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涌先生给我的二十二封信
刘润为
算来陈涌离开我们已有半年多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每逢此刻，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3月上旬，祝东力同志曾用短信通知我：今年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30周年，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这又让我想到先生，于是用短信回复：整理一下你们的第一任主编陈涌先生给我的信吧。东力回复：很好。
其实，我对收藏一道向来兴趣不大，但先生的信却是我异常宝爱的。翻开那一张张已经发黄或变脆的信纸，重读那一行行熟悉的笔迹，一幕幕往事像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一样掠过我的心头。
我知道先生的名字，应当追溯到1972年。那时，从一本书中读过姚文元的《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但是并未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象。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河北戏剧杂志做编辑。主编是延安时期著名戏剧家、京剧《三打祝家庄》的编剧之一李纶同志。他曾对我说：你既然是搞文艺理论的，就要多读陈涌的文章。在当代文艺理论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深。于是我开始注意陈涌，并从图书馆借阅他的著作。
1983年，为了回归自己的专业，我从河北省文化厅主办的《河北戏剧》“跳槽”到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文论报》，先后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此前，在白村、白海珍等老同志的努力下，《文论报》已成为业内颇有影响的报纸，并且与北京的文艺理论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经这些老同志牵线，我很快与李准、丁振海、程代煕、陆梅林等同志建立了联系，不时约他们为《文论报》撰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编白村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通过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秘书赵铁信约陈涌写稿，于是与先生也建立了书信联系。
事情到了1985年，文艺理论界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八五新潮”。特别是这一年《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的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把这一“新潮”推到了更高的“新潮”。当时，为这篇文章叫好的几乎占压倒优势，持不同意见的很少，还有些尽管持不同意见，也是在私下议论，不肯站出来公开表态。就在这时，陈涌先生不计毁誉，挺身而出，在红旗杂志1986年第8期上发表题为《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的长篇文章，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由此引发了长达3年的文艺方法论的论争。6月份我到北京出差，向陈涌文章的组约者、红旗杂志文教编辑部副主任丁振海同志提出：我还未与陈涌先生见过面，希望他带我前去拜访。这时，文教编辑部主任林文山同志走进来，说：“我也想去看看陈涌，从司机班叫个车，咱们一块去。”于是我们一起来到先生家中。交谈中，我再次提出请老人家为《文论报》写稿，先生当即应允，同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只发侯敏泽、陆梅林、程代煕我们这些人的文章，也要发刘再复和支持刘再复那些人的文章，这叫一碗水端平。先生的质朴和雅量之于我，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亲和力，此后我们的交往便愈发密切。
读者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1991年之前的居多，原因是1991年4月我被调到北京工作，与先生见面方便，且打电话不必再用昂贵的长途。有了事情，我们基本上是通过面谈或电话的形式联系，书信自然极少。但是每逢新年，我都要给先生寄上一张贺卡；春节前夕，也经常带上一盆鲜花，去给先生拜年。2002年我进入求是杂志社编委会以后，春节前给先生拜年则发展成整个文化编辑部的集体行动。先生收到贺卡，必快速回赠。如手头无贺卡，就一定要写一封信表示心意。当大家一起去给老人家拜年的时候，先生则总是要恳切地留大家吃饭。这时我们往往一轰而散，弄得老人家连声叹息。有一次，我们实在脱不掉，便跟随先生来到万寿路一家餐馆。买单时被文化编辑部副主任赵光同志抢先。为此，先生十分生气，第二天还给我打电话发泄怒气。事后，他又交给马列文论研究所所长李正忠同志1万块钱和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酒，委托他代请我们吃饭。
