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为战友送行……
张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团风县回龙镇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仲旦)，由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又曾先后化名为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陈子贞、李福生(李复生)、李春生、张春山、张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
1922年2月，张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4月任满洲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任省委书记;1932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1月赴欧洲，3月抵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1937年2月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10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2月因病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张浩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在党的历史上，其最大的贡献是在1935年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从莫斯科带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推动了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中共中央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张浩和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林育南(1898―1931)是堂兄弟，张浩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张浩还和林彪是堂兄弟关系，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张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们都尊称他为“八哥”。
革命夫妻
1916年，张浩与本县涂家湾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涂俊明(1897―1988)结婚。涂家与林家虽然很近，但因为受当时的社会道德约束，两人并不认识，之前也没有任何交往。他们的结合，全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由两家大人操办的。尽管涂俊明不识字，家境也不是很好，但张浩没有瞧不起自己的妻子，在涂俊明面前从不摆大丈夫的架子。涂俊明也是一个传统贤惠的妻子，对张浩感情很深。在家里，她尽责尽力地相夫教子，做好贤内助，将家里的事情料理得有条不紊。由于互相恩爱，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20世纪20年代，因受堂弟林育南的影响，张浩开始向往革命，积极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起初，妻子涂俊明看到张浩去干这种冒险的事，心里不太赞成。
但此时的张浩已立志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天下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中去。他以坚定的口吻对涂俊明说：“俊明，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也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会不公，家庭难兴。中国人民在帝、官、封的压迫下，啼饥号寒，水深火热。要改变这种状态，并使全国所有的家庭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我认定的事情，不会有错，投身革命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能理解、支持我。”通情达理的涂俊明深知丈夫的个性，她见张浩态度坚决，便不反对。此后，张浩为革命走南闯北，东奔西跑，涂俊明一个人在老家养育孩子，照顾父母，时时刻刻关心着丈夫的安危。张浩每次回家时，她总要嘱咐张浩每到一个新地方时，一定要给她写信，以免父母和她在家里挂念。
1925年12月，张浩因受重伤从上海回到老家。他一进家门，涂俊明见他浑身是伤，人也瘦得认不出来了，心里非常难过，泪水直往外涌。等冷静下来后，她想丈夫是为革命流血，为人民负伤，自己应该好好护理他。为治好张浩的伤，她四处寻医求药，有时为配一种药，她要步行一二十里山路去买。在涂俊明的精心照料下，张浩的伤很快好转，体质也明显增强。本来身体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但张浩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便想尽快回上海工作。这时他想动员爱人和自己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一天，张浩对妻子说：“我的伤一好，就要去上海，那里的工作离不开我。”妻子说：“等伤好了再走。”没想到丈夫却说：“你也跟我一起去吧。”涂俊明惊讶地问道：“我也去?”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认识，出去外面能干什么事情呢?丈夫张浩开导她说，“个人、家庭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活得才有意义。你不要犹豫，过几天就跟我一起出去。”涂俊明被一身正气的丈夫所感动，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从此，涂俊明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经过锻炼，1926年涂俊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汉、上海做妇女工作、秘密工作，以及交通员、侦察员等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成功地掩护过瞿秋白、刘少奇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领导人。1932年，涂俊明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她4岁的小儿子林汉雄也被带入狱中。涂俊明面对敌人刑讯拷打，坚贞不屈。当时，张浩刚从东北狱中出来，一身伤病，十分虚弱。但当他得知妻儿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心里十分着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想方设法营救涂俊明和孩子。可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营救没有成功。涂俊明在狱中受到严刑折磨，当局要她交待认识的共产党员，她拒不交待。她被敌人打得遍体是伤，但她仍然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国民党军警见在她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得将她打入黑牢。1935年，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涂俊明出狱。由于形势变化，她出狱后既不知道张浩的下落，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带着小儿子林汉雄回老家养伤，并在地方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11月，张浩从苏联回国。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妻子的消息，一直未打听到。他以为妻子已经牺牲了，心里很难过。1938年，涂俊明通过报纸，终于得到丈夫在延安的消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经过艰难跋涉，来到延安，与当时正处于病中的丈夫在窑洞里团聚。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3个师，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据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时，工作困难很大，这里面有3个原因：第一，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问题被处理后，干部、战士的思想非常复杂。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也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通过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统一了起来，解决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难。
