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毛泽东、张国焘率领两支红军主力队伍，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的方针。张国焘甚至想以非常规的方式胁迫中央跟着他南下，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毛泽东毅然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带着红一方面军走出是非之地，踏上艰难而又光明的北上之路。
毛泽东和张国焘（摄于延安）
四方面军陷险犯难以为应援
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等的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制定的渡江计划说：“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这时，红四方面军也正在酝酿着战略转移，准备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力争两大主力红军的合拢会师。也就在此时，张国焘接到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在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时，红四方面军应该“协同作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陷险犯难，以为应援。”
张国焘从中央的来电中，判断红一方面军必定要渡江，为驰援策应红一方面军，便筹划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水流湍急，两岸多悬崖陡壁。敌军枪械精良，据险设防，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根据所得军事情报，张国焘决定由苍溪县城附近区域渡江。是日晨，一声令下，一百多条船，似箭一样驶向对岸，很快便抢占滩头阵地。然后，大队跟进，乘势扩展，迅速攻占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接着，将敌所扣押的大批船只，拖至渡口，建成一座浮桥，红四方面军胜利地渡过嘉陵江。敌军被红四方面军抄袭，不得不撤弃嘉陵江防线，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城。红四方面军控制嘉陵江上下一百里的东西沿岸。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略意图，很快便为敌人所识破：共产党的两支部队，“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从截获的电讯中可知，敌人已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红四方面军。他们在电讯中说：“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肖克的一股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于是，便采取隔离战术，重点进攻“极为猖獗”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会合于剑阁附近。剑阁梓潼地区是川陕公路的要冲，为敌人南北夹击红四方军，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全军立即向西挺进，造成南下成都，北袭陕甘的态势。敌人视线被扰乱后，红四方面军却由剑阁经青虹坝，直指江油。江油乃川北商业荟集之地，素有“小成都”之称。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获取物资补充后，又兵分两路，北夺平武，西取北川。平武已为胡宗南占领，我军则与之对峙。北川则为我军占领，以为我军西进提供顺利的路径。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于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中央政治局尤为赞赏。会议更加坚定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同时决定立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在获知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立即实施策应的计划，将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命第三十军由汶川渡岷江，经过理藩、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能够安全渡河。第九军和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藩，作为阻截敌军的北面屏障。
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后，便执行中央的指示：“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早在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便奉命率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后，徐向前又命第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部朝西南方向运动，扫清沿途之敌，攻占懋功，为红一方面军打开通道，掩护他们顺利翻越夹金山。6月12日，韩东山部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会师。6月18日，军委纵队移驻川西重镇懋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会见李先念，详细询问岷江、嘉陵江的情况。途中，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张国焘得知毛泽东到达懋功县城时，立即拍来电报，代表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表示祝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提出向西发展的意向。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再复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并希望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解决一切。”
毛泽东向张国焘致欢迎词
张国焘在接到毛泽东等电报后，便交待徐向前、陈昌浩留守茂县，自己带着多名骑兵卫士，由茂县经汶川理藩赶往懋功。他们翻越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走过杂草丛生的乱石坡，用了三天多的时间，才到达懋功县两河口镇以北的抚边村。这时，村口路旁早已张贴好红红绿绿的标语，两军会师的热烈氛围迎面扑来。6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张国焘。两支主力红军就要胜利会师了，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时刻。
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所表现出的热情、真诚的态度，也曾令张国焘为之感动，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
红一、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尤为鼓舞、振奋，他们带着钦敬的目光，看着毛、张二人边走边谈的情景，私下里猜测：“那是毛泽东！”“那是张国焘！”在两个方面军召开的联欢会上，旗帜、标语，令人眼花缭乱，口号、锣鼓，令人震耳欲聋，难得一见的白花花米饭和油滋滋肉鸡，还有名享海内外的贵州茅台酒，使人们沉浸在新年般的喜庆之中。
会师之初，张国焘便质疑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实力，他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窥知他的心理，便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显而易见，两军相比，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红一方面军都远不如红四方面军，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也正因为此，张国焘才变得自负、傲慢和斤斤计较。他甚至对毛泽东的口头禅：“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也感到刺耳和不快。
当时，已是边缘人物的李德对此印象极深，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李德的印象，在红一方面军的一名政工干部的回忆中，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证：“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像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毛泽东与张国焘已分别八年。中共“五大”后，便再也没有见面。他们相识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国焘则是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深得陈独秀、李大钊的赏识。建党初期，陈独秀代表临时中央局，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张国焘则充当南陈北李的建党联络人。中共“一大”时，张国焘是会议的主持者，毛泽东是会议的记录者。他们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张国焘的工作重点在城市。
他们分别后，张国焘短暂地参与主持过中央工作，因“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受到批评，然后，便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当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皖苏区时，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剧”的思想，已经成效显著，他所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毛泽东一直生活于基层，注重农民和农民运动，而张国焘多是活跃于党务层面，很少关注农民和从事农民运动。他们经历不同背景殊异，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若云泥。