说实话，先生给我的这些信，在当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感觉。如今放到一起重读，才感觉到其中的分量。他的文风、品格、感情、思想、立场以及他的为人处世，在这些信中都有丰富、生动的表现。可以说，这些信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陈涌的形象，因而无论对于陈涌研究还是对那一段文艺史的研究来说，都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倘若因为我的原因，使这些书信湮没而不闻于世，将是我对历史的极大犯罪。但是事实上已经有所犯罪，因为这些信肯定不是全部，肯定有所遗失。这已成为无可挽回的损失，除了自责，夫复奈何！
誊录过程中，遵照丁振海同志的意见，一字一标点都不加改变。个别错字或缺字的地方，用括号加以说明或补充。至于一些确有必要为人避讳的地方，则用××或×××替代。
为了使读者对信的内容能够大致看得明白，加了一些注释，但是因为年深日久，又未能保存相关资料，注释尚未尽如人意。这是我所愧对于先生和广大读者的。
2016年4月20日
1986年4月20日
刘润为同志：
写了几篇短论，已经和赵铁信同志说过，在月底前寄给你的，但后来看看，实在不好，连我自己也没有勇气把它们寄出。请你再容许我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另给你们写一篇多少像样点的东西。
你为约我作文，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而我一再拖延，实在惭愧。你的好意我是理解，也感谢的。
你好！
陈 涌
四月二十日
1986年9月10日
润为同志：
信和载有范国华①同志写的消息的《文论报》都看到了。我感谢你的好意，特别是你告诉我高占祥氏关于这次论争的看法②，使我开了眼界。以前丁振海同志未曾向我提及，大约是忘记了。
现在情况是复杂的。精神文明的决议③是一个好的文件，是无疑的，但也并不因为有了这个文件便会使斗争减弱，而只会改变一下方式。现在已经有人在说：对自由化不批评了，文件上对自由化问题提得如此尖锐，而又不让批评，这逻辑真是奇极妙极。但因为这类说法于六中全会文件找不到根据，我以为是可以不去理睬的。何况，那些人对马列主义还是照样批评下去的，在“道义”上恐怕还是不应不还手。
我正在把《红旗》座谈会④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章，但因为还有别的事，还不能那么专心，所以可能要慢一些，月底前能结束就是好的了。到时当寄呈无疑。
史莽⑤的地址是：浙江杭州北山路69号楼上，史莽也算是他的真名。
陈 涌
九月十日
注：
①范国华：《文论报》理论版编辑。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研究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李正忠同志函邀我参加当年9月1日在京举行的马列文论研究所成立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创刊大会。我因事不能成行，便请范国华同志代表《文论报》参加。他回来后写了会议消息，发在《文论报》第1版。
②高占祥氏的看法：其实不是高占祥同志的看法，而是他转述的×××的看法。1986年8月底，阎纲同志受聘河北省文联党组成员期满。正当河北省委准备正式任命他为党组副书记的时候，又奉调回京，任《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龚富忠同志和我受省文联党组委托，送阎纲同志回京，当天住在锥把胡同的河北驻京办事处。高占祥同志来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阎纲同志。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记得有阎纲、龚富忠、何望贤和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志，想不起名字了。当谈到陈涌与刘再复关于文艺方法论的论争时，高占祥同志说：×××同志说，陈涌的文章是从概念到概念，刘再复的文章倒有些新意（大意如此）。很快，×××的这个看法便在北京思想文化界传开。回到石家庄不久，丁振海同志便打电话向我核实此事。我说了大致经过和主要内容后，丁振海同志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应当向陈涌同志通报一下。于是我便在约稿信中向先生报告了此事。
③精神文明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
④《红旗》座谈会：据丁振海同志回忆，这是1986年9月初，红旗杂志文教编辑部为深化文艺理论争鸣而召开的组稿座谈会。参会的学者中，既有支持陈涌观点的，也有支持刘再复观点的。会上，丁振海等《红旗》的同志要求先生把口头发言整理成文，对《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提出的观点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先生当时允诺，但终未完稿。
