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是昆仑岩将军在7月7日纪念全民抗战爆发七十八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抗战开始。今天是七七事变78周年纪念日，与今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纪念8年抗战，具有特殊意义。如果从1931年“9.18”算起，中国抗日战争是14年历程，前6年局部抗战，后8年全面抗战。把中国抗战历史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框架中比较，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一是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代价、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应该引起世界的重视。长时期以来，中国抗战在世界二战史上没有应有地位，这与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有关，我们自己研究、总结、宣传得也不够。中国抗战比欧战开始早得多，结束得最晚。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是1939年9月，到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1945年5月7日德国战败签订降书;而中国1931年起局部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降书。欧战6年，我们前后14年，整整长了一倍有余，相对于欧战时间，我们打了两个“二战”。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蒋介石要求全国“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但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等乃至抗联，一直顽强坚持斗争。中国抗战很长时期处于面对强敌、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以“熬战”方式持久抗战，使日寇深陷“泥潭”，通过长期消耗，拖垮日本军队，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略大局。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抗战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国抗战最大的意义在于牵制住了200万日军使其不能用于其他方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歼灭日军约150万，占二次大战日军伤亡总数的70%以上;而中国军民为此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这么大的代价，欧洲战场无法比拟，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艰苦卓绝、波澜壮阔、可歌可泣，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不屈不饶、与法西斯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斗争精神是人类和平事业的宝贵财富，可载世界文明史册。
二是中国抗战面对的敌人是世界上最狂妄、最凶残、最无人性良知和道德底线的法西斯鬼子，且至今阴魂不散，危险极大。中国抗战为什么经历这么长时间，付出什么大的代价?这与日本法西斯的邪恶本性是分不开的。日本蛮横不讲理，嫌自己地盘小、资源少，总想扩张，不择手段，从其历史看，既无东方儒学道义，也无西方绅士礼识，就是个靠“武士道”打拼的海岛强盗国家。日本在世界上最早走法西斯道路，它在明治维新、确立近代天皇制时，就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一战期间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战后野心更加膨胀，1927年“东方会议”上精心策划，1931年“9.18”开始行动，妄图把中国和亚洲并入自己版图，进而称霸世界。但对这条发动二战的领头狼，欧美长期未能引起重视，如果不是珍珠岛被炸，美国人还在梦里呢!日寇从侵占东三省开始，在长达14年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其凶残无耻程度在世界上和人类史上都绝无仅有，而且至今没有忏悔改过，反而想振戈重来。这是世界和平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和世界各国都绝不能容忍，也绝不可掉以轻心。不但中国人民要警钟长鸣、同仇敌忾，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复辟势力做坚决斗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警醒起来，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复辟势力做不调和的斗争。纵容邪恶，养虎为患，是对世界、对人类的犯罪。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得逞，受害的将不仅是中国，是东南亚国家，美国和欧洲绝对躲不过。人们不应忘记，当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纽约发表演讲时，曾扔下一句执迷不悟的狂言：“如果大家想把我叫作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请便吧!”二战历史的教训前鉴不远，搞绥靖主义的结果，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是中国悲壮惨烈的抗战历史也教育中国人民，懦弱必被恶欺，分裂难御外侮。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欺凌，丧权辱国，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腐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封建礼教下，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抱不成拳头，形不成强大战斗力，故“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帝国主义列强即便弹丸小国也敢侵略中国。抗战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走向团结、由分裂走向统一、由懦弱走向刚强的转折点，然而这个过程是充满悲情的，承载着社会的重疴。从“9.18”东北沦陷无家可归，到“7.7”卢沟桥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6年间，国土在沦丧，人民在痛苦，共产党在呐喊，而国民党统治者在麻木，在剿杀同胞、搞“攘外必先安内”，在对侵略者妥协退让、抱有幻想，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直至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开始转变。否则，即便有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局面仍难形成。抗战初期国军一溃千里、败逃难止的局面，与国民党长期没有认真做抗战准备有直接关系，与其各路军阀勾心斗角、四分五裂、都想保全自己也有关系。如果从“九一八”开始，蒋介石政府就放弃内战，动员组织全民一致抗战，我们民族何至于遭这么大的罪?如果不是1931年日寇侵华太顺利了，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第二年就攻占上海(“1.28”事变)和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怎么可能有1937年的七七事变?
一切以民族利益至上，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安危，各种政治力量都应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这是民族大义，是胜利之本。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还不错，最好的战例是“忻口会战”，蒋介石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和我党八路军联合作战，第一次大规模成功狙击日军，打破其速胜企图。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改变策略，主要矛头转向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便转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搞所谓“曲线救国”，特别是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在日军眼皮下演出了一场同室操戈、亲痛仇快的惨剧。而共产党忍辱负重，面对国民党一次次反共摩擦，甚至新四军大部被围歼，也没有改变联蒋抗日立场，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抗战后期，我抗日根据地要对付中国战场上的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这与国民党消极避战、想借刀杀人有直接关系。据日军战史《华北治安战》记载，在山西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对我包围扫荡中，国民党山西军第61军主力，作为日寇“友军”参加了战斗，这是历史铁证!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日记中记录，“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专门监视延安。”还记录了日军对国民党将领诱降情况，说“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后来我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这些国民党将领投降时还对冈村宁次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抗战中，中国军队以身殉国的将领有200多名，但投降的国民党将领高达67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及大批高官、政要公然投敌，再加上几十万国军阵前倒戈变成伪军，要打的伪军经常比鬼子多，“中国人打中国人”成为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常态，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耻辱!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有一帮“国粉”，热衷以揭露抗战“真相”为名，列举片面不实数据，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无知得可笑。但台湾个别国军元老也说这种话，显然不是尊重事实的态度，恐怕这本身也是一种内战思维的惯性延续。其实，历史功过不是靠自己说的，不知道汲取历史教训才是最大的悲剧。全世界都知道国民党在抗战中三心二意的态度，就是在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蒋介石政府还迟迟不敢发表对日宣战的宣言，半年后日军攻陷南京时，中国驻日使馆居然还在日本正常办公。中国国民政府发布对日宣战书，是拖到4年后的1941年底，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才跟着美国做个姿态，后来国民党自己都不说宣战这个事，因为实在没法解释，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天大的笑话!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始终“脚踩两只船”，跟日本人私下里“和谈”，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确胜无疑，才迫于美国压力悄悄停止。而抗战一结束，蒋介石立马就把日本战犯奉为上宾，聘为国军教头，帮助他打内战。这种敌我不分、自相残杀的分裂内斗，让我们民族遭受的痛苦太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过去需要反省，今天需要反思。不摒弃对内倾轧恶斗、对外卑躬屈膝的奴性思维，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
习近平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7.7”不是一个庆贺胜利的日子，而是一个记载屈辱的日子，一个国碎梦醒的日子，一个需要我们总结教训的日子。它告诉我们：民族的解放、安宁、发展和强盛，不是乞求来的，也不能靠别人赐予，只能靠自己觉醒起来，众志成城去争取。懦弱没有出路，团结才有力量。今天，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安全威胁近迫在眉;美国加紧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力阻我对领海领土实施主权;两岸关系发展面临复杂局面，促进“和平统一”，不能只讲“和平”、不求“统一”，利益取舍必须服从民族大义，如果连统一梦都不能实现，民族复兴梦何以实现?那就对不起子孙后代!“内反分裂、外御敌侮”，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新的“抗战”任务。只有真正记取抗战历史的深刻教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大利大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坚定不移、团结奋斗，才能共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