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陈望道先生翻译的的中国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开印时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这本小册子后来流传到鲁北平原上的农民手里， 被农民兄弟奉为《圣经》，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上的农民革命斗争，演绎了一段鲜为人知革命传奇故事。1975年1月，病重的周总理曾经派人多次寻找这本《共 产党宣言》，周恩来去世一年后，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它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博物馆，被列为国家一 级革命文物。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讲述了这段被革命历史故事。
一
2014年的春天，我们再次来到山东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阳春时节，这里桃红柳绿，草长莺飞。九十年前的1924年，也是这样一个春天，刘集村秘密成立共产党支部，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战争年代，刘集村是远近扬名的堡垒村，被誉为“小莫斯科”。
一棵大槐树青翠欲滴，飘着醉人花香，掩映着党支部的旧址。农家小院里，石榴树绿影婆娑，仿佛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透过紧闭的门窗，我们似乎看到，摇曳的油灯下，一群农民兄弟正在低声热烈地讨论着，炕桌上摆着一本印错了书名的小册子——《共党产宣言》。
鲁北农民与《共产党宣言》的那段传奇故事，已经堙没在了历史深处，今天重新打捞起来，或许会给这个时代带来些许的思考和启示。
1920年 2月的北京，寒风格外凛冽。在北京已无法立足的陈独秀，被迫离开这危机四伏的险地。
天还没亮，李大钊化装成账房先生，乘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出城。他从怀里取出一本英文小册子，郑重交给陈独秀：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您把它 藏好，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这是第一本入门之书，是第一把开锁钥匙，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
陈独秀轻声念出书名：《共产党宣言》，太好了!
离京后的陈独秀，为日后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问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0年3月底，蒋炜国生父戴季陶委托《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找一个高手，把他从日本带来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翻译过来，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邵力子说：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戴季陶眼睛一亮。此时，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师风潮”刚刚结束，作为这次事件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望道已成为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由于深知翻译难度极大，担心陈望道难以胜任，戴季陶只是提出请他“试译”。
听说戴季陶要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大喜过望，也让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道捎上，供陈望道参考——三十四年后的 1954年10月，陈望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时，周恩来特意问他，《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
陈望道带着重托，扛着一箱沉甸甸的书籍，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杭州“犯过事”，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如果话传出去，人家随时会上门来盘查他，他没得安宁不说，翻译《共产党宣言》也不安全。
躲到哪里翻译合适呢?
他屋前屋后转了几圈，相中了自家屋旁的柴屋。
当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事，不能让人家晓得，也不能让外人来打搅，大家长个心眼。
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一家人有些紧张，一个个使劲点着头。
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内只有一些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因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译者从未遇到过， 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有的译者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为一谈，将“社会主义”译成“安民新学”。
陈望道中文功底深厚，又力推白话文，再加上他精通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也算是胸有成竹。
即便如此，细细诵读多遍后，陈望道仍感到十分棘手，也理解了戴季陶为什么请他“试译”的原因了。
“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让他颇费踌躇。他在纸上写了划，划了写，绞尽脑汁，反复修改，最后敲定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虽是开天辟地第一人，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还是大致准确的，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在这基石之上，一些词语，在后来其他人的译本中，逐渐准确、通达、雅致起来。
整整一个月，陈望道足不出户。到四月底，终于大功告成。陈望道钻出柴屋，想舒展一下酸胀麻木的筋骨。没想到，被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照，竟一阵头晕目眩，幸亏扶着墙，才没摔跟斗。这一个月他呕心沥血，面孔也变得浮肿煞白，像是一个重病患者，走路也踉踉跄跄的。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这一年二十九岁，比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小一岁、比恩格斯大一岁。
这是注定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幕，马克思去世三十七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 8月成立后，把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为首要任务之一。一天，陈独秀约了陈望道和李汉俊等人碰头，商议出版的事。
李汉俊挠了挠头：现在局势已经趋于紧张，《星期评论》也被迫停刊了，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惹来麻烦。
陈望道眉头紧锁，叹了口气：是啊，上海的华界在军阀统治下，租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哪里能容忍《共产党宣言》公开印刷发行?
