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将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我一二九师主力部队进入河北之前,冀南就已有了一支我党领导的、张锡珩同志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十三支队。
“十三支队”的全称叫“河北抗日民军第十三游击支队”。这支部队是冀南地区国共合作产生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司令(支队长)是张锡珩。
张锡珩,1910年出生于彭城富田村一个陶瓷世家,其父是著名的革命英烈张兆丰。张锡珩15岁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16岁参加过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出生入死从事地下斗争。抗日战争中,他率领十三支队浴血抗敌,留有许多令人震撼的传奇故事。
“十三支队”是在怎样的具体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建立又是怎样的曲折过程?让我们翻开尘封的画卷去领略烽烟漫卷的当年。
1937年7·7事变前夕,中共北方局派张玺同志任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领导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玺选择地理位置重要的磁县为工作地,而常住之处即是彭城富田村张锡珩家的“泰兴缸窑”。
张玺之所以把此处做为落脚点,一是因为彭城是磁县西部重镇,东距平汉线不太远,距磁县城也不太远。此地四面群山环抱,扼守滏口陉关隘,往西不远就是太行山腹地,既便于隐蔽又方便运筹帷幄。二是彭城是革命前辈张兆丰烈士的故乡,辛亥革命时期,兆丰在此发展同盟会组织;大革命时期,举办工农宣讲所传播马列主义、发展中共组织,并几次发动过革命暴动。红色基础比较深厚。再就是刚调走的直南特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就曾长期居住在张锡珩家,“泰兴缸窑”已经形成一个稳固的指挥中心。
张玺到彭城不久,7·7芦沟桥事变爆发。面对骤然变化的形势,张玺考虑应该先以磁县着手率先树立抗日表率。于是把磁县中共党组织主要人物纪德贵、张学孔、王维纲、李相虞、李巨川、田裕民等汇集到泰兴缸窑,主持召开了“抗日工作会”。会议研究、制定了几条工作方案:一、尽快分片成立“抗敌后援会”,大力发动群众抗日,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二、与国民党方面搞好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开展抗日工作;三、筹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以利于领导磁县民众抗日斗争;四、相机组建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以备开展游击战争。
工作会议之后,张锡珩、李相虞以彭城为中心成立了磁县西区“抗敌后援会”。张学孔以峰峰为中心成立了磁县北区“抗敌后援会”。田裕民、王维纲在马头、光录一带成立了磁县东区“抗敌后援会”。磁县西南部则有纪德贵领导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后援会”由党员组织、发动,参与人员有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市民等各阶层代表。主要活动是宣传抗日、搞募捐、搞演讲、游行鼓动等。除此之外,党组织还注意发现、培养参加后援会的骨干分子,为组建武装队伍做准备。
8月中旬,河北重镇保定失守。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兼民训处处长的张荫梧,带领一干人马顺着平汉线来到磁县。
张荫梧出身行伍、戎马多年,深谙“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他到磁县后,一看这地方东部是平原、中部是丘陵、西部是高山,山水相依,地势奇特、物产丰富,且又扼踞平汉线两边。正是扩充势力、占山为王的大好去处,于是不走了。第一件事便是组建武装力量。为了师出有名,他立了个名堂叫“河北抗日民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委任原国民党磁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蔺笑秦担任“磁县抗日民军大队”队长。组建起“磁县抗日保安总团”,任命薛梦麟为司令,孟廷弼为副司令。
张荫梧以“君临天下”之势在磁县城耀武扬威,县长窦锡云对张的独断行事心虽不满,但畏于张是“省级军官”,只好忍气吞声。
张荫梧在县城正热闹之际,时间已到1937年9月中旬。此时中共冀鲁豫特委书记张玺在彭城也正运筹着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之事。
张玺在张锡珩家往下这一月多时间里,既了解到彭城民团的详细情况,也了解到彭城陶瓷工人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潜在力量。而张锡珩既是本彭城人又担任着彭城民团的副团总兼教练,且在地方上有较高威望。从方方面面条件来说,组建武装以张锡珩为首领最合适。鉴于彭城民团属于磁县保安总团领导,而总团眼下又在张荫梧掌控之中,他便琢磨走国共合作之路,把这支武装建立起来。张玺给张锡珩议论此事,锡珩说:“这是步好棋。如果直接打共产党的旗号成立队伍,恐怕县长窦锡云不同意,张荫梧也不会同意。现下国共合作搞统一战线,咱就名正言顺去给张荫梧要番号,取得他的支持,这样既抬举他,又可以从他那儿领取军饷武器。”张玺略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道:“行,就是这步棋了。尽快就让李巨川同志去给张荫梧交涉。队伍一旦成立起来,老兄你得挂帅啊。”锡珩一挥手说:“中,没问题!”
