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过去了，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如今还健在的，没有多少了……
（一）
我的家乡，在金沙江畔。
小的时候，学校每年清明都会组织去烈士陵园。
家乡不大，烈士陵园也不大。两座山之间的小山坳里，有一圈淡红色的围墙。一条笔直的路，直勾勾地通向最大的两座墓碑——那里，埋葬着两位红军战士。
8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两位红军随小分队垫后，后来又留下来发动百姓革命。在军阀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下，两人弹尽粮绝被俘，牺牲前受尽严刑拷打。
几个胆大的百姓偷偷收殓了他们的遗体，在一个小荒坡上草草埋葬。解放以后，一位老人指着山上的两个小土包说：“那里埋着两个红军。”
后来，政府重修了两座坟墓，立了碑，围绕着它们，修起了这座烈士陵园。
一年又一年，看护烈士陵园的大爷要给一波波孩子讲两位红军牺牲的故事。小学六年，我听了六次，人还是那些人，故事还是那些故事，一尘不变。
他们的故事本就简单得可怜，见过他们的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人也很少，他们还没来得及轰轰烈烈，就牺牲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边上。
除了坟冢，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也无所谓发掘历史。他们只是数万红军中的普通一员，大海中的一滴水。他们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我们不知道；甚至，连他们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
多少年来，我们听着他们牺牲的故事长大，却渐渐忘记了他们。
听到后来，我和同学都不再听了，眼珠子轱辘转，看蜜蜂，看蝴蝶，数坟头有几朵小花。走过了规定的程序之后，清明，其实更像是一场春游。
小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去过那座陵园。据说，它的四周现在渐渐变得繁华，有了高楼大厦，通了宽敞的马路。守陵的老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换了别人。
但墓碑还是那些墓碑，故事还是那些故事，那座陵园，一尘不变。
（二）
历史是会落上尘埃的。
后来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听那些不算故事的故事。
这或许是一个年轻人对于历史最初识的怀疑和否定吧。就像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吐槽的：人是要向前看的，去他的唐宋元明清！
所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同学中没有人选择历史系，哪怕是被调剂。读历史，你让我将来去干嘛呢？
是的，不管给年轻人讲多少大道理，历史就是这么尴尬。
突然有一天，我曾经念过的那所省重点高中，让一位历史老师当了校长。许多同学都愣了：你让数理化的脸往哪放呢？但大家又不得不承认：那是个深得老师同学喜欢的人。
尴尬的还有我。当我因为工作需要写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和昔日的一些学霸同学讨论起这个话题，许多人瞪大了眼睛：哈哈，你现在就干这个啊？你不是当兵的吗？
好吧，我无法解释——毕竟，如果他们认为部队就是高科技和信息化，那也挺好。
可我现在确实在干“这个”——无数个夜晚，办公楼灯火通明，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80后、90后埋首故纸堆中，用他们所能用的新潮而现代的方式，还原着80年前的长征历史。
他们，许多刚刚走出校门，从未接触过真正的历史研究。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许多人不知道大渡河、金沙江、泸定桥有何关联和区别，许多人不知道红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不是这个问题多么复杂，而是长久以来，许多人和我一样，不知道那段遥远的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弄懂它。
直到那一天，一个90后女孩熬了几天后，剪出了她的第一个长征短片。她怯生生地找来几个同事，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看，还行吗？”
看完短片的同事红了眼眶，许久没有人说一句话。大约隔了一分钟，一个平时挺爱开玩笑的家伙，突然严肃地说：“我现在觉得，我们做的事，挺有意义的。”
（三）
眼泪，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一名叫陆昶全的大学生，曾从福建宁化出发重走长征路。当地人问他，你知道宁化也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吗？他回答不知道。对方的回答让他震撼：“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从这里出发的红军基本都牺牲了。”
那一天，他突然觉得迈出的每一步都很沉很沉。走到湘江边，大多数宁化红军的牺牲地，他和同行的人主动买了白酒，洒江祭奠。
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哭了，因为长征。
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做着无关风月的事，把有关这个民族的记忆碎片拾起。有时候，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人们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
几年前，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年轻人，一路参观长征遗迹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参观的人并不多。有一次，巨大的博物馆里只有寥寥两个人，一位退役老兵带着孙女，孙女心不在焉，耳朵上始终挂着耳机。
