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走出的三位独臂将军
梅兴无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军中，有10位独臂将军。其中有3位是在长征中痛失手臂的，巧合的是他们还都来自同一支部队——红二方面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晏福生。长征中的战火使他们的躯体不再健全，长征的熔炉却把他们淬炼成驰骋沙场的独臂将军。诚如余秋里回顾长征时所言：“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鼓舞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炼，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经过长征，我更加坚信，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
贺炳炎：臂骨被贺龙装进了衣袋里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长征前，总部将鄂川边、龙桑、龙山3个独立团整编为红二军团五师，调二军团六师十八团团长贺炳炎担任师长。五师是新组建的部队，贺炳炎找到他的搭档、十八团政委余秋里要了一些骨干就到五师上任了。
1935年11月19日，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突破敌澧水、沅江防线，南下湘中，向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12月22日，红军进至湖南绥宁县瓦屋塘地区，敌陶广纵队的六十二师占据东山要隘，企图扼住红军西进的咽喉。贺龙把夺取东山的任务交给了贺炳炎，特别交代：“东山关系整个部队的存亡。你务必把它拿下，杀开一条血路来!”
这是五师组建后打的第一个硬仗。其所属两个团从未打过如此激烈的攻坚战，一连几次冲锋受阻，部队伤亡较大，十三团团长刘汉卿牺牲，十五团参谋长王尚荣受伤被抬下火线。贺炳炎急了，带了两个警卫员冲到十五团阵地。贺炳炎问团长李文清有没有火力强的武器，李文清说还有几挺冲锋枪。贺炳炎命令全部拿来，组织敢死队。他不顾李文清的劝阻，亲自带领敢死队向山头匍匐前进。在距敌不到100米时，他霍地站起大吼一声：“同志们，给我打！”随即端起枪朝敌军猛烈扫射。见师长冲锋在前，战士们勇气倍增，冲锋枪、步枪子弹泼水般向敌人扫过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打懵了，丢下阵地四下逃窜，十五团拿下东山，为主力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可不幸的是，贺炳炎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愉悦，右臂即被敌人的一颗达姆弹（俗称开花弹）击中，骨头和肌肉被炸烂，血流如注，手臂如一条丝瓜一般吊着，无力地摇荡着，他矮壮的身躯轰然倒下。
闻报贺炳炎身负重伤，贺龙打马赶来。卫生部长贺彪向他报告，为保住贺炳炎的性命，只有锯掉右臂。贺龙诘问贺彪：“你知道他这只手臂有多重要吗？”贺彪坚持说：“再重要也没有命重要。”贺龙咬了咬牙：“锯吧。”
贺炳炎被抬到一座破庙里，放在一张门板上，用绳子缚住其身，准备手术。贺炳炎这时苏醒过来，一听说要锯掉右臂，大怒：“谁锯我的膀子我就跟谁拼命！”贺龙走过来说：“你跟谁拼命？你要膀子还是要命？有命在，‘一把手’照样干革命、打胜仗！”一颗泪珠从贺炳炎眼角冒出来：“那就锯吧……”
没有手术器械，就从老乡那里借来一把木工锯子和钢锉，放进一锅烧开的水里消毒。没有麻药，贺彪拿出一块毛巾让贺炳炎咬着。贺彪用木工锯子锯断臂骨，又用钢锉把骨头创面锉圆，再仔细缝合。手术的疼痛使贺炳炎几次昏厥过去，嘴里那块毛巾都咬烂了，血水和汗水不断地淌下来，染红了身下的门板。
贺彪把锯下的一片骨头交给贺龙，贺龙凝视骨头良久无语，默默地用红绸布包好装进衣袋里。长征路上，贺龙多次拿出骨头，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这是党的儿子的骨头啊！”
贺炳炎躺在担架上随部队转移，伤口剧烈疼痛难以忍受，又没有镇痛药，贺彪只好给他服用吗啡止痛，有时一天要用十几次。贺龙担心地说，用这么多吗啡日后人还有用吗？躺在隔壁的贺炳炎听见了，一把抓过吗啡药瓶摔得粉碎，自此绝不再用。伤口疼痛起来，他便咬着布巾强忍。
6天后，贺炳炎就迫不及待地从担架上下来，开始自己走路、骑马，开始用左手练枪、练刀，他还学着用一只手打草鞋，另一只手的活用牙替代，后来他的门牙被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贺炳炎受了那么重的伤，还是同战友们一样涉过鸭池河，迂回乌蒙山，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7月5日，党中央电令：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贺炳炎调任主力师——二军团第六师师长。