李汉俊接着说：还有一个难题——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
陈独秀踱着步子：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了一大笔共产国际经费，我找他去商量。
拿到钱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立刻张罗起来。他们在拉斐德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秘密开设了印刷所，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
这天，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悄悄来到印刷所，心情急切得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
过了一会儿，工人送来几本刚装帧好的小册子，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沁人心脾。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一边仔细端详，一边压低嗓门，兴奋地议论着。
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哎呀，糟糕，印错了!怎么印成“共党产宣言”了?
陈独秀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果然印着“共党产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可是已经晚了，几百册都已经装订好。怎么办?毁掉重印?几个印刷工人慌了。
陈独秀摇摇头：不行!我们本来就缺经费，毁掉重印太浪费了。
李汉俊安慰道：好在扉页和封底的书名没印错，没关系，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陈独秀思忖片刻，果断决定：这样吧，这些书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费赠送。把封面重新排一次版，这个月再印几百册，封面改成蓝色的。
二
《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写给世界工人阶级的书。马克思没有想到，它竟也影响了山东鲁北平原上的农民兄弟。
1926年春节前，济南女子职业学校教员、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过年时，把一本《共产党宣言》带回山东广饶的刘集村。这是中共山东省委负 责党内图书发行的张葆臣送给她的，书的首页右下角还盖有一方“葆臣”的朱印。从此，这本小册子便在这个偏僻的乡村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五十个 春秋，与整个鲁北平原的农民兄弟连在了一起。
一天晚上，刘考文陪着姐姐刘雨辉到了刘良才家。刘雨辉从衣袖里拿出本薄薄的书：这本《共产党宣言》就留给你们了。你一定好好看看，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
刘良才拿过书看了又看，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笑道：第一次看到长成这样的人……这把大胡子，长得可真有样子。
刘雨辉也笑了：他叫马格思，外国人。
刘考文疑惑地问：咱是庄稼人，能看懂这种书?
刘良才说：既然这书这么要紧，就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也得弄懂它。咱庄稼人生下来就会种地?不都是边干边学吗?
刘良才晚上得到《共产党宣言》，就掌灯读到了天亮。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一个怪物，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怪物而结成神圣同盟。
刘良才反复念叨，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难得其解。每翻开一页，他都读得磕磕绊绊，就像推着一车东西，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
刘良才觉得，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可书里有些话，就像河水一样深不可测，像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
夜已深，妻子姜玉兰说：你别瞎琢磨了，等天明，去问问子久兄弟。
刘良才哪里等得了明天，他说：不行啊，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说着就要起身。
姜玉兰急忙阻拦：鸡都快叫了，人家正睡得香呢!
刘良才不理她，顾自跑了。
刘子久是中共早期党员，春节回家小住。
在刘子久的小屋里，两人借着煤油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级。
刘良才读了后，对姜玉兰说：我们刘集不也这样?有地主、农民、佃户。我觉得，大胡子的很多话，细细琢磨一下，都好像是说给咱们刘集的，都能在咱刘集村找到影子。
几个月的时间里，刘良才都在反反复复地读《共产党宣言》。他决定举办农民夜校，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共产党宣言》。
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不久，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刘良才家。
刘良才拿起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书说：党支部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学这本书。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他把这本书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看。
有人问：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
刘良才回答：大胡子姓马，他是马大胡子呀!
有人凑近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就噗嗤一声笑了：咱村姓马的，可没长大胡子呀!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
刘良才也笑了：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更不是中国人。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是外国人呢!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他和安格尔斯写的，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
有人惊道：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十里地没有?
刘良才笑道：哪有这么远，就在咱们炕头上呢!大家一下子都笑了起来。
刘良才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就笑着说：我开始时也犯迷糊，和你们一样，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看多了，琢磨多了，就琢磨出道道来了。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有饭吃，能过上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刘良才接着说：我从刚才读的这段话里，悟出个道道——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到现在也没换来咱穷人的好日子。旧社会再怎么换，也是换汤不换药，欺 负咱的人该怎么欺负还是怎么欺负。咱们穷人家，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快不慢往前走，扑通一声，还是掉进穷窟窿。说白了，就是永无出头之日! 现在这个世道不彻底改个样子，不砸碎了旧世界，再换成个新世界，咱们穷人就过不上好日子。现在出了共产党，咱的出头之日也快来了。马大胡子在《共产党宣 言》里说到无产阶级，啥叫无产阶级?就是说啥东西也没有，穷得叮当响的穷人，咱庄稼人也是无产阶级呀!共产党是想着咱劳苦大众的，说白了，就是和咱一个鼻 孔眼出气。咱村里地主，有时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他给佃户涨工钱了吗?他们脸上挂着笑，嘴比蜜甜，可袖筒里揣了把刀子，肚子里装满了坏点子!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开了腔：咦!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他说的话，可句句都在刀刃上!