2006年，警察夏桂林跟随央视重走长征路。251天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夏桂林胡子拉茬、白发苍苍，连家人都不敢相认。妻子从电视上看到丈夫出发前的一头黑发全白了，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老夏，快回来吧，不要再走了。”
2014年，深圳一家公司负责人左力决定暂停自己的工作，独自重走长征路。更多的人问他，究竟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事和你有关系吗？他想起自己采访老兵，他们想说却形容不出，只是紧紧咬着牙关的神情。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寻找精神力量”。有朋友却甩给他一句话：你有病吧？
……
如果要罗列，重走长征路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青葱少年，他们的故事不尽相同，他们选择重走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可与中国人13亿多的庞大数目相比，重走者的数量又显得微不足道。
但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更多的人才在一次次疑问中渐渐发现：原来，80多年前那些翻山越岭的人，还在影响着这个时代。他们就像一个又一个连接点，对接着过去，提醒着人们——生命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除了衣食住行和功名利禄，我们也应当停下来想想诗和远方。
重走者，未必能影响很多人，但他们一定能影响一些人。
10年前，军旅作家王树增写了《长征》。写作之初，同行曾经多次问他：有那么多挣钱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你写《长征》，有人买吗？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没人买，那你写它干什么？你也拿不到版税。
当时，王树增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你写卖不出去，我写就能卖出去。”这部书后来很畅销。回首往事，王树增却不狂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读者不是爱我，而是爱我们这个民族。”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星空。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失忆，是一种大不幸。
（四）
长征途中，担任师长的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他挺到了战斗结束，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
在一个小村子里的打麦场上，卫生员抬了个大凳子，用绳子把贺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踩着贺炳炎的身子，用锯木头的锯子为他截了肢。
在场的贺龙从凳子底下的一摊脓血里扒拉出一些东西。后来做战斗动员时，贺龙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说：“同志们，这里面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
就像贺龙捧回的那几块骨头渣，历史里，藏着我们的根和魂。
我们这支队伍，曾不只一次次接近“石达开式的覆灭”，却没有人认为革命的火焰会熄灭。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就像家乡埋葬着的两位垫后的无名红军，突然间产生了再去看一看他们的冲动。
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长征中，垫后往往是最危险的任务。强渡湘江时，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4师，整整一个师没能渡过湘江，牺牲殆尽。34师最后一次师党委会的记录上只有两条：第一，把所有的电报和机密文件烧掉；第二，如果谁还能活着出去，3个月以后井冈山上再见。
总要有人向前冲，也总要有人去垫后。历史，让我们懂得尊重。
在埋首长征故纸堆中的日日夜夜，我和我年轻的同事无数次被这种濒临死亡时的坚强所震撼。越接近真实，眼泪就越难以止住。
这种震撼，甚至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
埃德加·斯诺所说：“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
1985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成为畅销书。从1972年向周总理提出要写长征，他用了13年探求长征背后的故事。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2000年世纪之交，美国《时代》周刊邀请了全球几十位顶级专家，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评选的标准是：入选的事件必须深刻影响人类进程。
结果，中国有三件事入选。第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
美国，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它的每一位伟人，几乎都被拍成过好莱坞大片，它所经历的每一场重要战役，几乎都是本国经久不衰的文艺创作题材。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阵亡将士公墓，公园里矗立着一座又一座英雄的雕塑。它在不断宣扬真实英雄的同时，也在不断虚构着能力各异的超级英雄。
2013年，美国人潘亚当骑着摩托车重走了长征路，路上他一次次被问起原因，他回答：“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其实，美国人真正感兴趣的，是那群衣裳褴褛的人在超自然的极限条件下迸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不用否认，长征是一场突围，是失败后在没路的地方找路的无奈之举。正因此，人们才习惯于用“奇迹”二字形容长征。