张浩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很有说服力。有一天，张浩路过一个连队，正碰上战士们发牢骚。有的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国民党，现在又要我们去穿他们的服装，真是想不通;还有的说：国民党部队的服装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还丑。张浩听后，就和战士们谈了起来，他耐心地向战士们讲明为什么要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的道理，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交流，将战士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才离开连队。过了两天，他下到另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又碰到一些战士说气话，还听说有的战士将帽徽扯下来扔了。他马上叫连长将全连战士召集起来，要亲自给战士们讲话。战士们集合到齐后，张浩对他们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瓤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仍然归党中央指挥。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徽、服装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军队，我再说说自己。过去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而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穿什么服装、带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不是为国家、人民打仗。”张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自己现身说法，让战士们心里豁然开朗。
张浩在一二九师任政委时，还机智地处理了一件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的棘手事。一二九师开到前线之前，蒋介石为了切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的联系，便以“作战需要”为名，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去与日军正面作战。于是蒋介石特派他的高参、与刘伯承过去在旧军队里认识的乔茂才带着他的手令找刘伯承。乔茂才到达一二九师时，刘伯承正好不在师部，张浩接待了他。张浩看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便知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于是张浩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叫他不要回师部，并马上派人将李达找来，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于是在张浩的导演下，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师师部给他好吃，陪他玩，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提出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使他始终无法见到刘伯承。后来，乔茂才见自己呆在一二九师师部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无所事事的，觉得没趣，便自行离开了部队。回到重庆的乔茂才因未完成任务，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张浩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张浩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张浩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张浩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位政委到一二九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拒绝赴苏联
1938年2月底，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张浩从前线返回延安后，一直边养病边工作，但是他的病久治不愈，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引起延安各界的关切。
在张浩病重住院的那段时间，每天到医院探望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当人们看到张浩病得这么严重，心里十分难过，纷纷要求党中央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对于张浩的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挂念。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就与张浩就相识，而且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张浩给过他许多帮助。在此后的20年中，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特别是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于长征途中发生分歧后，张国焘仗着人多势大，不把他放在眼里，并另立中央时，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难以得逞，对此重大贡献，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十分清楚的。一天，朱德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商量工作时，毛泽东对他说：“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因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前不久，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朱德说：“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你有什么办法?”朱德摇头道：“还未想到。”毛泽东说：“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这个办法可以。”朱德极力赞成说，“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安排下，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张浩在苏联有过工作经历，许多苏共领导人对他熟悉，20世纪30年代，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与斯大林有过多次接触，斯大林对张浩留有深刻的印象。此时，中共中央请求苏方派专机将张浩接到苏联治病，斯大林和苏共当即表示同意。
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就降落在延安机场。
对党中央请求苏联派专机接张浩到苏联治病的经过，张浩事前并不知道。苏联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是专门来接他去苏联治病的。知道消息的他先是惊奇，感激党中央和苏共的关心，但仔细思考后，他决定不去。张浩认为，他的病难以治好，没有必要去苏联。对于他的这种想法，延安的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此时的张浩想到的是别人和革命事业，而不是自己的身体。
在得知张浩不愿意去苏联治病的消息后，中央一些负责人轮番到医院劝他，但他仍不同意去。他说：“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见无法说服张浩，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于是党中央用这架专机将延安的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去苏联。许多老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心潮激动，一致称赞张浩是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当年如果他去了苏联，也许有可能治好伤病，可他就是不去，把生的希望给了那些伤病员和其他病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延安养病