这大胡子肯定也种过地。我敢打赌，他肯定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他要是没扶过耩子(一种播种的工具)，说不出这样知根知底的话!
坐在墙角的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发话：大胡子的话，说到咱心坎上了。依我看，照大胡子的话去干，就不会错。说这话的人叫刘世厚，与刘良才同龄，平日里沉默寡言，不显山不露水的，好像谁也没有在意过他。
刘良才摆摆手，大家都停止了议论。他扬扬手里的书说：世厚说得对，咱们就得按这本本来。那些有钱人可不是纸扎的，一戳就破，他们势力大着呢!怎 么才能把他们摔在地上，让他们爬不起来?这大胡子给了咱一个办法，是啥?号召咱联合起来!啥叫联合?就是穷伙计们抱成团，那万国的无产者都要联合起来，目 标是啥?就是共产主义!到了那个时候，你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我一时也说不清，听子久说，那日子好得……好得你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咱们哪，就往前奔 着看吧!
就这样，一帮子农民兄弟，在1926年，在平静的夜晚，认识了那个被称为“大胡子”的德国人。他的《共产党宣言》，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也正被鲁北平原上顶了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慢慢接受着。可见马克思主义当年在中国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为了让更多农民兄弟知道《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刘良才想了个办法：他把《共产党宣言》里的话，一段段摘出来，再一段段变成庄稼人的道理，然后组织村里的书生写成标语，派一干人马晚上张贴到周围村庄去。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许在《共产党宣言》再版的某一篇序言中，会提及中国鲁北平原上的这帮农民兄弟吧!
《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用暴力推翻有产阶级(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926年，刘集村的农民兄弟受到启发，开始组织起来斗地主，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一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鲁北平原上以刘集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却是如火如荼。1928年春天，广饶县一些地方闹起了春荒，刘良才带领吃不饱的农民掐了大地主谢清玉地里的谷穗，后又开展了反对苛捐杂税的“砸木行”斗争。刘集村的革命带动了十里八乡乃至整个鲁北平原。
在德国，《共产党宣言》曾被普鲁士当局作为共产党人的罪状列入《警察指南》;而在中国，蒋介石也把《共产党宣言》列为禁书之首。
广饶县国民党政府为了找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派出数百人到刘集挨家挨户搜索，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县长下令：所有带字的东西都给我没收了，全部就地烧掉!为配合任务，壮大声势，韩复榘还专门给搜索队配上了喷火枪。
刘良才的广饶县中心县委书记身份暴露后，在广饶县难以立足。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撤销广饶县中心县委，设潍县为中心县委，由刘良才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
这天晚上，刘良才和共产党员刘考文在地道里焚烧文件。刘考文拿起那本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捧在手里看了很久，问刘良才：这本书也要烧?
刘良才接过《共产党宣言》，轻轻地抚摸着，良久，他坚决地说：是这个大胡子点燃了咱们刘集革命斗争的火种，我们要好好保护这本书，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我把它交给你了。
刘考文用力点点头：你放心吧，人在书在!
1933年7月，刘良才在潍县不幸被捕。1933年11月19日上午，他被刑车拉到潍县的城门，这是潍县县长厉文礼为刘良才精心挑选的刑场。在城门行刑，可能是潍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城门口人来人往，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厉文礼的用意不言而喻。
厉文礼高声宣读了判决书，罗织的罪名是刘良才到处散布《共产党宣言》，拜外国人当祖宗，欺师灭祖，妖言惑众，并多次举行武装暴动，妄图推翻国民 政府，罪不可赦。他挥着拳头叫道：《共产党宣言》就是异端邪说，就是共产共妻，伤风败俗，是党国头号禁书，是毒品，决不允许它毒害民众，祸国殃民!