长征，历史是表，精神是核。有人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好比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也不能没有灵魂。国家也一样，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今天的人们，无需再去啃树皮、吃野菜，无需再徒步两万五千里。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依然是荆棘与鲜花并存。要前进，每一步都可能碰壁，每一步都可能流血。长征，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往小了说，就是一个人决不向困难低头的气概。
回望长征路，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
（五）
一位作家曾讲过一个关于“沙漠玫瑰”的故事。
“沙漠玫瑰”并不是玫瑰，而是一种地衣，拿在手里，它是一蓬枯萎的干草，很难看。但把它泡在水里，几天之后，它就会复活。
一次，这位作家收到了朋友赠与的“沙漠玫瑰”，将它泡在了清水中，翘首以盼。每一天，“沙漠玫瑰”都会一点点舒长，吐出一些新绿。到第八天的时候，“沙漠玫瑰”已经完全复活，变成了一蓬绿色的地衣。见证了整个过程的作家欣喜若狂，而前来做客的邻居却不明就里：不就是把杂草吗？
作家说：这八天，就是历史。
如果割断了“沙漠玫瑰”一点点复活生长的八天，单纯看待当下，就会如邻居所见的一样，看到的不过是一把活着的杂草。然而，如果见证了这八天里生命复苏的轨迹，就会觉得它的美丽更胜玫瑰一筹。
历史里，藏着辩证法。不理解苦难，就难以理解辉煌。而现实中的人们，常常是站在苦难与辉煌之间。
今天，人们总是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人嗔怪：你中国，怎么会这么不堪？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看问题的角度却可以不同。只看到了中国的种种问题，而否定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今天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历程，不正如看待那株“沙漠玫瑰”的不同眼光吗？
只有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从能够懂得，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现在这样的道路，未来又将去向何方，才才能够发自内心的把“你中国”变成“我的祖国”。19世纪法国学者勒南在他的著作《何谓国家》中曾写过：“国家指的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起取得了伟大成就，并且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创造同样伟大的未来。”
我们，延续着他们的希望。
在遵义有一处烈士陵园，许多红军连名字都没留下，夏桂林抚摸着墓碑，泪如涌泉。一名女中学生看到哭成泪人的他，静静地陪坐在他身边。夏桂林对她说：“我以后可能再也来不了这儿了，你以后能不能代我常来看看他们，献一支花或者只鞠一个躬……”
左立重走长征路，在路上几个月后，对他的质疑渐渐没了。他的坚持，开始成为朋友中的美谈，有人钦佩他的勇气，有人赞赏他的态度，有人开始从之前的反对和不屑，转而信服他的观点。回到深圳，他被很多单位请去做讲座。
在山区路上，警察设卡检查，得知左力在“长征”，一起竖起了大拇指；他借宿老乡家，对方得知“长征”，很多时候连借宿吃饭的钱都不要了；在四川抚边乡，房主大妈在左力出发前，硬是把干粮塞进了背包，大声说：“饱饱地找红军呐！”
长征，其实从未远去。
（六）
历史昭示未来。
长征过草地时，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食物，只能吃野菜。当时，红军大部分来自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不熟悉草地的植被，误食中毒的人很多。
于是，红军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试吃小组。这些人吃了某种草后，只要他们不过敏，没有死掉，就证明这种草可以吃。
要参加试吃小组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员。
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总在说，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掉了从哪里来，往往就会忘掉到哪里去。
今天，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复兴，更接近实现中国梦。改革步入深水区，我们还有没有“试吃小组”那样的趟路勇气和精神？还能不能闯过改革面前的“雪山”和“草地”？
沿途的风景在变，路上的坎坷在变，不变的，唯有人的决心和意志。
1935年2月26日那天，红军得到了一条战斗动员令——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这条发布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动员令，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进了书中。
中国自古以来有千万种路。一地马铃声的茶马古道，记载着大国气象的丝绸之路，战火纷飞的秦汉栈道……而80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将中国西部最激越的河流，最巍峨的高山和最广袤的草原串连起来，趟出了中国走向近现代文明的独立之路、复兴之路。
雪峰依旧，铁索犹寒。习主席说，长征永远在路上。
今天，在新一轮改革面前，我们又将是探路者。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我们每一个人，也当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