代哲学研究的同时，毛泽东还推动延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他1939年1月17日给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要求很明确，研究历史，要着眼于并服务于当前的抗日战争这个大局。
1939年底，毛泽东果然和几位历史学家合作，开始研究中國历史了。为了给延安千部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提供基础读本，毛泽东组织一些学者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该文从中国原始社会讲起，对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尤其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点，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
为推动延安干部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还提议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范文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2年出版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对该书出版的意义，看得何其重大。
毛泽东阅读和研究历史文化，在党内领导层，无出其右。他的阅读和研究，注重用历史上的人和事来阐述一些道理，为现实服务;同时，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和发挥，拥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这些特点，当时到延安采访过的外国记者，也突出感受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说："他(指毛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三)阅读和与理论上的新创造
毛泽东在抗战前期的阅读研究，当然不限于哲学、军事和历史文化三个方面。他阅读研究马列著作，这期间仍然是一以贯之的投入。比如，他对曾志说道："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这个话还表明一个事实，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理论创新及艰苦写作是连在一起的。
1938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学习号召。学习的目的，一是研究新问题，因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掌握和创造科学的理论，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丰富和深入的阅读，使他的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异常活跃。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分别从局部和全局上，论述了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针，贯穿了出色的军事辩证法，对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和全国的抗战，起到很强的战略指导作用;1939年10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回答了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获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具体特点。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
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这期间阅读研究的最大收获，是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理论思维"工具"：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
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个讲读书做学问态度的传统概念作了改造。他的新解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由此进人思想方法的最高层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中共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本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陈云1987年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说："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对立统一。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最感兴趣的是辩证法中的三大规律，他认为三大规律其实就是一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他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著述，《实践论》讲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讲矛盾事物的同一性及其转化，讲矛盾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论持久战》讲中国和日本力量的强弱转化，讲抗日战争的几个阶段的关系;《新民主主义论》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讲民主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都鲜明地贯穿着"对立统一"这个分析"工具"。
到陕北以来的阅读和研究，使毛泽东逐渐成为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的大师，进而使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最后一段路程。这里说的"领袖"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正是因为毛泽东有一系列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服，使他从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延安整风开始后成为了思想领袖。
对于毛泽东完成如此艰巨的身份跨越，党内其他领导成员有着切身的感受并有中肯的评价。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六、整风前后：阅读与转变学风、文风、党风
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党内干部的学习风气和思想状况，始终存在忧虑。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年轻时在苏联留学，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苏联革命的历史经验比较熟悉，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条"毛病;一部分是从国统区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对五四时期传播的西方文化更感兴趣一些，也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条"毛病;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容易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这些都是滋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温床。
在1942年普遍开展的延安整风，从内容上讲，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目的上讲，是克服"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实现途径上讲，实际上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学习运动。
整风期间，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各系统、各部门都建立了由主要领导负责的学习组织。毛泽东开列了22个整风文件，其实是22种(篇)书和文章，要求无论什么人"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他还亲自査阅一些人的读书笔记。
除了这22个基本文件，还应当学什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三方面具体要求。第一是研究客观实际现状，调査研究周围环境，这是针对主观主义的;第二是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这是针对言必称希腊，忘记自己祖宗的"洋教条"的;第三是有目的地研究马列理论和国际革命的经验，这是针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整风前后倡导读书，目的是转变学风、文风和党风，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一重大目的。
整风前后，毛泽东又是怎样践行自己提出的这些学习要求的呢?
