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在2014年5月25日解放军艺术学院召开的“甲午战争与强军文化”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主要内容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894年10月25日，日军第三师团先头部队在虎山战斗中遭遇清军增援部队抵抗，最后清军溃败。10月29日，日本第一军大部队渡过鸭绿江，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
“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1]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甲午战争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一
研究甲午战争，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很多事过了就错。中国和西方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有所不同：西方是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则认为正确与否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于节度，有些正确的事，若做过了，也就错了。所以中国人叫“记大过”，不叫“记大错”。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会打拳的栽在拳头上。谁见过盲人被车撞了的？实际上，真正有本事的人都很节制，轻易不出手，这样的人最后往往都很成功。由此也可以说，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而制节中的优点才是优点。我们常讲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很有道理的。如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却在后来变成了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了。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2]为墟。”[3]这句话讲的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我理解，意思是琉球和台湾若不保的话，那么“三韩”即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中国的咽喉。1644年李自成轻视了山海关清军的力量，失去了山海关，也就失去了中原政权。历史上只要东北乱，接着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或更迭。到清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而控制了中国东北，则基本控制了中国中原政治。黄海动，则中国动。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说，黄海动则亚洲动。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4]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乃至亚洲的归属。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日本，与19世纪末甲午年的情形相似，两国最终还是要在或黄海或东海这个地方见招的。在19世纪末的那次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同样的道理，21世纪日本若要步甲午后尘，在东北亚，必然还要与中俄冲突；在太平洋还要与美国冲突。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日本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大家从欧洲地图可以看出，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连横合纵中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法国崛起，英国就扶持德国；德国崛起，再扶持法国；德法联合，英国就和俄国联手。总而言之，只要欧洲破碎，英国就是欧洲的中心。
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跟清兵入关不一样，日本侵入中国以后，并没有全盘占领中国，而是把中国分割成好几块，这样有利于构建它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样的即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结局。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二
1．我们知道，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我们看，占领台湾，意味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有些力量但已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当然还有俄国），日本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根本不可能。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2．但这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甲午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5]——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分析说：“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6]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国和俄国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加上两场战争的胜利更使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从自信转为自大，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有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这与我们今天一些人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其他一切都好说的认识很相似。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创立陆军大学校，对华对俄两次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的学员基本上都滋长了轻战略重战术的学风。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因此日益失去了全局观，以至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战役上基本没有大输——这一连串的胜利却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
今回头总结，这是因为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其对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东条英机身上集中了由陆军大学优点过度强化而产生的表现为单纯军事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20世纪2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张和平节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杀活动导致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层决策。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
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7]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8]结果日本硬让这些“优秀”军人们的抱回的大堆战果给“噎”死了。侵华战役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结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 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1941年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军费迅速冲至98.5%，[9]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我们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为什么？这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哲学家眼中无成败，有的只是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这是谁惹的祸？是日本军人；为什么是他们？是因为他们太能打仗了而且不受政治约束。军人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这个教训对我们也有启发，中国今天正在迅速崛起，但要想赢得持久的胜利，我们还得坚守“党指挥枪”原则和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