刘良才哈哈一笑，高声道：错!《共产党宣言》对劳苦大众来说，是一剂救世良药，对你们这些反动派，就是一剂毒药。毒死了旧社会，天下才太平，民众才安乐!
一个戴眼镜的军医跑过来，在刘良才的胸口按了按，用粉笔做了一个标记，对旁边的人说：看好，这里是心脏，你们不要搞错了。县长有令，不要一下子就钉死。
七个彪形大汉围上来，其中五人分头按住刘良才的头、手、脚，另外两人一人拿起铁钎，一人拿起大锤子。那持锤子的大汉，张口“噗”的一声向手心里 吐了口唾沫，举起锤子比划了几下，说了声“好了!”紧接着又扬起了锤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裹挟着一股阴风落了下来，重重地砸在刘良才腿上的铁钎上，铁钎 受力，好像遇上了骨头，那壮汉又抡起了锤子，铁钎一下子从腿上穿了进去。
刘良才一声惨叫，晕了过去。围观的人，有的转过身，有的闭上了眼睛。一桶冰冷的水浇在刘良才的头上。他慢慢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吐出一口血水，血水里有几颗被他生生咬掉的牙齿。
又一根铁钎穿进了刘良才的另一条腿。刘良才再次晕了过去。又是一桶水浇在了他身上。
刘良才双腿被牢牢地钉在了城墙上。他醒过来，挣扎着，痛苦地扭动着身躯，脚下两洼血水慢慢凝固。
刘良才强忍剧痛，横眉怒目，高声喊道：快快收起你这套吧!老子生为《共产党宣言》，死也为《共产党宣言》，就不要这样伺候我了，举起你们的魔爪，再用上点力气，早点送老子上路吧!
这喊声，从刘良才嘴里迸发而出，掷地有声，如雷贯耳。整个世界都好似被这振聋发聩的声音包裹了。
厉文礼指着刘良才，环视四周道：大家都看到了吧?《共产党宣言》都把他毒成这样子了!马上送他到十八层地狱，去见他的马克思!
厉文礼说罢一挥手，铁锤在空中又划了一道弧线，重重地落在刘良才胸口的铁钎上。
铁钎刺进了刘良才的胸膛，穿过心脏，深深扎进了城墙里。刘良才猛地张开嘴，好像想极力吸一口气，可挣扎了几下，最终也没能成功。他双眼圆睁，脸上的痛苦慢慢凝固了，头终于无力地垂在了胸前。
军医跑上前来查看了一番，最后确定刘良才已经死亡。恰是正午，冬日的阳光终于照了过来，洒在了阴暗的城墙上，让冰冷的城墙透出了一丝温暖，也洒在了刘良才渐渐失去体温的躯体上。
三
1940年的一天，中共领导广饶、寿光、益都、 临淄四县的四边县政府，给刘集村刘学福家送来一块光荣匾。此匾长一米有余，宽七十多公分，上面刻有“一门三英”四个大字。刘学福的两子一孙，都是军中响当当的英雄，这块匾是对这个家庭的最高褒奖。
然而，十年后的1950年，“一门三英”匾化成了三张烈士证明。
刘学福膝下三子，长子刘泰山，次子刘寿山，三子刘仁山。刘泰山、刘寿山都是刘集的早期党员，跟着刘良才学过《共产党宣言》，砸过木行，也掐过谷 穗。每次兄弟俩从夜校回来，都把刘良才讲的《共产党宣言》中的道理说给父亲听。可以这样说，刘家人是学了《共产党宣言》起来革命的。
刘泰山之子刘端智，二十岁时参军，之前早就定下了婚事。当兵没几个月，他因为作战勇猛，火线上成了班长。听说女婿当了官，岳父高兴之余，担心刘端智将来变成陈世美，就找亲家催婚。
刘学福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板子(刘端智小名)也不小了，那就结吧。
当时，刘端智就在附近一带活动，接到家里传来的口信，就向队长报告。
队长哈哈一笑：这是好事，过几天你就回去入洞房吧!