(一)阅读研究马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1938年到1942年，解放社出版了一套主要由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包括《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等等。同时还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一批著作。
根据曾在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的同志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学习马列经典作家的著作，热情很高。有时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泽东要去阅读，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也经常提前借阅。那时马恩著作较少，大家就相互传阅，第一个看完送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完又送第三个看。现在保存下来的那时出版的一些马恩著作扉页上，还写有"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学习"这类字样。
毛泽东不仅自己阅读马列经典，还常常把它们推荐为整风学习的读物。他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专门列入解放社出版的《"左派"幼稚病》。那时，毛泽东很看重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原题为《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把它作为党性党风教材。这篇文章提出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这年11月12日西北局召开髙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又逐条讲解，突出谈到：领导革命的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要精通同实际联系的而不是同实际脱离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队伍要有新的革命的作风，做群众工作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尾巴主义，统一战线要反对冒险主义和迁就主义等等。记录下来的稿子，有1万多字。
1944年初，毛泽东还提出集中阅读五本马列经典，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3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他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引用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再次强调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他说："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为此，他又谈到此前推荐的五本马列著作，说这五本，马、恩、列、斯的书都有了，都"写得很好"，"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毛泽东再次推荐这五本马列经典，显然是为了使大家能够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了。
(二)阅读研究哲学：让思想方法弃旧图新
整风学习的重要目的，是让党员干部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弃旧图新，在思想理论水平来一个大的提升。哲学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是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方法"的"牛鼻子"，只有抓住这个"牛鼻子"才能真正转变思想方法。毛泽东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就明确要求，整风学习"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所列"阅读材料"，则包括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李达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河上肇《经济学大纲》"序说"。
这期间，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更多的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党的现实政策来理解原著。比如，读博古翻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原文说："正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发展着，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无产阶级。"毛泽东的批注是："在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段前途，但基本的应该依据无产阶级。"原文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应该根据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根据这些规律的研究上。"毛泽东的批注是："抗日战争应根据于抗日战争规律性的研究"。
读哲学，是整风学习的重点内容。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重点就是学哲学。每人先读原著，大家每周讨论一次，同时还请一些懂理论的人来讲课。从保存下来的陈云笔记看，他有一段时间每周都要去听讲。听讲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讲德国古典哲学，讲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史;艾思奇讲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讲文化起源、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宗教，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有孙中山哲学思想;王学文讲商品生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法则和剩余价值法则。陈云1987年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回忆："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三)阅读研究时事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当前形势
整风是为了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最终落实到学风、文风和党风的转变上面，落实到正确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上面。关于此前延安干部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道：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从而造成了"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为改变这样的学风、文风和党风，毛泽东当时很注意调査研究和总结党、军队及边区政府的现实工作经验，特别注意阅读和编研有关时事的各种材料，甚至把它们作为整风学习的读物。
为研究现实，毛泽东提议在延安成立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并指导编辑了一套《时事问题丛刊》。这个研究会不光阅读研究中共这方面的材料，还注重国统区、沦陷区以及国际方面的读物。1939年10月，《时事问题丛刊》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出版时，毛泽东专门为这本书写了篇序言，里面说："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这些说法针对的，正是党内那种不注重现实调查研究就做判断决策的主观主义作风。
1941年8月，毛泽东推荐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就直接属于整风学习的内容了。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叙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毛泽东读完稿子，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主动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査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査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通过阅读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主现主义、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整风前后，毛泽东阅读研究现实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时事，特别突出地体现在边区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
先说阅读现实经济材料。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如何渡过难关，成为边区最大的现实问题。但怎样增加财政经济收入，党内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找到解决困难的切实办法，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系统调査研究经济问题。
一是钻研经济理论，广泛搜集、阅读各种经济书籍和时事经济类报纸杂志。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毛泽东先后七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要求代购各种经济杂志、书籍及统计资料，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实用民国年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央银行月报》《金融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拔萃》等。
二是开展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实际调查，并向内行的人请教。毛泽东多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通过书信、谈话等方式探讨经济问题，以掌握边区经济第一手材料。例如，从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五次致信谢觉哉。在6日的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人口。"谢觉哉1941年七八月间就经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则达数万字之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阅读研究，毛泽东1942年12月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写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边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形成比较系统的财政经济思想，消除了党内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被贺龙称之为"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诸如"对于经济无能就要陷于灭亡"，"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以农工商为序安排经济建设"，"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等，正确反映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当时对边区文化现状的调査研究，更为文坛佳话。