3．正确地总结甲午海战，不仅要看到我们的对手的优点，但如果不能发现对手的缺点，那就不能得出正确的总结结论。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费尔德等都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莽撞给撑死了，1945年日本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蒋介石去过日本，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10]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时期已成日本盟国的美国在统治日本期间，也在力图消蚀日本人的战略思维。日本学者孙崎享写的《日本人的战略思考选择——超越日美同盟》一书说到战后美国统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人把战略学从日本大学抽掉，这使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你看日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跪下来谢罪，现在德国成了欧洲的中心。如果日本真的也能跪下来向亚洲人民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国人，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而日本没有。在日本自明治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适合日本国情，会很幸福。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而这恰恰就成为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为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12]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三
战略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美人不争翡翠，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13]。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14]，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15]
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16]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7]。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18]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20]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21]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四
1895年的战败对中国——对1905年后的俄国也是一样——的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它在把中国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过程的同时，也强行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既然没有了封建社会，没有了天朝，那么中国人就没有退路，就必须向前并要有新的选择。道路危机反倒促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甲午战败后，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22]当时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反复试错之后形成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反复尝试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各式改革后形成的全党的共识。
甲午海战在开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开启中国人民开放学习的历史进程。2014年4月习主席到欧洲去就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优秀内容，我们近代也尝试过各种制度选择，但是发现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既不能走老路回到封建社会，也不能走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邪路。袁世凯当时就想回到王朝老路，哪怕是形式上的复旧，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答应。袁世凯就是在其复辟旧制度的活动受到激烈抵制的气氛下郁闷而死的。那么往前走什么路呢？蒋介石选择了依附于西方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也解决不了中国工农的极端贫穷问题，人民推翻了他并最终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可能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中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23]，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日本属于后者。
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不想放弃其“大东亚”梦想，那中日之间乃至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欧洲碎片化产生的不尽内耗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如果碎片化，可能因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其结果可能比欧洲更惨。今年又是甲午年，日本又开始向中国叫板。日本还想要步其“大东亚”后尘，要走法西斯的老路，又将中国逼到17世纪初莎士比亚说的“生存还是毁灭”[24]的历史关口：中国或被肢解——当然这在今已难以想象——或全力出击，二者必具其一。而要能够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中国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关键点。由此反观日本，它如果还想重温1895年甲午旧梦，其前提是先搞乱中国。只要中国内部不乱，中国即使“落后”一点并不要紧，因为还有翻盘的时机。我们以前常说：落后是要挨打的，但国家分裂则更是灭顶之灾。
正因此，我们今天总结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的教训，不能只在那些细节——比如咱船造得不如人家好、战斗队形不如人家合理、教育水平不如人家高等——上纠结。如果这些细节能决定中日间的成败，那就不能解释：仍到1942年还处于文盲状态的中国农民[25]为什么能打败同样“文明”的日本人呢？能领导精英前进的是将军，而能领导人民——这在中国更多的是农民——前进的则多是元帅和领袖。人民而非精英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经验。你看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来自军校，蒋介石领导将军的多是海归精英，但最终赢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我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五
总结甲午战争的成败经验，不能忽略其中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近代日本表现的极为充分。王向远同志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两本书[26]披露的大量资料证明，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27]性质。可以说，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28]的结果。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为什么要“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曾被英国、日本、美国等殖民过或占领过而又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地区普遍存在，在其影视文艺中已是主流——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29]。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毛主席后来称梅兰芳为“梅先生”[30]，说明毛泽东看重的是梅兰芳的民族气节。
但是，文化斗争并不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在许多时候它还带着血腥。香港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后，华人武术界里出了一个李小龙，在他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华人“好勇斗狠”的猥琐形象，表现出中华民族大义凛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龙用自己的武艺和武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爱，在美国和日本人民中拥有众多崇拜者，但他在33岁就“死于不幸”；其长子李国豪决心继承父业，但在其事业初有声势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