二方面军过草地时，六师担任全军后卫。他们是最后经过草地的红军，草地上能吃的东西几乎被前面的部队吃光。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亲自遍尝野菜，辨出无毒野菜，以供战士充饥。六师沿途收容的伤病员很多，贺炳炎常用自己的骡子驮运伤病员，而他以独臂牵着缰绳，徒步跋涉在泥泞的草地上，见者无不动容。快走出草地时，贺炳炎带骑兵班折返接应掉队人员。后卫连战士因数天断粮，坐在地上不能动了，贺炳炎拿出仅剩的一点炒面给他们。当他们知道这是师长吃野菜、咽草根省下的，谁也不肯要。贺炳炎发了脾气：“不吃不行，这是命令！”大家这才含泪收下。他又令骑兵班的骡马驮着拉着后卫连战士走出了草地。
10月22日，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一带，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抗战时期，贺炳炎先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副旅长，江汉军区司令员，率部艰苦转战，屡建奇功。1945年4月，贺炳炎参加党的七大，举起左手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握住他的左手说：“你是独臂将军，免礼！”
其后，贺炳炎担任西北野战军一纵司令员、第一军首任军长、成都军区首任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二军团老部队中唯一的一位上将。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贺炳炎11次负伤，16处中弹。1960年7月1日，他那伤痕累累的身躯不堪病魔的折磨，终于在成都倒下，年仅47岁。7月5日，数万军民冒雨为他送行。贺龙元帅亲笔书写挽联：“卓越功勋传千秋，革命精神永长存。”
余秋里：左臂换回一位中将的生命
贺炳炎升任红五师师长以后，接替他任十八团团长的是成钧。新中国成立后，成钧成为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被授予中将军衔。成钧多次回忆说：“长征时，我们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是主力团，我是团长，秋里是政治委员。要不是秋里那条胳膊，我早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啦!”并叮嘱家人要铭记“救命恩人”余秋里。
1936年春，国民党军对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进行围追堵截。二方面军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与敌军展开了一场历时月余的千里迂回战。当红军通过云南镇雄西北的大山时，敌万耀煌纵队的两个师向镇雄方向追击红军。万耀煌率第十三师正欲经过威宁县则章坝向镇雄推进。红军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前往则章坝截击敌军。
3月12日，作为先遣团的十八团兼程疾驰则章坝，赶到干沟梁子时，万耀煌率十三师师部正沿山坡由西向东开进，成钧、余秋里当机立断，乘其不备，率部猛烈开火。战士们呐喊着向谷底俯冲，消灭了行进中的一部分敌人。剩下的敌军有的聚在谷底顽抗，有的爬上了对面的山坡。为消灭谷底的敌人，成钧站起来查勘地形，选择进攻线路。余秋里突然发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朝成钧瞄准，他大喊一声：“危险！”一把将成钧拽倒。敌人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余秋里的左臂，鲜血顿时浸红了他的左袖，被打伤的臂骨白茬穿出肉皮，两根筋骨露在外面微微颤动。由于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余秋里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指挥战斗直至结束。此战歼敌300余人，缴获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300余挑。余秋里这时才感到伤口剧痛难忍，六师政委廖汉生下令用担架把他送到师卫生部治疗。
余秋里活动左手手指，只有1指能动，其余4指没有一点知觉，“不怕骨折肉绽，只怕神经打断”，他意识到伤势的严重。受伤神经的疼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有人喊他一声，或用手指动他一下，他都感到伤口疼痛难忍。嘴不敢张，一张就痛；牙不敢咬，一咬就疼。一天，贺炳炎来看他，说长痛不如短痛，劝他干脆把胳膊锯掉算了，像自己一样当个“一把手”。余秋里摇摇头说：“不能锯，我还要留它更好地干革命呢!”
