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祚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给予毛泽东崇高而精辟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毫无疑问，这一评价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共识。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内外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政治动荡和文化浩劫。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启新长征的大讨论开始了。中国将向何处去？最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举国深思、举世关注。在国际上，毛泽东是令第三世界敬仰的伟人和导师，也是令西方敬畏的巨人和对手，因此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世界上自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期待。前者希望中国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后者则希望中国背离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在国内，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绝大多数干部，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热爱毛泽东，淡化或认识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甚至主张按所谓毛泽东“既定方针”办。另一方面，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或冲击人的则情绪化地对待毛泽东，他们心怀怨恨，忘记、忽略或无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夸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甚至把这些错误完全归咎于所谓毛泽东个人的“品质”。显然，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邓小平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以宽广的大局观和深邃的战略视野，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大局观，集中体现在他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一系列重要谈话所阐述的观点。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应当说，这三条对于全党统一思想、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都非常重要，但邓小平非常清楚，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反复强调：“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 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因为 “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评价毛泽东要有大局观。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还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哲学贡献：“ 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为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中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要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都不遗余力地把污蔑、丑化毛泽东作为突破口，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这就从反面印证了邓小平立足大局维护毛泽东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何等的重要。

　　邓小平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是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初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写得不充分、不恰当。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邓小平所说“恰如其分”就是明确重点、顾全大局。他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丢不得的旗帜。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还从党的领导和毛泽东的领导不可分割的角度，强调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他说：“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近些年来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许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的扭曲，都同当年“许多青年缺乏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存在某种关联。

　　一是总体定性。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白无误地从总体上评价了毛泽东。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这一公正客观的科学评价，既源于邓小平的宽广胸怀，也源于他是伟大的“实事求是派”。他在评价毛泽东功过时堪称实事求是的典范。

　　二是细分是非。虽然认为毛泽东1957年反右斗争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但邓小平还是明确具体地肯定《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次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都是好的、对的。

　　三是秉持公正。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于毛泽东一人身上。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四是明确责任。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指毛泽东）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五是维护领袖。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六是问责制度。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指出毛泽东错误的表层原因上，而是看到了背后制度的根源，也为日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找准了改革的方向。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七是重在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毛泽东，目的是走好未来的路，“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所说的“继续发展”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包括进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重温30多年前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联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命运转折时思想领域的复杂局面，不能不赞佩邓小平的胸怀、眼界，特别是他深刻的大局观。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论述。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使我们能够更客观、更全面、更科学地看待伟人毛泽东。

    （作者：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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