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伏牛石
延安整风运动进行过程中，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对建党二十多年来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客观严格公允实事求是的分析评定与权威性结论，以便促使全党进一步总结传承历史经验，吸取殷鉴历史教训，更好带领全中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打下坚实基础。正是立足此这一着眼点，才有了党的七大上那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诞生。
毛主席是一位极善于把握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伟大战略家，也是一位最善于从时代与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的高度审时度势的卓越领导人。他总是务实而机智地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不断努力地把自己率领的政党改造成具有明确奋斗目标的组织纪律严谨有序的绝不重复二遍错误的具有极强创新活力与战斗力的伟大的政党。
可以说，没有毛主席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就难以很快克服自身积淀已久的种种错误弊端，就不能敏锐捕捉与把握住历史带给中国共产党人稍纵即逝的机遇，就不能把全党从幼稚盲动的混沌境地带入到成熟严密井井有条又机敏善变的兴旺发达局面之中，当然也就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的巧妙机智与敌伪顽之间进行斗争的策略，更没有在抗战后期我党武装力量的逐步发展那壮大和我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如果都没有了，一切都按照王明倡导的那一套“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义路线行事，那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历史定位充其量会像欧美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一样，逐渐迷失革命目标，逐步失去斗争活力，慢慢销毁革命意志，直至最终彻底终丢失革命目标，沦为无所作为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一个只能够做做陪衬的在野党而已。
毛主席执掌中国革命领导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内也曾经有过几任领导者。这几任领导者中的绝大多数，在严格意义上说都算得是忠贞无私的伟大共产主义者。就连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来说，也不能一言以蔽之地把他归类为非共产主义者行列。这些领导人中，除了那个背叛革命事业的向忠发之外，其他领导人如果不是因为其能力水平与智慧不足以担当重任外，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是铁骨铮铮首屈一指的坚强共产党人。但历史有时候是很公正的，既然你担当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就意味着你多了一份使命与责任。责任与付出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的能力与所所担当的职务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你能把肩负的职责挥洒得完全合乎政党使命所需，并且把自己领导下的政党打造得风生水起兴旺发达，那你就会因自己的付出换取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巨大荣誉与声望，你可能因此会留名青史，为后世之人世代传颂。反之，你的能力智慧，你的责任感使命感乃至道德人品不能胜任你所担任的职务，或者因为你的连续失误给组织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导致你和你的同志所敬仰的事业频遭重创直至彻底销毁，那你就会成为政党的罪人，不仅要受到你的同志的抛弃、责问与批评，你更有可能在历史史册上留下难以抹去的遗憾、羞愧乃至耻辱。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马列主义在中国够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同时代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巨大作用。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前几届的中央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与发展做出过较大努力。可由于他不熟知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状，不懂得共产党人要想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应该采取的必要斗争手段与策略，一味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由于一点也不思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只靠和风细雨似的舆论斗争，只靠跟在国民党后面敲敲边鼓，致使他的宏大的革命理想无形中就成了空中楼阁，他本人也就不自觉地就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旦手握武装力量的国民党内日渐坐大的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依靠手中的枪杆子大肆而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时候，稚嫩而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只有被动挨打由地上转入地下的份儿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使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教训尤为惨痛。后来的著名大八七会议上，当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时，不啻为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注入了一注清醒剂，武装革命的议题首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日程上。这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暴动。中共产党人从此拉开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序幕。陈独秀那样的革命启蒙者，公论其才华能力，也只能做革命的鼓动者最为恰切。如果让他领导本党开创夺取政权的道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很不合适的，他也是力不堪任的。
随后的瞿秋白李立三都曾经短时间主持过中央领导工作，此二人恐怕没有谁会怀疑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贞无二程度。