在延安养病期间，张浩除非病得特别难受时，才休息。平时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尽可能地出席一些延安举办的活动，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0年4月30日，张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首先请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张浩发表演说。张浩当时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仍然振作精神，走到讲台前，用饱满热情的声音发表庆祝五一节的演说。谁知讲了不到10分钟，张浩突发脑溢血，身体差点倒在地上，好在敏捷的警卫员迅即上前抱住了他，才避免了更大的危险，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这次发病因及时抢救，没有发生生命危险，但由于发病突然，而且来得厉害，使他无法站立起来，只能卧床。为了治好他的病，毛泽东和党中央想了许多办法。但是由于处于战争时期，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他因脑溢血而导致的半身不遂始终无法治好，身体越来越弱，并出现其他综合症状，这是由于他过去在敌人的狱中受到酷刑，留下了较为严重的后遗症，致使大脑、心脏及肝病日益恶化。虽然卧床不起，张浩却时刻思考着中国革命和党的前途，关心形势的变化。1941年1月16日，“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许多同志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病中的张浩得知这一情况，心里很不平静。他认为，不应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未打败，国共仍应继续合作下去，国共两党如果在此时破裂，对抗日战争大局极为不利。为此，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毛泽东阅读了他的信后，觉得他的意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同时，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给张浩复了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张浩的病很挂念，特意在信中问起并嘱咐道：“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收到毛泽东的信，张浩心里的担心没有了，心情很轻松。之后不久，毛泽东来到张浩住处看望他。在张浩的病床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对于毛泽东给自己的关心，林育英深为感动。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此后，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多次来看望张浩，使张浩一家很感动，也大大增强了他战胜伤病的信心。
但一次突发事件，使张浩的病情加重。1941年8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这次轰炸的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日机在延安城里城外投下许多炸弹，其中一颗炸弹落在张浩的窑洞门口爆炸，巨大的爆炸，把窑洞震得天摇地动。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张浩的大脑、心脏受到刺激。此后，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张浩的秘书、警卫员及妻子涂俊明见他病情变得很重，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经过延安名医何穆的彻底检查，发现心脏大了3倍，肝脏扩大，还有肺水肿，肾脏亦有毛病。毛泽东获悉这么严重的情况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张浩的病才得以稳定。
张浩躺在病床上，时常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斗争，十分怀念已经牺牲、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战友恽代英、李求实等，想到这些同志是牺牲在“左”倾错误路线中，便对王明更加愤恨。一天，他与住在一起治病的原一二○师政委关向应谈话，讲到王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领导权期间，为了推行极“左”路线，王明等人排斥异己，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很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他的叙述得到关向应的理解与支持，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平反，重新做政治结论，推翻王明强加的不实之词，要肯定他们与王明作斗争的业绩。可惜的是，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由于病情又突然恶化而耽搁了下来。这次病情恶化使张浩感到自己可能不行了。
1942年2月，在生命垂危之际，张浩得知堂弟林彪已从苏联回到西安，心里非常高兴。他托一位去西安的老部下给林彪带口信，希望他尽快返回延安。2月14日，林彪一回到延安，就去看望张浩。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检查病情。张浩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林彪看着哥哥，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嘱咐自己，便说：“你讲吧。”张浩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个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对于张浩的嘱咐，林彪答道：“这件事我记住了。”张浩又说：“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张浩的临终遗言。
死后殊荣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日益严重起来。3月5日，张浩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3月6日凌晨1点1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病永远离开了他亲爱的同志和战友。得知消息后，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富春、彭真、邓发以及林彪等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后事。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中央大礼堂内设立了灵堂，在礼堂顶端挂着致哀的半旗，灵堂外用蓝、白色布帷扎成的牌坊上面写着：“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灵堂四周悬挂着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送的挽联和花圈。吊唁的个人与团体代表，脱帽走进灵堂，向张浩遗体敬礼，然后瞻仰遗容。灵堂两侧，站立着中央直属机关党组织派来的4位灵丧护卫员。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张浩守灵。本来，治丧委员会通知8日开始吊唁，但7日各界人士就自发先期前往吊唁，人数达500余人。许多人在张浩遗体前悲痛得泪流满面，一些同志忍不住甚至号啕大哭起来。
1942年3月8日，陕北高原上飘着纷纷细雨，像是老天爷也在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而悲伤流泪。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当天，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张浩。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上午9点，张浩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党中央号召大家学习张浩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礼结束，一万多人自发为张浩送行，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在党的历史上，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