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才一年，就面临着一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及他的小伙伴们一场面对面的较量。

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不说百废待举，一贫如洗的物质状况，就说人心。

1，真心认同，拥护新中国。

2，对新中国刻骨仇恨，对内使用暴力，对外勾连密谋

3，观望，脚踩两只船。

“抗美援朝”战争正好为凝聚人心提供了绝佳机会，令一个新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得到了最大多数人的认同和归属感。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打醒了高高在上的西方人，洗刷那一代国人心中被列强带来的百年屈辱，历史会公正地证明这一点。

从国内看，通过抗美援朝运动肃清了国内隐藏的外国势力及潜在的带路党们。

同时，“抗美援朝”运动，又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并称为三大运动，互有关联。

外国势力主要是指国民党时期留下未走的：教会，医院，教育机构，慈善机构等。

要清除这些没有正当理由是很难的，明知他们是听谁指挥的，但要动手清理，没有理由。

这些东西是有形的，实实在在存在于各大城市中的，他们中有间谍，有特务，又能培养出大量的带路党，第五纵队。

外资企业，这个基本不用赶，要走的走，要留的留，不强迫。最难搞的是教会，医院，慈善三位一体性质的机构。

这种机构在很多城市大量存在，受外国控制，包括管理人员的任免也是由国外派人任职。

那么如何去击破这些保垒呢？从一起刑事案说起。

南京教会儿童院杀婴案

新中国，有许许多多原国民党时代公务员留了下来，继续他们的工作（没有血债的技术官僚），司法系统旧公职人员占了23%以上，旧警察比例也很高。当时对旧军警（微信号：HSYGLGJ）还是能用则用，他们有丰富的地方治安经验。

他们也是普通人，改造好，教育好，同样能为新中国的社会治安作出贡献。

南京的案子发生在1950年的5月，起初这不是一个大案，是一起伤亡纠纷。

5月初，在报社上班的柳编辑接到一通电话，他两岁大的女儿出事了，在圣心儿童院（教会办的，功能很多，如幼稚园，收养收，医院等）被开水烫伤。他赶紧叫上在另一处上班的妻子，一路狂奔到了儿童院。但不幸的是，小女孩第二天就没了。

小女孩受如此严重的烫伤，到底是谁的责任，南京市民会有自已的判断，在社会问责声中，儿童院的外藉修女，负责人兰义德（爱尔兰）修女华德安（法国）把事情归结于小孩贪玩，而对自身责任轻描淡写。

柳先生无法接受这种解释，向新成立的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儿童院则一口咬定，女孩致死主因是肺炎，以沉默对应法院。

南京法院相当慎重，由南京大学法医科，卫生局，和中央派来的专家共11家单位共同鉴定。最后结论：女孩死于大面积烫伤引起的伤口感染致死，并且肺部无病征。

这份报告出来，儿童院还是极力辨解，反复强调自己是爱心机构，国民党时代她们已经习惯用爱心来挡开一切质疑。

南京修女们共同发表了一份《告南京市民书》，强调小女孩的死因就是肺炎，这种舆论绑架引起了社会更大的反感。

南京的国民党老警员，则提出另一种看法，以前很多小孩死得不明不白，但又不能进去查。现在不如借此机会重启旧案调查，党委批准了这个请示。

得到同意后，新老警员化妆进入了这家儿童院，这样案子就大了。

儿童院是30年代爱尔兰修女玛葛在宁海路租下一个房子，创办幼稚园，后来扩大为圣心儿童院。1944年，玛葛调离南京，阿根廷修女热玛接任院长。

1948年春，国共内战尾声时，儿童院迁入广州路新址，部门大大增多，机构扩大。同年9月阿根廷修女离任，爱尔兰修女任院长。

院内在国民党时期一般人根本不让进。除了拥有房产，她们还圈地种菜，养奶牛。每领养一个孤儿，要拿政府一笔钱，再签一份“申请书”，谁送谁申请，申请书就是生死契，这孩子死活，外人无权过问。

但国民党时期，警察就对这儿童院有疑心，觉得很多孩子已经死了，而不是修女说的送到外地。

到了新中国，他们办案的机会来了。

第一站：南京青岛路乱坟岗。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员在夜间打开了一些坟穴，不断发现幼儿尸骨，案情重大，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尸骨就是儿童堂扔到这里来的。