尤其是瞿秋白，才学过人，风流儒雅，潇洒倜傥，在中共党内，他是唯一与鲁迅先生相识相交并被先生视为人生唯一知己者。他的文学造诣，在党内首屈一指;他的革命经历，在党内卓尔不凡;他的综合水平，几乎兼具多方面资质;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尤其是他的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几乎演化成了最完美的革命者殒身自己崇高理想的人间佳话。在八七会议上，以他为主的党中央彻底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然而不幸的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急于求成的左倾盲动主义，不顾及中国国情实际的天真幼稚的革命幻想主义，把他推向了拔苗助长一般的革命狂热境地。他的急躁与轻浮，他的缺乏一个革命掌舵者应有的能力与素质，不仅构成了他人生的悲剧，也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同样，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那段时间里，革命的狂热情绪更是武断而高涨，他一度把中国革命看得和苏联十月革命一样简单直白，他时刻都在幻想着革命大业一朝可成。他的力主红军攻占大城市策略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幼稚与盲动举措，比瞿秋白更进一步。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很快赤化全中国，是他最迫切并认为是立马可以实现的愿望。他一点也不顾及红军的力量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在他看来，似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马上就应者云集的孩童游戏。他一点也不知道，最接地气的毛泽东朱德他们在井冈山那边是如何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在积聚着革命的力量，是如何在一寸一寸地在艰难拓展着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红色根据地。他一再武断命令苏区红军要攻打大城市，要尽快取得他期望中的那个巨大而全面胜利。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令，使根据地的红色武装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实与未来，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星火燎原道理，全靠自己在大上海亭子间里幻想出的革命步骤，不顾实际地瞎指挥，导致了苏区红军一而再的失利。
瞿李二人所犯错误，虽然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为此抹杀他们的立下的革命业绩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瞿秋白被博古他们强行留在苏区后，不幸被敌人逮捕，最后慷慨赴难，气薄云天;李立三后来依然被选为中委委员，继续在革命需要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尽着自己应有的忠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册上，此二人永远都是熠熠生辉的人物。
纯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过渡式领导人的向忠发，虽出身工人阶级，却没有完全彻底的共产主义信念。在他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几年里，党的主要工作皆由周恩来李立三组织实施。他贪图腐化，生活奢靡，失去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纪律性与高度原则性。他迟延中央指示，因与自己的情人会面而延误了奔赴苏区的时间，以致被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逮捕。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只有他和顾顺章二人一经被敌人逮捕立即叛变自首，这实在是中共产党人革命队伍中的奇耻大辱。可悲的是，向忠发叛变投敌并未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在他自首之后，国民党便发现了他身上并没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很快就将其处死。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怒斥向忠发是气节不如妓女的人。向忠发、顾顺章这类担任党内高级领导职务的人背叛革命事业的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其惨痛而深刻的。它起码告诉人们，在革命队伍里，既不能看一个人的出身如何，也不能看一个人的职务高低，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信念并不因为这些客观条件而决定着什么或能够说明什么。在党内领导职务最高的总书记向忠发，也可能成为革命的叛徒;学问能力都可圈可点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也可能叛变革命甚至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中共中央到了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具体负责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已经渐成规模。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仅有了自己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红色根据地。那时的苏区革命事业史是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可惜的是年轻的博古和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那时候已经难以在大上海容身，他们不得不屈身到苏区与具体的革命斗争发生触碰与契合了。严格说，党的领导核心移居根据地，会对革命的整体工作大有裨益。可博古等人依然未能走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教条主义误区，仍在继续着他的前任们不顾中国国情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尤为可恨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作为衡量苏区领导人的标尺，蛮横武断地指责毛泽东是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无知地指责嘲笑毛泽东具有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他们寻找种种理由与借口逐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致使势头正旺的苏区革命事业陷入极度危难之中。
博古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都是顽固而教条的革命领导人，他们一点也不考虑自己的力量和中国的国情实际，一味追求所谓的革命大手笔，希望通过与敌人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死打硬拼来彰显所谓的革命豪气，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的单纯盲动和瞿秋白李立三一样，同样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当第五次反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错误战术思想指导下，使数量和装备都远远落后于敌人的红军在阵地战中遭受重大伤亡。苏区根据地在敌人的连续进攻中日渐萎缩难以立足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们几乎束手无策，只得实施漫无目标的战略大转移。谁都清楚这样的战略大会转移，就是无奈之下的战略大溃逃。只因我们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及时得到了蒋介石即将对根据地实施彻底围剿的铁桶计划，才没有出现仓促退却时的忙乱与无序，能够稳健有序地突破了敌人设置的最初两道防线，一路向西突围。
由于缺乏战略转移所必备的思想准备和基本常识，博古他们把这次事关红军生死的大转移当做大搬家，几乎把所有的笨重家什都携带上了，致使红军的行军速度受到严重迟滞，每天的行程只有十几里二十几里，一次又一次失去了突出重围的良机。