结婚当日，双方都准备妥当。女方的花轿已在路上，刘家门口也响起了唢呐声。
刘端智前一日带回口信，说要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回来。一大早，街筒子里就站满了人，眼睛齐刷刷盯着村口，等着枣红马出现。
有人来飞报，说花轿马上就到村口了。大家都急了起来。刘学福说：怎么还没听到马蹄声呢?
太阳升到一竿子高，花轿落到了刘家门口。刘端智还是不见踪影，刘泰山就带着一帮人迎到村口。
这时，远远看到几个人抬着口棺材走了过来。有人就喊：不要从这里走，这里有结婚的!
那些人不听，转眼抬着棺材到了跟前。
刘泰山急了，刚要发脾气，对方为首的开口了：老乡，刘泰山家在哪里?
刘泰山慌了：我就是刘泰山!
对方一脸悲戚，上前握着刘泰山的手说：刘端智同志昨天晚上牺牲，我们把他送回来了。
喜事变成了丧事，刘家上下悲痛欲绝。
1945年初，特务三中队改为益寿独立营三连，刘仁山担任三连副连长。不久，部队准备攻打潍县县城，刘仁山组织独立营攻城演练。战斗正酣时，空中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接着一个黑点由远至近。有的老战士说是飞机来了，新战士惊叫着说像只大蜻蜓……
刘仁山连忙喊“卧倒”，喊得声嘶力竭，大批战士就势趴在了地上。也有的战士看着飞机愣怔在那里，有的则撒开脚丫子狂奔起来。
刘仁山扑上去按倒几个战士，顺手拔起旁边的旗子，跑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大坟顶上，高举旗子在空中挥舞。
敌机一下子咬住了刘仁山。几发炮弹落下来，他的一条胳膊被炸飞了，疼得在地上打滚。很快，刘仁山停止了滚动。
刘仁山被抬回来的时候，棺材上还有血滴下来。悲痛一下子把他的妻子李月英击傻了，她紧紧搂着一岁多的儿子，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两眼也好像一下子空了。
1941年1月，随着新中国的临近，中共中央决定从全国解放区抽调数万名干部，随大军南下，刘学福的次子刘寿山也是其中一员。刘寿山后在四川省云阳县担任组织部长，1950年3月在开会途中被特务暗杀，时年三十九岁。
1966年深秋的一天，刘泰山母亲吃罢早饭，自言自语地说：树叶都落了，我这老婆子也该走了，该去那边看看我那几个苦命的孩子去喽!不久，老人就病倒了。
刘泰山见母亲气息奄奄，赶忙喊来木匠打棺材。那木匠是个老行家，随意看了眼墙角边的木材说：还缺一块板子。但刘家这会儿竟拿不出一点钱来再去买木板了。
刘泰山一时被难住，他来回踱了几步，突然想起了那块“一门三英”匾。
这块匾一直由李月英珍藏着。听了大哥的意思，她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尖声喊道：不!决不!
刘泰山没想到弟媳反应这么强烈，不禁吓了一跳。
过了一会儿，李月英默默地搬出了那块匾，轻轻打开裹在上面的薄布。
匾很洁净，一尘不染，透着一种肃穆和凝重。这是一块承载了三条生命的匾啊!每一缕纹理里，都浸润着英雄的血!