会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藩的胡宗南部，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张国焘虽在发言中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但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且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是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藩，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具体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为便于集中指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
根据中央的决议，红一方面军离开两河口向北挺进，在接连翻越两座大雪山后，于7月初，抵达卓克基，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芦花。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来四方面军时，张国焘便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不多日，陈昌浩更将张国焘的所谓“统一指挥”挑明，致电朱德：“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张国焘，作者注）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张国焘自恃所辖军队人多势众，公然以解决“组织问题”为借口，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其率部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毛泽东在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时，详细询问敌情，分析形势，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
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团结两大主力红军的大局出发，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张国焘所提“组织问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为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决定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原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就是这样，张国焘仍然认为“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消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红军总部不得不修改战略计划，制定《夏洮战役计划》，以“形成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接着，又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中共中央为正确地分析所面临的形势，于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仍然怀疑中央的路线，并有意扩大两军之间的矛盾。他说：“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胁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毛泽东也插话道：“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毛泽东又说，有人还在坚持中央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沙窝会议通过决议，重申集中主力北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的领导和两军的团结。张国焘迫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压力，勉强同意中央的北上路线。可是，会后，他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的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非但不协同作战，向右路军靠拢，反而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张国焘致电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同时，他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他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以非常手段胁迫中央南下。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的优势，要挟中央和左右路军南下，红军已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这场意外的历史事件，使彭德怀刻骨铭心，数十年后，我们从他的回忆中，尚能体察到他当时的惴惴不安的心情：
“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向毛泽东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计。……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
“三军团北进，毛主席和我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走时，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当晚，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等磋商后，得出一致的结论：在当前的情况下，再去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他们来到红三军团驻地，和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贯彻中央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必须连夜转移红三军和军委纵队，通知红一军在原地待命。次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叶剑英率军委纵队向俄界（甘肃省迭部县）前进，与林彪的红一军会合。同时，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南下电令是“完全不适宜的。”“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连李德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还是在沙窝会议时，王稼祥便提议开展同张国焘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此时，毛泽东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张国焘迷途知返，与中央取一致的步伐。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毛泽东就南下北上之争作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首次公开中央与张国焘的路线之争。决定指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向全党公布。
同时，中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陕甘支队以新的战斗姿态，踏上艰难而又光明的北上之途。
张浩来电无疑是当头一棒
1935年9月，红军历尽艰难险阻，终于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9月20日，也就是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读到一张报纸，惊喜地发现，陕北仍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当日，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不多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务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10月中旬，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此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公开攻击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机会主义”，吹嘘其南下是“正确路线”，甚至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不久，还狂妄地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跋山涉水，穿越茫茫沙漠，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失却自由，其阴暗的心理可见一斑。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张国焘自分裂活动以来，一直遭到朱德、徐向前等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更使张国焘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张国焘的细微变化，立即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注意。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兼之大势所趋，第二“中央”已名实不副。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南下分裂主义错误彻底破产。
毛泽东认为，纠正张国焘错误的时机已经到来。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就张国焘的错误作了长篇讲话，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张国焘的“草地密电”，他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知道自己如今已成众矢之的，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固执己见是没有出路的，便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以韬光隐晦，保存自己。1938年4月，张国焘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投身国民党特务，走上一条肮脏而又卑劣的反共反革命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