⑤史莽：浙江省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分会顾问。
1986年9月20日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你们的决心和勇气是我们这里许多人都理解，也很佩服的。现在，能发表我们这样文章的地方，除了我们的刊物，便是《红旗》和你们的《文论报》了。那天北京开的那个会①，消息本来已被缩得很小，但即使这样，《人民日报》还决定不予发表，结果是一位领导人发了火，提出尖锐的质问才勉强登出来的，至于又加以删削，标题含糊其词，则是意中事。
你说现在的斗争复杂不复杂？这种状况将来还会怎么样？
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当然，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战斗，不像他们有些人一样，实际上是搞小集团、小宗派。他们把大部分希望寄托在“上面”有人撑腰，也仅仅因为这点，才“有恃无恐”。他们，包括刘再复本人在内，倒是很怕真正在理论上辩论的。
最近收到史莽的杂文一篇，主要是从作风上揭示和讽刺在争鸣中的表现，有一些事实，文章也颇锋利。作者善于写这样形式的文章，主要是讽刺世态的。现在的这篇，寄来请你看看，不知你们能否发表？在这里，怕是难找到发表的机会的了。
我的文章，当尽力而为，也实在欠债太久，大约要像杨白劳那样躲也是难了。
你好！ 国华同志请代致意。 陈 涌 九·二十
有余、邓②两位中央领导人出席的会，党报也居然敢于不发表，这是什么“党报”？这又是怎样的胆大包天？
注：
①那个会：马列文论研究所成立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创刊大会。
②余、邓：余，余秋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邓，邓力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6年11月13日
润为同志：
文章终于没有写出来，又一次失信了。《红旗》座谈会①是开了，我也发言了，而且也算是经过准备的，但后来因为准备这月中桂林的文艺理论的会②，便压下来了，也和我过去许多虽然经过准备的会议发言一样，一压下来，以后便再也提不起写的兴趣了。
但我很愿意在别的方面为你们效劳，例如给你介绍文章。今天又收到史莽同志的一篇，是谈他对不久前北京的鲁迅会议③的。这个会议从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我也听说颇有人表示不满。史莽这篇谈得算是含蓄，而且留有余地的。如果发表，也约略使人知道这个会的一些状况。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会议，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会议，且有外国专家参加，开成这个样子，真不知怎么说才好。
不知《文论报》是否能用？请裁夺，为幸！
你好！
陈 涌
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的刊物本来也可以发表此文，但为了集中从理论上批刘的观点，避免牵涉过多问题，便寄给你们，也许报纸可以容纳更多的信息，发表起来更自由更多样一些。
注：
①《红旗》座谈会：即上述组稿座谈会。
②桂林的文艺理论的会：由马列文论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14单位在桂林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改革学术研讨会，时间是1986年11月18—24日。我至今记得：在会议结束时，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先生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是：“漓水逐群英，南国木棉红。”
③鲁迅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6年10月19—23日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
1987年1月20日
润为同志：
现在形势很好。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
但工作却是艰巨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总后台，多年来根扎得很深，恶劣影响也大，要在思想领域里扭转过来是很费力、很不容易的。但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对那些不良倾向，这是可以肯定的。
你的照片技术很好①，而且也和我们一起交谈那样自然，这在我也是觉得珍贵的。我十分感谢你的惠赠。