如果再联想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年仅42岁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结局，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相似结局与某种战略意图相关联。李小龙离世后，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便在香港武术界日渐式微：在英国殖民者面前，这时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龙那龙飞九天的气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武者降格为阴沟里蓬头垢面的扶贫义士；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对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1]没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犹如天边的彩虹，对被压迫者好看不中用，对压迫者既中用又看好，这样的文艺作品及其艺人就可以从西方殖民者那里获得大奖项。老子认为，这样用消蚀被压迫者反抗的“道德”，是“下德”即没有道德的。
这样的“文化战”对华人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年，我们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些“艺人”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
大家看东南亚国家，凡是受到殖民主义占领过的，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国民性格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国民性有极大的反差。在前者，男性多有严重地雌化倾向，在后者则有更多的阳刚。西方人为什么把张国荣及其主演的《霸王别姬》影片推得那么高？目的就是雌化、弱化华人的国民性，使之最终不能战斗。李小龙为什么被“早逝”？因为李小龙打出气势了，毛泽东喜欢他[32]；比李小龙更早的霍元甲为什么也被日本人也弄成“早逝”，这是由于他为中国赢得了尊严，他们因此都是日本、英国等在殖民文化传播中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障碍。李小龙被“早逝”后，香港武功片几乎都被精选出的某些没有民族气节功夫片艺人所丑化，其主演几乎都成了蓬头垢面在地沟里混打乱斗的狠角。时而久之，这些角色就不知不觉地将华人诱入自我厌恶的心境和语境之中，中国武术就成了与地沟里混战的老鼠同义的概念。
大家看美国、英国的片子，白人总是智勇双全，白人军人不仅会打仗而且还懂爱情，黑人充其量是老实忠厚，但很傻：《飘》《魂断蓝桥》等影片就是这样。西方为殖民地人民塑造的正面形象，如果说有的话，最多也是被普世化了的人格，比如甘地、曼德拉等。为什么捧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对殖民主义无害化处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坐牢、绝食等和平而非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自由。于是英国人就封甘地为“圣雄”，称曼德拉为“和平斗士”。斗士怎么能和平呢？无害化处理过的斗士也只能这样。正因此，这些人获得的西方奖项特别多，谁给的？西方人给的。树立他们的普世形象是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统治。
古今不乏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致敌于死地的成功案例。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曾说，就在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他们“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33]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34]果然，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这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
中国春秋时期，秦国对其他六国用的政策是“立庸君而弱晋”，将“戈尔巴乔夫”式的人扶上对手国家的高位，并由此使这些国家衰弱；自己则是“夺城池而强秦”[35]。战国时期，秦国也用这种方法与诱骗过齐国。战国末年，后胜任齐王建的宰相，秦知道后胜贪财，便派人送重金给他。后胜的宾客、仆从也经常收受秦国的金钱。于是他们共同力劝齐王不要出兵援助其他诸侯国，致使秦得以将其他诸侯国各个击破。公元前221年，秦兵大举伐齐，齐国因后胜当政，竟不战而亡。
总之，送对手以唯心主义，给自己则以唯物主义，以普世麻痹对手，以经世以壮大自己，是秦国得以击败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手段。秦国用的是李斯、商鞅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全赶到对手国家尤其是齐国去。当时齐国搞“百花齐放”，净弄些“公知”回来带“研究生”，所谓“稷下学宫”[36]可谓是当时官私合办的“研究生院”。秦国不时地还给他们送些“课题费”，专资助那些不靠谱的争论。这样的学术并没有造成齐国强大，书载稷下学宫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值得深思的是，当秦军抵至齐国城下时，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竟没有出现像样的抵抗！学问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后来的宋朝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而皇帝却寄金人篱下，被虏到北方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惩，征心是也。为了全面侵占中国，日本早在1923年3月召开的第四十六届国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12月，日本内阁依据《特别会计法》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委员会”，由外相任会长。1925年初策划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员会”（次年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到1936年5月，日本外务省提议将原先由“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规定的300万日元的预算增加到400万日元，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本语讲座与日本文化讲座；中日民间各团体之经济文化提携；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展开日本体育运动、戏剧及艺术交流。一年后日本便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文化侵略转为军事占领。[37]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语言学者平野晃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语言问题及其对策》文章中明确表示：“日本在大东亚所应采取的语言政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加，一个是减，亦即日本语的普及和欧美语的排斥。”他认为：对于香港等第一类地区，决不能认可除日本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对于“满洲国”“支那”、泰国等第二类国家，日语应该作为第一外语、教育、文化用语来使用，应该成为“国家语”；“大东亚语言政策的理想就是把日本语作为大东亚的标准语，而各民族、各地方的语言要置于方言的地位”。[38]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040年，日本在中国内地广大沦陷区开设的日语学校达180多所。[39]
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该书较早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宣称：“对于一种思想，必须用另一种思想来应对，对于一种世界观，必须用另一种世界观来应对，否则，要彻底克服它是不可能的。对于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有着理性倾向的思想，只以无思想的情绪、民族的本能与之对抗，是消极的防卫，即使很充分，也由于缺乏积极的攻势和必要的理论武装，作为思想战而言毕竟是不彻底的。”[40]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放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要把《色戒》《霸王别姬》等片子引到中国来，为什么带有中性气质的主角张国荣被捧得这么高？还有把国民性格塑造得很自虐，将青涩男藏在一群少妇里准备为日军“献身”影片《金陵十三钗》以及目前出现的“鸟叔”现象，为什么在银幕和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在南方国家，这样男人多了，国家就不能打仗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文章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41]这话反过来说也可理解为：当日本的文化人不能用笔把中国人的“灵魂挖出来”时，那军人的刺刀就要派上用场。