第二站，菜园

乱坟岗的发现，让大家有了些眉目，但儿童院内的卧底还是没有消息。于是，国民党警员的手段就用上了，恐吓。新公安那时真的很嫩。

恐吓谁呢，儿童院杂役张王氏。一吓唬，张王氏就全招了，小孩不是她害死的，解放前的确是她从院里抱出去扔的，也记不得扔了多少。

再问死孩子从哪里抱出来，张王氏答是从杂货间边上小黑屋里抱出的。那小黑屋全是死孩子，三，四，五六岁的最多。小孩全是裸体的，衣服得扒了，还能用。修女抱到小黑屋，再让张王氏去扔。

找到那间小黑屋不是很难，但进到内院查还是阻力很大，这种教会儿童院的背后是原来目空一切的外国势力，仿佛是个国中之国。

外交方面的考虑和压力下，警方采取了先取证后强制的策略。

在小黑屋内，便衣们一无所获。是张王氏的口供出了问题，还是有人走露了风声，使得儿童院转移了这些小孩尸首？

通过外围排查，锁定了一位顾姓社会贤达在通风报信，此人社会声望很高，新市府有的会议也经常请他参加旁听，提意见。

带到公安局，顾某从头到尾招了。但尸首转移到哪里？他真不知道。

警员最终在菜园挖到了这些小孩遗骨共120具左右。有的遗骨上还有绳索，警方认为，之所以要捆上，说明能动，那就是活埋了。

1951年宣判后，修女有判了刑的，有赶出中国的，毕竟很多坏事是她们前任及幕后得益者干的。

这跟抗美援朝的大局有什么关系呢?

此案并非个案，它关系到各种披着宗教外衣，反华反党势力一手遮天的危性性，这是一个整顿的契机，让人民认识那些人的真面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七月就开始对基督教教会进行整顿，吴耀宗等人号召开展“三自”革新运动，要教会切断与外国的一切关系。

九月，全国基督教委员会成立，中国基督教徒发表联合爱国宣言。

神学家赵紫宸于10月3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发文：“万一将来不幸而有战争，我敢信中国的基督教是绝对不受外诱的，动摇的，完全与自己的政权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去克服困难的。”

二十天后，中国出兵朝鲜。

从那时起，得罪人的事情，第一代人都替后人做了，否则，宗教势力很难被压下来，基督教，天主教整顿了，其它的，更不在话下。他们必须明白，无论什么教，你首先得是一个中国人。

教会的非法财产被没收，学校（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被改组，医院（北京协和，湖南湘雅最有名）被整合。

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1950年国庆，就破获了“炮击天安门”阴谋。说白了就是恐怖事件，当然，美国策划的就不能叫恐怖事件。

案情就不细说了，网上也有不少。主要参于者为：

李安东：意大利人，原法西斯成员，后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吸收，专门在中国搞恐怖事件，而且要搞大的。

山口隆一：中文名字叫刘逸（日谍，美谍，国民党间谍）

马迪儒：意大利人，1925年奉“罗马教廷”之命来中国，北平解放前夕，以“梵帝冈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平代表”的身份来到北平（美国间谍）

还有法国人魏智，意大利人哲立；中国任宝世公司北平代理人德国人甘斯纳，以及中国人马新清，他们共同特点都受美国情报系统控制。

这是山口隆一画的草图，打算用迫击炮在国庆当天搞事情。

除了对这些坏人毫不留情的打击后，“抗美援朝”运动主要是要在群众心中破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

另一方面，1951年3月，由国内艺术家组成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鼓励战士，并创作出最能震撼人心，最易广为传播的作品。

相声艺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像侯宝林，小蘑菇都去过朝鲜前线，小蘑菇牺牲在朝鲜，在天津出殡时，万人空巷，全市游行。

慰问团回来，先在沈阳，北京，天津作报告，然后再向全国开展，确保让“抗美援朝”英雄事迹，伟大意义，家喻户晓，鼓励人民支援前线，贡献人力物力，结合自己的岗位，求得个人、团体和全家的爱国公约数，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

特别是疆藏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团回国后，还要兵分数路，有的登上高原，有的沿着天山脚下，经阜康、奇台、木垒河、镇西，到哈密；由哈密西行经鄯善、鲁克沁、吐鲁番、托克逊再回迪化（乌鲁木齐）；直到最南部的和阗。

恩威并重，以诚相待。所到之处，少数民族再也不是以前对国民党那种躲逃怕，而是出迎五里，宰牛杀羊，慰问团走时，还要捐赠金银。

还有诉苦大会这类就不说了。

这种爱国主义洗礼，可以想像当时是花了多少的力气和功夫，让这些迷信无知的边远少民，明白谁才是他们真正的大神，庇护者。

国内抗美援朝运动是成功的，它达到了加强国防的军事目的，破除了美军神话；清算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

最后，它广泛地唤醒了人民爱国心理，稳定了政权，在国际上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