丁振海氏说，你什么时候会来，那么，能在一起畅叙并痛饮一次，亦一快事。十六日晚广播××ד左迁”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了近六元的炮。放鞭炮在我还是第一次。当时我并未听到广播，第二天从报上看到中央的精神。知道放鞭炮总不甚好，近于文艺上的“宣泄”。我不能隐瞒，当时我如同大热天喝了一升半冰镇啤酒，真是快如何之！
你好！
陈 涌
一月卄日
注：
①你的照片技术很好：桂林会议期间，我为许多朋友拍了照片，回到石家庄冲洗出来后，又分寄他们。大概是因为彩色照片在当时还比较稀罕，先生误认为是我的技术好了。
1987年10月10日
润为同志：
好久不见，只是从旁知道你的一些情况。昨日听说你从远地来电话，使我感到抱歉的是我因外出未能“晤谈”。
我是曾经和赵铁信同志说过，他写的对我的评介①是不必再在报刊上用的。我主要考虑的是，现在气候乍阴乍晴，而阴多晴少。我早已成为一些人忌恨的对象之一，讲多了反足以增加“逆反”心理。铁信同志所写的，无疑是充满好意，但过誉、溢美之处不少，我虽删去了一些，但仍然担忧会使人不快以至怨愤。也因此，我也希望你能考虑，你们《文论报》是否可以免载。我上次没有给他相片，其中也是含想赖过去之意。
但此事我也只能提出我的意见，我是不愿使你们认为（我）过于拘执，因此相片还是寄上一张。在现在，我总是认为我们主要还是要做更切实的工作，进行更深沉更韧性的战斗。个人如何如何，意义是很小的。现在确有一些自封是“新观念”的发明人一天天自吹，但这大都是算不到账上去的。
你也一定听说，我们单位已撤销②，我准备离休。这在我并不需要作什么精神准备，我将一无所失，而得到的是全部时间，也就是全部“评论自由”。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照样做我的事、写我的文章！
你的情况如何？河北省看来是好的，这是你值得庆幸的，但愿你们《文论报》能更健康长寿！
你好！
陈 涌
十月十日
照片用后能还退我最好，这都是别人给我照的，没有底片。
注：
①他写的对我的评介：指赵铁信同志写的对于先生的专访。当时，《文论报》有一个栏目，叫“评论家访问记”，发表过许多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的专访。专访须配一张被访者的照片。先生为人谦虚谨慎，数次表示最好不要发表对他的专访。在我的坚持下，先生才勉强同意，并把照片寄我。
②我们单位已撤销：先生的单位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于1987年7月撤销。
1988年4月23日
润为同志：
我前几天出院了。情况良好。气管炎是一时好不了的，经过内窥镜观察，大夫说，先前出血的部分还在充血，但不要紧。这样，人也就暂时死不了。
漓江出版社出书事①，我一出来便打听了一下，说是今年的已经排满了。但我以为，你还是可以把书选编起来，大家慢慢想办法去做。
如果有时间，你也可以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写点东西。这刊物看来还沉闷，甚至沉重，生动活泼的文章少，文艺批评（作家作品评论）也少，而且反应迟钝。我们前些日子开了一个关于学风、文风的的座谈会，二三十人参加。但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便会有大变化的。现在的情况是，讲马列主义的文章的可读性往往比那些讲歪道理的文章差。
不知新作品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刘白羽的新长篇《第二个太阳》我们认为是应该介绍和评论的，不知你看过没有？有什么看法么？
《文艺研究》的林元②原来和我住在一个医院，他主要是糖尿病，而我最初自以为（医生也以为）是癌，我和林元说过，看来我是比他先到西方的极乐世界（那是发达的共产主义）的，想不到倒是他先去了，在前一周。
你好！
陈 涌
四月卄三日
注：
①漓江出版社出书事：当时漓江出版社拟出一套文艺理论评论丛书，先生和丁振海、卫建林同志推荐出我一本。后，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漓江出版社原副社长邓小飞同志受三位同志委托，于199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心与文变》一书。
②林元：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曾任《文艺研究》主编。
1988年5月6日
润为同志：
信收到好些天了。前些日子，我听说你现在处境仍然不算好，这点从你们报纸的版面也常常令人觉得。给你们写文章，在我实在是很难推辞再推辞了，但现在的情况下，写什么呢？
我再想想吧，看有什么可写而不致在言路很窄的时候有碍于你们的内容吧。
《红旗》改组的事①公报了，那谈话，真令人有欲盖弥彰之慨。当然，这不是谈话（者）个人的问题，大约不论什么人都只能这样的。
看来你们和洋人一起开的对话会②很有点意思，那位托洛……说：王蒙的幽默是目的，铁凝的幽默是手段，真是一针见血！看来这位洋人是懂得幽默，而且认为幽默是手段的。
北京近日如常，天气是乍寒乍暖——我说的是自然天气，而不是别的。
你什么时候再有机会来北京呢？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喝两杯呢？我记得，我们是曾经许约过的。
你好！
陈 涌
五月六日
注：