湘江战役之后，面对损失过半的红军队伍，所有的红军将士和中共领导核心层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大家都在极度疲惫与悲伤之中拷问着红军接连失败的原因。这才有了遵义会上毛泽东的再次出山，有了他重新拥有军事参与权和指挥决策权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但是革命的征途似乎天生注定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突破千难万险终于与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自恃力量强大的张国焘却大搞山头主义。他违背党指挥枪的宗旨，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威胁党中央，不仅要官要权，甚至还要取党中央领导权而代之。他抵触中央北上陕甘的正确路线，在步步夺权的路途上逐渐膨胀自己的政治野心，最后终于演化成独自带领四方面军南下，并于卓木碉另立中央，公然搞分裂活动的悲剧。一生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面对千难万险都能时刻保持从容镇定本色的举重若轻的毛泽东，唯独把张国焘的这次分裂活动看得最严重。他在六十年代初期曾对来访的美国友人斯诺说，那一时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可见，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对当时的党中央和全体红军将士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震动之大是难以言说的，它充分暴露了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毛泽更是深刻认识到，这种山头主义、门阀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消除，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将是巨大而不可挽回的。发生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延安整风运动产生的动因，不能不说在很大成分上是源于张国焘分裂活动带给全党的深刻历史教训。
遵义会议虽然基本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但党内存在的各种是是非非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整治与解决。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受国际国内大气候大环境的影响，党内的思想远未得到完全统一。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我党我军应开展灵活山地游击战争的主张并未得到党内许多主要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一度占了上风。那一时间，连毛泽东自己后来都说感到很孤独。真正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是西安事变之后。面对血的教训，党内许多人才逐步认识到毛泽东所具有的高度预见能力和正确无比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才得以完全确立。
实话说，无论从建党方面理论还是从建军方面理论上讲，没有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发展壮大的机会与可能，人民军队就不可能顺利走上规范整肃之路，更不能确立下绝对听党指挥的本质属性，中国革命可能会在很早就已经陷入谷底甚至走向毁灭。
只要粗略梳理一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脉络，我们的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逐步发展壮大，几乎没有一刻离得了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与正确领导。无论内政外交，毛泽东总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俯视一切，胸纳天地，气吞万物，敏锐洞察瞬息万变的时代风云，及时准确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正确路线方针，使革命的航船沿着便捷顺利便捷的航线一路顺风地向前迈进。
毛泽东不仅善于立足高端巧于布局现实与未来，更善于总结既往历史，积累并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及时彻底地记取曾经的失误与教训。萌发于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基于这种原因与目的。如果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彻底清除，就等于再放纵许许多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行为继续蛀蚀党和革命事业的肌体，革命大业随时都会销毁在这些大小蚁穴上。把党既往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的功过是非给予客观公允科学的评定，不仅是党必须的责任，更是党鉴往知来，健康发展的重要职责。
毛泽东做任何事情都是客观的深入的，对任何问题的处理都是认真的负责的。在草拟历史决议的几年里，毛泽东不仅不断过问，还反复主持政治局会议组织大家认真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从来不搞一言堂，从来不带丝毫个人恩怨，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从来都是经过三番五次的反复研讨，最后在取得广泛一致前提下，才以党的正式文件下发。只要看看毛泽东年谱，你就会知道毛泽东的民主是无时不在的，是认认真真的，是实事求是的，是集思广益的。在他身上绝无主观独断，绝无自以为是，绝无轻信盲从，绝无无中生有，绝无挟私报复，绝无一己私利。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对党的历史高度负责，他对党内历次路线此案斗争中每个人的功过是非高度负责，他对党在每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和犯下的错误高度负责。在毛泽东的词典里，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所有同志的高度负责任高于一切。他宽容无私，豁达大度;他包容天地，无私无畏;他才华绝伦，至纯至美。
在他亲自倡导并指导下的历史决议最终定稿以后，他依然很客观公允地这样说道：决议是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段谈话，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搞历史决议的终极目的不是对谁秋后算账，更不是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其目的只有一个，达到纠错团结之目的。
在谈到决议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毛泽东的话，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的声望，绝不是讳疾忌医，绝不是文过饰非。这是特殊时期革命事业的特殊需要。其实，那时候的毛泽东，哪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与错误?他说这些话，是他一贯虚怀如谷风范的表现，决不是他确实有了明显的过错而不愿意把这些过错写进决议。
党的历史决议只有不掺杂任何私情私心，只有不为了达到一种自我需要的目的而定，它就具备金科玉律般的价值，就能成为后人可资借鉴的文献史料，就具备公评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果有谁把党的历史决议变作自己挟私报复的载体，挥洒主观武断的平台，那就起不到应有的积极作用，甚至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后患无穷的持续灾难。
诞生于炮火连天抗日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及时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史，更客观公论了其中的所取得的成就与犯下的诸多失误。它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更是启示后人尽忠革命事业的至贵法宝，对后来的革命事业起到了极好的警示与鉴戒作用，至今仍难掩其灼灼照人的光彩。
201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