李月英用自己的衣袖擦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最后，李月英扭过身去，示意搬走。
刘泰山搬起来放下，放下又搬起来，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方秤砣。
五十多岁的刘泰山抱着那块匾，跪在母亲的床前：老娘啊，这是您的儿子、孙子孝敬您的，就让他们替您遮风避雨吧。说完磕了几个头。
刘泰山的母亲好像一下子清醒了，指着匾上的字说：我的寿限是苦命的儿子和孙子给的……跟师傅说说，上面的字，留着。
刘泰山对老木匠说：老娘说了，“一门三英”留在板上，不要推掉了。
老木匠看到这块匾，被震撼了。他双手接过放在长凳上，鞠了个躬，一脸的凝重，然后用长锯分成两块，大的，为棺木前彩头(指前边的板子)，中间刻 上一个大大的“寿”字，四面有花纹相衬;小块，为棺木后彩头(指后边的板子)，其余边料做了日月(指棺材底部左右两块板子)。末了，刘泰山让在后彩头上雕 上一个“孝”字。
“一门三英”四个字掩在了棺材里面，“一门”二字在前彩头上，“三英”则在后彩头。
一门两代英烈，以这种方式守护着老人。
刘老太出殡那天，刘集村的人几乎都站在了街上。棺材前那大红的“寿”字被阳光照得红彤彤的。
人群里有个老人突然喊道：老少爷们啊，替烈士送送老人吧!人群中哭声一片。
四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期间，重病中的周恩来，让人把参加会议的陈望道请来。陈望道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人大常委，已八十五岁高龄，比周恩来年长七岁。
陈望道惊讶地发现，周恩来身体单薄得像层纸(这时总理体重仅有六十一斤)，原本温暖有力的双手柔弱无力，手背上尽是斑斑点点。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挪到沙发前坐下。工作人员给陈望道泡了一杯茶，盖上杯盖。
周恩来细心地帮陈望道取下杯盖，示意他喝口热茶。待陈望道放下茶杯后，周恩来定定地望着他：首印本找到没有?
陈望道无奈地摇摇头：没有。
周恩来轻轻叹口气：长征的时候，它是我的贴身伙伴啊。本来还想再它看一眼，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陈望道顿了顿拐杖，也叹了口气：我已经寻访了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如今我老朽了，恐怕满足不了总理的愿望喽。
临别时，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摇了又摇，怅然若失又心有不甘：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绝对想不到，一百三十七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之年，仍对这部著作牵肠挂肚。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这本著作，会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忠实追随者。
就在这年的春天，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来到大王镇刘集村，把革命年代的老党员召集到大队部，回忆革命故事，寻找革命文物线索。
颜华见角落里坐着个瘦高个老人，手里握着长杆旱烟袋，边抽烟边静静地听大家说话，一直没吭声。凑过去说：大爷，你也说说呀!
老人笑笑，也不说话。
颜华启发大家：听说，过去刘良才开过夜校，你们当时学了些啥东西?
一句话提醒了这些老人。战斗英雄刘百贞说，是学习大胡子。大家纷纷响应：对!就是那个大胡子。
颜华有些不解：什么大胡子?
坐在角落里的瘦高个老人脱口而出：《共产党宣言》!
瘦高个老人话音一落，其他人都喊道：对，就是那个小本本——《共产党宣言》。
瘦高个老人脱口而出：我知道，就在我那里!
颜华让他取来看看。他说：书店里这样的书有的是，你去买本不就行了?
颜华说：那不一样，现在是现在的，过去是过去的。
老人不为所动。颜华只好搬来公社刘书记。刘书记和刘百贞轮番上阵讲道理。两人说得口干舌燥，老人才闷声闷气地说：我回家再想想。
这位老人就是刘世厚。他回到家中，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嘴里衔着长杆旱烟袋，一袋连一袋地吸着。良久，他打开了墙角边上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用黑漆油过的小匣子，轻轻拉开匣子的盖，从里面捧出一个带有花纹的蓝包袱。
刘世厚把包袱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露出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几乎占据了整个封面。这就是那本《共党产宣言》。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反复端详，口里喃喃道：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了啊……
四十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刘考文匆匆跑到刘世厚家，从怀里拿出这本书，郑重地对刘世厚说：我已经暴露了，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你记着，人在书在!
