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曲折和挫折后如何向前发展？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责任，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身上。
■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对于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中国要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全的舆论环境。
■ 每到一个历史节点和重要时刻，他总能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破解历史难题，作出重大决策，打开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走出来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曲折和挫折后如何向前发展？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中国应该坚持走什么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责任，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身上。
一
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想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严重地束缚住了，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现象相当严重。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党和国家面临的工作局面错综复杂。要改变这种状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从何处着手呢？邓小平首先抓住端正思想路线这个关键问题。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认为必须“打破精神枷锁”，使大家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从批评“两个凡是”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入手，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必须重新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邓小平是制定这条政治路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要求全党抓住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环节，扭住不放，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明确而肯定：“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本来党的八大就已明确提出了这个思想，但是没有坚持，后来一步一步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子。我们说，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是对的；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那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确立了，那么由什么样的人去执行，这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组织路线问题，摆到了全党的面前。邓小平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他认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后来，关于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一系列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的政策措施，就相继提了出来并迅速加以实施。
二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都是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而随着纠“左”工作的深入，右的思潮又趁机冒了出来，这股思潮的矛头所向和政治实质，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邓小平毫不含糊，如同纠“左”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坚定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如果动摇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我国的立国之本，为开辟新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要进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不能不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并在他们的主持下作出的。《决议》对建国以来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达到了分清是非、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既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失误，又肯定了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既指出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又科学地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程，《决议》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对于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为党的十二大的顺利召开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政治条件。就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的正确道路。
进行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提出并亲自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在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样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定力。这两件大事，都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三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就开始规划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的1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20世纪90年代的1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涉及一个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情况，认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后来又改称“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在“小康”目标实现后，再用几十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达到第三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这个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四个现代化。这样就使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既有雄心壮志又有充分的实现条件和保证，这也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现在，第一步、第二步目标都已经提前实现了，正在向着第三步目标稳步前进。完全可以预料，第三步目标也是可以提前实现的。这种自信心，来自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精神和伟大创造力，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
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发展战略作出了，那么采取什么政策去实现它呢？邓小平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国际形势发展的大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而系统阐述、设计、决策并指导全力推进的是邓小平。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长远的历史视角，立足于中国国情，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胆而稳步地、有领导有秩序地前进。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它是对体制、机制和其他具体制度的改革，而不只是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目的是要改变那些不适应并已经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以及革除其他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所以这种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的“又一次革命”或者说“第二次革命”。
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开放。开放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再到扩大对外开放区域，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步展开。邓小平对我国的开放政策作了很多深刻阐述。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实行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基本的特色。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达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事实已经证明，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上上下下和各行各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如果不搞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繁荣昌盛的局面，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此，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毫无疑义，改革开放有一个沿着什么方向、遵循什么指导思想进行的问题。方向问题、指导思想问题，极为重要。方向不明确或不正确，指导思想不明确或不正确，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党是非常清醒非常明确的。邓小平反复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说：“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改革开放的性质、目的、原则、条件等，邓小平都有明确的意见和精确的语言。第一，改革的性质，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第二，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第三，改革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多次讲：“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原则是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第四，保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经济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社会主义的比重必须始终占优势，一个是思想政治上必须始终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经济基础方面的保证，一个是上层建筑方面的保证，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行。
在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时，邓小平曾经豪迈地说：“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反观当年苏联的改革，他们走的路子，采取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完全是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方向的，最后落得一个制度变质、国家解体的境况，同我们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很值得国人深刻思考和总结的。
五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1989年春夏之交出现的政治风波，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支持下，我们党果断而坚定地平息了那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这才有了今天我国这样一个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局面。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两条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要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全的舆论环境。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党中央也一再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就无从谈起，发展起来的成果也会丧失掉。可以设想，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一旦出现动乱，并任其发展，不仅对自身会造成灾难，而且会影响到世界。
第二，中国要发展，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这是鉴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而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失误的严重教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必须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把它们统一起来。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就是说，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改革开放，就会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只搞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些，都会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六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现实向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怎样继续向前发展。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党召开了十四大。这次大会对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同时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在邓小平逝世那一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大会的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系统阐述。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七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这段历史的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每到一个历史节点和重要时刻，他总能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破解历史难题，作出重大决策，打开新局面，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这在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和核心领导人，为此做出了主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阔步前进中。邓小平理论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也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满怀信心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程是十分光明的。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