①《红旗》改组的事：1987年12月16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等人决定：撤销红旗杂志，改办求是杂志，同时由中共中央主办改为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1988年6月16日出版最后一期红旗杂志，7月1日出版第1期求是杂志。
②你们和洋人一起开的对话会：1988年3月28日，《文论报》召开当代文艺对话会。参加对话的有河北省文联主席徐光耀，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申明，河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浪波，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铁凝，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冯健男等。会议特邀苏联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参加。《文论报》主编杨振喜主持会议。
1988年8月21日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知道了你的处境，颇令人不安。但大环境使然，也实在无法。你大约也早知道了，陆、程①已被正式通知退下来，下一步大约就是向他们的研究所开刀了吧。
看来能说话的地方是越来越小了，那就真是天下归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了。
我有一次和魏（卫）建林同志说，希望他能以他和漓江的关系，出一本你的文选，他当时是表示很乐于这样做的。也不知后事如何，是否和你有过联系。我以为，只要你自己以为可行，也不必过于谦虚。
我白看了你们几年的报刊，却一直欠着你们的债。现在寄上一篇杂文试试，不知是否合用。我近来颇用这个笔名②写些兔子尾巴式的短文，意在改变一下自己的文风，但也想到，将来无处登载我们的大块文章时，化整为零地向别处投稿，或者也是一个出路。
但此文如不合用，也就算了，请不必客气，尤其不要增加你现在处境的困难，为幸！
听说你是如期来过一次北京的，但我见不到你。我开始还以为你因事未能成行。
你好！
陈 涌
八月二十一日
有关沈从文的文章③，打算对这位作家两面都说一说，但这在现在也等于浇冷水，会溵怒文坛的英雄们的，还是弄得更周到点再说，因此现在还在抽屉躺着。
注：
① 陆、程：陆梅林、程代煕。
② 这个笔名：左迁。那一段时间，先生用这个笔名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③ 有关沈从文的文章：先生曾表示为《文论报》写一篇评论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文章。
1988年11月24日
润为同志：
信和《文化报》都收到了。电话一定有误，否则不至于通话多至十余次都毫无结果，如不是电话本身有问题，便是号码错了。我这里的号码是：815490。我即使不在家，家里也是有人在的。
北京的情况你也一定很了解。文代会①不准串连，部队作家参加会前已由有关领导“打招呼”，不要提什么意见。参加会的人有告诉我的，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还不如四人帮时代的九大、十大，但这其实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什么全委会、代表会都未去，倒是落得清静。
你的关于王昭君的大文②，我拜读过了。我自愧不知，难于说什么，但你对虞集诗的解释和对昭君的看法，我看却比较合于事实。你这篇文章不长，却使我看到你治学确系严谨、扎实，如你所希望于别人的。
《文论报》现在看来已颇近于黄土高原上的《当代文艺思潮》了，对姚雪垠唠叨不休，都是些帮闲文人所为。××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无聊一至于此，令人兴叹！要之，中国现在是一大染缸，不染得一身灰黑，亦良难。
你们最近有一篇评《红高粱》的文章，竟认为这部电影用轻蔑的态度表现“毛泽东们的游击队”也是一种突破框框之类。我不知道当今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这类看法，会觉得怎样。
但听说，你的处境会改善，真是但愿如此！
你好！
陈 涌
十一月卄四日
注：
①文代会：指于1988年召开的第五次文代会。
②关于王昭君的大文：指我批评电视连续剧《王昭君》误用虞集《题昭君出塞图》一诗为该剧主题歌的文章，发表于1988年11月6日的《中国文化报》。
1988年12月17日
润为副主编：
我对你荣任要职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这对发扬你们的正气应该是有利的，实际上也会带来刊物面貌的变化。但鉴于现在整个形势，似乎还需要保持冷静和清醒。我是极愿意为你们刊物作文的，但还是以等一下为好。否则，会因为盲目乐观造成对事情的不利。
从总的方面看，我们中国大约是只能就这样一路滑下去了，很可能陷入深渊，然后又重新奋起。看来此外也别无选择。
现在即使还能发表一些文章，也只是我们这些秀才知其不可而为之，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书生的文章。
到得你真正站稳脚跟，刊物不再像现在这样的时候，有了变化的时候，大家都会乐于为你效劳的。
你好！
陈 涌
十二月十七日
1989年10月8日
润为同志：
信回得迟了。