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人狱，全家被抄。
从那时起，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响在刘世厚的耳边。
在刘集村口，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上面的时间，永远定格在了1941年1月18日。
2013年春天，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不禁好奇，这串数字代表了什么?后来得知，这串数字是刘集人七十二年前的一场梦靥，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 里抗日队伍的生死牌。凝视着这座庄严的雕塑，七十年前的枪炮声由远及近，在我们耳边骤然响了起来，那惨烈的场面也从岁月的深处凸显出来。
当年的儿童团员刘希增已是耄耋之年，他对我们讲述道：我和我爸爸跟着队伍跑，刚跑到观音庙口，就看到刘百贞提溜着枪跑回来了，满嘴都是血。为了 堵伤口，身上的袄都被他撕破了，他边跑边撕袄里的棉花，撕一块刚塞到嘴里，马上就被血染红了，他就再重新塞一块。鬼子走后，我听说东门那边死了很多人，就 跑去看，还一个一个地数那些尸体。正数着，有个人踹了我一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听说鬼子就是埋伏在坟地的。我又跑到坟地里看，那里的子弹皮堆成 了小山，都是机枪打下来的。
这次惨案，光八路军就死了八十多个。日本鬼子最后焚烧刘集的房子。一时间，刘集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这时，一幕几乎被后世忽略和遗忘的情景出现了：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撒腿往家跑，被他的妻子一把拉住：孩子他爹，你疯了吗!小日本还没走，你要回去送命?刘世厚急得直跺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得把它抢出来!说完甩开妻子，撒腿就向村里跑去。
刘世厚不顾浓烟烈火，一头冲进屋，把桌子拉到墙角，随手抄起块砖头，爬到桌子上用砖头在山墙顶部一角敲打了几下，很快就露出了一个雀眼。他伸进 手去，从里面掏出了一截竹筒。这当口，房顶上的火落到了他的帽子和身上，衣服多处都烧了起来。他跑出家门，不远处一个鬼子发现了他，边打枪边追过来，子弹 呼啸着从他耳边穿过。
刘世厚舍命抢出的，正是刘考文交给他的那本《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时期，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有时藏在雀眼里。
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刘世厚都是先去祭奠烈士。在烈士坟前，他纸钱烧完，一杯清酒敬罢，就捧出那本《共党产宣言》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
他像老伙计相聚拉呱那样开了腔：老伙计们，这本书我又带来了，你们看看吧，我保管得好着呢!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每年咱们这些老伙计都再学学《共产党宣言》。说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共产党宣言》。
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刘世厚辗转难以入眠，他坐起来复又躺下。第二天，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就这样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
这天上午，刘世厚提着那个蓝包袱离开家门，出了村口，来到烈士的坟前。田野里一片葱绿，风暖暖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
刘世厚打开包袱，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轻声道：老伙计们，今天我就把这书交给国家了，我是舍不得啊，可我老了，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书留 在我这里，怎么办?交给咱国家也就交给了党，让党世世代代保管着，咱们更放心，是不?四十多年了，我刘世厚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了!
刘世厚离开坟地，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颜华为了搜集革命文物，在刘集已经住了数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刘世厚的到来，看到刘世厚提着一个包袱走进来，吊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
刘世厚把包袱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又轻轻地打开，那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露出了那本《共产党宣言》。
刘世厚双手捧起这本书，低头看了很久，随后又轻轻把它放在包袱上，低沉地说道：你们可要保管好它，它是咱们庄稼人的大功臣呀!为了它，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经多方考证，正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可惜，因当时信息闭塞，周总理和陈望道未能及时得知。如今，它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里。
时至今日，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已被发现十一册，分别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温州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珍藏本多数是以藏书形式束之高阁，才得以保存下来，惟有刘集村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不仅扎根在最基层的农民群众当中，还由此掀起了火热的农民革命斗争，又被农民一直珍藏数十年，因而弥足珍贵。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刘良才用《共产党宣言》点燃了农民革命;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叫李培义人又用《共产党宣言》带着大王的农民兄弟，走上了富裕 之路。现在，大王镇已成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重点镇，坐拥一百余家规模企业群，有两家上市公司，四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过百亿。
2008年11月，德国特尔里“卡尔·马克思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的主任波维尔教授来到上海，在与中国同行谈起西方涌起的“马克思热潮”时，这位 学者说：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让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乃至将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都有着启示和现实作用。
中国的富强，令远道而来的客人波维尔教授振奋：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指导了中国的变革，同时中国人又丰富发展了这位巨人的思想。
中国结合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创造了今天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1991年，当年曾被斯大林视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解体。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评价苏联解体时，曾引用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就会稳如泰山，而权力变成一种乐趣和享受时，那么一切都完了。
苏联解体，自然有各种诱因，其中政权和政党脱离了人民，躺在了腐败的温床上，恐怕是前苏联大夏倾倒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在 2012年底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请我们记住《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谁维护执行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一路前行，风雨无阻;谁违背扭曲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深陷泥淖，寸步难行!
（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