长征途中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根本没有条件治疗。余秋里伤口开始溃烂发炎，高烧不退，是被战友们抬到船上渡过金沙江的。部队到达中甸地区休整时，贺龙、任弼时来看他，要求卫生部把他的伤好好治一治。可过金沙江时，医疗器械全掉进江里了。任弼时惋惜地说：“失掉了一次治疗的机会。”
此后，部队向甘孜前进，身负重伤的余秋里随队翻越大雪山。雪山上狂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令饥寒交迫的红军将士一个个呼吸困难，不少人一坐下去，就再没有起来。余秋里不管伤口怎么疼，体力怎么透支，总是咬牙硬挺着，同时他还不忘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党中央离我们不远了。我这个伤病员能挺过去，你们更能挺过去！”他和战友们相互搀扶，征服了3座大雪山。
抵达甘孜后，余秋里住在一个喇嘛庙里。卫生员弄来1公斤腊肉，想给他和其他伤员补补身子。他问肉是从哪里弄来的，卫生员沉默了。余秋里明白了，他就耐心开导卫生员：“这里是藏区，我们拿了群众的肉，不仅违反了群众纪律，而且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卫生员心悦诚服地把腊肉送了回去。
到达哈达铺后，医生给他检查，发现他的伤口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条一条地夹出来，用盐水清洗、包扎，并说保住胳膊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余秋里仍关心着部队，对走出草地后发生的少数人开小差问题很是担心。他向贺炳炎反映说：“在过雪山草地的艰苦环境下，我们重视思想工作；现在环境稍好一些，更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放松。”贺炳炎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回去和廖汉生政委研究，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长征到达甘南时，余秋里的左手发黑，左臂红肿、疼痛难忍，人越来越消瘦。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友诚向贺龙、任弼时报告：必须截肢。贺、任商议后拍板：尽快手术，保命要紧。9月20日，侯友诚给余秋里打上麻药，先刮掉他臂上的腐肉，再用自制小锯锯断其坏骨。余秋里从3月12日则章坝战斗负伤开始，一直拖着一只伤臂，在长征路上度过了192个日日夜夜，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走了两万里，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在这次完成手术苏醒后，余秋里的第一句话是：“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此后，余秋里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一军副政治委员，解放军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8年，余秋里担任石油部长，书写出独臂将军的另一种人生辉煌。他成功地组织了大庆石油会战，为实现国家石油自给和石油工业的崛起，做出了特殊贡献。毛泽东称赞“余秋里是个帅才”。
余秋里还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99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晏福生：被王震开了追悼会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走出了草地，到达甘南。10月4日，以六军团为右纵队，二军团、三十二军为左纵队，北渡渭河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十六师作为右纵队的前卫，在师长张辉、政委晏福生带领下，为军团开辟前进通道。5日进至天水娘娘坝镇，张辉不幸牺牲。晏福生率十六师继续北进，7日在罗家堡与胡宗南的主力遭遇，十六师顽强抵抗，但敌军越打越多，六军团陷入腹背受敌的险恶境地。晏福生率十六师经过浴血奋战，成功掩护主力转移到安全地带。
任务完成后，晏福生指挥部队边打边撤。此时，他的右臂被敌机扔的一枚炸弹炸伤，鲜血直涌。警卫员把他扶到一个隐蔽处包扎伤口，出来发现与部队失散了。这时追兵将至，晏福生命令警卫员带着文件包和武器快去追部队，警卫员不肯，晏福生严肃地说：“文件包里有密电码本和党的机密文件，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我命令你，立即离开我去追赶部队！”警卫员含泪向追敌投了两颗手榴弹，乘着硝烟冲了出去。
六军团政委王震得知晏福生负伤下落不明的消息，立即派出一个营打回罗家堡，营救晏福生。他们边打边找，寻遍整个阵地，也没找到他。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六军团渡过渭水到达目的地后，为晏福生开了追悼会，王震沉痛地说：“向晏福生同志默哀3分钟。”
