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嘹亮: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李克勤(jixuie)题记:今天是八七会议召开87周年的日子。毛主席在87年前率先在党内看到军事的重要性,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命题,这是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由此命题出发,毛泽东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军事思想理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解放军打过长江时的配乐是解放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定为军歌的旋律: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从无畏惧,
绝不屈服,
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最后的胜利,
向全国的解放!
解放军军歌,歌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创作于1939年。原名《八路军进行曲》,是组歌《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曲调气势磅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体,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历史重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形象鲜明,旋律流畅,音调坚实,节拍规整,集中表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
《八路军进行曲》创作于1939年,歌词作者公木,曾是一名文武双全的抗日战士。公木的真名叫张松如,原任吉林大学副校长,1910年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入学念书。公木1938年8月从抗战前线去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学习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歌词、诗歌。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留他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当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时,郑律成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给抗大学员教唱歌。在一起工作中,他和郑律成配合得很好。当时,郑律成住在他隔壁,他俩像亲兄弟一样友好,郑律成常到他的住处来玩。一天,郑律成坐在他床上翻看他的笔记本,发现他那个本上有很多诗,高兴得不得了,很快为《子夜岗兵颂》谱了曲。郑律成唱给他听,他听后非常高兴,说:“一首诗变成一支歌,那确实是一个质的飞跃。”到了1939年四五月间,郑律成提出搞个“八路军大合唱”,约他写词。郑律成还说,什么叫大合唱,就是多搞几首歌嘛。此时,冼星海与光未然也提出搞“黄河大合唱”。“大合唱”这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虽然公木住在山洞里,心胸和视野还是很开阔的。他首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还写了《骑兵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延安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抗大连风琴也没有,郑律成就哼着作曲,他唱,公木听。9月份,曲还没作完,郑律成就调到鲁艺音乐系去了。鲁艺音乐系的条件好一点,有乐器。10月份,郑律成作曲完毕,“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曲印成油印小册子,传遍全延安,传遍全军,掀起了唱歌高潮,前方后方都唱。1940年5月,《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两支歌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总政宣传部部长萧向荣还专门请公木和郑律成去吃饭,说了很多鼓励他们的话。
公木教授曾说:“如果我不坐几次牢,不亲身参加抗战,不亲自作抗战时事研究,那是绝对写不了这样的歌词的。在‘八路军大合唱’中,抗战的三个阶段,我都写上了,写成大兵团音乐形象,不是个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觉地写的。不是首长叫写的,也没有谁告诉我要这么写,也没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开什么研讨会。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二人胆子也真够大的,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一写就是军歌、进行曲。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将《八路军进行曲》原歌词作了适当的调整,原歌词“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改为朱德的旗帜高高飘扬”,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后,又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公木(萧宽雕塑作品)
对广为传唱、家喻户晓的《东方红》歌词的修改定稿,是公木歌词创作的又一杰作。《东方红》是一首曲调优美的民歌,它的曲调是由陕北民歌“骑白马挎洋枪调”移植而来。1944年,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依据此曲调自编歌词传唱,初称《移民歌》,第一段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奠定了《东方红》的基调。1945年10月24日,包括公木在内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文艺工作队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需要准备一些节目,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于是由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几位工作队的同志,聚在一起参与歌词修改,由公木执笔负责记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成后几段。之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歌词第一段保留《移民歌》原词,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二、三、四段歌词是新填上去的。第四段主要是唱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段只在沈阳一带传唱过。不久,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取消,这段歌词也就没有人再唱了。
郑律成,1914年出生在朝鲜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家庭。原名郑富恩,后因酷爱音乐,改名律成。他的父亲是个爱国者,他的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33年春,郑律成和一批朝鲜爱国青年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开办的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毕业后,他一边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音乐。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郑律成参加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教导。1942年8月,郑律成被派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1944年1月回延安。
郑律成经常深入抗日前线,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音乐作品。1938年4月间,他创作的歌曲《延安颂》一经问世,就由延安迅速传遍全国,对许多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起了直接的鼓动作用。1993年,《延安颂》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永载中国音乐史册。1939年秋,他同公木合作完成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和《八路军军歌》成为广为传唱的人民军队战歌。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律成返回朝鲜工作,历任朝鲜劳动党黄海道委宣传部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国立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在此期间,他谱写了歌颂朝鲜人民斗争和中朝友谊的《朝鲜人民军进行曲》《中朝友谊》等许多作品。1950年回到中国,随即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北京,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歌舞团从事音乐工作。他深入工厂、农村、边防,足迹踏遍了中国大地,到处寻找新的创作原料,为工农兵创作,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
数十年间,郑律成谱写了360余首(部)不同形式、体裁的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以淳朴简练的语言、铿锵有力的节奏、庄严豪迈的曲调,深刻地刻画了人民军队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如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和人民战争胜利的历程,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量和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克勤后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毛主席除了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外,还有“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名言,还有“全民皆兵”进而“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人敌”的实践。
毛泽东的领军之道,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军魂与党的灵魂,与人民共和国的国魂是统一的,也是一致的。
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里有过系统的阐述:“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主席的这些话,仿佛就是在现在讲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中国靠什么保障生存?
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有安全感?
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仅仅有枪杆子是不够的,而是要有人民军队,要有能够打人民战争的人民军队,所以“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才是能够说服人的军事理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批判的武器”,也需要不断进行“武器的批判”。
今天我们更需要深化对毛泽东的旗帜的认识和理解。
参考
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fang/12/12/2990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