整风期间，毛泽东很关注延安文艺界内部的各种争论，花很大功夫调查研究。他当时写给文艺家的信有好几十封，内容是帮他们安排工作，劝解矛盾，解决困难，交流文艺观点。此外，他还为各种文艺活动题词，看了文艺家们的演出或画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有不同意见，就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窑洞和他们讨论。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文艺版拟定征稿办法，说"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直接点名给陈荒煤、张庚、柯仲平、周扬、吕骥等人分配征稿任务，要求他们对"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毛泽东主要还是通过阅读文艺家们的文章作品，来研究文艺现状，引导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比如，读了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就告诉作者，希望他多写这样的好文章;读了刘雪苇《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给作者写信说，"赞成你写这本书";读了萧三诗稿《第一步》，鼓励作者道，"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读了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就直率表示，对延安现实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不应该是冷嘲暗箭;读了艾青《秧歌剧的形式》，认为"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读了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文章，对作者说，"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査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读了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立刻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正是对文艺界现状有了这些细致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才可能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和经典的指导文献。
(四)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做外国经验的"留声机"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从而使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这就带来一种恶果，有些留学回来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所谓"留声机"，事实上也是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的一种体现。
为改变这种风气，毛泽东大力提倡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项要求，对不少干部，警省非常。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韩光回忆："他(指毛泽东)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在1939年1月17日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但亲自动笔，毕竟不现实。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定一些人先分别写出中国近代的各种专题史，让范文澜负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负责军事，陈伯达负责经济，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这些安排，由于形势的变化，除了范文澜1946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外，多数后来没有实现。但延安时期，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确实编写了一本《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战史、陕军战史、晋军战史和桂军战史等。为什么编这些书，怎样读这些书，朱德的解释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自经历过。只有更好地进行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等，进而有助于理解中共的历史，有助于澄清党史上的是非。这是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研究党史，编辑"党书"：弄清路线是非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能获得这个共识，得益于毛泽东在会议前夕编辑印发的一本叫《六大以来》的文献集。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彻底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那段时间的中央决策，毛泽东花很大功夫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该书分上下两卷，按专题汇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由于该书篇幅太大，毛泽东从中选出86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以散页形式印发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关于《六大以来》发挥的作用，毛泽东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作过评价。他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如果没有《六大以来》，高级干部甚至连"整风也整不成"，可见其作用之大。毛泽东称之为"党书"，也足见党史文献的价值之高。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11月4日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明确提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要学习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要"通读"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提出："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为推动高级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党史，毛泽东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党书"，均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基本读物。
把阅读"党书"、研究党史，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针对性何在?这要从王明的一个举动说起。1940年3月，他不经中央同意，即将其1932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翻印重发，还写了个序言称："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说明王明仍然坚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此事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由此引发他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1941年上半年，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了篇长达5万多字、后来定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分析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九个文件，火气很大地逐一驳斥，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错误。该文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公开。毛泽东后来说，原因是"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对党史的认识分歧明摆在那里，不解决不利于统一思想。中共成立后，始终存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因为认识不清楚，以致出现了大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两次右倾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都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整风开始后，党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形成共识，在高级干部中还存在分歧。抗战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分歧，对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是不甚了了。这样一种思想状态，迫切需要改变。
改变的办法，就是阅读"党书"、研究党史。因为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文献，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哪些结合得好，哪些结合得不好，甚至走错了路。《六大以来》这样的"党书"，最能说服人、教育人，是澄清是非、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最基础和最权威的读本。
从实际效果看，阅读"党书"，确实为高级干部打开了新的视野。比如，编印《六大以来》之前，党的领导层还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读了该书，说那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就有了可靠的根据。读了《六大以前》，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从党的创建到大革命失败后这段时期的党史，从中可以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倾错误，也有助于人们把那时的右倾错误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做些比较。读了《两条路线》，领导干部对土地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认识。所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说，"党书"一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
从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全党的整风也转入总结提高阶段。1944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学习和时局》的演讲，针对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五条基本结论。这些重要结论最终完整地体现在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修改了七次，并最后定稿。《毛泽东选集》作为附录收入，说明这个决议事实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当时研究党的历史、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所达到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