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梁 柱
首发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
防止和平演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和平演变战略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采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手段，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主义制度的目的。当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提出这一战略构想后，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引发了他对防止和平演变的一系列战略思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邓小平作为毛泽东领导时期一位重要的核心成员，往往是在一线落实毛泽东的相关思想，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依据国际风云变幻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特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为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持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坚持和弘扬的。
要高度警惕“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在西方敌对势力的眼中，却把它看作是他们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葬送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期。尼克松在80年代就曾断言：“随着一代人接替另一代人，我们将开始看到东方集团内部出现和平演变的过程，正如匈牙利和中国已经在很小的程度上出现和平演变那样”。后来他抛出针对中国的“跨越长城论”，就是鼓吹通过“接触”来促使和平演变的实现。里根上台后的1982年6月，在伦敦英国议会发表了一篇代表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讲话，他提出，在当前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他叫嚷：“民主自由事业在向前挺进途中将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垃圾堆”。随后，美国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办法”，会议肯定了前些年采取的通过国际广播进行渗透等三项办法，又确定了“支持独立的政治组织，援助发展民主和独立的政治哲学，促使人们直接和普遍地接触到西方的报刊杂志等”三个新办法，并制定了一个“由政府和私人赞助的计划”。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应该是其内部势力”。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新工具、新力量”，寻找新的代理人。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几十年一贯制。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更是加紧了他们的攻势，叫嚷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完全融化掉社会主义。从这时起，他们强化了推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手段：第一，更加强调以军事威胁特别是核威摄为后盾的攻心战。近20年来，历届美国政要人物都强调：“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军事威胁”(尼公松);“威摄是我们防务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顿则积极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而这种思想文化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上，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第二，在强调攻心战的同时，他们还力图利用经济优势来达到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效果。西方敌对势力凭借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交替使用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软硬兼施，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方向。尼克松在其《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把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我们能够从东方集团取得政治上的让步，作为我们提供经济合作的交换条件”。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把愿意实行真正改革和不愿实行真正改革的人区分开来”。这真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他们就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便把它引向西化的方向。第三，极力助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使之成为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第四，和平演变的步骤、目标和时间表更加明确，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更是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一个主要目标。上述表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是他们既定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外部环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清醒认识，对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强调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邓小平十分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性，他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在新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特点，就是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世界性的和平演变攻势。邓小平对此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和平演变”。[2]他多次要求全党要高度重视这个事关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问题，要始终保持应有的警惕性。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防止与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并在不断总结新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挫败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阴谋作出了重要贡献。
要增强抵御和平演变的能力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场竞争与较量。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邓小平深刻理解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他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3]他还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4]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东西方的巨大差距，也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阶段，还不成熟和完善，这就使得那些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的人，容易产生“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误解，容易接受“西化”的影响。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曾作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持续进行70年的判断，这个时间表不是随便说出来的，而是有深刻的科学内涵。这就是说，只有到了21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才能消除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基础，也才能使广大群众通过国家的发展和自己切身受益中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邓小平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深刻原因。所以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他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基于此，他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设想。这就是说，要正确估量国际环境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中国要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有效地抵御和平演变的图谋，关键是要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由上可见，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决不是偶然的。应当看到，能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只有使广大人民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促使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难以具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能够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社会主义才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从而使人们破灭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同样，也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人们日益增和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步得到满足，使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不断增强，国泰民安，社会稳定，这样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就无隙可乘;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削弱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技术优势，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在物质技术上处于劣势的被动局面，从而为战胜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从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出发，必须维护和保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否则，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要在国内推行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
在邓小平看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夸大和缩小都是错误的。他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当然，这种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6]所谓特殊，就是说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之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又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邓小平强调要充分认识这种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是由世界上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长期并存和较量决定的。世界上只要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这种斗争就不会止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7]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 是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8]“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9] 正是由于这一性质决定了这种对立和斗争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这正如邓小平所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10]
回顾我们党和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只有如实地承认它、认识它，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做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要求的：“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避免重蹈“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的那种局面。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所以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上出现偏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因而在思想上缺乏必要的警觉甚至失去警惕。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失去警惕，甚至站到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上，那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前任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充分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对于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资产阶级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是由当代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总的趋向是走向缓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世界各国、各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抓住并积极利用这一有利机遇发展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它们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的既定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更是把“和平演变”的矛头指向中国。尽管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节节胜利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受到挫折，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这是由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今后，他们一定会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公开或隐蔽的多种手法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渗透，继续明里暗里地扶植和支持那些搞自由化的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幻想他们能够住手，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极其有害的。正如邓小平在总结89风波教训时所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1]这里所说的国际大气候，就是指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乱以至演变的外因。如前所述，在现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美国依仗其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极力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谋取和维护其经济霸主的地位，并妄图把它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乃至文化推向全球，谋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霸权，并按照自己的战略需要构建以它为领导、为主宰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利用我们的对外开放进行渗透，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必然的。在此种情况下，国内有人兜售西方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那一套，鼓吹“全盘西化”，妄图在“改革”的旗号下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国内情况看，由于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已建立并逐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长期坚持。但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也带来一些新的情况。我们既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对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一面，又要看到情况复杂的一面。非公有制经济中除了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外，其主体部分是私营经济，私营经济按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自觉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必然要产生多种意识形态，这也包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今天已演变成为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是价值、宪政民主等等错误思潮。
我们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已显示出来并得到了证明，但它毕竟还是一种需要不断完善的新生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的经济、政治等体制仍有需要通过改革加以克服、消除的弊端和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怎样保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怎样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怎样协调处理社会关系特别是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障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等等。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正因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必定会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科技优势挤压我们，宣扬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惟一优越的制度，同时鼓吹资产阶级抽象的民主、自由，来迷惑和欺骗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社会主义还没有充分强大，其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还会有一定市场，也就毫不奇怪了。邓小平深刻洞察到这一点，他不仅一再告诫全党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还特别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2]