经世而非普世是中国国民性的主流，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敌对中国的势力明白，要改变这一主流观念是相当困难的，因而将中国人的世界观普世化却是可以间接达到目标的方法。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是斗争的，斗争还在继续。
【注释】
[1] 《习近平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10/c1024-25125483.html 。
[2]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3]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 第5期。
[4] 转引自《日本知名学者：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东北亚》，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09/1910806_0.shtml。
[5] 中日战争后，日本将从中国攫取的3.64亿日元的战争赔款中的90%用于扩军备战， 在此基础上，在随后的7年间，日政府还分3次发行外债，得到了总计1.9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资金。日俄战争期间，日政府又接连不断地分4次发行了相当于8亿日元的外债用作战争经费。 1904年1月5日（俄历），日本驻伦敦公使拜访并明确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储备只够打一年，通过增税和发行纸币可以把战争再支持6个月，到那时候，财源就枯竭了。” “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据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统计，日俄战争中，日本的直接战费将近20亿日元，超过1903年最后一次战前预算2.5亿日元的6倍。在这20亿日元中，日本政府于1904～1906年间通过6次认购为数甚微的内债用于战争的，只有6.8亿日元（这是名义上的，政府实收为6.4亿日元）。一半以上的战争费用来源于向英美借得的5次外债，总数达1.07亿英镑，合计9.27亿日元。日本国债从6亿日元增长到24亿日元。这笔国债每年须还息1.1亿日元，其中9000万日元用于偿付战时公债的利息。按人口计算的纳税负担的平均数，从1903年的5日元增到1905年的8日元，而到1906年，已超过10日元。参阅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161页。
[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7] 欧文•拉铁摩尔，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年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8]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9]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10]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11]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12] 2005年7月1日，日本东京基金会 对华政策研究小组（The Study Group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 Sponsored by the Tokyo Foundation Tokyo Foundation）发表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报告提出了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认为“日本应当充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Kazuo Aichi、前法务大臣Shigeto Nagano、前舰队指挥Kataru Hasegawa等前自卫队将领、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影响，3个月后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13] 当时迷信日本军事理论是一种风气。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比如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汤恩伯等都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履历。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4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17]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6月，毛泽东又将这句话略作变动作为抗大学生毕业证题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1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22] 引自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
[23]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年版，第449页。
[24]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哈姆莱特》（1601）。
[25] 1939年4月19日，《新中华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还是“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26] 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两本均为昆仑出版社2005年出版。
[27]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为‘笔部队’。‘笔部队’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8] [日]池田德真著：《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9]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30] 参见《钟爱京剧 毛泽东与梅兰芳结友谊》，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20715/class014800023/hwz716293.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31] 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32] 1974年，刘庆棠担任文化部长，他曾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主席喜欢不喜欢看香港电影？张玉凤说：喜欢，特别看了李小龙主演的影片，一个人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刘庆棠说，一般借香港的电影，毛泽东要看十几天，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几分钟。而李小龙的电影，毛泽东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正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看李小龙主演的电影，中国在当年（1974年）就引进了李小龙的大片《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参见覃炜明：《李小龙一个世纪的传奇》，载《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0日。
[33]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34]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35]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晋国内乱，公子夷吾以“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为条件，请求秦国协夺取君位。秦穆公决定立庸君而弱晋，得城池而强秦。参见张分田著：《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36] “稷下学宫”，“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宣王时，稷下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学术活动。稷下学宫是算是世界上较早的由官私合办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运动就由此发韧。
[37]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页。
[38]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39]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40] 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41]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