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保钓运动40周年:70年代保钓运动的珍贵资产
郑鸿生
1971年4月12日台大的香港德明校友会率先贴出第一张保钓运动大字报,标题是“钓鱼台是我们的”。隔天大学论坛社接着在校门口农经系馆(洞洞馆)屋顶上垂下一对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大布条,如此展开了台湾保钓运动的序幕。
战后新生代的初步觉醒
论坛社的这幅五四运动时期的标语清楚显示,台湾的保钓运动是以一个事关领土、继承五四的爱国运动来展开的。然而就像当年五四运动发展出多种不同方向,台湾的保钓动力也基于当下在地的条件冲击到不同场域。
以那两年发生在在台大校园的学运为例,它是以1971年春天保钓运动的民族觉醒为滥觞,继而引发学生争取言论自由与民主参与的校园抗争。学生社团组成非正式党外联盟,推出代表竞选代联会主席,并大获全胜。由此展开一连串争取言论自由与校园民主的抗争活动,更进一步挑战党国当局,举办「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辩论,最后更为了呼吁学生介入中央民代选举而举办学生监票员活动。
除了与知识分子有着较为切身关系的自由民主之外,走出校园关怀社会的风潮也随着保钓运动同时展开。从服务社会弱势的慈幼会成立,到新代联会发动的“社会服务团”与“百万小时的奉献”;从对三星矿工灾变与飞歌工殇事件的关切,到男女平权问题的讨论,都是学生新一波社会关怀的显现。在这之前大学生大半都在讨论艺文思想或个人修养、爱情与留学问题,保钓运动一来,文艺气氛几乎一扫而空。
基本上学生在这两年的运动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诉求:反抗强权、自由民主与社会正义,代表着战后新生代在民族意识、政治意识与社会意识上的初步觉醒。既是五四运动的继承,也未超过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范畴。
保钓引发的学生运动热潮随后引来各种势力的反扑,先是1972年4月当局在《中央日报》发表一篇攻击保钓师生的4万字长文《小市民的心声》,接着在1972年底引发“民族主义论战”,最后当局在1973年2月逮捕台大相关师生之后,两年来的学运热潮就此消退。1974年夏天开始的台大哲学系解聘事件则是当局最后补加上去的肃清手段。这是台大保钓运动的一个大概的过程。
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虽然就此暂告落幕,但40年来其丰富内涵与历史意义仍对我们今日的处境有所启发。这里试着从较宽广的视野来探讨这些历史资产:
一、青年运动的理想性格与纯真特质
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是1960年代世界青年运动的一环,具有诸多青年运动的理想性格与纯真特质。
首先,运动是自发自主的。当年社会上的反对力量式微,《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早已停刊,5、60年代的异议分子不是噤声、出国,就是身陷囹圄或已过世,而党外势力尚处萌芽阶段。台大学生是因为吸收了60年代的启蒙进步思想,并在精神上受到进步前辈的感召,包括五四运动论述的重温,而在校园里自发地寻找出路。
1971年保钓运动的这个相对单纯的特质,与解严以后1991年的3月学运形成明显的对比。90年代之初民主运动已成气候,民进党也已壮大,社运团体则如雨后春笋,各方政治势力主动而积极地介入学生团体进行操作并代言。而学生领导层自身也充满着马基亚维利式的复杂心机,很快就有了统独与左右的分化。
相对而言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规模也就不大,大半活动受限在校园之内。但即便如此,学生既未自以为有特殊地位,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在社会几乎一片瘖哑,而校园一片宁静的状况下,自觉自发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因此这个实践行动又深具台湾战后新生代的世代自我实现特征。
正是因为这种自发自主性,学生中的积极份子绝大多数是基于理想与热情,相对缺乏权力意识与政治出路。也正因为这种缺乏权力意识与政治出路的纯真性,当年的参与者绝少成为当今的政治人物,3个当年重要的台大学生带头者洪三雄、江炯聪与钱永祥,毕业后都立即遭遇到大小不等的政治迫害,也再没走上政治领域;而在那过程中从研究生成为讲师的王晓波,所受到的迫害更不用说了。反过来说,我们同辈在当今政坛显露头角的则绝少参加过当年的保钓运动。
总的说,这种较为纯真的理想性格乃是保钓运动最宝贵的资产,仍是对新生代最有感染力之处。
二、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
1971年的台湾保钓运动也是战后台湾知识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的契机。当年台湾的大学生是被当成社会菁英在栽培的,同时受到两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即党国威权体制下的反共亲美心态与美国全球冷战体制下的现代化理论。于是知识青年心中有了两种障碍,一是隔离于自己的社会与人民,再来是无知于自己的历史。
保钓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很多人开始有了不能再当现代化/西化知识精英的觉醒,而兴起走出大学象牙塔,不与现实社会脱节,“到民间去”与自己的人民重新结合的心志。后来学生有一个口号“拥抱斯土斯民”,可说充分显现这个企图。
当时由于运动本身是基于台湾的政经社会条件与内在矛盾而爆发的,有着与台湾的社会现实较为紧密的联系,遂显得十分在地。不同于北美洲的保钓基于其自身大环境而向统运发展,台湾的保钓则主要朝着岛内的政治民主与社会关怀的方向进行。就是说,在北美洲有空间去面对整个中国,而在台湾则只能局限在岛内,甚至是校园里。