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必须保持稳定。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在建设和改革中会遇到诸多困难、出现诸多矛盾，这些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妥善而有效地解决好前进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处理好各种矛盾，否则，这些困难和矛盾便会成为不稳定因素。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就会利用这些不稳定因素，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因此，为了维护压倒一切的稳定，排除一切不稳定因素，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13]建设与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维护稳定、反对自由化也是长期的。我们必须要有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切不可因为一时的胜利而掉以轻心，放松警惕。
防止和平演变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开始就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力排资本主义导向的干扰。他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4]这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大家已很熟悉，这里着重说明邓小平晚年(指他退休之后)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问题的一些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这方面思想的明确性和一贯性。
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走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他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强调在大方向上，必须分清姓“社”还是姓“资”，而且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他特别提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15]在大方向、大原则面前，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6]这时他进一步指出，我这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这就是说，现在更要亮明自己的旗帜，这是因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同时，“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善于结合新的情况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这时进一步提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17]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它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领导力量、社会制度和国体，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动摇的整体，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对这样根本原则问题，邓小平一如既往，密切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正确方向。有的人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删去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只提市场经济，把我国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的市场经济完全等同起来。邓小平坚决拒绝了这种错误意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提了出来，这就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我们并不否认作为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主要是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是有质的不同。具体地说，这种优越性应当表现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自觉地运用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这两手，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恰当的调控。前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是国家建设与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使国家经济安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条件，也是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依靠，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后者，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学会了运用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自觉运用和处理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这就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要加以运用。他在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时，他还以明快的语言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得要”。[18]所以，即使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也要自觉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近些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仍，如果没有国家宏观调控，要战胜自然灾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国家不加以调控调拨，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老百姓。很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全力以赴的进行调控，就不可能战胜自然灾害，更不可能有汶川、玉树等地地震后迅速恢复的奇迹发生。所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的论断，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是进一步指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在新时期，邓小平一贯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又要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19]他在晚年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20]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西化”，集中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力图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照搬美国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宪政民主”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国宪法修改成为美国那样的宪法。这种用来调节资产阶级内部权力滥用的“三权分立”原则，不但不能改变其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而且反而造成国家权力互相牵制和抵消。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21]这显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但民国初年搞的多党制、国会制成为一出历史闹剧，而且就是后来国民政府搞的五权分立，也没能够阻止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原则，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由上可见，邓小平晚年是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上，阐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2]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这里还要特别指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科学的阐明，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对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正处处理党的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辩证统一关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内部，关键是要把党建设好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当代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主要的外部威胁，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的外部原因。但是，外因终究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邓小平深刻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他十分强调建设一个为人民群所信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坚持，这不能动摇，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个根本问题。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时，他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24]他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这确是十分深刻地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建设、增强抵御和平演变的能力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一方面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纠正个人选接班人等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正确主张，继续把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反“和平演变”的一个根本战略措施，作为他们退下来之前要完成的最主要的、第一位任务来对待。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25]“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26]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27]陈云也指出：“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他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28]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利实现新老交替，造就一批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和平演变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起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这种情势下，培养造就革命接班人，使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继续掌握在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已成为保证我们国家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最终粉碎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这时提出各级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一是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懂得中国国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不迷失方向;三是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开创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有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而百折不挠地奋斗的勇气和能力，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知难而进，临危不惧;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到在酒绿灯红、纸醉金迷面前不为所动，拒腐蚀，永不沾;五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胸襟开阔，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能够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有领导和组织才能。这五条，既是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是培养造就接班人的目标。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关于培养造就革命接班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构筑社会主义中国防止“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战略措施。
在邓小平看来，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免疫力和战斗力，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他在强调要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突出地指出新时期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败坏党风的腐败现象蔓延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早在1980年陈云就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29]198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刚刚露头的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30]1989年，邓小平在指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再次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1]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党内生活不健全、党的建设放松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对我们党的腐蚀。虽然极少数的腐败分子是新生的，但归根结底仍是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遗留的产物，因为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应当看到，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的恶性发展，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密切相关的。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32]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是那样肆地攻击、否定党的优良传统，连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成了他们嘲弄和批判的对象，而他们竭力宣扬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导向，则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灵魂，使一些党员、党员干部的党性逐渐泯灭，走上了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的腐败道路。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敌对势力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们力图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瓦解共产党的队伍，使它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不仅国内搞自由化的人是这样做的，而且这也是西方反共势力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所谓“攻心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企图。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和认真对付的。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同腐败分子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33]他坚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它作了深刻的说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做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34]
邓小平对加强党的建设还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比如，他强调抓党风建设，要特别注意的领导干部抓起。他说：“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35]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他提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36]又如，强调要用制度来保证党的正确，有效实现党内监督，保证党不变色，他说：“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7]再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要与改善党的领导相统一。他多次指出，在新时期我们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繁重的历史任务，关键要把党建设好。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改进党的领导，才能使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核心力量，才能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抵御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有。
总之，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他在这方面的许多卓越见解和有力措施，是我们党战胜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
[1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8、1340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1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
[2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32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71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4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3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28]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7页。
[29]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2、403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