先前说好的那篇文章，虽然已作好准备，也写了一些片断，但终于流产，这在我也是多少意外的。
原因之一是我被决定负责编一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刊》。先前好些日子，到处奔走于名家之门，目的是为了组织编委会和组稿，这不但耗去了许多时间，而且脑子里想的，也早已不是先前的那一类问题，变成这个作家如何，那个作家又如何那一类了。
丁振海同志为此约我写一篇有关“重评文学史”的文章，他真是善于出题目的编者，使我不能不“乐于”接受。我看这是不会流产的了，因为短时期不会离开这个问题。我看，还是采取既定方针，文章写成后截取主要部分寄奉。这篇文章也涉及你们发表的头版头条李泽厚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
你现在还是忙么？但如果心情愉快，忙也是值得的。
现在形势是好的，但实际工作展开似亦不易，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
你好！
陈 涌
十月八日
1989年11月1日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先前我不知道你又来过一次北京，我因有事没有参加那个会①，便没有机会见到你。
冯健男同志②只因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因此请你转告他我的问候和意见，或者把这封信给他看看也可以。
一、我们是欢迎他的稿子的。那稿子看来写好也有几年了，是否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考虑修改一遍，请他自己斟酌一下。近年《上海文论》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创作说了不少意见。我个人认为，有些是未必妥当的，但也有些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我们许多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在根本方向上应该肯定，但也确有一些可说是共同的弱点，值得研究。是否也可以在周立波的创作上“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从一个新的高度评价过去？
二、我不知道这部评传字数多少。我们的评传丛书大致定为15—20万字一部，可以有些伸缩，但长的也不宜超过25万字。如太长，就请作者本人考虑压缩一下，例如着重主要方面，挤掉一些可以挤掉的水分之类。
三、在共同方向下尊重作者独立的意见，文风不拘一格，希望能注意到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结合，标题也不要都是《×××评传》。当然，这主要不是考虑到作品的销路。理论、评论文字能改进得更接近更多的读者，确实是一个问题。
四、稿子可以直接寄给我：北京万寿路甲15号（邮编：100036）。
你好！
陈 涌
十一月一日
注：
①那个会：据李正忠同志查阅有关资料，是指1989年7月11日—12日，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马列文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和《作品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会议的内容是学习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就如何在文艺领域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交换意见。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到会看望大家并讲话。首都文艺界知名专家学者70多人出席会议。陈涌先生因事未能出席。
②冯健男同志：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曾为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刊》投寄名为《周立波评传》的书稿。
1990年1月15日
润为同志：
文章①一共写了四个问题。昨夜一看，除现在送上的以外，另两题连我自己也觉得还需要再斟酌才能拿得出来，因此也就抽掉了。
现在大约只有八千字，不够你预约的数目，看来你们还得另外找文章补上。这一定是很麻烦、很费力的，真是十分抱歉！
这八千字是否有用，还得请你考虑。
我是带着急切还债的愿望写这文章的，结果反而给你添了麻烦，这怎么说好呢？
标题如果和你送出的广告不一致②，当然可以以广告为准，但我想，如只差一两个无关内容、不影响大体的字，就这样算了也是可以吧。
陈 涌
一月十五日早
文章写成的总共14000字左右，也超过预约的字数。又及。
注：
①文章：《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发表于《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后收入先生的《在新时期面前》一书。
②标题如果和你送出的广告不一致：《文论报》于1990年改为《文论月刊》。因为第1期是创刊号，需要有重量级文章扩大影响，但是先生的文章直到1月15日才寄出，我们只好先排出目录去有关报刊登广告。
