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5日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纪念日，我们深切缅怀我军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深切缅怀老一代革命家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感恩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不懈探索和付出的无私奉献。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彪青史。

　　遵义会议是在我党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扭转乾坤的重要会议。所以说是生死攸关，就是阴阳两重天，命悬一线。这一线就是遵义会议。所以说是扭转乾坤，就是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开始遭受失败挫折，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最后夺取全中国的解放。

　　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战争年代的丰功伟绩说三道四，但遵义会议前后史实的鲜明对照，雄辩地证明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起码在当时无人堪比;现在，也绝不是几个文人骚客所能轻易诋毁和抹杀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进行了五次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都取得了胜利;第四次，毛泽东虽然被剥夺了指挥权，但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仍然取得了胜利。但第五次，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大好形势逆转，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就可以打胜仗，否则就要打败仗。遵义会议之前，在强渡湘江战役中，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4万人，到遵义会议召开前也就剩下3万人左右。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返军队领导岗位，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调虎离山袭金沙”，一路攻关夺隘，红军绝路逢生，彻底摆脱了被动局面。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胜与败的较量中选择出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之中淬炼出来的。什么叫实践出真知，这就是实践出真知;什么叫时势造英雄，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不错，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是犯过错误，那是在寻求民族独立自由，人民幸福安康道路上的不懈探索，在此之前，他曾以自家6个亲人的牺牲为代价来进行这种“上下求索”。这期间有成功，有失败，我们全党都应该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在性格上是凡人，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也有凡人的功过是非;但他在统领全局上的文韬武略则绝对是伟人，具有凡人不可企及的雄才大略。这也是他之所以屡屡不能被小人、恶人击倒、撼动的原因。鹰飞得再低也比鸡飞得高，鸡飞得再高也永远成不了鹰。

　　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中国的红色势力第一次独立自主地确定了自己的路线，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定了自己的领导人。苦难由此辉煌，辉煌由此更加耀眼，正如加勒比海的飓风就是在蝴蝶振动的效应中悄然掀起，星星之火从此成燎原之势，势不可挡。

　　前天，首都各界人士聚集钓鱼台国宾馆，隆重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毛泽东的亲属，开国元勋们的亲属以及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出席了纪念会。原军事科学院院长刘精松上将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发人深省，令人感奋。这是一位老将军集一生感悟和学习心得而发出的肺腑之言。特笔录如下，以飨读者。

　　——罗援 2015年1月20日

　　在纪念遵义会议八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刘精松

　　(2015年1月18日)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是党史对遵义会议的评价和定位。

　　怎样正确理解上述评价?需简要回顾从建党至遵义会议14年间的艰难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1921年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个东方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骤然唤醒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苦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的大地上点燃起来了，并迅速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但是，革命的艰难、斗争的惨烈，特别是党在初创时期的不成熟也凸显了出来。这个问题集中地表现在，真正深刻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最有资格领导革命胜利前进的同志迟迟进入不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岗位。造成这种状况，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共当时实际上是由苏联控制主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其政策主张、重大行动和领导人的产生均由共产国际审定。当然，共产国际当时对支持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们几乎是包办一切的做法是脱离实际的、错误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苏共一起垮掉，就是有力地证明。就内部因素来说，主要是由于一些不太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的知识分子主导党内事务，其中某些人又往往与共产国际有着特殊的紧密关系，教条主义色彩很浓，顽固坚持“城市中心”道路，否定“农村中心”道路，导致频频失误，党的领导人也更换频繁，形不成领导核心。

　　毛泽东同志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他一参加革命，就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调查研究，对十月革命道路与中国实际怎么结合，毛泽东是在党内考虑较早较成熟的一个。当蒋介石发动(1927)4·12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对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例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上，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一整套建军的方针和原则。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均起步于这个时候，并成为我建党、建军的重大原则，至今不变。在反“围剿”作战中，强调贯彻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实行诱敌深入、运动战、游击战、速决战与歼灭战相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还有，要适时地实行土地政策，在苏区建立人民政权，把广大群众凝聚到党的周围来，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在成功建立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又与其他同志一道在赣南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其影响下，全国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高潮，工农红军发展到30万人以上。

　　革命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极度恐慌，一次又一次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同时对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系统加紧进行破坏与抓捕，我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这本来对于集中革命领导力量，壮大革命势力是件好事。但当时，党内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列主义”，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成功实践，不理解、不重视、不支持，甚至公开反对，有的人从上海一来就把毛泽东的指挥权撤掉了(取代了)。致使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局面发生逆转。但第四次反“围剿”虽然剥夺了毛泽东的指挥权，但红军将士对他的战略战术深表赞同，运用自如，因而第四次反“围剿”依然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则就不大相同了，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下，大打阵地战，是一场硬碰硬的决战，结果走向彻底失败，迫使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原计划与湘鄂西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错误的决策(共产国际同意后，迟迟不行动)，错误的指挥(突围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的行动方式(大搬家式)，又不及时调整纠正，使红军行动迟缓，伤亡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到湘江战役结束锐减到4万人，到遵义会议前也就是3万人了，此时仅走了两千余里路。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一路走来，对党内错误领导造成的损失，无比痛心，极为不满，但为了革命全局和红军的生存，一路上与部分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深入交换意见，过细地做工作，力主迅速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内许多同志也有同样要求，于1935年1月15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当时，由于大敌当前，时间紧迫，来不及全面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深入讨论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的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罢免了李德的职务。同时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并成为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重要成员，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还是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成功召开的一次会议。从此，中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会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防守薄弱的贵阳、昆明方向前进，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从一月下旬至三月下旬，相继取得了四渡赤水的重大胜利，终于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长征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胜利。这胜利是在改换中央军事领导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①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否则，中国革命史可能就得重写。②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为日后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建国初期挂像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个人全部参加或列席了遵义会议)。③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使我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即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指导我军战争实践和治军建军的主要法宝。

　　习近平同志于2014年十月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是啊，八十年后，再看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它永远是一座不朽的丰碑!遵义会议后，我党在前进道路上，仍然是充满艰难曲折，但总体来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实践上是胜利的，又经过一个14年，终于建立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