当时虽然这些诉求的范围只能局限在台湾,但心志上的一个重要基础却是中国人的身分。中国人的身分对年轻学子而言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有如与生俱来,因为直到这时台湾与中国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领域。当时这种关怀自身社会的乡土观念,是要面向基层的斯土斯民,而非面向族群,无关省籍地域。在这里乡土关怀与中国人身分一点也不冲突,中国在“乡土”之内,台湾的乡土即是中国的乡土。这个将中国内在化的乡土意识最后在70年代下半的夏潮杂志与乡土文学论战中进一步发光。
从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乡土意识出发,就进一步要去面对这社会的历史。而且不只是重新面对被党国忽略的台湾的历史,也要重新理解被反共教育与冷战意识形态所扭曲的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这是保钓运动对学生很重大的一个启蒙。
由此引发了知识青年对人民自己历史的发掘,譬如林载爵在东海大学大度山上发现杨逵,并开始挖掘日据时期的台湾抗日与乡土文学,王晓波开始追寻左翼台湾史,以至于保钓学生企图摆脱党国教条,去寻找被当权者掩盖的人民的历史,重新探索整个中国近代史,如此遂将日据时期的台民抗日史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联系起来。
可以说,保钓运动是台湾知识青年重新认识自身的社会与自身的历史的重大契机。
然而有着如此自我认识的乡土观与历史观为何变成后来台独的“本土观”与分离史观呢?这是因为这样的乡土中国走向挑战了几个政治势力──党国当局、台独与亲美自由派。1972年底的民族主义论战实质上是台独派、自由派与党国当局联手打击保钓学运的乡土中国走向而引发的。其中对立的观点包括第三世界相对于西方霸权、社会正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在地乡土相对于全球化、文化传承相对于西化/现代化、中国历史的传承与割断等等。虽然论战文字尚属当年大学生水平,但该有的议题都涵盖了。这场论战终于引来国家机器的出动,在1973年2月动手逮捕乡土中国走向的保钓派师生,也终结了历时两年的这次学运热潮。如此打压了校园里的乡土/中国走向,也就促成了这么一条至今仍然当道的“去中国化”的台独/独台论述。
总的说,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藩篱如今基本上已被打破,但如何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却仍是我们的重要课题与未竟之业。
三、第三世界的觉醒场域
70年代台湾的保钓运动一开始是以爱国为诉求,但很快就超越了爱国运动的局限,开启了第三世界的觉醒场域。这是保钓学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之外,另一项重大的觉醒,就是以什么视野来重新自我认识的问题。
当时学生先是发现自己国家的土地竟然被作为盟邦的美日两国私相授受,而政府对此却毫无抗争之力,遂启发了对中美关系的重新认识。在台湾学生心目中美国本来一直是所谓民主阵营的领导者,如今却表现出世界霸权的姿态,因而成了学生617保钓示威的主要对象。这在当时的台湾是突破反共亲美意识形态的重要一步。因此台湾保钓运动的发展就不只局限在民主抗争与社会关怀,也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国家性质,以及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并进一步质疑台湾的反共亲美心态。如此也就产生了被西方列强侵凌的第三世界意识,并直接面对了国际冷战体制所造成的两岸分断,以及作为中国人何去何从的问题。
这种不再站在世界霸权“帝国之眼”的角度,而是站在与之抗衡的第三世界立场,在60年代就曾经以世界青年反战与民权运动的风潮传到台湾来,但钓鱼台事件却是发生在身旁的美国霸权的具现,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从较长远的历史来看,保钓运动带来的第三世界意识既是日据时期台民抗日运动的继承,也联系上中国大陆在50年代提倡的第三世界反霸立场,可说与乡土意识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认识息息相关。在民族主义论战中保钓派师生曾试图开展这个视野,却在哲学系事件中被消音,幸好数年后有夏潮杂志的出刊而得以继续发扬。
这个第三世界的人民观点是对欧美资本主义体制的现代化及国族论述的强大挑战,然而却是80年代以来台湾的民主与国族运动的浪潮最缺乏的,只保存在一些社会运动之中。钓鱼台的问题就主要被摆在国家领土主权的范围里,成了主要是中日领土与石油资源之争,而其他议题大半被忽略了,譬如周遭渔民的传统渔场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与琉球的关系(琉球是台湾最近的域外),以及对琉球作为第三世界一环的重新认识。
我们知道琉球是日本帝国海外扩张的第一个殖民地,战后到现在又被迫承担起庞大的美国军事设施,琉球人民深受其害,因此对被殖民历史有很深刻的反思,也有很强大的反战思想与反美军基地运动,并发展出强烈的第三世界意识。在作为保钓运动初衷的第三世界立场上,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琉球问题。
总之,保钓运动的第三世界立场是不能抛弃的珍贵资产,同时可能也是与台湾的社会运动加强连结的最大可能所在。
以上提出对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的几点回顾,希望能与保钓同志们切磋共勉。
2011-4-07
当年刊登在台大农经系馆屋顶上的保钓标语,上头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如此展开了台湾保钓运动的序幕。 (图/刘沅提供)
“钓鱼台简报”的封面,封面照片是华府410大游行。 (图/刘沅提供)
日本巡逻艇经常横加阻拦台湾渔民在钓鱼台海域的活动,图为保钓人士2000年1月8日无视日本武装威胁,前往钓鱼台海域声张主权。 (文/林欣志 图/刘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