1990年1月20日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我的文章，看来有疏忽之处，你的改动我以为是可以的。我感谢你的好意。
文内第一节提到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那地方，说了一句：“他们多数早已腐烂不堪”（大意），最好改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先进的思想家”，较为妥当，因为他们多数都不是后来才变了的。甚望能费神改动一下。因为草稿已被弃去，便只能记得大意。
有关列宁那篇文章的部分，现在还在躺着，万一定稿，我不会寄给别的刊物。
梅林同志的稿子，原是给《文艺理论与批评》写的。在我看来，为久远计，你们办刊物，还是以组织本地作者撰稿为主，如果依靠北京或外地，便反而失去自己的特点。
你好！
陈 涌
一月二十日
1990年5月4日
润为同志：
信和何、耿对话①都看到了。这篇对话，看来确有些含糊之处，但意思还是可以看出的。他们不满多年来不提至少是不能正确、公正地评价鲁迅的《答徐懋庸……》，我想这主要是对周扬他们说的，但大约也同时对我。他们可能还记住我是“周扬派”，也批评过胡风他们，以为我也是有意不提《答徐懋庸……》的吧。
但我那篇《手记》原来不是全面分析鲁迅在文艺与政治上的思想的，所举的鲁迅和朱的论争②，只是作为一个例证。其所以举这个例证，是因为过去很少提到它，这在我的《手记》中也说到这点。我对《答徐懋庸……》的看法，一直是站在鲁迅的方面的。
大约他们二位（何、耿）都还有点客气，所以说得委婉而又多少有点含糊，而且这种比较随便、自由的对话，也容易这样。
但这只是我的印象，不知道是否合乎他们的原意。我看，总的方面，他们也并不反对我的看法。似乎他们只是不满我不去反“左”，而且也不去反对周扬的右。
何的对话引用我说鲁迅是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我本来的意思是在文化领域里是这样，并不包含政治方面。文章发表后，我也想到过应加上“在文化领域里”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类的字样，就不至引起误会。其实在我看来，毛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说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也可以，但说鲁迅是伟大的政治家则不恰当。他也和高尔基一样，都不是政治家。政治家是指职业政治家。
文章寄还给你。
我感谢你的关心，近来心脏不大好，但也似乎不要紧。我能做的事很少，也不致因劳累而加重这老病，请释念，为幸！
你好！
陈 涌
五月四日
我的电话是815490，大约后来你也弄清了。
润为兄：后来我又想到，或者请两位作者使自己的一些不够十分明确的地方弄得更明确些，再考虑发表，也有好处，例如，也可以把我的“印象”请他们考虑是否属实（但不宜提是我提出的）等等。
五月六日又及。
注：
①何、耿对话：何，何满子，原名孙承勋，著名文艺理论家、杂文家，曾于1955年被错误牵入胡风案中；耿，耿庸，著名学者、杂文家，曾于1955年被错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进入新时期以后，两位先生不断以书信的形式就一些现实文艺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了十几篇《文学对话》。经范国华同志之手，《文论报》曾发表过“对话”中的《关于当前文学的一二问题》。陈涌先生的《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在《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发表以后，何、耿两位先生就《手记》又搞了一篇“对话”，寄给范国华同志。这篇“对话”在肯定《手记》基本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收到稿件后，主编杨振喜同志说：这篇文章可以发表，但为稳妥起见，最好请陈涌先生看一看，并责成我与陈涌先生联系。收到这封信后，范国华同志将陈涌先生的建议变成自己的话，转告给了何、耿两位先生。两位先生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并表示此文没有再发表的必要。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两位先生的《文学对话》，也没有收入此文，足见何、耿两位先生为人之坦荡、厚道。
②鲁迅和朱光潜的论争：1936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12月号上发表《说“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否定文艺的倾向性，认为这一联诗和古希腊雕塑《阿波罗》及陶渊明的诗都是以“静穆”而达到艺术的“极境”。鲁迅则以大量事实有力驳斥了朱光潜的这一唯心主义艺术观。参见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第425—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亦可参见陈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在新时期面前》232—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90年10月20日