李巨川是老资格的“跨党”党员,大革命时期就是中共磁县县委重要成员,同时也在国民党磁县执行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巨川遵照中共直南特委指示仍然“潜伏”在国民党磁县党部,长期以来机智勇敢地周旋于虎穴龙潭,为我党做出了特殊贡献。巨川领了张玺书记的指示,很快就面见张荫梧说事儿。张荫梧不以为然地说:“刚成立了‘民军大队’和‘保安总团’,军饷、武器还吃着紧呢,再成立一支队伍,怕是供给不过来。停停再说吧。”就这么搪塞过去了。
10月初,日军占领了石家庄、邢台,锋芒直逼邯郸。面对日军近在咫尺,张荫梧不敢在磁县城呆了,赶紧领着薛梦麟的保安总团仓惶撤往彭城。
县长窦锡云弃城逃往外地。“磁县抗日民军大队”队长蔺笑秦因内讧被杀。磁县城成了一座“空城”。
张荫梧来到彭城后住到了后街的“都土地庙”,中共冀鲁豫特委书记张玺出于国共合作诚意,主动前去拜访。面谈之中,又提组建武装之事,张荫梧面对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一片诚意,不好再回绝,于是冠冕堂皇地说:“两党合作,分内之事,回头我批个番号就是啦。”话是说到了,可接下来的几天里,张荫梧却没兑现。
此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派来了俞益元、吴作启等几位老红军干部协助张玺开展抗日工作。张玺提到筹建地方抗日武装之事,俞益元说:“张荫梧的秘书温建公同志是咱们党组织安插的‘线人’,我适时给他取得联系,让他助一臂之力。”张玺高兴地说:“那好!我们一面以统一战线名义再给张荫梧要番号儿,一面让建公同志从侧面帮忙,力争早日把武装部队建立起来。”
事情议定之后,俞益元很快就设法跟温建公取得了联系。温建公与张玺接上了头儿,同时也认识了张锡珩。
一日早晨,张荫梧由温建公陪着散步。走到大庙坡一带时,忽见几十名持枪兵丁出操路过。张荫梧驻足观望,只见这干人马号令严整、军姿英武,操练得很是规范到位。他心内惊讶,禁不住问道:“这干人马是怎回事?怎么如此身手不凡?”温建公忙说:“这是彭城民团的人马。”“团长是谁?”“团长叫张锡珩。他父亲就是北伐名将张兆丰。”张荫梧两眼一瞪:“张兆丰的儿子?”张荫梧当年在保定军校上学时就知道张兆丰,而且还亲眼见过这位北伐名将的风采。听温建公这么一说,张荫梧止不住又举目向操练队伍遥望。温建公趁机进言道:“张总,中共方面几次向您协商成立地方抗日武装,这事不好再推了。彭城民团这支队伍如此出色,又有张锡珩这样的人才,我们不妨就以统一战线面貌出现,以彭城民团为基础,批个番号,把队伍成立起来。”张荫梧思索了一阵,叹道:“是啊,再不批番号,倒显得我太小家子气啦。这样吧,以前咱们已经陆续组建过十二个民军支队,现下是国共合作搞武装,番号就叫‘河北抗日民军第十三游击支队’。回头你通知张玺,定个日期举行成立仪式。司令嘛,就叫张锡珩担任得啦。”张荫梧万没想到,张锡珩当司令一事,张玺早已成竹在胸了。
两日后,“河北抗日民军第十三游击支队”成立大会在彭城举行,张锡珩就任司令(支队长)。冀南第一支国共合作的地方抗日武装就此诞生。说来也巧,这天正好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
张锡珩以彭城民团为基础,又在陶瓷界和周边乡村招兵若干,很快组建起二百多人的队伍。部队初期编制是:司令张锡珩,副司令张锡久、冯寿亭,参谋长吴作启(老红军),政治主任王忠位。下设两个大队(连):一大队长万连有,二大队长陈具山。
十三支队起兵彭城,此后几年里转战于太行山区、漳滏之滨,以其百折不挠、出生入死的坚强步履逐步壮大,为民族抗战立下不朽功勋,并且先后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输送兵源2000余人,足以组建两个正规团。1940年春,十三支队归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改编为“晋冀豫边区纵队第六团”,张锡珩任团长。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原野战军独立第一旅,张锡珩任副旅长,浴血疆场,再立新功。
新中国成立后,张锡珩先后任郑州军分区司令员、郑州地委书记、河南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文革”中,张锡珩惨遭迫害,1969年冬在三门峡“五七干校”衔冤病逝。终年59岁。
应配照片:
抗日战争中的张锡珩解放战争中的张锡珩
张锡珩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