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是一个利益和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但总体上说，主要存在两种思潮：绝大部分人民群众认为中国应该坚持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而某些人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认为中国选择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是一种错误，他们美式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们十分积极地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后一种思潮逐步控制了相当多的媒体。
因此，当前中国，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是异常敏感也是异常激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和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解放军、普通知识分子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几乎与侵吞国有资产、剥削人民群众、依附外国垄断财团的官僚买办阶级完全对立。
本文则站在大历史的角度，依照改革开放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遵从苏联解体后中共元老(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王震等等)对毛泽东的普遍性认知，结合当今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力争给毛泽东做出一个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凝聚当前中国朝野内外各家各派最广泛的共识。
（注：以下是作者在《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长期价值——纪念中华民族伟大的哲学王诞辰120周年》文章中的第五、六、七三个部分的内容，用作标题《邓小平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
文革理论，不能等同于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的理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正是此次全会的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对于文革问题高瞻远瞩地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具体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后的党中央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就是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政军内，甚至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有其代理人，因此过去各种斗争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全面夺权斗争。文革理论为何错误呢?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因而，【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不等同于他的晚年思想，不等同于他的反修防修理论，不等同于他的反和平演变理论，不等同于他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也等不同于他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文革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将其反修防修理论、反和平演变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特定时段的中国极端化夸大化的产物。文革理论错误，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晚年思想全错了，也不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和动机也错了，更不意味着反修防修理论、反和平演变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错了。
文革最大的失误，就是毛泽东夸大了党内存在的阴暗面，并抛开党委和法律，采取革命的方式进行解决，把中国引入了天下大乱，一些阴谋家开始兴风作浪，而中国迟迟没有达到天下大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党内不存在阴暗面，也不意味当时不应解决这些阴暗面。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当然，《决议》也延续了斯大林的论断，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会再出现资产阶级：【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斯大林的观点和毛泽东观点究竟谁更正确，后来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已经给了答案。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晚年思想，邓小平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
毛泽东最孤独的时刻，或许是在他去世后的那十年里。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青年人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潮流精神，伴随着“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等重大失误，很多人也不免怀疑起“文革”及毛泽东的正确性。据说连毛泽东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文革这第二件大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伴随着改革开放，在1976至1986这十年里，非毛、反毛乃至妖魔化毛泽东的思潮得到最大程度的泛滥。一方面是囚徒们对毛泽东的不理解，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是试图打破锁链解放囚徒的人，由此洞穴的主人，即帝国主义和新旧剥削阶级，对毛泽东自然也恨之入骨。
然而，当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轰然倒塌，整个东欧也随之变色，而社会主义中国仍然继续屹立的时候，历史已经宣告了毛泽东的又一次正确。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又重新理解毛泽东、思念毛泽东、回归毛泽东，毛泽东热才史无前例地发展起来。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的党中央，伴随着历史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等等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将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跟诱使党员干部特权化腐败化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抵制和批判，这些都是对毛泽东相关思想的继承。
1983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可见，在当时的邓小平看来，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而中共某些领导(邓小平具体指的是胡耀邦等人)对此却是软弱涣散的应对态度。
1986年12月，邓小平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邓小平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中央的保护层，指的就是总书记胡耀邦。
1987年1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3月8日，邓小平又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1987年7月，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者是一回事。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说道：【要改换领导层……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89年9月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将赵紫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归入了敌我矛盾，并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关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使很多党员干部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
1989年11月，邓小平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
在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强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综合以上相关论述可以看到，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其代表人物就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在党中央里有保护伞，而后来的赵紫阳则干脆直接站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分子一边，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同时邓小平也认为，党内的特权和腐败之所以泛滥起来，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有很大关系。
对比毛泽东晚年关于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理论可以看到，邓小平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基础上的反腐败反特权的理论。和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此时的邓小平也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并不稳固，存在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垮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也就是腐败势力，就出自党内，甚至就在党中央。否则，根本不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也没有必要采用特殊方式处理六四动乱。而且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为他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是长久的事情。
当然，和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不同的是，邓小平汲取了文革大民主的弊端。因此，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依靠国家政权，依靠自上而下的教育。而毛泽东则强调群众运动、群众革命，强调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否定了晚年毛泽东，就会彻底否定邓小平——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连续统一”意义深远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样的，只他们所不过采用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不同。因此，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是根本。正如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显而易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跟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反对官僚特权阶层、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邓小平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和实践(如处理六四动乱)，还有什么必要、还能站得住脚吗?如果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错误，那么邓小平理论还能站得住脚吗?如果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否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和出发点，如果否定了毛泽东防修反修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理论和反和平演变理论，那么就必然会否定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那么必然会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邓小平理论，进而否定改革开放时期的整个中共。
也就是说，一些人反对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甚至脱离《决议》对文革及文革理论的定性，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反修防修、反资本主义复辟)也反对，其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反对邓小平、为六四动乱平反，进而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当前中国，疯狂反毛的人，阻扰对毛的文革初衷重新认识的人，正是否定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人，正是那些试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替六四动乱平反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高瞻远瞩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意义十分深远。如果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和晚年探索，邓小平关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也就站不住脚，整个国家政权也就站不住脚。
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后，以贺卫方为代表的中国反共知识分子迅速在互联网上发表舆论，指责和攻击习近平。贺卫方等人说：【想不通。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说?连那十年都不扣除?谁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结了文革，告别了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就是否定改革开放。】
贺卫方这些说法，也代表了当前中共党内强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心声，他们将邓小平的改革视作是对毛泽东和马克思的彻底背叛，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这种解读，两个三十年当然是相互否定、相互割裂的。贺卫方曲解改革妖魔化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推翻中共社会主义政权，为六四平反，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例如2013年3月21日贺卫方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就公然发表如下言论：“"六四"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它对统治者的合法性产生很大的损害乃至摧毁，却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走向未来绕不开的问题。”贺卫方还认为，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在我看来，"六四"一定要平反，时间不会拖得太长--不光是平反的问题，也要借机反思历史。”
实际上，经历过八九动乱以及后来的苏东巨变，越来越多的中共元老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认识文革。邓力群早在1989年8月11日在烟台就发表过这样一段谈话：【现在，确实出现了相当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中国人。其中有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我们的干部子弟中，说某某人在国外的存款高达上亿美元，这显然是谎言。但是，同外国人交往，接受贿赂，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的确是新时代的洋奴。出现赵紫阳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有社会基础。他也在培养支持和发展这个社会基础，自己则成为这个基础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动乱和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派。】
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等人的看法，代表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共元老的普遍观念。这些人在文革中及改革开放初期对毛泽东的文革完全无法理解。然而，经过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他们终于认为，中共内部乃至党中央里，的确可能会出现“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和地地道道的汉奸洋奴买办阶级。由此毛泽东的晚年绝对不是昏聩糊涂，毛泽东晚年反修反修、反和平演变、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发动文革的初衷，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的瞎折腾，而是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这就是89之后尤其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共元老们的普遍看法，也是历史对毛泽东晚年的最终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