其实，晏福生并没有牺牲。警卫员走后，他觉得藏身的地点很危险，就挣扎着爬到山下躲进一眼破窑洞里。天黑后，他才出来敲开了一间茅屋的门。房主是穷苦人，他见晏福生负了伤，便把他扶进屋，给他做饭，铺床。第二天，晏福生用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找房主换了一身旧便衣穿上，将右臂用布带吊在胸前，左手拄棍，艰难地向北追赶部队。
4天后，晏福生来到渭水河畔的五十里铺附近。这里被国民党军控制着。归心似箭的他迎着湍急的河水淌去，负伤的右臂经水浸泡，针刺般地疼痛，他咬紧牙关，顽强地向对岸游去。接近北岸时，被南岸巡逻的敌兵发现。他冒着弹雨，奋力爬上北岸，摆脱了敌人。
由于伤口进水感染，溃烂化脓，更加疼痛难忍。但晏福生仍然以惊人的毅力，经过半个月的千里跋涉，终于在通渭县境内追上了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的一支部队。该军军长萧克原是六军团军团长，是晏福生的老上级。战友重逢，格外激动，萧克见他的伤势很重，就派人送他到四方面军总部医院治疗。
不久，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沿河西走廊西征。晏福生随总部医院踏上了西进之旅。由于战事频繁，医院天天转移，他的臂伤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伤势恶化，必须截肢。到山丹县后，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为他做了截肢手术。
1937年初，西路军在马步芳、马步青10余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伤未痊愈的晏福生担任总部教导团政委，他与团长杜义德率领教导团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但由于众寡悬殊，未能摆脱困境。总部决定将剩余人员改编为3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打游击。晏福生和杜义德等30余人随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进入祁连山。
祁连山脉绵亘千里，荒无人烟。30多人在雪中跋涉，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住。他们吃野菜，嚼草根，睡土洞，喝雪水，以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周旋在雪山野林之中。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饿死、冻死随时都可能发生。于是，他们改变计划，折头东移，伺机出山。
为了躲过敌人的追击，他们只能昼伏夜行。一天天亮后，他们在一个较宽敞的山沟里休息。一股马家军的骑兵突然向他们飞驰而来。他们边打边撤，虽然甩掉了敌人，但晏福生和警卫员与王树声、杜义德等被打散了。
晏福生又一次感到自己成了失去娘的孤儿，但他心中的信念坚定不移：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到陕北找到党，找到红军。
凶残的马家军从酒泉到凉州，沿着整个河西走廊设置了许多关卡，搜捕流散红军。为躲过敌人魔爪，晏福生带着警卫员沿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行进。在永昌县西边的一个村庄，晏福生和警卫员又被一股骑兵冲散了。
晏福生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孤身一人在岩石裸露的山地和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踽踽独行。他沿途乞讨，艰难跋涉一个多月，终于来到宁夏中卫县的黄河边，望着冰凌开始消融的黄河，他有说不出的高兴。过了黄河，离陕北就不远了，一个多月来的艰辛和苦难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过黄河后，晏福生加速向东南方向前进，在宁夏与甘肃交界的李家集被民团拦住了去路。民团中队长见他只有一只胳膊，顿生疑心，严加盘查。晏福生是湖南人，一开口就会露馅。于是他假装哑巴，不管敌人怎样盘问，只装作什么也听不见，从嗓门发出沙哑的“啊啊”声。民团对他又打又骂，他一边哇哇大哭，一边指着自己的断臂不停地比划，意思是说他的右臂是在山上砍柴摔断的。敌人见盘问不出头绪来，就真的把他当作哑巴给放了。
1937年3月底，晏福生终于在甘肃镇原县找到了红军援西军总部，又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战友，他就像久别的孩子又见到母亲一样，百感交集，泪如泉涌。
抗战开始后，晏福生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团政治委员，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他带的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给晏福生题词：“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其后，晏福生历任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委员、四野四十七军副军长、湖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84年4月7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