润为同志：
《文论月刊》免费为《真理……》登了整整一个封底的广告。这种宽容、大度，这里的几位主编都表示十分感谢！我们这个刊物以后都及时寄给你，也希望每期给这里的编辑部寄赠一份，这是有利于互通声息的。
你的大作①，我收到后便及时看了，选题是重要的，意思也好，只是觉得内容能更实在、更具体一些会更有力。这是一个大题目，也需要做一些更切实的研究才能更切中要害。现在你的文章似乎使人觉得议论较多，而你所批评的现象说得不够精确、具体。所谓具体，也并不一定罗列很多，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概括的。
总之，你如果能再下一些功夫，是可以使这个题目写得更好、更充实的。看来这篇文章还是写得太仓促，一篇涉及面这样广的文章，太仓促是不容易写好的。
我前些天去了绍兴一趟，回来后凭记忆写了上面这些话，你也许会觉得空疏、抽象。
你提到我给《文论》写文章的问题。记得半年前在任丘研讨班②我讲了个把小时，下来后你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录音他们想法整理出来，由《文论》发表。我当时表示也可以，但以后便没有了下文。我所讲的，有很一般的，但也有些是用过心的，也许再加修改、补充，还有点用。但现在大约是连录音带也不存在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把文章改写得更好，寄给我们。
你好！
陈 涌
十月二十日
注：
①你的大作：由于时间久远，已经想不起是哪篇文章，又向《文论报》旧雨咨询，也不得而知。大概是在收到先生的批评意见以后，感到无力完成，便废弃了。
②任丘研讨班：指河北省委宣传部在任丘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班。《文论月刊》派范国华同志参加。他当时在会上向先生约稿，后来又是他根据录音替先生整理的。
1990年12月10日
润为同志：
稿子①寄上。删了后面一大截，但改动较多，大约也不少于12000字，也来不及再抄一遍，但愿还能看清楚。
我担心不挂号会丢掉，因为改动得多，丢了便再也记不来，等于白费力气了。
这次录音整理得很好，真是费了我还不知道的这位同志的心血了。我一面改，一面深深地感谢他。此文如发表，甚望能将稿费一半或三分之一给这位同志。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合理的。
你好！
陈 涌
十二月十日
注：
①稿子：即在任丘研讨班上演讲录音基础上整理成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学习理论的一些问题》，发表于《文论月刊》1991年第1期，后被先生收入《在新时期面前》一书。
2006年2月9日
润为同志：
正好春节当天，我收到你的豪华的贺年卡，真是感谢！但其时，我的能够和你的水平比拼的贺年卡已用完了，万寿路邮局也买不到，因此无以为报，真是十分抱歉！
年前你们那里的诸位大员又访，曾议论春节后一起共饮，不知你们是否考虑过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聚合比较适合？你们也同意出题让我作文，不知是否也想到过你们认为需要和合适的题目？这些，如有必要和可能，都希望能于便中告知。
春节已过，想来你一家都是生活在独立、自由、幸福、和谐、富足之中的！
你好！
陈 涌
二月九日
2008年2月5日
润为同志：
刚见过面，没有想到你又寄来贺年卡。
我不是“林副主席”，是不可能“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但是你既然这样说，那我就暂时不理解也照样相信吧。
祝愿：
福星高照，紫气东来，
抬头见喜，万事如意！
我也知道，这是难于办到，也不易理解的，但暂时不理解，也请你照样相信吧。
杨思仲
二月五日
2008年3月25日
润为同志：
我是渴望我们相约的共饮早日实现的，但我的左腿复原太慢，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卓别林走路的水平，而且现在还在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写一篇费力的文章。我看，晚些时候情况缓解一些再相聚吧。
除了工作，现在又写了些什么文章？你先前那篇关于和谐文艺的篇幅不长的大文，真是奇极妙极，这可说是打着白旗反白旗的好榜样，不是不谙兵法的人能够写得出来的。作为一个读者，我十分敬佩！
你好！
诸位友好请代致意！
陈 涌
三月二十五日
2008年7月22日
润为同志：
这些日子，为了奥运会安全问题，空气紧张，连我这样不出门的人也有一种过去很少有过的异样的感觉。看来，在外面喝酒也难得有较为轻松、闲散的心情。因此想到，干脆在奥运以后再践约吧。
现在，我这里的好酒还在那里如有所待，正是等着你们这些贵客的到来。至于在外面餐馆由我埋单的原则不能改变，也正如马列主义的原则不能改变一样。
你好！
诸位同志、朋友请代致意！
陈 涌
卄二日
那时，我走路也会超过卓别林的水平，可以更加自由了。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6期）